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魚」楊秀瓊被抺黑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楊秀瓊(Yeung Sau King)，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游泳健將，有「美人魚」之稱，也是首位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1936年）的女泳手。但在國共惡鬥的四十年代後期，有造謠者撒播楊秀瓊淪為軍閥姨太太的流言，藉此打擊國民政府的聲望。而事隔逾半世紀，北京快將主辦奧運會之際，大陸竟有傳媒人及網站不斷加鹽加醋翻炒舊聞，譁眾取寵，將這位曾為華人爭光的女運動員再度抹黑。

1934年上海《文化月刊》

楊秀瓊(右一)與家人攝於30年代

        楊秀瓊祖籍廣東東莞，她親自撰寫自傳記載:她於一九一九年在香港出生。她姐姐楊秀珍在一九三四年八月接受上海《晨報》的訪問亦表示，她們兩姐妺及弟弟昌華，皆在香港出生及成長。父親楊柱南少時已從家鄉到香港謀生,成年後在一家洋行任經紀,熱愛游泳，曾任香港南華體育會的游泳部主任。因此他們三姐弟從小就受父親影響和培訓，成了游泳健兒。現時大陸的網站，多指楊秀瓊在東莞出生，十歲時跟父親移民香港，但這說法並無根據。

 15歲的楊秀瓊攝於新生活運動的宣傳活動

 1930年10月15日香港西報China Mail報導楊秀瓊得渡海泳冠軍

        1930年，還未足十二歲的楊秀瓊, 在廣東省和香港共四個重要泳賽中創出佳績, 得到多項冠軍。其中在全港公開渡海泳賽勝出, 最令人振奮。因為賽事有外籍泳手參加, 楊秀瓊游出32分39秒, 成為首位以破紀錄成績在此泳賽奪冠的華人。打破自1920年香港有女子渡海泳以來的歷屆紀錄，一鳴驚人。之後楊秀瓊在香港及大陸參加的重要泳賽，都取得驕人成績。

1933年10月，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女子游泳首次列入比賽項目。楊秀瓊代表香港出賽，包辦全部五個賽項的冠軍，(50米及1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200米俯泳，以及與劉桂珍、梁詠嫻和楊秀珍合作的200米接力賽)。年輕貎美的楊秀瓊頓成了中國泳壇的新星。被報界稱為「美人魚」。

 左起:楊秀珍,楊秀瓊,劉桂珍,梁詠嫻

        接著在1934年5月，楊秀瓊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參賽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日本、菲律賓及時稱荷屬東印度,1945年脫離荷蘭獨立的印尼)，中國女泳隊共四人，還有劉桂珍、陳煥瓊及梁詠嫻，皆來自香港。這屆女子泳賽只屬表演賽，未列為錦標賽，日本沒有派女泳手參加，比賽成了中國和菲律賓之爭，結果楊秀瓊勇奪四項冠軍,包括50米和100米自由泳、100米背泳及200米接力賽,原本她參加五項泳賽都全部奪標,但在200米蛙泳轉身時,因只是單手觸池,未做到雙手觸池而被判犯規, 取消冠軍資格，由亞軍的陳煥瓊替上。

這屆遠運會除了足球，其他的男子組賽項，中國隊都敗北，楊秀瓊卻成績彪炳，當中的200米四人接力泳賽，頭三程中國隊都落後，憑著楊秀瓊游最後一程，在尾段3公尺從後趕上而奪標，故份外受到稱許，當地傳媒爭相報導，暱稱她為Miss China(中國小姐)。

1934年5月19日香港工商日報

左起,梁詠嫻、楊秀瓊、劉桂珍、陳煥瓊,出席第十屆遠東運動會

        到了1935年10月，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行，楊秀瓊繼續代表香港出賽。在50米自由泳決賽，敗於這次代表廣東隊出賽的劉桂珍。但100米自由泳和100米仰泳的冠軍，仍是她囊中之物，且再破遠東和全國紀錄。作風前衛的楊秀瓊，在比賽舉行前,到了南京參加賑災游泳表演,期間穿上當時在歐洲開始流行、露出整個腰部的二截式泳衣亮相, 成為一時熱話。相信她是首位公開穿上這款泳裝的女泳手。當時不少時尚雜誌都以她這照片作封面。

     這幾年間，楊秀瓊的風頭可說一時無兩。政、商、文化體育界不少活動，都爭相邀請她出席。好幾次群眾為爭睹她的風采而引起混亂。她不單是社交界的大紅人，其衣著打扮、私生活以至緋聞，都成為不少消閒媒體的焦點。在她紅遍全國的1933年底，香港已有小報謠傳她會成為一名銀行高層的平妻，雙方即時登報否認。

 楊秀瓊的時尚打扮是當時的潮流指標

        1936年8月，德國柏林舉行第十一屆奧運會，中華民國派出六十九名運動員參賽，其中兩名是女性，楊秀瓊是首名，也是當年唯一參加泳賽的中國女運動員。在國內的選拔賽，只要打破一項全國紀錄,就有出戰奧運的機會,結果100米和400米自由泳的全國紀錄, 都被她打破, 順利入選。

她在奧運共完成兩項泳賽,分別是100米自由泳和100米背泳。雖然與世界強手較量，她的成績相距仍遠，未能進入決賽。但在100米背泳的奧運預賽, 游出1分36秒4,較她1935年創下的全國紀錄,快出1秒。可惜因為當時中央社的報導失誤,至今仍沒有太多人知道她有此佳績。而那年代大部份中國人只顧比賽的輸贏,不關心選手的其他表現。中國隊在這屆奧運也沒得到任何獎項，觸發國內的一些失望情緒，部份不滿蔣介石政權的人更趁機大肆批評國民政府勞師動眾，浪費公帑，卻得不到一點佳績回報。向來是風頭人物的楊秀瓊便成了揶揄的對象。

        經此一役，加上母親病重，有報導指楊秀瓊想淡出泳壇，但她依然活躍於社交圈，不時出席一些慈善籌款或游泳表演活動。1937年7月底，她參加香港南華會舉行的第三次水上游藝會，似有意再戰江湖，在50公尺自由泳賽，以33秒刷出全國新紀錄（舊紀錄36秒是楊秀瓊所創），但因中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全力抗戰，宣佈取消原定當年10月10日舉行的全國運動會。楊秀瓊失去再度出征全運會的機會。1938年底，她與著名騎師陶栢林於香港訂婚，開展人生新一頁。陶栢林(1915-1974，按其龕位的名字為栢林，非舊報章上刊登的伯林或柏林)祖籍湖南，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他先在上海任職騎師，成名後轉到香港發展。1939年11月5日，二人在香港跑馬地聖馬嘉利教堂舉行婚禮，婚後育有一對子女。

   楊秀瓊1941年與首任丈夫陶栢林合照

                根據四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及上海報刊報導，二人在1941年8月傳出婚變消息，楊秀瓊指稱遭丈夫暴力對待，計劃提出控訴，之後二人便分居。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楊秀瓊先後在香港及上海兩地生活，陶栢林則轉赴湖南經商。戰後的1946年，楊到上海在海外華僑主辦的《僑聲報》任職記者，後轉到難民救濟協會負責文職工作。這年12月，她兩夫婦醞釀離婚，因而傳出好些有關楊的婚戀流言，有說楊秀瓊與權貴同居，楊秀瓊曾發聲明否認,並短暫離開上海這個是非之地,往南京及廣東探親, 約於1947年2月才回到上海，任青年會的義務游泳教練。同年底，楊、陶二人回到香港，在律師行正式辦理離婚手續。不久，楊秀瓊再婚,嫁予印尼華裔商人陳真廣，之後移居泰國多年。陳真廣留學荷蘭，二戰結束後曾在上海及泰國經商。他和楊秀瓊於1950年代初到香港定居，創辦義安行有限公司，代理名廠電器，並經營地產；曾任東華三院總理(1956-1957)及玻利維亞駐港領事。

1947年上海《文飯》周刊

 1963年11月15日香港《華僑日報》

        在1950年代，因丈夫的貿易業務，楊秀瓊經常來往香港和東南亞之間。1962年香港拯溺總會成立女子部，楊秀瓊擔任首屆主席，翌年曾在香港麗的映聲電視上介紹拯溺工作，呼籲公眾注意水上安全。1966年7月，第二屆英聯邦皇家救生會會議在倫敦召開，楊秀瓊是出席這會議的香港代表之一。她一直擔任香港拯溺總會女子部主席至1966年底，其後舉家移民加拿大溫哥華。1982年10月10日，楊秀瓊在溫哥華發生家居意外，不慎從高處墮地喪生。香港多份報章都刊登了她家人發出的訃聞，以及她的生平介紹。

 1982年10月14日香港《華僑日報》,訃聞上的歲數有誤,應享年63。

        可是，現時只要在網絡打上「美人魚」楊秀瓊這幾個字，就會發現絕大多數的大陸網頁都對她的婚姻和晚年有不一樣的描述，主要有下列幾點：

一．楊秀瓊在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後，得到蔣介石夫婦的寵愛，宋美齡還認她為乾女兒，送了一輛美國小轎車給她。

二．蔣介石戰時遷都重慶後，楊秀瓊和陶栢林到重慶參加全國游泳比賽，四川軍閥范紹增垂涎其美色，得蔣首肯後，范強迫楊秀瓊離婚，將她納為第十八房姨太太。

三．楊秀瓊為了自殘而吸鴉片，令自己容顏枯槁，引不起范紹增的興趣，把她拋棄，從而跳出魔掌，返回香港。

四．楊秀瓊歷盡滄桑，深感世態炎涼，不久便遠渡重洋到加拿大溫哥華僑居。

1934年《玲瓏》雜誌刊登楊秀瓊(左)與姐姐秀珍與林森的合照

        至於她跟范紹增的緋聞，是1946年底，她在上海鬧離婚期間傳出，並非在抗日時期。當時范紹增到了上海經商，活躍於社交圈和舞場。楊為免緋聞纏身，如之前所說，她已發聲明否認及離開上海。但親共的報刊，依然繼續散播范紹增納楊秀瓊為妾的謠言，應是為了打擊國民政府威望，讓外界覺得蔣介石夫婦喜愛的社會名人，都是男盜女娼之流。

        「美人魚」與中共結樑子，可追溯到1934年，當年國民政府成功驅逐了盤據江西井岡山的中國共產黨，蔣介石隨即在江西省會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同年7月，邀請楊秀瓊任嘉賓，為南昌江邊的新生活俱樂部游泳池作開幕禮的泳術表演。那時她剛在遠東運動會取得彪炳成績回國，被不少人視為民族女英雄，國民政府希望藉著她的名氣和健美形象，激勵軍民士氣，樹立新風。

       

        楊秀瓊一家其後又從江西轉往南京出席另一場游泳表演，被國民政府視作上賓接待，時任行政院秘書長、向來亦積極提倡運動健體的禇民誼，親自為楊秀瓊一家所乘的馬車策馬驅車，惹來各界熱議。

      至於長期在四川領軍的范紹增，與中共更有直接衝突。1933年，他受國民政府收編，奉命在湖北洪湖剿共，跟中共的大將賀龍交鋒，使賀龍的主力傷亡慘重。抗日時他也有出色表現，一直是國民黨拉攏的地方軍頭。但他在1949年反蔣投共，留在大陸至1977年去世。

        楊秀瓊和范紹增無疑是中共那些年的挫敗標誌，在國共鬥爭白熱化階段有二人的緋聞可加利用，造謠者自然不會放過。不單是楊秀瓊，民國影后胡蝶，也遭同類的謠言抹黑，指她戰時被軍統領導人戴笠納為情婦。別忘了除了槍桿子，筆桿子也是利害武器。

步入中年的楊秀瓊

　　事隔半個多世紀，當北京快將主辦奧運會，媒體需要大量有關中國體壇歷史資料之際，大陸傳媒不但沒有展現楊秀瓊的真實生平，還競相炒作舊聞，把當時已去世廿多年的楊秀瓊再度抺黑。有署名「康狄」者，於2008年投稿台灣 《古今藝文》雜誌，發表題為〈亂世佳人楊秀瓊--「南國美人魚」的悲劇人生〉的文章，內容與現時在大陸網絡流傳的大致相同，造假得比1940年代那次更為無稽惡劣，簡直時空錯亂，常識欠奉。但這種吸引讀者的名人資料，那本台灣雜誌和某些學者，尚且不求證便發表和引用，大陸的網站就更是爭相轉載，或加插更煽情的橋段渲染，以求譁眾取寵。

        要說悲劇，虛假新聞和偽造的史料不斷蔓延，何嘗不是社會持續上演的悲劇?

泳壇上為國增光,戰火裏冒險偵敵

曾當抗日特工的「美人魚」楊秀瓊

楊秀瓊攝於1948年

筆者在2016年1月，發表〈「美人魚」楊秀瓊被抺黑〉一文後，得到不少讀者的正面回響。更有朋友提供了有關楊秀瓊的珍貴資料，發現她不單是一名傑出運動員，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還為國民政府擔任情報員，在港收集日軍情報，因被日軍發現而一度遭扣查。筆者獲悉後，再深入追訪這位英雌的事跡，終於憑著一個十幾年前的舊地址，在遠隔重洋的加拿大溫哥華市，找到她的後人和安息之地。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楊秀瓊，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游泳健將，也是首位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1936年）的女泳手。他於1962年推動香港拯溺總會成立女子部，並擔任首屆主席，1966年代表香港出席在倫敦舉行的第二屆英聯邦皇家救生會會議。有讀者網上留言稱，未看筆者那篇文章之前，一直被大陸網絡鋪天蓋地的錯誤資訊所誤導，以為楊秀瓊曾被蔣介石強迫下嫁四川軍閥范紹增，成為他的十八姨太太，晚景淒涼。亦有讀者訝異那些時空錯亂、常識欠奉的抺黑資料，竟可在大陸不斷炒作流傳，又有所謂學者不經查證便引用在著作內，怎不令人慨歎民智愚昩，品德淪喪！

        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友人李卓賢，傳來朱魯大於1990年發表在香港《南北極》月刊的文章〈日軍憲兵部檔案中的葉靈鳳和楊秀瓊〉，指在日本檔案館內，看到一本蓋有「極秘」印的小冊子，是日治時期由香港憲兵隊本部編寫，標題為「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內容提及葉靈鳳和楊秀瓊如何在港為國民政府做情報工作。這篇文章在文學研究界頗受關注，因為有助澄清葉靈鳳被指為「漢奸文人」的指控。沒料到此文還揭示了楊秀瓊鮮為外界所知的抗日任務。

楊秀瓊當抗日特務的幾篇資料

        朱魯大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日本資料部主任。他指出，根據該小冊子內容，楊秀瓊是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香港站特別情報員，別名「易梅」，在香港淪陷後翌年，即1942年9月，經特別情報員羅四維羅致加入組織，跟羅同組，受邱清猗指揮。楊主要負責搜集汪偽政要及親日人士在港的動向。該小冊子還列出這情報組織的架構及成員名字，以及一份提控書，記載了楊秀瓊在香港出生，1934年在香港尊德女子中學就讀，1936年在香港聖保祿女子書院中途退學，同年任中國保險公司事務員一年。曾於1934年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在菲律賓舉行的遠東運動會，以及1936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的奧運會。她於1943年5月1日被捕。據悉由於當時日軍偵破這情報組織，搜出名單，於是拘捕楊秀瓊等人，至於扣留了多久及提控結果，並無記錄。

       

        估計因楊秀瓊是活躍於香港社交界的體壇名人，有人設法營救，跟葉靈鳳的情況類似，被日方扣查一段短時期後（葉靈鳳被關三個月）便獲釋。而查閱上海的舊報刊，1943年下半年已有楊秀瓊由香港到了上海出席公開活動的消息，包括打網球，及在同年11月擔任蘿蔓飯店的開幕剪綵嘉賓。往後兩年，都有大陸報刊報導她在上海和北平的活動。可見她被日軍扣查獲釋後，便離開香港轉往內地生活。箇中原因和細節仍未得知。

        由於楊秀瓊在1960年代後期便舉家移民加拿大，她逝世距今已三十多年，要進一步查訪她的事跡並不容易。筆者於是從英文資料入手，在一份英文報章上找到她的訃聞，上面竟有她當時在溫哥華的住址。2016年10月，筆者本著盡力而為的信念，展開尋找「美人魚」之旅，遠赴溫哥華她的墓地及舊居查訪，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雖然她的舊居已轉售十多年，但一名老鄰居仍依稀記得她其中一名女婿是當地的牙醫。就憑這點蛛絲馬跡，筆者最終聯絡上楊秀瓊在溫哥華的兩名女兒愛蓮及愛珠，以及在香港生活的外甥郭先生（即楊秀瓊姐姐楊秀珍的長子），他們提供的資料，填補了楊秀瓊生平的一些空白。

        由於她的女兒在外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已不大懂得中文，連廣東話也不流利，對於母親被大陸網絡不斷抹黑之事並不清楚，從筆者口中得知後顯得無奈，並感謝筆者撰文釐清史實。愛珠表示，有關母親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做過中方情報員之事，母親生前沒有提及，但舅父，即楊秀瓊之弟楊昌華曾跟她講過，可惜楊昌華數年前已在多倫多去世。無法向他瞭解詳情。

溫哥華的報章1982年報導楊秀瓊經營禮品店

        愛珠又指出，母親一直熱愛運動及旅遊，1982年去世前半年，曾在溫哥華開設禮品店，出售她在世界各國旅遊時搜羅到的精美物品。她亦熱心當地的華人公益活動，曾捐款資助當地唐人街的中華文化中心。

        楊秀瓊一生經歷兩段婚姻，1939年在香港與騎師陶栢林結婚，育有一女一子，名景芳及景璋，後改名為愛蓮及愛德。兒子已於1985年去世，葬於母親墓旁。楊1947年離婚後，翌年10月與祖籍福建的印尼商人陳真廣（1998年去世）在上海結婚，由於政局動盪，婚後不久就遷往泰國定居，再誕下愛珠及愛梅兩名女兒，約於1953年與家人回到香港生活。愛珠向筆者展示了楊秀瓊中晚年的一些生活照片，以及1930年代參加多項重要賽事所得的奬項。其中在遠東運動會獲頒的女子游泳總冠軍獎座，是她生前最珍愛。

楊秀瓊在遠東運動會獲頒的游泳總冠軍獎座

　　　　對海外華人歷史稍有認識都知道，陳的福建話發音為Tan，早期很多到東南亞定居的華人都是祖籍福建，陳姓福建人的英文姓氏按其母語拼音便成了Tan，並非國語的拼音Chen 或廣東話的拼音Chan。楊秀瓊與陳真廣結婚後冠上夫姓Tan，竟有大陸學者以為Tan是楊的首任丈夫陶栢林之姓，不加查證便指楊秀瓊和陶栢林在戰後的1946年復婚。又有大陸網民誤以為Tan是廣東話的發音、香港姓陳人士的英文姓氏。

        筆者分析，由於國民政府1934年成功驅逐了盤據江西井岡山的中國共產黨，蔣介石隨即在江西省會南昌公佈發起新生活運動。同年7月，邀請楊秀瓊任嘉賓，為南昌江邊的新生活俱樂部游泳池作開幕禮的泳術表演。那時她剛在遠東運動會取得彪炳成績回國，被海外傳媒暱稱為「中國小姐」,不少國人視為民族女英雄，國民政府希望藉著她的名氣和健美形象，激勵軍民士氣，樹立新風。可能因而被中共認為是針對他們的親蔣人物，自國共惡鬥的四十年代後期，造謠者不斷散播楊秀瓊淪為軍閥十八姨太太的消息，顯示是為了打擊國民政府的聲望。

        1935年上海《玲瓏》雜誌刊登楊秀瓊和姐姐楊秀珍的合照

        楊秀瓊的外甥郭先生亦認為有此可能。郭先生在印尼出生，1950年代隨父母到香港定居，留學美國後，於1970年代初回香港經商。他表示，母親楊秀珍和楊秀瓊感情很好，父親郭興林是印尼華僑，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戰後在香港及上海兩地經商。據親戚所說，楊秀瓊是由郭興林介紹而認識第二任丈夫、同是印尼華僑的陳真廣。楊秀瓊和丈夫在五十和六十年代都忙於打理生意，甚少談及戰前往事，他近年才聽聞在大陸流傳好些詆毀楊秀瓊的謠言。楊秀瓊留給他的印象是充滿幹勁，具備運動員堅毅硬朗的性格。因此，深信楊秀瓊那時不會被那種流言蜚語所嚇倒，但她在國際賽事中為國增光，在戰時又冒險擔任抗日的情報工作，生前死後卻不斷被抺黑，謊言甚至出現在大陸的體育史書及標榜記錄歷史的報刊上，面對如此龐大的造謠機器，身為後人也不知如何是好。

        郭先生將楊秀瓊寫於1938年的自傳贈予筆者，這本已絕版多時的舊書，清楚記載她生於民國八年四月廿五日，即1919年，跟她墓碑上的出生年份1921年有所不同。郭先生表示，由於楊秀瓊是在家中意外摔倒而引致死亡，事出突然，家人處理後事時，可能倉卒間沒有用上準確的出生年份。

該書記載楊秀瓊十歲開始在北角七姊妹的南華會游泳場習泳，最初學蛙式。她感謝南華會的教練長盧明進悉心教導，確立了良好的游泳基礎。盧是新加坡華僑，外號「老虎」，性情嚴厲，但令她獲益良多。還有教練袁燦輝和梁鐵生都對她諄諄善誘。她多次感謝南華會的栽培和獎勵，終身不忘。

        該書又提到楊秀瓊首次參加香港以外的比賽，是1930年9月在廣州舉行的全省第三屆水運會，即泳驚四座，在三個賽項中勝出及打破舊紀錄。同年10月，她參加香港的渡海泳賽，再奪冠軍，並刷新自1920年香港有女子渡海泳賽以來的紀錄，令這位還未足十二歲的小妮子聲名大噪。她當時還未被稱為「美人魚」，而是得了另一綽號：「水怪」。由「水怪」到「美人魚」、「中國小姐」，開展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經歷。

照片中這位身穿廣東隊泳衣的美女是誰？大陸寫手孫孟英竟然張冠李戴，誤以為她是楊秀瓊。其實，她名叫梁詠嫻，也是名噪一時的香港女泳手，有傳媒稱她為「廣東美人魚」、「南方標準美人」。她的知名度雖及不上楊秀瓊，但亦創下不少游泳佳績，多次打破女子仰泳的全國紀錄，且是那時的攝影師寵兒，在三十年代的消閒報刊上，經常會看到她的芳容。

        梁詠嫻來自游泳世家，1918年在香港出生，祖籍廣東順德。十三歲開始習泳。父親梁瑞生從事教育工作，不少家族成員都是香港南華體育會成員，她的叔叔梁偉生及梁鐵生皆游泳健將，其中梁鐵生更於1921和1923連續兩屆代表中華民國出征遠東運動會，後擔任南華體育會的游泳教練。梁詠嫻曾就讀香港麗澤中學，後轉往聖嬰中學，專修英文。家有一兄三弟四妹。

        1933年，她代表香港參加在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與楊秀瓊、劉桂珍和楊秀珍合作，取得二百米接力賽冠軍。另外得一百米仰泳賽亞軍。

        1934年，她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與楊秀瓊、劉桂珍和陳煥瓊合作，取得二百米接力賽冠軍，另外在二百米俯泳得季軍。

        到了1935年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全運會，她轉而代表廣東省出賽，在一百米仰泳賽，以些微之差，再次敗於勁敵楊秀瓊手下，屈居第二，但成績亦打破全國紀錄。那張穿上廣東隊泳衣的照片，便是攝於這屆全運會，當時有好幾份消閒或體育報刊都曾刊登。

        這次比賽後，梁詠嫻開始淡出泳壇。1939年2月8日香港《華字日報》刊登了一小段新聞，題為「女游泳健將，梁詠嫻嫁杏有期」，報導梁詠嫻與勞雄已在婚姻註冊處註冊，準備結婚。此後，便沒有再看到梁詠嫻的消息出現。2023年9月, 筆者聯絡到梁詠嫻的親人, 得知她的出生年份為1918年, 於2019年3月22日在香港去世, 享年101歲。

《尋找「美人魚」楊秀瓊》的目錄

1．家世及幼年教育

2．初學游泳的經歷

3．少年「水怪」泳壇一鳴驚人

4．蓄勢待發再闖高峰

5．第五屆全國運動會連奪五冠

6．第十屆遠東運動會揚威海外

7．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後的楊秀瓊「熱潮」

8．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未能全勝

9．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形象出眾

10．告別泳壇開展婚姻生活

11．香港日佔時期冒險偵敵

12．抗戰勝利後另組新家庭

13．重返香港再與水結緣

14．安息加拿大溫哥華

15.   不同的英文姓名

16．婚戀傳聞不斷被炒作變形

17．有關楊秀瓊的報導和評論

附錄1：楊秀瓊年譜與中港大事表對照

附錄2：楊秀瓊締造的游泳紀錄

附錄3：運動名將錄
附錄4：近百多年女性爭取參與運動競賽大事記

後記

《尋找美人魚楊秀瓊》電子書--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Gl_XDwAAQBAJ&printsec=frontcover&hl=zh-TW#v=onepage&q&f=false

緬懷王友金先生

      王友金先生攝於六十年代及九十年代

 2014年底，因有朋友想邀請研究中國法律的王友金先生出席研討會，筆者曾多番致電想跟他聯絡，但撥打他的手機和家裡電話，一個已失效，一個沒人接聽，當時心裡已有不祥之感。最近，終於聯絡到他的太太，得悉王友金先生已於2012年12月30日病逝，享年86歲。

        王先生謙謙君子的和善形象，不其然又在腦海浮現。想起最後一次見他，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當時他正在藏書室默默翻看資料，為免打擾，只跟他聊了幾句便告辭，沒料到從此永別。

        王太太說他晚年受心臟病和腎病困擾，因發高燒入東區醫院治理，病情反覆，留醫約兩個星期便去世。三名子女均學業有成，已投身社會工作。

        王友金原是新加坡華僑，少年時期熱愛寫作，初中已投稿《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的副刊，靠稿費支付學費。中學畢業後一邊教書，一邊為《南洋商報》撰寫政經評論。

        像許多海外華僑青年一樣，王友金對中共的革命充滿幻想，憧憬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的鳥托邦出現。一九五○年，他瞞騙家人說去香港做生意，實際是經香港去了北京，報讀清華大學。他首選是新聞系，但未獲取錄，入讀了次選的政治系國際組，後來院系調整，被安排到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法律系。畢業後分配到哈爾濱，擔任鐵路法院法官。他表示，一百個同學，只有十個當上法官，除了要成績好，還得共產黨賞識你，認為你是人才，方有此資格。

        當時他躊躇滿志，一心為國家走上法治富強的大道而努力。那時東北的鐵路經常發生偷竊、打鬥、撞車等事故，為了審案或調查，他不辭勞苦，深入民間，得到上級讚賞，不久便獲晉升，加入審判委員會參與處理大案。

　　　

        他曾說：「當時可謂無法律程序，我參考蘇聯檢察和審判制度，起草程序法，建立陪審團制度，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關注，派遣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兼刑庭庭長賈潛來哈爾濱，與我乘搭毛澤東專用列車周遊東北兩天，總結鐵路法院的司法經驗。」王友金相信近年大陸的法院改革，包括引入程序法，蘊含他的建議草稿。

        中共與知識分子的蜜月期很快就過去，王友金當了四年法官後，在肅反運動中被懷疑是間諜，遭軟禁一年，要不斷寫檢討和捱批。逢此厄運，令他一度意志消沉，想從法院五樓寓所跳下輕生。幸好一年後政治形勢轉變，他重獲自由。但一九五九年四月起，公安、檢察、法院合併為政法公安部，王友金失掉官職，還要下鄉勞動，後來調到黑龍江司法廳，終日無所事事，繼而調去北大荒當石油廠廠長秘書，過著住草棚的艱苦生活。他的父親在新加坡不斷寫信申請兒子離開中國，幾經波折，他於一九六○年成功偷渡到香港。

        王金友說，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但那時新加坡由李光耀主政，堅決反共，由大陸出來的王友金受懷疑，不獲准回去與家人團聚，只好留在香港生活。在港初期，他擔心自己的經歷再惹麻煩，不敢告訴人在大陸當過法官，只說在大陸教過書。後來有朋友介紹他到《天天日報》工作，開始了他的傳媒生涯十八年，先後做過翻譯、編輯和總經理。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以「王恩」作筆名撰寫專欄，揭露和剖析大陸的政治狀況，大獲好評。六六年還編製了一本《中共大整肅真象》，成為當時研究中共政情的暢銷書。

        王友金與太太在六十年代中，經朋友介紹而認識，約在一九六六年結婚，育有二女一子。王太太形容丈夫勤奮良善，疏財仗義，不時為朋友著想而吃虧。在六、七十年代搜集研究資料十分困難，王友金經常斥資買下大堆舊報紙來剪存資料，家裡的報紙雜誌堆積如山，成了打理家務的王太太一大煩惱。

        王友金在七十年代後期短暫任職《快報》後，便離開報界，投身中共的改革開放大潮。先後在多間外資律師事務所擔任顧問，憑著他對國情和法律的知識，協助外國公司投資中國市場、起草大型項目的合約。他曾組織香港和外國法律專家到大陸交流，深圳和廈門市政府也邀請他出任法律顧問，協助安排大陸官員訪港。

　　

        一九九七年退休後，王友金專注研究中國法律，先後擔任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研究計劃研究員、中國政治大學客席教授及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他出過書探討基本法的實施和廿三條立法，又經常發表文章和接受傳媒訪問，從政治、法律和人權的角度分析中國問題，由於直率敢言，意簡言賅，深受傳媒歡迎。王太太表示，可能他也做過傳媒工作，深知記者找評論不容易，所以每次有記者約訪，總會有求必應，有時甚至連吃飯時間都推遲。二○○六年，他還應香港記者協會之邀，編撰《中國採訪手冊》，從法律角度，提醒香港記者到大陸採訪要注意的事項。

        他常言，分析大陸的問題，不能單看法律條文，更重要是了解當時的中共政策和國際形勢，需具有全盤宏觀的視野。

        筆者記得多年前跟他一次閒聊，他提到自己的往事，慨歎中國近百年來的發展反反覆覆，像他這樣經歷成長的人，都渴望國家富強，走上真正民主法治，和平自由的道路，可惜到他人生步入晚年，此願望仍遙不可及。中國目前還處於人治格局，法律往往淪為權力鬥爭和打壓人民的工具，但他未感氣餒，希望多活幾年，多發表意見，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

        王友金去世前一年，還計劃出書，寫香港特首必需具備的條件，呼籲特首該懂得向中央說「不」，目的是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他深信中共內部會有開明的力量，香港人不應害怕大陸的極左勢力，要據理力爭，捍衛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否則只會淪為大陸一個邊緣城市。對於一些香港法律學者，如梁美芬之流，為討北京歡心，經常發表違反情理的言論，缺乏風骨，他深表失望。

        他認為中共應借鑑香港的經驗，逐步在大陸推行政治改革，社會才能穏步發展。中共的經濟改革有所謂五年計劃，十年計劃，那政治改革何嘗不可？沒有政治改革，黨權牢牢操控一切，就難望有司法獨立，法律不能保障人民，社會缺乏公義，法律怎會受到人民尊重？說到底，問題仍是中共願不願開放權力，接受制度監督。要打破中國幾千年來權力至上的帝皇心態不容易，王友金自言沒機會遇上，盼望年青一代繼續努力爭取。

2015年11月號香港前哨雜誌首發

香港首次舉辦的國際電影展

香港《國際電影》雜誌1956年7月號,第十期的照片

        香港國際電影節明年便踏入第四十屆，這個有世界各地影人和影片參與的交流活動，已成了每年一度的影迷焦點，也較為港人熟悉。鮮為人知的是，香港早於1956年，已首次舉辦過一次國際電影展──第三屆東南亞電影展 

( Southeast Asia Film Festival，亦稱東南亞電影節，即現今亞太影展的前身)。當時是城中一大盛事，被報界形容為「香港電影史新一頁」，時任港督葛量洪也親臨主禮。事隔半個多世紀，曾經璀璨的影壇盛會，已被人淡忘。筆者從昔日的報章報導，尋回香港這段久違了的歷史，以及星光背後的點滴風波。

1956年6月13日華僑日報刊登當年影展的放映安排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各國的電影業逐漸興旺，日本大映公司董事長永田雅一為開拓東南亞市場和促進電影業發展，1953年邀請邵逸夫、陸運濤等聯手創辦「東南亞電影製片人協會」（以下簡稱協會），成員來自日本、台灣、香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共七個國家或地區的影業人士。由1954年起，每年輪流在各會員地區舉行競賽型的東南亞電影展。

        首屆在日本東京舉行，香港邵氏公司出品，李麗華主演的《勾魂艷曲》獲歌唱特別獎。第二屆在新加坡舉行，年僅八歲的蕭芳芳憑邵氏公司出品的《梅姑》，奪得最佳女童星獎(另有最佳男童星獎)；而邵氏另一部影片，由尤敏、趙雷主演的《人鬼戀》則獲到最佳美術獎。

        到了1956年的第三屆，定於6月12至16日在香港舉行。當時協會已多了新成員澳門。這屆的執委會主席，並非戰前已立足香港的邵氏公司負責人，而是正準備在香港影壇大展拳腳的星洲電影界強人陸運濤。他在影展前的記者會上宣佈，此屆共有三十四部電影參展，包括廿四部劇情片，十部紀錄片，經評審推薦的廿多部影片，包括五部非參展的歐洲電影（稱為客串電影），影展期間安排在皇后及平安兩間戲院公映。

香港《國際電影》雜誌1956年6月號,第九期的報導

        這屆參展的香港電影原本有三部，分別是亞洲影業公司出品，葛蘭、陳燕燕主演的《長巷》、國際電影公司出品，葛蘭、王豪主演的《驚魂記》，及國泰公司出品，李麗華、嚴俊主演的《娘惹與峇峇》。但《娘惹與峇峇》在影展揭幕前夕突然退出，原因則成了羅生門。

香港《國際電影》雜誌1956年6月號,第九期的封底

        身兼該片導演和演員的嚴俊對記者表示，是為了抗議協會會長永田雅一發表侮辱香港電影工作者的言論。因他抵港後，曾公開批評「香港製片人不肯花錢，製作不夠水準，許多天才都給糟蹋。」雖然永田雅一其後道歉，說是翻譯上的錯誤，大會亦接受了他的解釋，但嚴俊認為要維護香港電影人的尊嚴，他本人決定不參加這次影展，並獲其未婚妻李麗華的支持。恰巧的是，影展開幕當日，即六月十二日，正是二人訂婚的日子，他們白天在家中由神父主持訂婚儀式，夜間設宴款待親朋，搶了影展的一些風頭。

1956年6月12日工商日報

        但大會對退展一事則有另一版本，指稱因為《娘惹與峇峇》還沒有完成配樂，未能在截止期前遞交拷貝，又說除了此片，尚有三部其他成員國的電影退出，這是影展常有的情況。對於嚴俊的說法，大會以及出品《娘惹與峇峇》的國泰公司（老闆為陸運濤）都沒有作出回應，說是他的個人言論。

1956年6月12日工商日報

        影展揭幕禮傍晚六點在半島酒店舉行，近七百人參加，港督葛量洪伉儷親臨主禮。九時許，大會還在灣仔分域碼頭對開海面，燃放煙花慶祝，極為隆重。葛量洪致詞時，先幽大會一默，說從來不知道日本屬於東南亞，但日本製作很多傑出的電影，「東南亞電影製片人協會」將日本包括在內，是明智之舉。

香港《國際電影》雜誌1956年7月號,第十期的報導

        不知是否受了港督的啟發，協會在開幕禮翌日上午舉行的會員大會，議決由下屆起，改名為亞洲電影展（Asia Film Festival）。大會解釋是因為已通過接納南韓為新會員，又邀請了越南和緬甸參加，組織不斷擴大，應改用更適合的名稱。另外，印尼代表在會員大會上投訴，指其中一部客串電影：意大利的《迷失的大洲》，傷害了印尼人民的感情，要求禁映。但大會以事出倉卒，為免影響戲院的安排，只同意發出聲明，表明放映該片非大會所願。

        同一天下午，葛量洪在港督府舉行盛大的園遊會招待與會嘉賓和影星。香港除了國語電影工作者，廿多名主要來自中聯影業公司的粵語電影工作者亦獲邀參加，包括吳楚帆、張瑛、張活游、白燕、紫羅蓮、周坤玲、秦劍、李晨風等。

        吳楚帆在席間向記者表達不滿，指大會不准粵語片參加是不公平。他去年（1955年）曾申請明華影業公司創業作、他主演的粵語片《人道》參展，但不獲接納。今屆，他以國際影片公司出品、他主演的粵語片《斷鴻零雁記》參展，又被拒絕。他質疑大會的參展標準，並批評影展限制太多。

        當時被視為「左派」的三家香港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並沒有作品或代表獲邀參與影展的活動。「左派」報章只在影展開幕和閉幕當日，作了簡短報導，不如其他報章的圖文並茂。

        影展最後一天的頒獎禮亦在半島酒店舉行，大會分劇情片和紀錄片兩組共頒十九個獎項（臨時增加了一個獎項），其中劇情片的幾項大獎，包括最佳影片、導演、男、女主角、攝影、錄音、男童星，由菲律賓與日本兩國的電影瓜分，香港只得《長巷》獲得最佳劇本獎，劇本出自羅臻手筆，改编自女作家沙千夢的同名小說。

        這次影展的風波到了頒獎之夜還掀起另一高潮，採訪當晚活動的中外記者投訴大會安排失當，拍攝的位置遠離頒獎台，交涉不果後，大批記者集體離場抗議，翌日報界亦刊登了批評文章。有評論支持吳楚帆的觀點，認為粵語片才是香港的主流電影，在東南亞也有廣大市場，應接納粵語片參展；有的指出今屆獲獎的最佳男、女主角、導演和童星，都沒有出席頒獎禮，質疑影展不受成員重視。更有揶揄大會三年來都擺了地理大烏龍，由東北亞國家日本出任會長的影展，竟叫作東南亞影展。

        自此，「東南亞影展」這名稱不復存在，但屆數沿用，翌年1957年的第四屆亞洲影展又回到日本東京舉行。一直至1983年第廿八屆，開始改為現時所用的名稱：亞洲及太平洋影展（Asia Pacific Film Festival，簡稱亞太影展），成員也進一步增多。

        在冷戰時期，這影展曾因政治問題而被部份成員杯葛，及停辦了兩屆。近年亦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而停辦過。或許香港電影業人士早在1956年那次經驗，已體會到舉辦這類影展吃力不討好，也容易捲入政治紛爭，所以自那年起，就沒有再接手舉辦。到了1977年，香港市政局和電影業人士推動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誕生，香港從此有了本土主辦的國際電影交流活動。

香港電台《傳媒透視》網上雜誌2015年9月24日首發

王凡西的故鄉與後人

王凡西與王宇平

              距上海約一小時車程的浙江海寧市，常標榜出了兩位近代著名作家：徐志摩和金庸。其實它還是已故托派元老王凡西的故鄉，王凡西的筆名「雙山」便是源於海寧市中心的兩座山：東山和西山。但托派一直批判和揭露中共的專制獨裁，王凡西的名著《雙山回憶錄》至今尚且不能在大陸正規出版，海寧就更不會有紀念他的設施。筆者月前到訪海寧，有緣找到王凡西的長子王宇平，他已年屆八十五，中共五二年「大肅托」後，就被下放到海寧生活。年近花甲，才有機會到英國，與分別近四十年的父親重聚。

海寧市中心的東山和西山

              王宇平一九三○年生於上海，是王凡西與首任妻子葉英所生的長子。他說，父親一九二五年進北京大學唸書後加入共產黨，與母親同是追求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熱血青年，於一九二七年一起被中共派到蘇聯留學。至於父母的婚戀經過，他並不清楚。父親在英國時曾不經意的向他提及：「王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其貎不揚，在蘇聯時卻想追求你母親。」

年青時的王凡西

              王凡西在蘇聯期間，因看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於一九二八年參加了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其後稱為托派)，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九年回到上海後，他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翌年，因托派身份被發現而遭中共開除黨籍，其後與陳獨秀一起推動左派反對派的發展。於三一年當選為統一的托派中央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編輯。

但一個月後，王凡西、樓國華等一批托派中委遭國民政府逮捕下獄。鑑於形勢兇險，王宇平被祖母帶回家鄉撫養。監獄的惡劣環境，令王凡西染上嚴重肺病。一九三四年出獄時，留在上海的妻子葉英已帶同幼子改嫁，他無奈回到家鄉海寧，租住西山上一間小屋養病。期間，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馬裕生。

一九三五年，王凡西到上海參加新成立的托派全國中央臨時委員會，並創辦論政刊物《鬥爭》及《火花》，繼續追求他的革命理想。翌年，他與馬裕生結婚，一年後誕下女兒鳳崗（翌年夭折），女兒出生不足兩個月，王凡西再次被國民政府拘捕，關押在南京監獄。日本空炸南京時，監獄被毀，國軍敗退．王趁機逃脫，輾轉避難到香港，於一九三八年二月返回上海，繼續托派的工作。

此後幾年間，儘管飽受斯大林派的誣蔑和種種打擊，中國托派不但再度活躍起來，還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員。當中王凡西作出很大貢獻，尤其文字宣傳方面。他出任公開的《動向》月刊編輯和撰稿，並翻譯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和《俄國革命史》等。

一九四二年，中國托派因政見不同分裂為兩派：彭述之與劉家良領導的多數派，以及鄭超麟、王凡西、陳其昌、樓國華領導的少數派。二戰結束後不久，少數派在上海創辦《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執筆人之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進駐上海前夕，由於擔心中共打壓托派，王凡西與樓國華由上海遷移到香港建立聯絡站，幾個月後，王因托派身份被港英當局逮捕，驅逐到澳門。

王凡西在澳門以教學和寫稿維生，不斷思索和評論中國的問題。在一九五七年寫成極具史料價值的《雙山回憶錄》，其後又發表了《毛澤東思想論稿》、《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著作。王凡西原名王文元，「雙山」是他眾多筆名之一，因在四十年代常用「連根」這筆名發表論證文章，跟他交往的後輩都稱呼他為「根叔」。一九七五年，他得到朋友幫助移居英國，至二○○二年，在英國利茲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

王宇平表示，自小由祖母養育，與父親聚少離多，跟後母的關係則並不融洽。生母改嫁後，在抗戰期間帶同幼弟到了重慶生活，起初有書信往來，後來便失去聯絡。因為生活貧困，王宇平十多歲就到杭州打工謀生，他記得父親臨離開上海往香港前，曾到杭州探望他，叮囑他好好照顧自己和祖母，道別時還輕撫了他的頭。

王宇平在五○年參加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財務管理，幾個月後就獲分配到杭州的政府部門工作。但到了五二年的十二月底，毛澤東為討斯大林歡心，大舉整肅境內的托派分子（稱為大肅托），連同托派的同情者，逾千人被逮捕或判刑。 王宇平因父親的關係也受牽連，無法留在杭州政府機關工作，五四年被下放回家鄉海寧當小學語文教師。

王宇平稱，可能少時已投身社會工作，知道世途險惡，須低調實幹做人做事，所以雖經歷了連番政治運動，總算沒有受到嚴重的迫害；但大肅托期間，王凡西的兩個侄、一個內弟及他們好些朋友，都受到牽連而被捕，一個侄更死在獄中。有關父親的事，王宇平長大後才逐漸有較多了解，明白父親追求的理想很美好，但這個理想能否實現，實行起來又是否如他所想像的？王宇平表示：「難說了！」

王凡西到澳門初期，仍與兒子保持聯繫，其後中斷，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恢復通信。其後王宇平見政策較為寬鬆，便主動向父親提出到英國會面，最終在一九八八年成行，由於當時經濟拮据，只夠錢買一張往英國的單程機票，回程費用由王凡西支付。

父子分隔了三十九年重逢，問他當時感受，王宇平帶點感慨說：「很平淡，我們都是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人，沒有激動的心情，就像見到一個熟朋友的感覺，我連『父親』兩個字都叫不出口！他那年已八十一，年紀大，沒來接機，他的朋友把我從倫敦機場送到長途汽車站，我獨自坐車到利茲，他在車站等我。」

王宇平此行與父親相聚了四個月，他形容父親是一個十分隨和的人，喜歡跟年青人交往。他在海外一直過著獨居簡樸的生活，但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好些學生和學者都愛跟他一起聊天飯聚。父子倆的話題卻甚少涉及政治，多是閒話家常，只記得父親曾提及中共黨內最壞的兩個人是王明和康生。

晚年王凡西

自小缺乏父母關愛的王宇平表示，長大後逐漸體會到母親當年帶同幼弟離去，以及父親遠走他方，都是為勢所迫，對父母已無怨憤。既嚐過骨肉分離之痛，便不想留在大陸的妻女有著自己同樣的經歷，而且父親在英國的生活也非富裕，所以沒想過要留在英國。

回程時為了省錢，王宇平經香港坐火車回大陸，在香港逗留的幾天，由父親的托派朋友接待，其中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長毛」梁國雄。王宇平說：「他為人熱情，照顧周到，陪我到山頂遊覽，離開那天，還親自送我到紅磡火車站。」

隨著前蘇聯為托派平反，中國對托派也轉趨寬鬆，被指為「托派反革命案」主要領導人的鄭超麟一九七九年出獄後，中共給他「上海市政協」的虛銜；從人民出版社分枝出來的東方出版社，在二○○四年亦以只供內部流傳、半公開發行的形式，出版了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然而，托派對中共政權的批判深刻尖銳，王宇平估計在未來數年，中共對托派分子的態度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晚年鄭超麟

王宇平還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王燕祺居於上海，但彼此沒有聯繫。王凡西去世後，朋友把他的骨灰運返香港寶福山安葬。到二○○五年，王凡西的妻子馬裕生亦離世，王燕祺來港把父親一半骨灰帶返上海與母親合葬。這對分離了逾半世紀的夫婦，終於可在人世間以外的地方再續情緣。

香港前哨雜誌2015年5月號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