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收「紅背」的劉以鬯幹了何事？

        中共的統戰手法有些是比較高明，例如找些狀似中立，或聲稱不愛談政治的人來訴說中共對頭人的不是，淡化、或避提中共的暴政惡行，這樣爭取分析力較弱的群眾會有所成效。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圈，中共找到曹聚仁擔此任務，到了八十年代，則看中早前去世的作家劉以鬯。

        劉以鬯經常聲稱自己對政治沒有興趣，只想辦純文學的雜誌，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未見過他公開批評過左或右的文化人與事。但在中英就香港前途安排達成協議後，劉以鬯就收取中共資金，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創辦《香港文學》月刊，自任社長兼總編輯，標榜這是為全球華文作家提供寫作園地的純文學雜誌。圈內人都風聞他的資金來源，但他長期拒絕公開，還對友人說：「香港富豪極多，有人拿出點錢辦雜誌有什麼大驚小怪。」（見《文學評論》第五十六期王鍇悼念劉以鬯的文章）

        直到二○一三年，劉以鬯接受香港出版學會的訪問，親口承認資金是中國新聞社提供，以往不公開，因想該刊以中立的形像出現。還說不會在雜誌內做任何政治宣傳，所以對政治事件，即使如「六四事件」，也完全隻字不提。（見今年五月出版的《書山有路》）。這其實已切合中共所需。打著「香港」二字辦的文學雜誌，用不著對中共大說好話，隻字不提「六四事件」，已幫了中共很大忙。

        除了避提中共的暴行，《香港文學》月刊在一九八五年創刊後僅幾個月，即同年四月廿七日，劉以鬯出席香港大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香港文學研討會，主講「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大肆批評那年代的反共作品及美國資助的文化機構。此篇講稿其後在《香港文學》內刊登，並收錄在他的著作內，包括《輰談香港文學》（二○○二年）以及《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劉以鬯卷》（（二○一四年），可見此講稿的重要。

        劉以鬯當年在研討會的發言，竟稱《南洋商報》辦的刊物只有商業期望而無政治目標，隠瞞該報被共產勢力操控。他又讚揚曹聚仁諷刺國民黨的小說，以及親共文化人沈寂辦的雜誌。沈寂於一九五二年，連同劉瓊、司馬文森等十名親共份子，被香港政府指從事中共地下活動，遭驅逐出境，返回大陸。劉以鬯沒有指出沈寂的「紅色」背景，對中共出版反美仇蔣，美化共產世界的作品，僅提及最先在《新晚報》刊載的小說《某公館散記》（後改名為《人渣》），至於在當時產生更大影響的《金陵春夢》和《侍衛官雜記》，則隻字不提。相反，對反共的文化人，他就諸多貶抑，例如指香港中國筆會創會會長黃天石的作品沒有藝術魅力，該會辦的刊物《文學世界》是毫無衝勁的文藝刊物。

        劉以鬯還大力批評美國五十年代在香港資助的文化事業，稱之為「綠背浪潮」、「綠背文化」、「綠背文學」（因美元是綠色），認為收美國稿費就是為政治服務，作家們不但會失去獨立思考能力，還甚至失去創作的衝勁。即使張愛玲那樣有才華的作家，為了「綠背」，也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劉以鬯這樣說，便為撰寫香港文學史的眾多大陸研究人提供「彈藥」，以劉以鬯的「綠背」言論來指稱有關中共專制暴行的作品，都是為了賺取美元而寫，內容便不值得相信。

        那劉以鬯長期隠瞞收了中共的「紅背」（因人民幣是紅色），便不難理解，因按他批評「綠背」的邏輯，劉以鬯和《香港文學》月刊就是為政治服務，「不但會失去獨立思考能力，還甚至失去創作的衝勁。」相對而言，一九五一年獲美國資助成立的友聯出版社，就坦然得多。該出版社旗下的政論雜誌《祖國》，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出版、紀念創刊六周年的社論指出：自己財力有限，歡迎外界援助，只要與友聯的基本目標相同，而且其援助絕不妨碍友聯的獨立自主，不論是個人或文化團體、中國人與否，友聯也認為可以接受。假如說接受美國民間文化團體的援助就是「美帝特務」，則史大林和毛澤東都曾接受美國政府的官方援助，豈不更是「美帝特務」？

        其實自香港的九七問題有了定案，中共已開始在香港各方面培植勢力，不單要逐步掌控，還要把不利中共的香港歷史改頭換面。那些在右派文化圈中感到鬱鬱不得志的文人，便正好加以利用。中共暗中出資創辦名為《香港文學》的雜誌，顯然是要在香港文學界樹立權威，其所定義的香港文學，是要把反映中共暴政的作品排斥在外，漠視這政權帶來的苦難，並淡化香港「紅背文學」、「紅背浪潮」、「紅背文化」的猖獗。

        劉以鬯本是上海的富二代，父親和兄長都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抗日期間，他也在重慶的國民黨報章工作過。父親四十年代去世後，留下巨宅和大筆財富，他得以在上海創辦專出文藝書籍的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六月，他與上海二線女星李芳菲結婚時，曾在高級的麗都花園舞廳舉行隆重婚宴派對。這樣背景的人，在中共上台後，只能避居香港。

        來港後，他的出版事業無以為繼，只好靠寫作謀生。在香港，套用他的話，他可以一邊寫娛人的作品，一邊寫娛己（即自己喜愛的）的作品，享受間中去半島酒店吃飯的中產生活。可是，看看他八五年以來對香港文學的言論，就知道他不懂欣賞香港的自由和多元，只會抱怨香港是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而他喜愛的所謂高雅文學則不受重視，有些人得到美元資助，有些人的作品比他的暢銷，令他滿腹牢騷。中共願意為他搭建「舞台」，他自然樂於配合。八十年代後期，他還與左派文人組織香港作家聯誼會（後改稱香港作家聯會），在香港文學圈開展統戰工作。

        一九八七年四月，熱愛文學、藉堪輿相學賺了錢的林真（原名李國柱），創辦《文學家》雙月刊，得到兩岸四地著名文化名人如端木蕻良、祖慰、應鳳凰、小思、江啟明等供稿供畫，前輩如饒宗頤、陳錫餘等亦題贈墨寶支持。或許有人擔心這刊物會危及《香港文學》的江湖地位，親共的《新晚報》在當年四月十二日的副刊「知風版」頭條，刊登一篇署名「荷戟」的文章，一面吹捧《香港文學》，另一面就揶揄林真沒有資格辦文學雜誌。

        林真於是在第二期的《文學家》撰文反擊，指「荷戟」的文章，只是冰山一角。當他用辛苦賺來的錢創辦《文學家》，「某先生已經通過好些渠道向我們表達不滿，要那個睇相的林真不要辦文學雜誌。跟著，又有人打了三次電話，不許那個睇相的林真去深圳參加第三屆全國、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會議。跟著，又來了許多風言風語、壓力阻力。甚至有人警告我們，某先生會授意他的徒子徒孫，在報章雜誌上，把《文學家》說得一文不值。」

        林真指出，某刊和那位荷戟應是主奴的關係，不然，荷戟怎會在文中透露某刊每月銷量有輕微上升，及知道該刊的運作情況？《文學家》跟某刊最不相同的地方，是某刊有外匯券好拿，可以請幾個人來編一本月刊，而他是用自己的錢和兒子合力經營，所以是虧蝕的。

        在香港辦文學雜誌，向來困難重重，若缺乏資助，甚少能長期維持。林真的《文學家》艱苦出版了三期便結束。而《香港文學》因有中共幕後支持，得以一直經營至今。但配合金主也不一定就能無風無浪地工作下去。二千年六月，《香港文學》的金主要撤換年事已高的劉以鬯，改由金主的嫡系接手，雙方為此鬧得很不愉快。結果自是掛名老闆鬥不過真正金主，只好憤然離去，一嚐當中共棄將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