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七暴動」中的親共電影人

石慧、傅奇夫婦高舉毛語錄示威

在五、六十年代走紅的香港左派女星夏夢於二○一六年十月廿八日病逝，享年八十三歲。親共傳媒報導她的死訊時，都避談她在「六七暴動」期間脫離左派，與丈夫秘密遠走加拿大的往事。那時香港極左勢力的文革狂熱，不單令一些左派影人「出走」，還導致左派電影事業全面崩潰，但部份親共影人近年回憶這段歷史，多是埋怨港英政府的迫害，甚少有勇氣和理智地指出中共專制極權的禍害與自己的盲從。 

翻查舊報報導，大陸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爆發文革後，最早脫離香港親共影圈的，是飛龍影業公司的女星伍秀芳和鳳凰影業公司的導演兼演員文逸民。當時飛龍公司由盧敦主持，伍秀芳是力捧對象，但她當年八月在港與李翰祥柲密簽約，加盟他在台灣新成立的國聯公司，九月底與文逸民一起飛往台灣。從影四十多年的文逸民時任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的監事。他在台灣的記者會上表示，左派演員必須參加學習小組，他不願參加，長期被視為落後分子。因擔心香港的左派會利用文革的整風打擊他，所以決定投奔台灣。

那時大陸紅衛兵到處作亂的消息已陸續傳到海外，九月更有消息指港人熟悉的粵劇紅伶紅線女遭批鬥抄家，被剃「陰陽頭」，甚至傳聞已自殺身亡。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安排了一個六十多人的港九各界國慶觀禮團，由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率領，先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典禮，然後到延安、井岡山、毛澤東故鄉等地參觀學習，行程長達一個月。當時跟團出發的影星包括長城影業公司的三名當家花旦：夏夢、石慧、陳思思和男星高遠、傅奇等。觀禮團最後一站到了廣州，中共安排團中的電影工作者與紅線女會面，企圖消除外界有關紅線女的負面消息。近年不少回憶文章都披露，當時中共為了掩飾紅線女被剃「陰陽頭」，要她戴頂列寧帽來見客。由於那時尚是十月未入冬，戴著帽見客有點怪，陪著她的中共女幹部只好也一起戴帽，以減輕突兀感覺。但夏夢看在眼裡，已心感不妙。

紅線女戴上列寧帽會見來訪的香港影人

觀禮團十月底回港後十多天，隨團採訪及負責拍攝紅線女的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劉粵生突然投奔台灣。他深知中共的弄虛作假，在台公開揭露在大陸目睹的文革慘況，並預言文革風暴很快會吹到香港。

1966年11月12日工商日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左派的香港華南影業工作者聯合會理事趙英魂也去了台灣。他當年四十歲，曾任中聯電影公司劇務、香港電影製片廠廠長。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共《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借四十年代電影《清宮秘史》含沙射影，藉以打擊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此片正是香港親共的鳳凰公司老導演朱石麟執導，當時傳言中共想調他回大陸接受批鬥，令他深感委屈，精神大受打激，於一月五日在家中看罷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那篇文章後，突然腦溢血去世。親共影業痛失良才，卻沒有及時醒覺，繼續跟隨中共的指揮棒起哄。

同年五月初，香港左派利用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發動暴亂，於五月十六日宣佈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成員有一百零一人，不久增至三百四十八人，當中影藝界連同戲院職工有三十四人，包括著名影星傅奇、朱虹、盧敦、鮑方、江龍、姜明及音樂人黎草田等。而新聯影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廖一原和鳳凰公司導演任意之則擔任常委（共十七人，工聯會主席楊光任主席）。任意之是三十年代著名導演任彭年和武打女星鄔麗珠的女兒，其夫蔣仕任職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攝影師，也是鬥委會成員。

1967年6月6日大公報

鬥委會不斷發動示威，到港督府、法院等地抗議，及聲援巴士、電車、煤氣等機構的左派工人罷工。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呼籲「香港左派群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港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左派陣營大受鼓舞，各界別紛紛舉行所謂誓師大會。親共電影人自然不甘落後，在六月五日的誓師大會上，由盧敦致辭，聲稱「以文藝為武器，團結同胞們鬥垮鬥臭港英」。據左派影人馮琳的回憶，石慧、白茵、江漢、朱虹等紅星都上街高舉毛語錄示威。朱石麟的女兒朱楓，還帶了四名孩子去貼標語。六月九日，警方搜查左派銀都戲院，拘捕了三十多名員工，帶走大批煽動暴亂的物品，五日後更吊銷其戲院牌照。

積極參與左派示威的影星馮琳

七月十五日凌晨二時，警方到傅奇和石慧夫婦位於又一邨的住所將二人拘捕，連同其他左派被捕者，扣押在摩星嶺俗稱「白屋」的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但暴亂不斷升溫，八月二十日，一對小姊弟在北角清風街慘遭土製炸彈炸死。八月廿四日早上，經常在商業電台批評極左暴行的廣播員林彬，駕車上班途中遭兇徒投擲汽油彈，他與同車的堂弟林海光都不幸喪生。左派連串暴行，激起港人更大的痛恨。

看到形勢惡化，一直以懷孕為由逃避參加鬥爭行動的夏夢，於九月廿六日與夫婿林葆誠離開香港避居加拿大，兩年後才回來。夏夢一九九七年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訪問，回憶當時情況，坦言反對文革，因為大陸很多欣賞她的人都被抓走，她擔心遲早輪到自己。「我是突然之間走的，沒有人知道，好像現在的『官』那樣，駛汽車走的。因為我先生的大哥在機場的怡和公司工作，他給我們私家車駛進機場，但要經出境處，沒辦法，一定要蓋印嘛。有些關員認得我，立即致電《明報》，所以翌日就上了《明報》頭版。那時我很害怕，文革那麼糟，如果捉我回去不許我回來怎麼辦？」

夏夢與夫婿林葆誠

夏夢「出走」後不足半個月的十月九日，長城公司的編劇張森也攜同妻女投奔台灣，他原在中國科學院轄下的單位研究煤碳，一九五七年來港後便在長城當編劇，其弟是邵氏公司的演員張沖。他透露，新聯影業公司一位受力捧的女星陳綺華亦已脫離左派，避居南美。

十一月十五日，擔任鬥委會常委的兩名電影人廖一原和任意之，先後在寓所被警方拘捕。十八日晚，警方突擊搜查九龍城獅子石道的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但室內空無一人，警方帶走大批文件及宣傳品。

石慧和傅奇在羅湖橋上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港邊界的羅湖橋上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當天早上，港英政府原想把傅奇和石慧遞解出境往大陸，但中共拒絕接收，二人坐在通往深圳的羅湖橋中間，中共在橋的一端發出廣播，表示港英要迫害他們，指他們有權留在中國的香港，無所謂出境不出境！二人最終在橋上熬過一夜，得到港方提供毛氊，共方提供藤蓆，翌日下午由香港警方帶返摩星嶺繼續拘留。親共傳媒隨即廣泛宣傳二人英勇抵抗了港英的遞解行動。右派報章則指摘中共對其支持者毫無情義。

 脫離左派的影星高遠與陳思思

至於另一對左派銀壇夫婦陳思思和高遠，在同年五月有了新的動向。他們跟夏夢一樣，沒有積極投入鬥委會的行動。右派的邵氏公司於五月十一日證實高遠已簽約加盟，不久將伙拍凌波開拍新戲。陳思思翌月亦宣佈脫離左派公司，加盟港商關志堅的榮堅影片公司。二人在當年十月底飛往台灣參加蔣介石的祝壽活動。同行的，還有長城公司首任總經理袁仰安，他在三、四十年代是上海著名的律師及出版人，一九四八年來港後與友人合組長城公司。他思想左傾，卻非根正苗紅，一九五七年被中共派駐長城的幹部迫走，自行創辦新新影業公司。

1969年2月26日華僑日報

石慧、任意之、傅奇和廖一原先後在一九六八年的十一和十二月獲釋。但左派影人投奔台灣的情況仍未結束，到了六九年一月底，左派南洋戲院執行董事胡心靈也去了台灣，在記者會上炮轟中共壓迫文藝工作者。他的妻子龔秋霞於同年四月赴台與他會合。龔在三、四十年代是上海的歌影界紅星，來港後在左派電影公司演出，後擔任長城的演員室主任。

台灣的報刊報導胡心靈、龔秋霞在台團聚。

此時香港的極左勢力已走向衰敗，隨後爆出林彪事件和四人幫下台，中共的宮廷鬥爭和殘民暴政陸續公諸於世，大部份留港的左派演員被狂熱沖昏頭腦後開始冷靜下來，各自尋找新出路。後來即使大陸改革開放，也未能重振左派的電影事業。一九八二年，長城、鳳凰、新聯及中原共四間左派電影公司被合併改組成銀都機構，為中共搖旗吶喊了幾十年的電影公司就這樣被消失！最諷刺的是，暴動期間表現得甚為勇武的石慧和傅奇，卻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移民加拿大。他們近年仍有回港探親訪友，但不見公開談論「六七暴動」的舊事。

近年在訪問或文章中回憶「六七暴動」的親共影人如廖一原、白荻、馮琳等，論調皆指反英抗暴是正確的，只是鬥爭的方式不對，並強調自己十分愛國。可是他們對中共的暴政置若罔聞，論事的邏輯混亂，黨國不分。馮琳的兄長馮喆，是大陸的一線男星，像眾多大陸電影同業一樣，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馮琳在訪問中卻表示，沒有因為哥哥的冤死而對共產黨有什麼意見，還是相信共產黨。「我們都是一顆愛國心，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糊裏糊塗。當時說我們是錯誤的，我們心裏不大舒服，我們的確是憑著一顆愛國心在做事！」

否定了共產黨就是否定了自己一生的業績與追求，他們不想面對自己的挫敗，寧願裝聾扮啞，對中共的禍害，不但沒有批判，連提也不敢提，繼續糊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