約訪李惠堂幼子李炳德請教二事

約訪李惠堂幼子李炳德，請教他兩件事。一是李惠堂被傳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說。二是李惠堂的童年史。見面前幾天，我已將〈李惠堂到底有沒有被選為世界五大球王？〉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6381

及〈提防李惠堂的童年史被竄改〉http://lindapun.blogspot.com/2019/05/blog-post.html

這兩篇文章，用whatsapp傳給他看。

李炳德表示，收到這兩篇文章後，從手機轉發到家族成員的群組，現時在香港和海外的子侄有20多人，至今未收到較知情的回應。大家對這兩件事都不太清楚。

先談世界五大球王之說。他稱沒有見過相關的雜誌，父親生前也沒有向他提過此事。他個人估計，李惠堂在1976年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是不大可能。因為既然是選舉，必然並非一個人決定，而是有較多人參與。但那時資訊、影像等傳送不及現時發達，而且李惠堂早在1947年已經掛靴，不可能在七十年代，會有很多人看過或清楚李惠堂在球場上的表現而投他的票。

另外，他認為父親是不太重視財富，卻十分重視聲譽的人。如有表揚或讚賞他的消息，他會欣然受落，不會刻意去查證或理會消息來源。所以別人有否誤傳，可能連李惠堂本人也不清楚。

他依稀記得以前有侄子提過，想尋找那本德國雜誌，但其後應該沒找到，便不見再提起。

現時發現最早刊登李惠堂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的報導，見於1976 年 6 月 4 日的《香港時報》體育版，撰文者署名原子塵。消息來源是李惠堂把那個"據悉"的報導, 私下告知原子塵。翌日，即1976 年 6 月5 日的台灣《聯合報》，改寫轉載原子塵這篇文章，刪除了原文的消息來源, 並隠掉李惠堂提及的那本西德雜誌名稱，僅稱「今年四月五日出版的西德足球雜誌第十五期, 選出了五位全世界最有名氣的球王......」。

但現時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和台灣智慧新聞網的舊報搜索系統查找，這期間的幾份香港主要報章，包括《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大公報》，以及台灣其他主要報章，包括《中央日報》《中國時報》，都沒有關於五大球王的報導。到1979年7月4日李惠堂去世，香港的《華僑日報》《工商日報》《香港時報》《大公報》和英文《南華早報》,以及台灣《中央日報》有關他生平的報導，也沒有提及他曾當選世界五大球王。

至於李惠堂的童年史，李炳德只知父親小時候到過家鄉廣東五華，但住了多長時間？就不知道。聽過他提及小時在香港大坑，和家鄉五華，都曾以足球射牆來練習，但沒有提過射狗洞和把柚子當足球練習這些事。他認為若說到李惠堂對足球運動產生興趣，及培訓球技，那必然是在香港，不會是由五華孕育出來。民國初期香港的足球運動已蓬勃發展，與鄰近地區比較處於高水平, 那是眾所周知的事。對於大陸方面有關李惠堂童年的種種說法，他不予置評。

香港在1941年12月被日軍侵佔後，李惠堂和家人先後逃離香港，到了家鄉五華避難。李炳德是於1943年在五華出生。在家中排行最小，有三位兄長及兩位姐姐。前幾年, 三位兄長和一位姐姐已先後去世。李惠堂在1943年獨自離鄉，到了當時的陪都重慶，為國民政府服務，直至抗戰勝利才返回香港。和平後, 李炳德和留在家鄉避難的親人都回到香港生活，與李惠堂團聚。

自此，李炳德就沒有再踏足五華。父親也甚少跟他談及家鄉的事。據他所知，仍在世及常往來的家族成員也沒有和五華方面有聯繫。至今只有幾個侄約兩年前曾一起到訪過五華。李惠堂的兄弟姐妹多達六十多人，族衍龐大，網絡上有些表示與李惠堂有親戚關係的人，李炳德並不認識。

李炳德稱，過往父親的遺物全由兄長及母親保管。自八十年代後期，大陸多次有人來採訪李惠堂的生平事蹟，有說拍電影或電視劇，有說要出書，「借用」了不少李惠堂的遺物和資料，那時都由母親和兄長們出面接待這些訪客。後來李炳德才得悉，這些訪客一個都沒有回頭，取走的東西自是不知所終。所以最近香港歷史博物館計劃在2022年展出李惠堂的獎項或遺物，藉以介紹港人在二戰前的體育成就，李炳德卻無能為力，找不到任何父親遺物借展。

李炳德很高興近年有不少有心人整理香港的足球歷史，可惜父親生前沒有留下回憶錄或口述史，年代久遠了，整理起來便較困難。他發現有些研究者是很認真考究史實，但有些就較關注吸引讀者目光，甚至把人和事「神化」一點也覺得無所謂。很多坊間和網絡上有關李惠堂的傳聞，他都不清楚，只能留待有心人考證了。

從抹紅錢穆說起,小心民國人物再被扭曲

近十多年來，大陸掀起一股民國熱，學術界、文化界，以至普羅大眾，都對長期被中共扭曲、掩埋的民國歷史深感興趣，因而湧現了大批有關民國歷史和人物的資訊，但由於編寫人員的工作粗疏，或想吹捧維護某些人物等等原因，使很多民國時期的人和事不但沒有呈現真相，還會被再度扭曲，故讀者必須提高警覺。

筆者近閱由大陸右派老人胡顯中主編的《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一九四九年以來各界精英死難實錄》(香港五七學社出版，二○一二），當中一章題為「陶鑄：黨內第四號人物也未免滅頂之災」，提到「一九五六年陶鑄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東省長期間，寬容和關懷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例如那位秉性剛直、口無遮攔的中山大學教授容庚（1894-1983），在陶鑄個人魅力的感染下，將所藏珍稀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五十年代中期，因美國籌備在印度召開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主題是批判中共政權，擬請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錢穆（1895－1990）重點發言。周恩來知道後，囑咐陶鑄找人給錢穆做工作。熟知容庚的陶鑄立刻想到錢穆和容庚曾是燕京大學的同事，便請容庚出面。一九五六年秋，容庚去香港和錢穆叙舊。後來，錢穆雖然參加了那次國際學術會議，卻沒有發言。」

錢穆會如此這般嗎? 在戰後香港成長的讀書人，對錢穆這位著名歷史學者不會感到陌生。他的反共立場堅定，四九年南下香港後，致力教育事業，創辦新亞書院，延續中華文化，晚年終老台灣，至九零年去逝，一直沒再踏足大陸。該書有關錢穆的描述，令筆者咄咄稱奇。於是上網搜索相關資料，發現廣州市政協委員會所辦的廣州文史網站，一篇由張維持(1911-1991)撰寫的文章〈著名考古學家容庚〉，有類似的內容。張維持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師、容庚的學生。這篇吹捧容庚的文章，有關錢穆的內容較胡顯中那篇多了些細節。

內容如下：「容老與錢穆是在燕大的老同事，老朋友。兩人闊別多年，暢談往事和近況。容老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了共產黨對知識份子政策，對學術研究的重視。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都老了，應對國家民族做些有益工作，我們要努力培養青年一代，為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科學，為國家的富強團結統一做出貢獻。』錢穆聽了他的忠告，後來他雖然參加了那國際學術會議，但沒有攻擊新中國的言論，此後，他也不寫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文章。錢穆通過容老的勸說，從善如流，是很難得的。」

張維持這番「讚揚」錢穆的話，對重視風骨情操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污衊。錢穆的學生、一九五三年畢業於新亞書院的列航飛，以及撰寫《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的香港學者李木妙接受筆者查詢時，都表示從未聽聞錢穆在一九五六年去過印度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而出席國際會議不發言，絕非錢穆的作風。李木妙指出：那時往外國出席國際會議是重大事情，校方和學生必定會知道及有記錄。更重要的是，錢穆為人處事，不會因為老朋友來遊說，便放棄原則立場。如果他是這樣的人，就不可能長期以來得到那麼多人敬重。一九五六年之前或之後，錢穆一直批判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這都可從他的著作中找到證據，所以張維持那篇文章有關錢穆的描述，難以令人信服。

筆者其後從廣州花城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容庚傳》，找到進一步資料。當中題為：「奉派赴港統戰錢穆」的章節中指出：根據中山大學的容庚檔案，他當年是於十二月廿二至三十一日在香港活動。容庚在文革時寫了一份交代材料，提及香港之行，說是黃煥秋（曾任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派他去的。他到了錢的住所後有以下一段記述：「聞說你（指錢穆）將到某國開會，希望你開會時不要對祖國加以詆譭。他說，國內報紙曾批評我。我說，你先批評國內的事，不是事實，然後國內才批評你。你在學校教書，原不以寫批評政治的文章而有所增重，何必多寫增加惡感以自絕於國人。他說，以後不再寫就是。出國開會並不是事實。我見目的已達，談話轉到別方面去。．．．」

這份文件，可說是至今有關容庚統戰錢穆的最原始文字記錄，由此得知，錢穆「出國開會並不是事實」，可是在胡顯中和張維持的版本卻變成「去了開會卻不發言」。此外，這文件是容庚在文革時被迫交代而寫，內容必然是對自己有利，所以他說錢穆回應「以後不再寫就是」，是否屬實？便存有很大的疑問。而事實上，錢穆並沒有停止發表批判中共的文章。例如一九五七年初，錢穆應台灣國防研究院的民族與文化課程撰寫一系列講詞，談到救國保種與文化復興，便清楚指出，中共存心破壞中國社會，正在運用一切私智暴力來向中國社會作徹底的破壞。

李木妙還指出，一九五六年，仍是美、蘇兩大陣營緊張對壘的時期，那年十月廿三日發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匈牙利民眾因不滿蘇共的極權控制而奮起抗爭，連番遊行示威後，至十一月初遭蘇聯出兵鎮壓，導致匈國近二十萬難民逃亡西方，舉世譁然。那時自由世界的學者和輿論都對共產極權統治下的民眾深表同情，並強烈批評共產陣營的迫害，因此以當時的局勢和錢穆的行事作風來判斷，錢穆絕不可能會說「以後不再寫就是」。更大可能是容庚砌詞邀功，以示統戰有成，避免自己在文革中受到進一步衝擊。

錢穆晚年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回憶了跟好些朋友的交往經過，當中並無提及容庚，二人有多好多熟，無法得知。那次他來統戰錢穆就只有容庚單方面的記述，而流傳起來竟多了其他加鹽加醋的「種變」版本！

熊十力

不單錢穆，在文革期間以死相抗的著名哲學家熊十力（1885－1968）也有類似遭遇。二○○九年五月，熊十力的女兒熊幼光發表聲明，指責南京 《揚子晚報》在當年十月五日發表由楊海亮撰寫的〈一代狂哲熊十力〉，毫無根據地編造了熊十力的「狂」，說他曾在蔣介石的生日宴鬧場，狂飲飽食之後，寫詩醜化蔣介石，還說這就是狂出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

熊幼光指出，據她所知，熊十力一生未曾見過蔣介石，而有關熊十力的研究，也從未發現他與蔣介石的會面記述，那何來熊十力參加蔣介石生日宴會？還繪聲繪色地形容現場情況？

熊幼光呼籲，跟偽劣假冒的產品相似，媒體和一些文人的不負責任和有意為之，使假冒新聞和「編造史實」競相產生。在文化浮燥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媒體應當奮力制止編造事實，改造嘩眾取寵的文風。而筆者認為，身為讀者，亦應提高警覺，抱著小心求證的精神，切勿輕信一方之言。

筆者上文於2014年7月發表後幾個月,許禮平在蘋果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篇題為〈容庚二三事〉的文章,竟然亦引述容庚生前對他說的同類話, 稱「1956年，美國籌備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行國際學術會議，錢穆被邀，那將會出席作報告，也理所當然要攻擊中共。周恩來獲悉其事，囑中南局書記陶鑄派人向錢穆疏通。陶鑄將此重任交托容老。容老與錢穆是燕京大學老同事，又是老友，於是容老受命來港，勸說錢穆不要罵中共，錢穆也給了容老面子，接受勸告，但要求「中共不罵我，我就不罵中共」。而錢穆是能踐諾的人，在這個學術會議上沒罵中共。似乎以後雙方也就互不惡聲相向。」看來容庚把那次會晤錢穆的故事, 經常向不同的人訴說自己的版本,而聽者竟會不加查證和思索,便照單全收!!!

筆者在2019年才知道許禮平寫了這樣的文章,匪夷所思。在2019年7月一個新書發佈會巧遇他時,立即告訴他不應只聽容庚一面之辭,不查證就這樣抹紅錢穆。錢穆怎會要求「中共不罵我，我就不罵中共」? 許禮平笑說自己只寫了一點點!!!2024年補記--但許禮平有錯不改，2020年還拿這篇抺紅錢穆的文章出書！！！見其《舊日風雲》第三集。

提防李惠堂的童年史被竄改

今年是一代「球王」李惠堂（1905至1979)逝世四十周年，他不單是上世紀中國著名的足球運動員，生前還是國民政府的忠實支持者，為中華民國和香港的體壇發展，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前不久，筆者意外發現，現時在網絡流傳的一段有關他童年的描述，缺乏充份證據，似是中共當局為了統戰而編造出來，或藉此抬高其家鄉廣東五華縣的地位，方便招商引資，及營造「足球之鄉」的美譽。研究香港足球歷史者務必提高警覺！

        在香港島大坑村出生的李惠堂，原名光梁、號魯衛。成長於一個富裕的大家庭。父親李浩如，少時已從家鄉五華到香港謀生，以建築生意致富。他先後有二十四位太太，六十多名子女。李惠堂排行第三，是長子，幼時因身體孱弱，愛上足球運動來鍛鍊身體，經常在大坑村外的草地練習足球。十二歲到皇仁書院唸書，兩年後輟學，協助父親打理生意。

        李惠堂聰敏活潑，自學成材，中英文都了得，成名後在報章撰寫過不少專欄，也出版過《魯衛吟草》古詩集，及多本有關足球運動的書籍。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出生地及入學經過，但十二歲以前的童年歲月，由於較少提及具體細節，便有人乘機大做文章。

        網絡上傳流的說法是：李惠堂六歲時被父母送往家鄉五華縣錫坑鄉接受私塾教育，並在家鄉培養出對足球運動的熱愛，閒來在其祖屋「聯慶樓」附近的禾坪赤足練球，曾把柚子當作足球踢，門旁側的狗洞就用來練習射門。至十歲才返回香港生活。

        但上述說法，從何而來？經筆者查找，是源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於一九九○年十二月編印的《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此專輯收錄了十多篇有關李惠堂的文章，當中有兩篇是李惠堂懷念母親的文章，另有李惠堂妻子廖月英的訪談，及兒子李炯德的撰文，全部都沒有提到李惠堂童年時曾在家鄉居住了好幾年。

       而提及李惠堂小時到家鄉生活多年的文章，全是五華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人員撰寫。其中一篇訪問了三名五華縣人，他們聲稱是李浩如的兒媳孫輩，稱李惠堂為三哥，卻沒有說出具體的親戚關係。他們指李惠堂五歲時回鄉，生活了三年。這說法與網絡流傳的有所不同，在家鄉踢足球的描述則大致相同。

        香港方面，現存文獻資料中，有三處能找到有關李惠堂的童年記述。一是李惠堂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在《大公報》刊載的專欄「球經釋疑」；二是已故名體育記者黃嗇名於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書《球國春秋》；三是李惠堂去世後三年的一九八二年，各界朋好為他出版的《李惠堂先生紀念集》，當中包括了時任五華旅港同鄉會會長的李壽坤悼文、多篇李惠堂的遺作選錄及記者對他的詳細專訪。全部都沒有提及他小時曾在家鄉五華生活多年。

        要是李惠堂確曾在五華生活了好幾年，又有這樣與足球有關的細節，怎麼五華旅港同鄉會會長李壽坤的悼文，會隻字不提？

        李惠堂小時確曾回過家鄉。他的文章指出，香港被日軍侵佔後的一九四二年初，南京親日的汪精衛政權曾拉攏他，並準備派專機來港，接他往南京及滿州巡迴表演，以慶祝滿洲國成立十周年。他為免被日本人利用，假裝到澳門比賽，乘機逃返內地，經廣州灣、桂林等地，回到濶別了三十年的家鄉五華，與早已回去避難的家人會合，之後再迂迴到了陪都重慶為國府服務。從他那句「濶別了三十年」的描述可知，他是在一九一二年，即七歲時離開五華。

        李惠堂走難回到家鄉暫住期間, 於1942年10月20日在梅縣民教館五華學會歡迎會上發表演說, 題為"讀書不忘體育, 體育不忘讀書" , 感謝鄉親關懷, 並講述自己從小參與足球運動的經過, 隻字沒有提到小時曾在家鄉住上好幾年。如果他確曾在家鄉住上好幾年, 怎可能不在這個時刻, 這個場合略提一二? 此篇文章可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內找到。

         另外，他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著作《球圃菜根集》指出：「我是在香江─我的生長地─學球的。除了在上海居留了六個年頭，八打威（即印尼首都耶加達）混跡了兩年多，和廿幾年內為球事四方奔走外，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在香江一隅。」

      2021年, 香港足球史學會的歐陽逢康(筆名十一劃生) 到訪李惠堂有份創辦的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 該會秘書李景欽向他表示, 有關李惠堂兒時回鄉的事，他曾聽過前輩提及，印象中李惠堂回鄉只是幾個月的事，並非幾年那麽長。(見文底的留言) 

縱合多方面資料來看，李惠堂確曾在七歲時身處五華，但是否五歲就到了五華生活了三年才離開，並沒有可信的文獻資料記載，只是五華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及1949年後留在五華的鄉親的一面之辭。至於如何變成了網上版的「李惠堂十歲時從五華返回香港生活」，仍教人摸不著頭腦！

        同樣，一直標榜是「游泳之鄉」的廣東東莞縣，也有類似的名人成長故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的網頁文章，把一九三○年代著名的游泳女將、有「美人魚」之稱的楊秀瓊，說成是在東莞出生，自小在東莞學習游泳，十歲時隨父親移居香港。其實祖籍東莞的楊秀瓊，和李惠堂都是在香港的大坑出生和成長，大陸改革開放後傳出有關二人的童年故事，橋段何其相似！ 

        無奈，這樣令人質疑的一面之辭，自1990年以來，就不斷被引用，網絡更是推波助瀾。無怪乎有句老話:「謊言講一千次就會成真。」 

1990年9月, 因為北京舉行亞運會,  中共當局為配合這盛事, 開始高規格宣傳李惠堂事蹟, 在亞運會揭幕前一周, 在北京宣佈舉辦李惠堂球王獎, 評選全國最佳球星給予獎勵。同年十二月又在五華縣舉行李惠堂研討會, 相信那些所謂李惠堂小時候在五華家鄉住上好幾年的故事, 就是在這期間湧現出來!

大陸的媒體常標榜五華縣是「球王故里、足球之鄉」,「作為內地現代足球的發源地，上世紀三十年代孕育了一代球王李惠堂」。五華除了一九九○年已在縣內的足球文化公園豎起李惠堂的雕像，及把李惠堂故居裝修成旅遊景點，當地政府於二○一七年底，還投資超過五千萬人民幣，在李惠堂故居旁邊，規劃建設佔地約二十六畝的球王文化產業園，包括籌建球王博物館、修葺李惠堂故居、增闢球王廣場等，致力把「球王故里」建設成以足球文化為亮點的特色旅游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當局曾拉攏李惠堂到大陸出任國家足球隊要職，被他斷言拒絕。一九五三年，李惠堂是最早到台灣，與國民政府及體育界加強聯繫的香港體壇名人之一。他與同為足球運動愛好者的台灣政要蔣緯國和鄭為元合力推廣，使足球成為一九七○年代之前，台灣最興盛的運動。

       

        一九五四年，第二屆亞洲運動會在菲律賓舉行，李惠堂擔任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教練，並帶來多名香港出色球員如姚卓然、莫振華等助陣，組成了香港球員為主，台灣球員為輔的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勇奪該屆亞運會，中華民國唯一的團體金牌，這屆中華民國另一面金牌是楊傳廣在田徑場上摘下的男子十項全能。

        四年後，一九五八年亞運會在東京舉行，他繼續擔任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主教練，帶領全香港球員組成的足球隊。在總決賽以三比二擊敗南韓，成功衛冕足球賽項冠軍。

        一九六０年代之後，因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奧運會籍糾紛，中華民國隊無法參加各項國際足球賽事，加上棒球運動在台灣逐漸興盛，李惠堂在臺灣與足球運動相關的工作逐漸減少。

       他晚年應台灣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今銘傳大學）校方之邀，籌組該校的女子足球隊。由銘傳女子足球隊主力球員組成的台灣木蘭女子足球隊，在七０年代末期與八０年代的女子足球壇上，取得亮麗的成績。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這位一代球王在香港聖德肋撒醫院病逝，享年七十五歲。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特題「貞固垂範」作輓額，並在台北舉行了高規格的追悼會，親臨致祭。台灣當局在同年九月, 還在全台灣舉辦"李惠堂盃"足球比賽, 為期十天,有四十多枝男女球隊參加。 這項紀念李惠堂的活動以後成了每年一度的足球盛事, 直至一九九三年才停辦。

     李惠堂去世時, 他的名字在中國大陸的公眾視野已消失了近三十年。與他同期在上海及印尼發展足球事業的隊友戴麟經,四九年後沒有離開大陸,文革時夫婦二人慘被迫害至自殺身亡。假如李惠堂當年留在赤化區,結局同樣不堪設想。大陸改革開放後，李惠堂才逐漸廣為大陸人所知，還成了可帶來經濟效益的有利資源！ 

暗收「紅背」的劉以鬯幹了何事？

        中共的統戰手法有些是比較高明，例如找些狀似中立，或聲稱不愛談政治的人來訴說中共對頭人的不是，淡化、或避提中共的暴政惡行，這樣爭取分析力較弱的群眾會有所成效。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圈，中共找到曹聚仁擔此任務，到了八十年代，則看中早前去世的作家劉以鬯。

        劉以鬯經常聲稱自己對政治沒有興趣，只想辦純文學的雜誌，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未見過他公開批評過左或右的文化人與事。但在中英就香港前途安排達成協議後，劉以鬯就收取中共資金，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創辦《香港文學》月刊，自任社長兼總編輯，標榜這是為全球華文作家提供寫作園地的純文學雜誌。圈內人都風聞他的資金來源，但他長期拒絕公開，還對友人說：「香港富豪極多，有人拿出點錢辦雜誌有什麼大驚小怪。」（見《文學評論》第五十六期王鍇悼念劉以鬯的文章）

        直到二○一三年，劉以鬯接受香港出版學會的訪問，親口承認資金是中國新聞社提供，以往不公開，因想該刊以中立的形像出現。還說不會在雜誌內做任何政治宣傳，所以對政治事件，即使如「六四事件」，也完全隻字不提。（見今年五月出版的《書山有路》）。這其實已切合中共所需。打著「香港」二字辦的文學雜誌，用不著對中共大說好話，隻字不提「六四事件」，已幫了中共很大忙。

        除了避提中共的暴行，《香港文學》月刊在一九八五年創刊後僅幾個月，即同年四月廿七日，劉以鬯出席香港大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香港文學研討會，主講「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大肆批評那年代的反共作品及美國資助的文化機構。此篇講稿其後在《香港文學》內刊登，並收錄在他的著作內，包括《輰談香港文學》（二○○二年）以及《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劉以鬯卷》（（二○一四年），可見此講稿的重要。

        劉以鬯當年在研討會的發言，竟稱《南洋商報》辦的刊物只有商業期望而無政治目標，隠瞞該報被共產勢力操控。他又讚揚曹聚仁諷刺國民黨的小說，以及親共文化人沈寂辦的雜誌。沈寂於一九五二年，連同劉瓊、司馬文森等十名親共份子，被香港政府指從事中共地下活動，遭驅逐出境，返回大陸。劉以鬯沒有指出沈寂的「紅色」背景，對中共出版反美仇蔣，美化共產世界的作品，僅提及最先在《新晚報》刊載的小說《某公館散記》（後改名為《人渣》），至於在當時產生更大影響的《金陵春夢》和《侍衛官雜記》，則隻字不提。相反，對反共的文化人，他就諸多貶抑，例如指香港中國筆會創會會長黃天石的作品沒有藝術魅力，該會辦的刊物《文學世界》是毫無衝勁的文藝刊物。

        劉以鬯還大力批評美國五十年代在香港資助的文化事業，稱之為「綠背浪潮」、「綠背文化」、「綠背文學」（因美元是綠色），認為收美國稿費就是為政治服務，作家們不但會失去獨立思考能力，還甚至失去創作的衝勁。即使張愛玲那樣有才華的作家，為了「綠背」，也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劉以鬯這樣說，便為撰寫香港文學史的眾多大陸研究人提供「彈藥」，以劉以鬯的「綠背」言論來指稱有關中共專制暴行的作品，都是為了賺取美元而寫，內容便不值得相信。

        那劉以鬯長期隠瞞收了中共的「紅背」（因人民幣是紅色），便不難理解，因按他批評「綠背」的邏輯，劉以鬯和《香港文學》月刊就是為政治服務，「不但會失去獨立思考能力，還甚至失去創作的衝勁。」相對而言，一九五一年獲美國資助成立的友聯出版社，就坦然得多。該出版社旗下的政論雜誌《祖國》，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出版、紀念創刊六周年的社論指出：自己財力有限，歡迎外界援助，只要與友聯的基本目標相同，而且其援助絕不妨碍友聯的獨立自主，不論是個人或文化團體、中國人與否，友聯也認為可以接受。假如說接受美國民間文化團體的援助就是「美帝特務」，則史大林和毛澤東都曾接受美國政府的官方援助，豈不更是「美帝特務」？

        其實自香港的九七問題有了定案，中共已開始在香港各方面培植勢力，不單要逐步掌控，還要把不利中共的香港歷史改頭換面。那些在右派文化圈中感到鬱鬱不得志的文人，便正好加以利用。中共暗中出資創辦名為《香港文學》的雜誌，顯然是要在香港文學界樹立權威，其所定義的香港文學，是要把反映中共暴政的作品排斥在外，漠視這政權帶來的苦難，並淡化香港「紅背文學」、「紅背浪潮」、「紅背文化」的猖獗。

        劉以鬯本是上海的富二代，父親和兄長都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抗日期間，他也在重慶的國民黨報章工作過。父親四十年代去世後，留下巨宅和大筆財富，他得以在上海創辦專出文藝書籍的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六月，他與上海二線女星李芳菲結婚時，曾在高級的麗都花園舞廳舉行隆重婚宴派對。這樣背景的人，在中共上台後，只能避居香港。

        來港後，他的出版事業無以為繼，只好靠寫作謀生。在香港，套用他的話，他可以一邊寫娛人的作品，一邊寫娛己（即自己喜愛的）的作品，享受間中去半島酒店吃飯的中產生活。可是，看看他八五年以來對香港文學的言論，就知道他不懂欣賞香港的自由和多元，只會抱怨香港是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而他喜愛的所謂高雅文學則不受重視，有些人得到美元資助，有些人的作品比他的暢銷，令他滿腹牢騷。中共願意為他搭建「舞台」，他自然樂於配合。八十年代後期，他還與左派文人組織香港作家聯誼會（後改稱香港作家聯會），在香港文學圈開展統戰工作。

        一九八七年四月，熱愛文學、藉堪輿相學賺了錢的林真（原名李國柱），創辦《文學家》雙月刊，得到兩岸四地著名文化名人如端木蕻良、祖慰、應鳳凰、小思、江啟明等供稿供畫，前輩如饒宗頤、陳錫餘等亦題贈墨寶支持。或許有人擔心這刊物會危及《香港文學》的江湖地位，親共的《新晚報》在當年四月十二日的副刊「知風版」頭條，刊登一篇署名「荷戟」的文章，一面吹捧《香港文學》，另一面就揶揄林真沒有資格辦文學雜誌。

        林真於是在第二期的《文學家》撰文反擊，指「荷戟」的文章，只是冰山一角。當他用辛苦賺來的錢創辦《文學家》，「某先生已經通過好些渠道向我們表達不滿，要那個睇相的林真不要辦文學雜誌。跟著，又有人打了三次電話，不許那個睇相的林真去深圳參加第三屆全國、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會議。跟著，又來了許多風言風語、壓力阻力。甚至有人警告我們，某先生會授意他的徒子徒孫，在報章雜誌上，把《文學家》說得一文不值。」

        林真指出，某刊和那位荷戟應是主奴的關係，不然，荷戟怎會在文中透露某刊每月銷量有輕微上升，及知道該刊的運作情況？《文學家》跟某刊最不相同的地方，是某刊有外匯券好拿，可以請幾個人來編一本月刊，而他是用自己的錢和兒子合力經營，所以是虧蝕的。

        在香港辦文學雜誌，向來困難重重，若缺乏資助，甚少能長期維持。林真的《文學家》艱苦出版了三期便結束。而《香港文學》因有中共幕後支持，得以一直經營至今。但配合金主也不一定就能無風無浪地工作下去。二千年六月，《香港文學》的金主要撤換年事已高的劉以鬯，改由金主的嫡系接手，雙方為此鬧得很不愉快。結果自是掛名老闆鬥不過真正金主，只好憤然離去，一嚐當中共棄將的滋味。

尋找成「虫」前的嚴以敬畫蹤

        香港著名漫畫家嚴以敬今年八月十二日在美國逝世，享年八十五歲。他在六、七十年代以政治漫畫見稱，為香港的文化抗共史留下精彩篇幅；到九十年代，他改用筆名「阿虫」，創作配上發人深省字句的勵志畫，同樣廣受歡迎。鮮被人談及的是，他五十年代已在香港和台灣畫壇以水彩畫闖出名堂，他的上一代和妻子馬永莉，都是他藝術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嚴以敬在《長者百人》影像節目訪問中提到父親(相中人) 

        

嚴以敬一九三三年生於廣州，祖籍廣東三水。父親嚴南方是支持國民政府的報人，一九二○年代已投身廣州的報界，曾擔任《越華報》總編輯，他舊學根底深厚，自號「稼筆翁」，對古詩詞有深入研究。有關嚴南方在廣州的經歷記載不多，但一些著名嶺南派畫家，如黃般若的文章，常提到嚴南方的名字。當時與嚴南方交往密切的，還有活躍於省港兩地的著名漫畫家葉因泉。葉因泉一九二五年已為上海的《世界畫報》繪畫諷刺時弊的漫畫，其後發起成立廣州漫畫社，三十年代初創辦《半形漫畫》週刊。日本侵華時期，他畫了一百多幅圖畫，記錄戰爭中的民眾苦狀，這就是他的經典名作：《抗戰流民圖》，而每幅圖畫上的題詩都是出自嚴南方手筆。

少年嚴以敬

        嚴以敬自小在父親的文化圈中飽受薰陶，跟畫人畫作早已結緣。年約八歲，因日軍侵華，隨父母從香港逃難到廣西桂林，到一九四五年和平後才返回廣州。他曾表示，童年在這山水甲天下的地方渡過，養成他對大自然和繪畫的愛好。到少年時期，一位仰慕其父親詩作的美國華僑，曾把一本介紹美國著名漫畫家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的書贈送給他，此書記載了有趣的畫家生活，對嚴以敬產生很大的吸引和啟發。洛克威爾是美國上世紀早期的重要畫家及插畫家，大部份作品反映美國文化，經由《星期六晚郵報》刊出，其中最知名的系列作品創作於一九四○年代。如《四大自由》與《女子鉚釘工》等。   

嚴以敬速寫外祖母
嚴以敬回到廣州三年後，舉家因逃避中共政權而遷居香港，那時生活十分艱苦，嚴以敬讀了兩年初中便輟學謀生。他採過鎢礦、在攝影店當過學徒、派過報紙，但沒有放棄自己的興趣，公餘時利用廢紙繪畫，周遭人物環境成了題材。畫壇中人稱讚他的速寫粗獷果敢，似木刻的筆觸底下，蘊含透視人心的觀察力，似是隨意，而實在經過心思過濾提煉，將形態之內的感情釋放出來。

 1957年12月嚴南方與香港中國筆會成員到青山郊遊
右起:曾克耑、嚴南方、黃天石、許涵青(女)、王世昭

        
一九五二年，十九歲的嚴以敬開始從事繪畫工作，為一些小說畫插圖。兩年後任職亞洲出版社的插畫師，該出版社旗下的大批兒童及及青少年讀物，不少插畫都出自嚴以敬手筆。而嚴南方來港後，於一九五三年三月，曾與一批廣州報界朋友，包括陳錫餘、梁風、梁善文、李見祺、李少穆等，創辦了《中南日報》，他任總編輯，陳錫餘任社長。但此報只維持了兩年多便結束。之後嚴南方加入香港中國筆會，協助會長黃天石主持筆會刊物《文學世界》，在這雜誌上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及有關古代文學的研究。

為民間故事貞娥刺虎繪畫祟禎皇帝手刃長平公主的插圖

        
嚴以敬曾形容父親是一位忠誠的新聞工作者，兩袖清風。在父親八十七歲之時，他把父親幾篇短篇小說結集成書，書名是其中一篇作品：《假啞巴》。書內的插畫全是嚴以敬所畫。他在序言寫道：雖然自己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很短，不過很幸運有開明的父母，他們對子女從不哆嗦，但閒話中不斷的告訴了子女許多生活經驗和做人道理。父親曾說：「教育的意義是明理，如果做人不明理，那麽算是白念了。」這句話令他終身受用不盡。在生活方面，因為要『明理』，使我對任何事物都產生追求的興趣，使生活變得豐富活潑。另一方面，使他充滿自信，不因學歷不足而自卑。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自學成才的嚴以敬在畫壇嶄露頭角，於中環思豪畫室，一連三日，舉行他首個畫展，展出的水彩畫和素描，都是在街頭及郊野所繪成，當時不少知名畫家如趙少昂、陳福善、黃般若等到場支持。一年後，廿四歲的嚴以敬應台灣僑務委員會邀請，到台灣環島旅行寫生八個月，及舉辦勞軍畫展義賣。期間，他拜訪了當地的藝術學校，認識了就讀於台灣省立師範學校藝術系的馬永莉，二人志趣相投，繼而相戀，於一九六○年九月在香港舉行婚禮。這一年，倫敦及日內瓦分別舉辦世界難民年畫展，嚴以敬以畫作《被遺忘的小面孔》代表香港參展，反映逃避中共迫害來港的難民苦況，獲得不少好評。

年青時的嚴以敬與馬永莉 

        馬永莉的父親是祖籍遼寧的著名水彩畫家馬白水，她本人精於兒童畫和美術教育。婚後夫婦與另一畫師李焜培在香港跑馬地樂活道，開設尚友畫室授徒。一九六二年底，嚴氏夫婦應台灣的中國美術協會及國立藝術館邀請，赴台灣寫生及舉辦畫展。馬永莉勤快精幹，為丈夫的文化事業經常奔波於台港之間，勞心勞力。

         同年，嚴以敬開始為香港的《天天日報》繪畫政治漫畫，之後畫作陸續見諸《星島》報系的日、晚報、晚報每周日隨報贈送的《亞洲周刊》、《快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創刊的《萬人雜誌》,及由一九七○年八月起,為任畢明主編的《中國評論》繪畫封面。他針貶時弊的作品深刻尖銳，常笑中有淚，尤其描繪中共治下的種種謊誕和文革亂象，深受讀者歡迎，令厭惡中共政權的香港人抒發了不少憤怒和鬱結。一九六八年六月，嚴以敬首本漫畫選集出版，以過去一年十大新聞為題材，附有新聞評論及中英文說明。是香港首位推出個人漫畫集的畫家。

        一九七○年，嚴以敬參加台灣當局舉辦的第五屆全國美術比賽，得到水彩畫組別的冠軍。同年，嚴氏夫婦在跑馬地禮頓道四號二樓開設傳達書屋，一半賣書一半辦藝廊，主要由馬永莉打理，從台灣引進不少藝術和文化書籍。這小書店佈置清雅精緻，播放著動人音樂，不時舉辦文化沙龍，成了眾多文青的聚腳地，研究香港文學的盧瑋鑾教授（筆名小思）認為，傳達書屋對香港的文藝發展，功不可抹，啟蒙了不少大學生和年輕教師。

1976年10月23日《快報》頭版,可見嚴以敬的漫畫放在上半版,題為"鐵腕"的漫畫描繪華國鋒手執黨、政、軍三大炸彈

        
除政治漫畫外，嚴以敬也創作了不少雋智幽默的生活小品漫畫，較為人熟悉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在《快報》副刊的「人間閒畫」專欄，筆名「老摩頭」。

1976年，他與何百里、馮戩雲等畫友組成「畫語會」，持續多年舉辦作品聯展。這年又與友人在中環雲咸街11號地下, 開設四象畫廊。

1979年1月，他首次以「阿虫」之名在怡東酒店畫廊舉辦畫展，用輕鬆俏皮的筆法，繪出十多幅「鍾馗」為主題的畫作。

嚴以敬的「人間閒畫」常將太太入畫(摘自香港文藝剪貼簿)

       
 六、七十年代，可說是嚴以敬繪畫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但他對創作和人生的意義不斷有思考和追求，隨著政局的轉變，在中英就香港前途簽署聯合聲明的一九八四年，嚴以敬毅然結束香港的事業，舉家移民美國，開設製作畫框的公司。到九十年代初才回流香港，以「阿虫」之名再現「江湖」。有人形容前期的嚴以敬仿如怒目金剛，後期則變了慈悲菩薩；這幾十年間的心路歷程，不少文化人都渴望深入研究，可惜嚴以敬在晚年的訪問中只透露一二。

       嚴以敬刊登在《突破》雜誌的最後一幅漫畫

有喜歡嚴以敬政治漫畫的讀者，認為他的「阿虫」小品逃避現實，缺乏批判力量，但筆者倒認為與強權長期抗爭，更重要是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像「阿虫」這類激勵人心的作品，往往可讓人化悲憤為動力，平靜舒懷地想想如何更有效能地迎接挑戰。

1959年6月14日華僑日報

        十月十三日，嚴以敬的追思會及作品回顧展將在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行。近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六月，他曾在這裡與前輩畫家葉因泉，及另一年青油畫家劉煒堂舉行聯展，展出他在台灣旅行寫生的作品，揭開其藝術生涯的重要一頁。因此家人特意重回這具意義的舊地，向他作最後道別。

2018年10月號香港首發

劇作家姚克對中共的文明還擊

 

2018年3至7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舉辦了一個名為「坐忘．香港：姚克的戲劇因緣」的展覽，介紹著名戲劇家姚克（1905-1991）在香港的成就和貢獻。但展覽的前言指：文革大潮越演越烈，他編劇的電影《清宮秘史》遭毛澤東點名批判，居港二十餘年的姚克「黯然遠離，赴夏威夷大學任教」，卻沒有點出當年姚克面對中共猛烈批判時，有理有節地作出文明還擊，而一些大陸文人還無視他反抗專制暴政的作為，刪去了這位戲劇大師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妄圖竄改他的生平事蹟。

        姚克原名姚志伊，又名姚莘農，祖籍安徽，父親是清末翰林，家學淵源。1931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文學系，之後在戲劇、翻譯、編輯、電影編劇、寫作等多方面發展，聲譽日隆。他中英文俱佳，熱愛戲曲、話劇。三十年代在上海與左翼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魯迅有密切交往，曾把魯迅的作品繙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魯迅在1936年10月去世，姚克是當時追悼大會的司儀兼扶靈人之一，但他一直沒有加入受中共把持的左翼作家聯盟。

姚克1933年與魯迅在上海合照

         1937年，時任英文月刊《天下》編輯的姚克，被月刊委派到蘇聯參加戲劇節，因歐戰影響歸程，滯留倫敦，為爭取歐洲各國支持中國抗日，他多次到電台及電視發表演說。翌年，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資助，轉到美國耶魯大學進修戲劇。1940年回到「孤島」上海，任教復旦大學和聖約翰大學，並先後參與多個劇團，策劃話劇演出。1941年7月，他創作的舞台劇《清宮怨》首度公演，講述清末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珍妃與西太后慈禧之間的宮廷鬥爭，由費穆執導，連演三個多月，好評如潮。 

電影《清宮秘史》1948年11月在香港公映時的廣告

        1948年，浙江商人李祖永在香港創辦永華電影公司，改編《清宮怨》為電影《清宮秘史》，由朱石麟執導，邀請姚克南下合作。那時國共內戰越趨激烈，姚克於是與家人移居香港，自此在這個相對自由的小島，開展人生另一個黃金二十年。

左起:宋淇、姚克、孫晉三,五十年代攝於國際影片公司

1955年,姚克與影星秦羽出席《中國學生周報》成立三周年茶會
        
姚克來港最初幾年，主要在電影公司擔任編劇，其後專注戲劇活動和在中文大學任教。廿年間，先後創作了《李後主》、《西施》、《秦始皇》、《陋巷》等劇目。1952年，他開辦南風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有自由嗎？》、《史大林評傳》、《胡風事件的前因後果》、東方望的《中共的土地改革》、以及龔楚的《我與紅軍》等批判共產革命的書籍。

        姚克的劇作內容都別出心裁，寓意甚深。例如1956年創作的《西施》，重點不是西施和范蠡的愛情故事，不是越王忍辱負重的復國故事，而是對愚忠的批判、對國家與政權的反思。1961年創作的《陋巷》，更是戰後首個以香港本土實況為題材的劇作。

        1954年，他與戲劇界友好出版《戲劇藝術》期刊，在第二期發表了題為「揚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文章，指出「在中國新戲劇運動的過程中，教條主義的流弊似乎比形式主義更嚴重。有些戲劇工作者受著政治的教條主義影響，不知不覺地呈露了意識形態硬化現象。假使教條頒定『太陽是我們的咒詛』，他們就齊聲附和著咒詛太陽；假使教條歌頌該撤大帝而貶斥漢武帝，他們就把該撒演成英雄而把漢武帝演成反派（其這兩個統治者是同一類型的征服者）。這樣的盲從，其偏激可笑與贊和『月亮是外國的好』有什麼兩樣？」從姚克的作品及行動都可看到，姚克是一個反對專制統治、追求自由、有高遠視野的文化工作者，他與左右派文化人都有交往，卻從不熱衷政治。

        文革爆發後，毛澤東借題發揮，以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為名，打擊政敵劉少奇。1967年1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披露毛澤東早於1954年就批評《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影片，並暗指鼓吹這電影的大人物，是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清宮秘史》的導演朱石麟一直在香港的親共電影公司工作，以愛國者自居，1月5日在家中看罷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這篇文章，便不堪刺激，突然腦溢血去世。

        兩個月後，針對《清宮秘史》的批判到了舖天蓋地的階段，《紅旗》雜誌在3月底發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接著，《北京周刊》把此文繙譯成多國文字轉載發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及香港的左派報章，都緊跟風向，發文起哄，大字標題點名姚克是「反動文人」，「為蔣家皇朝哭喪」。左派三聯書店還集合所有批判文章出書。此時，姚克冷靜面對，接受記者訪問表示：不覺驚奇和委屈，歷史自有公論。中共對文藝作品，沒有一定的標準，今日力捧的文章，明日可能成為毒草。田漢、吳晗、廖沫沙如此。茅盾甚至劉少奇亦一樣。所以如對中共的狂吠認真，自己也要發瘋。

1967年4月3日工商晚報

        他指出：《清宮秘史》的中心意旨，是反映新舊時代的權力交替出諸你死我活的慘烈鬥爭，是個不曾休止的悲劇，不僅大清帝國，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在重演此悲劇。

        接著，姚克在當年的《明報月刊》5月號發表近二萬字的長文，詳述其劇作《清宮怨》被改編成電影《清宮秘史》的經過，及反駁中共對他的指控，同期也刊載《清宮秘史》的劇本節錄及戚本禹那篇文章的全文，以擺事實，說道理的姿態，由讀者閱讀雙方觀點，自行判斷是非曲直。

姚克在《明報月刊》1967年5月號發表的文章

        這時香港的左派引發暴亂，形勢險峻，姚克沒有即時離開香港，六七暴動期間，他為友人王敬羲開辦的《純文學》雜誌撰文，再以《清宮怨》的主題來凸顯中共的荒謬，並出版《清宮秘史 : 電影攝製本》和《坐忘集》，後者收錄了十多年來談論戲劇和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力量對抗中共的橫蠻暴政。同年十月，他無懼不安局面，出席公開活動，為中文大學學生劇社的演出擔任顧問，及現身講座教授朗誦技巧。

1967年的《純文學》雜誌發表姚克的文章

        到了1968年，主要由香港大專學生組成的世界戲劇社籌備話劇演出，邀請已從中文大學退休的姚克執導。姚克十分欣賞的劇作家吳祖光，當時正身陷大陸被中共折磨，他特意選用吳祖光的作品《捉鬼傳》作劇本，略加改編，借「鍾馗捉鬼」的故事，諷刺大陸現狀，並藉此向受到中共迫害的文化人作另類聲援。

姚克與聯合書院戲劇社的學生合照

        此外，他還聯絡電影界的老朋友，計劃修正中共出版的中國電影史。他發現中共在1963年代出版、由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失實之處太多，趁那時還有不少老一輩電影人在香港，應及早搶救史料，寫出更完備、客觀、公正的中國電影史。可惜因他其後找到夏威夷大學的教席，需於1969年1月到任，該計劃沒有人主持便告吹。

上官雲珠與女兒姚姚

          姚克往夏威夷之前，首次到訪台灣，逗留近兩個月，他此行只是與文化界朋友接觸，及為一家電影公司的新片《精忠報國》編寫劇本，沒有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在台灣期間，他留在大陸的前妻、四十年代上海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因不堪中共迫害，於1968年11月23日在上海跳樓身亡，終年48歲。

        姚克這幾年間的行動，可說文明理性、不卑不亢。但不知何故，香港《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姚克未收到的一封信〉（收錄在其著作《文苑繽紛》），竟指姚克「對來自北京的罵聲一言不發，也不發表什麼文章，不聲不響的離開了香港，去了美國，甚至避免和外界來往。」羅孚六七暴動期間正在香港積極參與「反英抗暴」，不可能不知道姚克的連串「反共」行為。羅孚為何沒說出真相?耐人尋味!他說姚克避免與外界聯絡也非事實。

左起:李翰祥、姚克、盧燕、朱旭華

         姚克留美六年後的1975年，中華民國已退出聯合國，台灣風雨飄搖之際，姚克領著他一批美國學生於一月初到台灣進行文化交流。月底又應香港無線電視台邀請，重臨香港數天，參觀電視劇《清宮殘夢》（改編自《清宮怨》）的攝製情況，及到邵氏片廠，探訪正在拍攝兩部清宮片《傾國傾城》及《瀛台泣血》的李翰祥導演。往後兩年，他每年都到台灣及香港參加文化活動，並為香港麗的電視擔任編劇訓練班導師。台灣的出版社在1978年和1985年，也先後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等多部劇作和中文譯作《推銷員之死》。

        中共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12月，北京《光明日報》率先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戚本禹文革時對《清宮秘史》的指控是含血噴人。翌年5月，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文章，再批評戚本禹強加罪名給姚克，又讚揚姚克愛祖國，努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要給他公正評價。香港《大公報》轉載此文時，還大字標題：「姚克在大陸恢復名譽」。1981年9月，魯迅誕辰一百周年，香港《大公報》轉載了姚克留在家鄉的六弟姚志曾的長文，回憶姚克與魯迅的交往。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亦同時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

1979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報

        姚克八十年代退休後一直定居三藩市，專注研究李賀詩作。那裡資訊發達，而且他交遊廣濶，這種有關他的重要消息。姚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可是，姚克1991年12月在美國去世後，他在蘇州的侄女姚眉（姚克六弟姚志曾的女兒）九十年代在大陸刊物發表的文章，指稱家鄉親人於1980年初得知中央組織部為姚克平反後，便致力尋找失去聯絡多年的姚克，直到1991年初才聯絡上，以致姚克遲了11年才知道他已平反的消息。姚眉又稱，姚克給予蘇州親屬的最後一封信，表示計劃在1992年春天回蘇州小住數月，及預備在大陸出版有關李賀詩作的研究成果。可惜91年底便不幸因病去世，未能一圓回祖國的願望云云。

        姚眉這個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她也沒有公開過姚克致家鄉親人的信件原貎。包括姚克在香港的一些朋友，都認為很大可能是他的親屬，為了保護姚克而製造出來的「愛祖國」型像，有利於姚克的生平和作品，能早日重現大陸的公眾視野。事實上，中共八十年代依舊政治打壓不斷，先是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接著又有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終在1989年爆發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血腥鎮壓收場。這些慘痛事件，難道在美國的姚克不知道？

        姚克去世半年後的1992年7月，姚克妻子及幼女姚湘應北京邀請，出席紀念斯諾逝世二十周年討論會。翌年，她們又再跟團到京滬探訪姚克的親友。但有關姚克晚年在美國的情況，都是由大陸方面發放，實情如何？耐人尋味！

        此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姚錫佩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一代漂泊文人》中，有專章論述姚克，卻避談姚克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只偏重介紹他與魯迅和斯諾的關係。書中有照片展示斯諾給姚克父女的信,卻沒有姚克晚年給家鄉親人的信。此書將姚克定格為十分渴望回到「祖國」，又未能如願的「漂泊文人」。

        研究姚克的香港學者盧偉力並不同意把姚克形容為「漂泊文人」。他指出：「在香港，姚克可以較自由地創作，反省中國文化與政治。」「二十年間，他在香港立德、立功、立言，文化建樹很巨大，姚克及家人常常出現在中英報紙報導，擔任很多公共文化工作，我們不能說他『漂泊』。中心與邊緣，其實是相對，甚至是辯證的。身處中國地理邊陲，心志連結中華文脈，這是姚克的文化意識。」

　　盧偉力在2017年出版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姚克卷》中 ,在導讀篇特別提出姚克的自主文化意識。他認為：有學者以「漂泊文人」來形容姚克，大概是從自然地理「國內／海外」對位，文化感受「鄉土／異域」對位，又或者身份認同「族群接受／族群拒絕」對位來看。離港定居美國後，他確實曾經有一抺離群的孤獨感，跟當時在日本留學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李進昌通信中有提及。不過，細心想，那時正值文革十年浩劫，政治鬥爭衍化群眾聲討，中國知識份子大規模「被邊緣化」，「被族群拒絕」，人身安危也不保，姚克身在海外，若他心感「漂泊」，也應當表現在一分「倖存」意識上。觀乎他在美國時談及他的寫作計劃，再引證他1967年遭到中共批判後不慌不亂的自白，娓娓叙述，情理兼備，有力迅速，可以說，就心靈歸屬「有信念／無信念」對位看，姚克並非處於不安無著的狀態。無論在香港、抑或美國，他持續不斷地在身處的空間展開力所能及的文化實踐與藝術探索，並不能說他「漂泊」。

姚克先生的年譜--http://lindapun.blogspot.com/2018/07/

胡蝶晚年在回憶錄對姚克的描述

《胡蝶回憶錄》1986年台灣聯合報初版,
1987年,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簡體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