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作家姚克對中共的文明還擊

 

2018年3至7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舉辦了一個名為「坐忘．香港：姚克的戲劇因緣」的展覽，介紹著名戲劇家姚克（1905-1991）在香港的成就和貢獻。但展覽的前言指：文革大潮越演越烈，他編劇的電影《清宮秘史》遭毛澤東點名批判，居港二十餘年的姚克「黯然遠離，赴夏威夷大學任教」，卻沒有點出當年姚克面對中共猛烈批判時，有理有節地作出文明還擊，而一些大陸文人還無視他反抗專制暴政的作為，刪去了這位戲劇大師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妄圖竄改他的生平事蹟。

        姚克原名姚志伊，又名姚莘農，祖籍安徽，父親是清末翰林，家學淵源。1931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文學系，之後在戲劇、翻譯、編輯、電影編劇、寫作等多方面發展，聲譽日隆。他中英文俱佳，熱愛戲曲、話劇。三十年代在上海與左翼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魯迅有密切交往，曾把魯迅的作品繙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魯迅在1936年10月去世，姚克是當時追悼大會的司儀兼扶靈人之一，但他一直沒有加入受中共把持的左翼作家聯盟。

姚克1933年與魯迅在上海合照

         1937年，時任英文月刊《天下》編輯的姚克，被月刊委派到蘇聯參加戲劇節，因歐戰影響歸程，滯留倫敦，為爭取歐洲各國支持中國抗日，他多次到電台及電視發表演說。翌年，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資助，轉到美國耶魯大學進修戲劇。1940年回到「孤島」上海，任教復旦大學和聖約翰大學，並先後參與多個劇團，策劃話劇演出。1941年7月，他創作的舞台劇《清宮怨》首度公演，講述清末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珍妃與西太后慈禧之間的宮廷鬥爭，由費穆執導，連演三個多月，好評如潮。 

電影《清宮秘史》1948年11月在香港公映時的廣告

        1948年，浙江商人李祖永在香港創辦永華電影公司，改編《清宮怨》為電影《清宮秘史》，由朱石麟執導，邀請姚克南下合作。那時國共內戰越趨激烈，姚克於是與家人移居香港，自此在這個相對自由的小島，開展人生另一個黃金二十年。

左起:宋淇、姚克、孫晉三,五十年代攝於國際影片公司

1955年,姚克與影星秦羽出席《中國學生周報》成立三周年茶會
        
姚克來港最初幾年，主要在電影公司擔任編劇，其後專注戲劇活動和在中文大學任教。廿年間，先後創作了《李後主》、《西施》、《秦始皇》、《陋巷》等劇目。1952年，他開辦南風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有自由嗎？》、《史大林評傳》、《胡風事件的前因後果》、東方望的《中共的土地改革》、以及龔楚的《我與紅軍》等批判共產革命的書籍。

        姚克的劇作內容都別出心裁，寓意甚深。例如1956年創作的《西施》，重點不是西施和范蠡的愛情故事，不是越王忍辱負重的復國故事，而是對愚忠的批判、對國家與政權的反思。1961年創作的《陋巷》，更是戰後首個以香港本土實況為題材的劇作。

        1954年，他與戲劇界友好出版《戲劇藝術》期刊，在第二期發表了題為「揚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文章，指出「在中國新戲劇運動的過程中，教條主義的流弊似乎比形式主義更嚴重。有些戲劇工作者受著政治的教條主義影響，不知不覺地呈露了意識形態硬化現象。假使教條頒定『太陽是我們的咒詛』，他們就齊聲附和著咒詛太陽；假使教條歌頌該撤大帝而貶斥漢武帝，他們就把該撒演成英雄而把漢武帝演成反派（其這兩個統治者是同一類型的征服者）。這樣的盲從，其偏激可笑與贊和『月亮是外國的好』有什麼兩樣？」從姚克的作品及行動都可看到，姚克是一個反對專制統治、追求自由、有高遠視野的文化工作者，他與左右派文化人都有交往，卻從不熱衷政治。

        文革爆發後，毛澤東借題發揮，以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為名，打擊政敵劉少奇。1967年1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披露毛澤東早於1954年就批評《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影片，並暗指鼓吹這電影的大人物，是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清宮秘史》的導演朱石麟一直在香港的親共電影公司工作，以愛國者自居，1月5日在家中看罷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這篇文章，便不堪刺激，突然腦溢血去世。

        兩個月後，針對《清宮秘史》的批判到了舖天蓋地的階段，《紅旗》雜誌在3月底發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接著，《北京周刊》把此文繙譯成多國文字轉載發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及香港的左派報章，都緊跟風向，發文起哄，大字標題點名姚克是「反動文人」，「為蔣家皇朝哭喪」。左派三聯書店還集合所有批判文章出書。此時，姚克冷靜面對，接受記者訪問表示：不覺驚奇和委屈，歷史自有公論。中共對文藝作品，沒有一定的標準，今日力捧的文章，明日可能成為毒草。田漢、吳晗、廖沫沙如此。茅盾甚至劉少奇亦一樣。所以如對中共的狂吠認真，自己也要發瘋。

1967年4月3日工商晚報

        他指出：《清宮秘史》的中心意旨，是反映新舊時代的權力交替出諸你死我活的慘烈鬥爭，是個不曾休止的悲劇，不僅大清帝國，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在重演此悲劇。

        接著，姚克在當年的《明報月刊》5月號發表近二萬字的長文，詳述其劇作《清宮怨》被改編成電影《清宮秘史》的經過，及反駁中共對他的指控，同期也刊載《清宮秘史》的劇本節錄及戚本禹那篇文章的全文，以擺事實，說道理的姿態，由讀者閱讀雙方觀點，自行判斷是非曲直。

姚克在《明報月刊》1967年5月號發表的文章

        這時香港的左派引發暴亂，形勢險峻，姚克沒有即時離開香港，六七暴動期間，他為友人王敬羲開辦的《純文學》雜誌撰文，再以《清宮怨》的主題來凸顯中共的荒謬，並出版《清宮秘史 : 電影攝製本》和《坐忘集》，後者收錄了十多年來談論戲劇和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力量對抗中共的橫蠻暴政。同年十月，他無懼不安局面，出席公開活動，為中文大學學生劇社的演出擔任顧問，及現身講座教授朗誦技巧。

1967年的《純文學》雜誌發表姚克的文章

        到了1968年，主要由香港大專學生組成的世界戲劇社籌備話劇演出，邀請已從中文大學退休的姚克執導。姚克十分欣賞的劇作家吳祖光，當時正身陷大陸被中共折磨，他特意選用吳祖光的作品《捉鬼傳》作劇本，略加改編，借「鍾馗捉鬼」的故事，諷刺大陸現狀，並藉此向受到中共迫害的文化人作另類聲援。

姚克與聯合書院戲劇社的學生合照

        此外，他還聯絡電影界的老朋友，計劃修正中共出版的中國電影史。他發現中共在1963年代出版、由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失實之處太多，趁那時還有不少老一輩電影人在香港，應及早搶救史料，寫出更完備、客觀、公正的中國電影史。可惜因他其後找到夏威夷大學的教席，需於1969年1月到任，該計劃沒有人主持便告吹。

上官雲珠與女兒姚姚

          姚克往夏威夷之前，首次到訪台灣，逗留近兩個月，他此行只是與文化界朋友接觸，及為一家電影公司的新片《精忠報國》編寫劇本，沒有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在台灣期間，他留在大陸的前妻、四十年代上海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因不堪中共迫害，於1968年11月23日在上海跳樓身亡，終年48歲。

        姚克這幾年間的行動，可說文明理性、不卑不亢。但不知何故，香港《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姚克未收到的一封信〉（收錄在其著作《文苑繽紛》），竟指姚克「對來自北京的罵聲一言不發，也不發表什麼文章，不聲不響的離開了香港，去了美國，甚至避免和外界來往。」羅孚六七暴動期間正在香港積極參與「反英抗暴」，不可能不知道姚克的連串「反共」行為。羅孚為何沒說出真相?耐人尋味!他說姚克避免與外界聯絡也非事實。

左起:李翰祥、姚克、盧燕、朱旭華

         姚克留美六年後的1975年，中華民國已退出聯合國，台灣風雨飄搖之際，姚克領著他一批美國學生於一月初到台灣進行文化交流。月底又應香港無線電視台邀請，重臨香港數天，參觀電視劇《清宮殘夢》（改編自《清宮怨》）的攝製情況，及到邵氏片廠，探訪正在拍攝兩部清宮片《傾國傾城》及《瀛台泣血》的李翰祥導演。往後兩年，他每年都到台灣及香港參加文化活動，並為香港麗的電視擔任編劇訓練班導師。台灣的出版社在1978年和1985年，也先後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等多部劇作和中文譯作《推銷員之死》。

        中共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12月，北京《光明日報》率先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戚本禹文革時對《清宮秘史》的指控是含血噴人。翌年5月，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文章，再批評戚本禹強加罪名給姚克，又讚揚姚克愛祖國，努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要給他公正評價。香港《大公報》轉載此文時，還大字標題：「姚克在大陸恢復名譽」。1981年9月，魯迅誕辰一百周年，香港《大公報》轉載了姚克留在家鄉的六弟姚志曾的長文，回憶姚克與魯迅的交往。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亦同時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

1979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報

        姚克八十年代退休後一直定居三藩市，專注研究李賀詩作。那裡資訊發達，而且他交遊廣濶，這種有關他的重要消息。姚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可是，姚克1991年12月在美國去世後，他在蘇州的侄女姚眉（姚克六弟姚志曾的女兒）九十年代在大陸刊物發表的文章，指稱家鄉親人於1980年初得知中央組織部為姚克平反後，便致力尋找失去聯絡多年的姚克，直到1991年初才聯絡上，以致姚克遲了11年才知道他已平反的消息。姚眉又稱，姚克給予蘇州親屬的最後一封信，表示計劃在1992年春天回蘇州小住數月，及預備在大陸出版有關李賀詩作的研究成果。可惜91年底便不幸因病去世，未能一圓回祖國的願望云云。

        姚眉這個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她也沒有公開過姚克致家鄉親人的信件原貎。包括姚克在香港的一些朋友，都認為很大可能是他的親屬，為了保護姚克而製造出來的「愛祖國」型像，有利於姚克的生平和作品，能早日重現大陸的公眾視野。事實上，中共八十年代依舊政治打壓不斷，先是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接著又有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終在1989年爆發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血腥鎮壓收場。這些慘痛事件，難道在美國的姚克不知道？

        姚克去世半年後的1992年7月，姚克妻子及幼女姚湘應北京邀請，出席紀念斯諾逝世二十周年討論會。翌年，她們又再跟團到京滬探訪姚克的親友。但有關姚克晚年在美國的情況，都是由大陸方面發放，實情如何？耐人尋味！

        此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姚錫佩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一代漂泊文人》中，有專章論述姚克，卻避談姚克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只偏重介紹他與魯迅和斯諾的關係。書中有照片展示斯諾給姚克父女的信,卻沒有姚克晚年給家鄉親人的信。此書將姚克定格為十分渴望回到「祖國」，又未能如願的「漂泊文人」。

        研究姚克的香港學者盧偉力並不同意把姚克形容為「漂泊文人」。他指出：「在香港，姚克可以較自由地創作，反省中國文化與政治。」「二十年間，他在香港立德、立功、立言，文化建樹很巨大，姚克及家人常常出現在中英報紙報導，擔任很多公共文化工作，我們不能說他『漂泊』。中心與邊緣，其實是相對，甚至是辯證的。身處中國地理邊陲，心志連結中華文脈，這是姚克的文化意識。」

　　盧偉力在2017年出版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姚克卷》中 ,在導讀篇特別提出姚克的自主文化意識。他認為：有學者以「漂泊文人」來形容姚克，大概是從自然地理「國內／海外」對位，文化感受「鄉土／異域」對位，又或者身份認同「族群接受／族群拒絕」對位來看。離港定居美國後，他確實曾經有一抺離群的孤獨感，跟當時在日本留學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李進昌通信中有提及。不過，細心想，那時正值文革十年浩劫，政治鬥爭衍化群眾聲討，中國知識份子大規模「被邊緣化」，「被族群拒絕」，人身安危也不保，姚克身在海外，若他心感「漂泊」，也應當表現在一分「倖存」意識上。觀乎他在美國時談及他的寫作計劃，再引證他1967年遭到中共批判後不慌不亂的自白，娓娓叙述，情理兼備，有力迅速，可以說，就心靈歸屬「有信念／無信念」對位看，姚克並非處於不安無著的狀態。無論在香港、抑或美國，他持續不斷地在身處的空間展開力所能及的文化實踐與藝術探索，並不能說他「漂泊」。

姚克先生的年譜--http://lindapun.blogspot.com/2018/07/

胡蝶晚年在回憶錄對姚克的描述

《胡蝶回憶錄》1986年台灣聯合報初版,
1987年,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簡體字版

李翰祥VS許敦樂與廖一原,你信誰?

在親共機構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擔任高層的許敦樂，於二○○五年出版《墾光拓影》一書，描述公司成立五十五年來參與電影製作和發行的經歷，被某些人宣傳為「左派」電影業的重要文獻。但此書除了隠惡揚威，還夾雜不少「水份」，其中透露邵逸夫在國共鬥爭激烈的時期，與左派電影公司合拍越劇電影，就令人難以置信，似是許敦樂為了邀功而誇大統戰成績。

許敦樂是汕頭澄海人，一九四八年就讀上海美專時參與過反蔣的學生運動，畢業後來港，擔任南方影業的宣傳部主任，六五年升任總經理直到八十年代中，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他在書中指：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底，中共派遣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近一個月，大收旺場，邵逸夫看在眼裡，便私下和他們商議合作拍攝戲曲影片的可行性。「我方主要由鳳凰公司經理韓雄飛和導演朱石麟與對方作具體洽商。結果決定合作在上海拍攝越劇《紅樓夢》，邀上海越劇院的原班人馬主演，由朱石麟和岑範導演，並在長城公司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廠開鏡，拍攝了第一場戲，這樣就可作為香港出品的電影，以利輸往海外。可惜的是，影片完成後，在發行上出現了一些問題，使該片無法進入台灣。在東南亞放映時的票房收入也只是強差人意。」　

對香港五、六十年代情況有點認識的人都知道, 這種描述匪夷所思。那時由上海越劇伶人演出的電影包裝成香港出品，就能進入台灣？是否有點妙想天開？

另一名香港左派電影業高層廖一原，一九九七年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談，也曾談及此事，但他的版本有較多細節，結局並不一樣。他指：邵逸夫是浙江人，那次越劇團來港，邵「看了四次《紅樓夢》，非常喜歡。我負責這個劇團的總接待，邵逸夫派人來對我說：『邵先生提出，想把這齣舞台劇變成電影，不知能否合作？』我跟越劇團商量，請示過上海有關方面，說可以。他就派了李翰祥來跟我談具體的問題。我也是由此而認識了李翰祥。李認為最好由他參與拍攝，因為他拍過一些古裝戲。我找到《紅樓夢》舞台劇的導演王沙，他談到怎樣把這本巨著變成舞台劇，如何取捨．．．．談了五、六次，誰知這個消息不知怎的洩漏到台灣，台灣方面向邵逸夫施壓，認為上海越劇團是共產黨，跟他們合作，拍他們的影片，台灣就會『考慮』邵氏今後的出品。邵逸夫讓李翰祥請我們吃飯，向我們解釋道歉。他說：『你們很大方，他們很小器。』大方即是無分左右．．．．結果由我們拍，鳯凰的朱石麟導演，具體執行是他的學生岑範。在香港開了戲之後，劇團不能留太久，就回去了。」

廖的說法也疑點重重，那時要跟香港右派的著名電影公司邵氏合作,並非小事一宗,請示過上海有關方面就可以?就如此簡單?但從廖的版本已看得出，許敦樂作大得過頭，竟然說成與邵氏「決定合作在上海拍攝越劇《紅樓夢》」！廖一原一九二○年在香港出生，最初從事新聞工作，一九四九年九月，曾介紹司徒華秘密宣誓加入由中共領導的青年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一九五六年後，歷任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左派影業公司董事長。在左派陣營中，他向來重視柔性統戰，在去世前的訪問中，多次標榜柔性統戰的成果。

而廖一原版本提及的導演李翰祥，則有近乎完全相反的說法。翻開他在一九八○年間撰寫的《三十年細說從頭》，有如此描述：自己很喜歡看戲曲，那次上海越劇團來港，去看了多次，特別欣賞《紅樓夢》，很想把此劇拍成電影。料不到有天鳳凰公司的導演朱石麟來電，邀請他夫婦飯聚，並知道他看了幾遍越劇《紅樓夢》，故到時還會邀約主角徐玉蘭和王文娟同來。朱是老前輩，二人曾在永華公司佮作過，但之後左、右有別，已多年不見。李以為只是交流對表演藝術的看法，便應約赴會。李高談濶論之際，朱突然問他：「有沒有興趣把《紅樓夢》搬上銀幕？來一個舞台藝術片怎麼樣？」

李翰祥的《三十年細說從頭》

李「乍聽之下還真是一愕，半天不知如何對答。雖然知道那時鳳凰公司出品的片子，星馬版權大部份是邵氏公司發行，但在製片方面，倒從來沒有公開合作過。雖然說《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本身沒有什麼政治成份，但鳳凰總算是一家左派公司，如果合作起來，不只台灣的上映有了問題，甚至於會牽一髮動全身，引起其他不必要的麻煩。」

朱石麟知道李翰祥感為難，便提議由他和長城的胡小峰聯合導演，李只作幕後策劃。李表示跟邵氏有合約，必需先得到邵逸夫的同意。李回去跟邵說後，邵沒說什麼，只是笑著搖了搖頭。所以李雖然出席過廖一原、胡小峰和韓雄飛幾位在酒樓舉行的初步研究拍攝《紅樓夢》的座談，但李始終沒有參與該片的幕後工作。他事後知道《紅樓夢》在長城的清水灣片廠拍了一個多月，但因徐、王對佈景和服裝等不滿意，回到上海又從新拍攝。

李翰祥的說法，更接近當時的政治現實。許敦樂和廖一原筆下竟有截然不同的版本，當中是否存有誤會、還是有人蓄意編造情節？確是耐人尋味！當時兩岸仍處於緊張的對峙局面，一九六○年中，蔣介石正準備趁中共的大躍進失敗部署反攻大陸，同年九月，已嚴格規定未加入「自由總會」的影片公司和電影從業員，其作品不能進入台灣。而之前兩年的一九五八年八至十月，台海還爆發金門炮戰。當年十月，香港亦發生與邵氏和李翰祥有關的「蘇誠壽失蹤事件」，轟動一時,可說是香港近年「李波事件」的始祖版!

蘇誠壽時任長城公司的製片部主任，年資已有十年，但他在一九五八年的十月十日,突然出現右派電影人的雙十國慶酒會，並上台發表反共言論。翌日，他便離奇失蹤。當時右派報章都估計他被中共綁架回大陸。十日後的十月廿二日，左派報章報導他出現在廣州的中國出口交易會，他向記者聲稱，被美蔣特務李Ｘ祥拖落陷阱，對之前在香港的言行感到懊悔。李翰祥則公開表示，與蘇誠壽是談得來的摯友，很希望他轉投邵氏發展。蘇的父母和弟妹皆在天津。在大半年前，他曾協助邵氏爭取長城女星樂蒂加盟，對他的遭遇深感不安。

1958年10月22日大公報

假如當時蘇誠壽進一步去台灣當上「反共鬥士」，對香港土共來說，是十分掉臉失威之事，所以必須採取非常手段加以阻撓。事後兩年發生的李翰祥「羅生門」，很可能是土共的一招「以牙還牙」，想利用李翰祥希望拍攝《紅樓夢》電影的夢想，誘使他墮下被策反的陷阱。

此時李翰祥面對《紅樓夢》這個大誘惑, 尚且不敢輕舉妄動，以邵逸夫的精明幹練，怎可能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去和中共合拍電影，不用等台灣施壓，已知不可行。但這不表示邵氏與左派電影公司沒可能有另類合作。朱石麟的女兒朱楓二○○七年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的訪問透露：鳳凰公司一九六三年開拍夏夢主演的《董小宛》，是邵氏幕後出錢的，要跟電懋公司的《深宮怨》(王天林導演、尤敏主演)打對台。邵氏規定製作期，要儘快拍好。那時邵氏跟電懋鬥得如火如荼，鳳凰出品的《董小宛》必須比《深宮怨》早上映。朱石麟用一兩天時間寫好劇本大綱開拍。邵氏給了二十八萬製作費，鳳凰僅用十幾萬拍成，賺了十多萬，可再多拍一部電影。

這種幕後出資不沾鍋的模式，政治風險相對低，既可打擊主要對手電懋公司，又能擴充發行的片源，更合乎邵逸夫深謀遠慮的營商作風。但朱楓的說法也有令人質疑之處,因當時邵氏是長鳳新電影在星馬一帶的發行商,那筆錢可能是「買片花」的費用,即將未拍成的電影放權預先賣給發行商,套現一筆錢來拍攝電影。朱楓如今說成「是邵氏幕後出錢的」，有誇大當年統戰成績之嫌。

至今，邵氏方面從沒公開過相關情況，這宗所謂「合拍紅樓夢」的影壇「羅生門」尚未能完全破解！或許，許敦樂就是看準邵氏不會有人出來講那些前塵舊事，所以便大膽自吹自擂,企圖製造統戰右派有成的假象,瞞騙讀者。

香港「六七暴動」中的親共電影人

石慧、傅奇夫婦高舉毛語錄示威

在五、六十年代走紅的香港左派女星夏夢於二○一六年十月廿八日病逝，享年八十三歲。親共傳媒報導她的死訊時，都避談她在「六七暴動」期間脫離左派，與丈夫秘密遠走加拿大的往事。那時香港極左勢力的文革狂熱，不單令一些左派影人「出走」，還導致左派電影事業全面崩潰，但部份親共影人近年回憶這段歷史，多是埋怨港英政府的迫害，甚少有勇氣和理智地指出中共專制極權的禍害與自己的盲從。 

翻查舊報報導，大陸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爆發文革後，最早脫離香港親共影圈的，是飛龍影業公司的女星伍秀芳和鳳凰影業公司的導演兼演員文逸民。當時飛龍公司由盧敦主持，伍秀芳是力捧對象，但她當年八月在港與李翰祥柲密簽約，加盟他在台灣新成立的國聯公司，九月底與文逸民一起飛往台灣。從影四十多年的文逸民時任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的監事。他在台灣的記者會上表示，左派演員必須參加學習小組，他不願參加，長期被視為落後分子。因擔心香港的左派會利用文革的整風打擊他，所以決定投奔台灣。

那時大陸紅衛兵到處作亂的消息已陸續傳到海外，九月更有消息指港人熟悉的粵劇紅伶紅線女遭批鬥抄家，被剃「陰陽頭」，甚至傳聞已自殺身亡。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安排了一個六十多人的港九各界國慶觀禮團，由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率領，先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典禮，然後到延安、井岡山、毛澤東故鄉等地參觀學習，行程長達一個月。當時跟團出發的影星包括長城影業公司的三名當家花旦：夏夢、石慧、陳思思和男星高遠、傅奇等。觀禮團最後一站到了廣州，中共安排團中的電影工作者與紅線女會面，企圖消除外界有關紅線女的負面消息。近年不少回憶文章都披露，當時中共為了掩飾紅線女被剃「陰陽頭」，要她戴頂列寧帽來見客。由於那時尚是十月未入冬，戴著帽見客有點怪，陪著她的中共女幹部只好也一起戴帽，以減輕突兀感覺。但夏夢看在眼裡，已心感不妙。

紅線女戴上列寧帽會見來訪的香港影人

觀禮團十月底回港後十多天，隨團採訪及負責拍攝紅線女的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劉粵生突然投奔台灣。他深知中共的弄虛作假，在台公開揭露在大陸目睹的文革慘況，並預言文革風暴很快會吹到香港。

1966年11月12日工商日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左派的香港華南影業工作者聯合會理事趙英魂也去了台灣。他當年四十歲，曾任中聯電影公司劇務、香港電影製片廠廠長。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共《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借四十年代電影《清宮秘史》含沙射影，藉以打擊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此片正是香港親共的鳳凰公司老導演朱石麟執導，當時傳言中共想調他回大陸接受批鬥，令他深感委屈，精神大受打激，於一月五日在家中看罷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那篇文章後，突然腦溢血去世。親共影業痛失良才，卻沒有及時醒覺，繼續跟隨中共的指揮棒起哄。

同年五月初，香港左派利用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發動暴亂，於五月十六日宣佈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成員有一百零一人，不久增至三百四十八人，當中影藝界連同戲院職工有三十四人，包括著名影星傅奇、朱虹、盧敦、鮑方、江龍、姜明及音樂人黎草田等。而新聯影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廖一原和鳳凰公司導演任意之則擔任常委（共十七人，工聯會主席楊光任主席）。任意之是三十年代著名導演任彭年和武打女星鄔麗珠的女兒，其夫蔣仕任職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攝影師，也是鬥委會成員。

1967年6月6日大公報

鬥委會不斷發動示威，到港督府、法院等地抗議，及聲援巴士、電車、煤氣等機構的左派工人罷工。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呼籲「香港左派群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港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左派陣營大受鼓舞，各界別紛紛舉行所謂誓師大會。親共電影人自然不甘落後，在六月五日的誓師大會上，由盧敦致辭，聲稱「以文藝為武器，團結同胞們鬥垮鬥臭港英」。據左派影人馮琳的回憶，石慧、白茵、江漢、朱虹等紅星都上街高舉毛語錄示威。朱石麟的女兒朱楓，還帶了四名孩子去貼標語。六月九日，警方搜查左派銀都戲院，拘捕了三十多名員工，帶走大批煽動暴亂的物品，五日後更吊銷其戲院牌照。

積極參與左派示威的影星馮琳

七月十五日凌晨二時，警方到傅奇和石慧夫婦位於又一邨的住所將二人拘捕，連同其他左派被捕者，扣押在摩星嶺俗稱「白屋」的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但暴亂不斷升溫，八月二十日，一對小姊弟在北角清風街慘遭土製炸彈炸死。八月廿四日早上，經常在商業電台批評極左暴行的廣播員林彬，駕車上班途中遭兇徒投擲汽油彈，他與同車的堂弟林海光都不幸喪生。左派連串暴行，激起港人更大的痛恨。

看到形勢惡化，一直以懷孕為由逃避參加鬥爭行動的夏夢，於九月廿六日與夫婿林葆誠離開香港避居加拿大，兩年後才回來。夏夢一九九七年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訪問，回憶當時情況，坦言反對文革，因為大陸很多欣賞她的人都被抓走，她擔心遲早輪到自己。「我是突然之間走的，沒有人知道，好像現在的『官』那樣，駛汽車走的。因為我先生的大哥在機場的怡和公司工作，他給我們私家車駛進機場，但要經出境處，沒辦法，一定要蓋印嘛。有些關員認得我，立即致電《明報》，所以翌日就上了《明報》頭版。那時我很害怕，文革那麼糟，如果捉我回去不許我回來怎麼辦？」

夏夢與夫婿林葆誠

夏夢「出走」後不足半個月的十月九日，長城公司的編劇張森也攜同妻女投奔台灣，他原在中國科學院轄下的單位研究煤碳，一九五七年來港後便在長城當編劇，其弟是邵氏公司的演員張沖。他透露，新聯影業公司一位受力捧的女星陳綺華亦已脫離左派，避居南美。

十一月十五日，擔任鬥委會常委的兩名電影人廖一原和任意之，先後在寓所被警方拘捕。十八日晚，警方突擊搜查九龍城獅子石道的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但室內空無一人，警方帶走大批文件及宣傳品。

石慧和傅奇在羅湖橋上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港邊界的羅湖橋上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當天早上，港英政府原想把傅奇和石慧遞解出境往大陸，但中共拒絕接收，二人坐在通往深圳的羅湖橋中間，中共在橋的一端發出廣播，表示港英要迫害他們，指他們有權留在中國的香港，無所謂出境不出境！二人最終在橋上熬過一夜，得到港方提供毛氊，共方提供藤蓆，翌日下午由香港警方帶返摩星嶺繼續拘留。親共傳媒隨即廣泛宣傳二人英勇抵抗了港英的遞解行動。右派報章則指摘中共對其支持者毫無情義。

 脫離左派的影星高遠與陳思思

至於另一對左派銀壇夫婦陳思思和高遠，在同年五月有了新的動向。他們跟夏夢一樣，沒有積極投入鬥委會的行動。右派的邵氏公司於五月十一日證實高遠已簽約加盟，不久將伙拍凌波開拍新戲。陳思思翌月亦宣佈脫離左派公司，加盟港商關志堅的榮堅影片公司。二人在當年十月底飛往台灣參加蔣介石的祝壽活動。同行的，還有長城公司首任總經理袁仰安，他在三、四十年代是上海著名的律師及出版人，一九四八年來港後與友人合組長城公司。他思想左傾，卻非根正苗紅，一九五七年被中共派駐長城的幹部迫走，自行創辦新新影業公司。

1969年2月26日華僑日報

石慧、任意之、傅奇和廖一原先後在一九六八年的十一和十二月獲釋。但左派影人投奔台灣的情況仍未結束，到了六九年一月底，左派南洋戲院執行董事胡心靈也去了台灣，在記者會上炮轟中共壓迫文藝工作者。他的妻子龔秋霞於同年四月赴台與他會合。龔在三、四十年代是上海的歌影界紅星，來港後在左派電影公司演出，後擔任長城的演員室主任。

台灣的報刊報導胡心靈、龔秋霞在台團聚。

此時香港的極左勢力已走向衰敗，隨後爆出林彪事件和四人幫下台，中共的宮廷鬥爭和殘民暴政陸續公諸於世，大部份留港的左派演員被狂熱沖昏頭腦後開始冷靜下來，各自尋找新出路。後來即使大陸改革開放，也未能重振左派的電影事業。一九八二年，長城、鳳凰、新聯及中原共四間左派電影公司被合併改組成銀都機構，為中共搖旗吶喊了幾十年的電影公司就這樣被消失！最諷刺的是，暴動期間表現得甚為勇武的石慧和傅奇，卻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移民加拿大。他們近年仍有回港探親訪友，但不見公開談論「六七暴動」的舊事。

近年在訪問或文章中回憶「六七暴動」的親共影人如廖一原、白荻、馮琳等，論調皆指反英抗暴是正確的，只是鬥爭的方式不對，並強調自己十分愛國。可是他們對中共的暴政置若罔聞，論事的邏輯混亂，黨國不分。馮琳的兄長馮喆，是大陸的一線男星，像眾多大陸電影同業一樣，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馮琳在訪問中卻表示，沒有因為哥哥的冤死而對共產黨有什麼意見，還是相信共產黨。「我們都是一顆愛國心，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糊裏糊塗。當時說我們是錯誤的，我們心裏不大舒服，我們的確是憑著一顆愛國心在做事！」

否定了共產黨就是否定了自己一生的業績與追求，他們不想面對自己的挫敗，寧願裝聾扮啞，對中共的禍害，不但沒有批判，連提也不敢提，繼續糊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