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日 星期三


提防李惠堂的童年史被竄改


今年是一代「球王」李惠堂(19051979)逝世四十周年,他不單是上世紀中國著名的足球運動員,生前還是國民政府的忠實支持者,為中華民國和香港的體壇發展,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前不久,筆者意外發現,現時在網絡流傳的一段有關他童年的描述,缺乏充份證據,似是中共當局為了統戰而編造出來,或藉此抬高其家鄉廣東五華縣的地位,方便招商引資,及營造「足球之鄉」的美譽。研究香港足球歷史者務必提高警覺!
        在香港島大坑村出生的李惠堂,原名光梁、號魯衛。成長於一個富裕的大家庭。父親李浩如,少時已從家鄉五華到香港謀生,以建築生意致富。他先後有二十四位太太,六十多名子女。李惠堂排行第三,是長子,幼時因身體孱弱,愛上足球運動來鍛鍊身體,經常在大坑村外的草地練習足球。十二歲到皇仁書院唸書,兩年後輟學,協助父親打理生意。

        李惠堂聰敏活潑,自學成材,中英文都了得,成名後在報章撰寫過不少專欄,也出版過《魯衛吟草》古詩集,及多本有關足球運動的書籍。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出生地及入學經過,但十二歲以前的童年歲月,由於較少提及具體細節,便有人乘機大做文章。

        網絡上傳流的說法是:李惠堂六歲時被父母送往家鄉五華縣錫坑鄉接受私塾教育,並在家鄉培養出對足球運動的熱愛,閒來在其祖屋「聯慶樓」附近的禾坪赤足練球,曾把柚子當作足球踢,門旁側的狗洞就用來練習射門。至十歲才返回香港生活。

        但上述說法,從何而來?經筆者查找,是源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於一九九○年十二月編印的《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此專輯收錄了十多篇有關李惠堂的文章,當中有兩篇是李惠堂懷念母親的文章,另有李惠堂妻子廖月英的訪談,及兒子李炯德的撰文,全部都沒有提到李惠堂童年時曾在家鄉居住了好幾年。

       而提及李惠堂小時到家鄉生活多年的文章,全是五華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人員撰寫。其中一篇訪問了三名五華縣人,他們聲稱是李浩如的兒媳孫輩,稱李惠堂為三哥,卻沒有說出具體的親戚關係。他們指李惠堂五歲時回鄉,生活了三年。這說法與網絡流傳的有所不同,在家鄉踢足球的描述則大致相同。
        香港方面,現存文獻資料中,有三處能找到有關李惠堂的童年記述。一是李惠堂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在《大公報》刊載的專欄「球經釋疑」;二是已故名體育記者黃嗇名於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書《球國春秋》;三是李惠堂去世後三年的一九八二年,各界朋好為他出版的《李惠堂先生紀念集》,當中包括了時任五華旅港同鄉會會長的李壽坤悼文、多篇李惠堂的遺作選錄及記者對他的詳細專訪。全部都沒有提及他小時曾在家鄉五華生活多年。

        要是李惠堂確曾在五華生活了好幾年,又有這樣與足球有關的細節,怎麼五華旅港同鄉會會長李壽坤的悼文,會隻字不提?

        李惠堂小時確曾回過家鄉。他的文章指出,香港被日軍侵佔後的一九四二年初,南京親日的汪精衛政權曾拉攏他,並準備派專機來港,接他往南京及滿州巡迴表演,以慶祝滿洲國成立十周年。他為免被日本人利用,假裝到澳門比賽,乘機逃返內地,經廣州灣、桂林等地,回到濶別了三十年的家鄉五華,與早已回去避難的家人會合,之後再迂迴到了陪都重慶為國府服務。從他那句「濶別了三十年」的描述可知,他是在一九一二年,即七歲時離開五華。

        李惠堂走難回到家鄉暫住期間, 於1942年10月20日在梅縣民教館五華學會歡迎會上發表演說, 題為"讀書不忘體育, 體育不忘讀書" , 感謝鄉親關懷, 並講述自己從小參與足球運動的經過, 隻字沒有提到小時曾在家鄉住上好幾年。如果他確曾在家鄉住上好幾年, 怎可能不在這個時刻, 這個場合略提一二? 此篇文章可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內找到。


         另外,他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著作《球圃菜根集》指出:「我是在香江─我的生長地─學球的。除了在上海居留了六個年頭,八打威(即印尼首都耶加達)混跡了兩年多,和廿幾年內為球事四方奔走外,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在香江一隅。」
      2021年, 香港足球史學會的歐陽逢康(筆名十一劃生) 到訪李惠堂有份創辦的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 該會秘書李景欽向他表示, 有關李惠堂兒時回鄉的事,他曾聽過前輩提及,印象中李惠堂回鄉只是幾個月的事,並非幾年那麽長。(見文底的留言) 

縱合多方面資料來看,李惠堂確曾在七歲時身處五華,但是否五歲就到了五華生活了三年才離開,並沒有可信的文獻資料記載,只是五華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及1949年後留在五華的鄉親的一面之辭。至於如何變成了網上版的「李惠堂十歲時從五華返回香港生活」,仍教人摸不著頭腦!

        同樣,一直標榜是「游泳之鄉」的廣東東莞縣,也有類似的名人成長故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的網頁文章,把一九三○年代著名的游泳女將、有「美人魚」之稱的楊秀瓊,說成是在東莞出生,自小在東莞學習游泳,十歲時隨父親移居香港。其實祖籍東莞的楊秀瓊,和李惠堂都是在香港的大坑出生和成長,大陸改革開放後傳出有關二人的童年故事,橋段何其相似! 

        無奈,這樣令人質疑的一面之辭,自1990以來,就不斷被引用,網絡更是推波助瀾。無怪乎有句老話:「謊言講一千次就會成真。」 

1990年9月, 因為北京舉行亞運會,  中共當局為配合這盛事, 開始高規格宣傳李惠堂事蹟在亞運會揭幕前一周在北京宣佈舉辦李惠堂球王獎評選全國最佳球星給予獎勵。同年十二月又在五華縣舉行李惠堂研討會相信那些所謂李惠堂小時候在五華家鄉住上好幾年的故事就是在這期間湧現出來!

大陸的媒體常標榜五華縣是「球王故里、足球之鄉」,「作為內地現代足球的發源地,上世紀三十年代孕育了一代球王李惠堂」。五華除了一九九○年已在縣內的足球文化公園豎起李惠堂的雕像,及把李惠堂故居裝修成旅遊景點,當地政府於二○一七年底,還投資超過五千萬人民幣,在李惠堂故居旁邊,規劃建設佔地約二十六畝的球王文化產業園,包括籌建球王博物館、修葺李惠堂故居、增闢球王廣場等,致力把「球王故里」建設成以足球文化為亮點的特色旅游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當局曾拉攏李惠堂到大陸出任國家足球隊要職,被他斷言拒絕。一九五三年,李惠堂是最早到台灣,與國民政府及體育界加強聯繫的香港體壇名人之一。他與同為足球運動愛好者的台灣政要蔣緯國和鄭為元合力推廣,使足球成為一九七○年代之前,台灣最興盛的運動。
       
        一九五四年,第二屆亞洲運動會在菲律賓舉行,李惠堂擔任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教練,並帶來多名香港出色球員如姚卓然、莫振華等助陣,組成了香港球員為主,台灣球員為輔的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勇奪該屆亞運會,中華民國唯一的團體金牌,這屆中華民國另一面金牌是楊傳廣在田徑場上摘下的男子十項全能。
        四年後,一九五八年亞運會在東京舉行,他繼續擔任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主教練,帶領全香港球員組成的足球隊。在總決賽以三比二擊敗南韓,成功衛冕足球賽項冠軍。

        一九六0年代之後,因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奧運會籍糾紛,中華民國隊無法參加各項國際足球賽事,加上棒球運動在台灣逐漸興盛,李惠堂在臺灣與足球運動相關的工作逐漸減少。

       他晚年應台灣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今銘傳大學)校方之邀,籌組該校的女子足球隊。由銘傳女子足球隊主力球員組成的台灣木蘭女子足球隊,在七0年代末期與八0年代的女子足球壇上,取得亮麗的成績。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這位一代球王在香港聖德肋撒醫院病逝,享年七十五歲。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特題「貞固垂範」作輓額,並在台北舉行了高規格的追悼會,親臨致祭。台灣當局在同年九月, 還在全台灣舉辦"李惠堂盃"足球比賽, 為期十天,有四十多枝男女球隊參加。 這項紀念李惠堂的活動以後成了每年一度的足球盛事, 直至一九九三年才停辦。

     李惠堂去世時, 他的名字在中國大陸的公眾視野已消失了近三十年。與他同期在上海及印尼發展足球事業的隊友戴麟經,四九年後沒有離開大陸,文革時夫婦二人慘被迫害至自殺身亡。假如李惠堂當年留在赤化區,結局同樣不堪設想。大陸改革開放後,李惠堂才逐漸廣為大陸人所知,還成了可帶來經濟效益的有利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