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成「虫」前的嚴以敬畫蹤

        香港著名漫畫家嚴以敬今年八月十二日在美國逝世，享年八十五歲。他在六、七十年代以政治漫畫見稱，為香港的文化抗共史留下精彩篇幅；到九十年代，他改用筆名「阿虫」，創作配上發人深省字句的勵志畫，同樣廣受歡迎。鮮被人談及的是，他五十年代已在香港和台灣畫壇以水彩畫闖出名堂，他的上一代和妻子馬永莉，都是他藝術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嚴以敬在《長者百人》影像節目訪問中提到父親(相中人) 

        

嚴以敬一九三三年生於廣州，祖籍廣東三水。父親嚴南方是支持國民政府的報人，一九二○年代已投身廣州的報界，曾擔任《越華報》總編輯，他舊學根底深厚，自號「稼筆翁」，對古詩詞有深入研究。有關嚴南方在廣州的經歷記載不多，但一些著名嶺南派畫家，如黃般若的文章，常提到嚴南方的名字。當時與嚴南方交往密切的，還有活躍於省港兩地的著名漫畫家葉因泉。葉因泉一九二五年已為上海的《世界畫報》繪畫諷刺時弊的漫畫，其後發起成立廣州漫畫社，三十年代初創辦《半形漫畫》週刊。日本侵華時期，他畫了一百多幅圖畫，記錄戰爭中的民眾苦狀，這就是他的經典名作：《抗戰流民圖》，而每幅圖畫上的題詩都是出自嚴南方手筆。

少年嚴以敬

        嚴以敬自小在父親的文化圈中飽受薰陶，跟畫人畫作早已結緣。年約八歲，因日軍侵華，隨父母從香港逃難到廣西桂林，到一九四五年和平後才返回廣州。他曾表示，童年在這山水甲天下的地方渡過，養成他對大自然和繪畫的愛好。到少年時期，一位仰慕其父親詩作的美國華僑，曾把一本介紹美國著名漫畫家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的書贈送給他，此書記載了有趣的畫家生活，對嚴以敬產生很大的吸引和啟發。洛克威爾是美國上世紀早期的重要畫家及插畫家，大部份作品反映美國文化，經由《星期六晚郵報》刊出，其中最知名的系列作品創作於一九四○年代。如《四大自由》與《女子鉚釘工》等。   

嚴以敬速寫外祖母
嚴以敬回到廣州三年後，舉家因逃避中共政權而遷居香港，那時生活十分艱苦，嚴以敬讀了兩年初中便輟學謀生。他採過鎢礦、在攝影店當過學徒、派過報紙，但沒有放棄自己的興趣，公餘時利用廢紙繪畫，周遭人物環境成了題材。畫壇中人稱讚他的速寫粗獷果敢，似木刻的筆觸底下，蘊含透視人心的觀察力，似是隨意，而實在經過心思過濾提煉，將形態之內的感情釋放出來。

 1957年12月嚴南方與香港中國筆會成員到青山郊遊
右起:曾克耑、嚴南方、黃天石、許涵青(女)、王世昭

        
一九五二年，十九歲的嚴以敬開始從事繪畫工作，為一些小說畫插圖。兩年後任職亞洲出版社的插畫師，該出版社旗下的大批兒童及及青少年讀物，不少插畫都出自嚴以敬手筆。而嚴南方來港後，於一九五三年三月，曾與一批廣州報界朋友，包括陳錫餘、梁風、梁善文、李見祺、李少穆等，創辦了《中南日報》，他任總編輯，陳錫餘任社長。但此報只維持了兩年多便結束。之後嚴南方加入香港中國筆會，協助會長黃天石主持筆會刊物《文學世界》，在這雜誌上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及有關古代文學的研究。

為民間故事貞娥刺虎繪畫祟禎皇帝手刃長平公主的插圖

        
嚴以敬曾形容父親是一位忠誠的新聞工作者，兩袖清風。在父親八十七歲之時，他把父親幾篇短篇小說結集成書，書名是其中一篇作品：《假啞巴》。書內的插畫全是嚴以敬所畫。他在序言寫道：雖然自己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很短，不過很幸運有開明的父母，他們對子女從不哆嗦，但閒話中不斷的告訴了子女許多生活經驗和做人道理。父親曾說：「教育的意義是明理，如果做人不明理，那麽算是白念了。」這句話令他終身受用不盡。在生活方面，因為要『明理』，使我對任何事物都產生追求的興趣，使生活變得豐富活潑。另一方面，使他充滿自信，不因學歷不足而自卑。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自學成才的嚴以敬在畫壇嶄露頭角，於中環思豪畫室，一連三日，舉行他首個畫展，展出的水彩畫和素描，都是在街頭及郊野所繪成，當時不少知名畫家如趙少昂、陳福善、黃般若等到場支持。一年後，廿四歲的嚴以敬應台灣僑務委員會邀請，到台灣環島旅行寫生八個月，及舉辦勞軍畫展義賣。期間，他拜訪了當地的藝術學校，認識了就讀於台灣省立師範學校藝術系的馬永莉，二人志趣相投，繼而相戀，於一九六○年九月在香港舉行婚禮。這一年，倫敦及日內瓦分別舉辦世界難民年畫展，嚴以敬以畫作《被遺忘的小面孔》代表香港參展，反映逃避中共迫害來港的難民苦況，獲得不少好評。

年青時的嚴以敬與馬永莉 

        馬永莉的父親是祖籍遼寧的著名水彩畫家馬白水，她本人精於兒童畫和美術教育。婚後夫婦與另一畫師李焜培在香港跑馬地樂活道，開設尚友畫室授徒。一九六二年底，嚴氏夫婦應台灣的中國美術協會及國立藝術館邀請，赴台灣寫生及舉辦畫展。馬永莉勤快精幹，為丈夫的文化事業經常奔波於台港之間，勞心勞力。

         同年，嚴以敬開始為香港的《天天日報》繪畫政治漫畫，之後畫作陸續見諸《星島》報系的日、晚報、晚報每周日隨報贈送的《亞洲周刊》、《快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創刊的《萬人雜誌》,及由一九七○年八月起,為任畢明主編的《中國評論》繪畫封面。他針貶時弊的作品深刻尖銳，常笑中有淚，尤其描繪中共治下的種種謊誕和文革亂象，深受讀者歡迎，令厭惡中共政權的香港人抒發了不少憤怒和鬱結。一九六八年六月，嚴以敬首本漫畫選集出版，以過去一年十大新聞為題材，附有新聞評論及中英文說明。是香港首位推出個人漫畫集的畫家。

        一九七○年，嚴以敬參加台灣當局舉辦的第五屆全國美術比賽，得到水彩畫組別的冠軍。同年，嚴氏夫婦在跑馬地禮頓道四號二樓開設傳達書屋，一半賣書一半辦藝廊，主要由馬永莉打理，從台灣引進不少藝術和文化書籍。這小書店佈置清雅精緻，播放著動人音樂，不時舉辦文化沙龍，成了眾多文青的聚腳地，研究香港文學的盧瑋鑾教授（筆名小思）認為，傳達書屋對香港的文藝發展，功不可抹，啟蒙了不少大學生和年輕教師。

1976年10月23日《快報》頭版,可見嚴以敬的漫畫放在上半版,題為"鐵腕"的漫畫描繪華國鋒手執黨、政、軍三大炸彈

        
除政治漫畫外，嚴以敬也創作了不少雋智幽默的生活小品漫畫，較為人熟悉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在《快報》副刊的「人間閒畫」專欄，筆名「老摩頭」。

1976年，他與何百里、馮戩雲等畫友組成「畫語會」，持續多年舉辦作品聯展。這年又與友人在中環雲咸街11號地下, 開設四象畫廊。

1979年1月，他首次以「阿虫」之名在怡東酒店畫廊舉辦畫展，用輕鬆俏皮的筆法，繪出十多幅「鍾馗」為主題的畫作。

嚴以敬的「人間閒畫」常將太太入畫(摘自香港文藝剪貼簿)

       
 六、七十年代，可說是嚴以敬繪畫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但他對創作和人生的意義不斷有思考和追求，隨著政局的轉變，在中英就香港前途簽署聯合聲明的一九八四年，嚴以敬毅然結束香港的事業，舉家移民美國，開設製作畫框的公司。到九十年代初才回流香港，以「阿虫」之名再現「江湖」。有人形容前期的嚴以敬仿如怒目金剛，後期則變了慈悲菩薩；這幾十年間的心路歷程，不少文化人都渴望深入研究，可惜嚴以敬在晚年的訪問中只透露一二。

       嚴以敬刊登在《突破》雜誌的最後一幅漫畫

有喜歡嚴以敬政治漫畫的讀者，認為他的「阿虫」小品逃避現實，缺乏批判力量，但筆者倒認為與強權長期抗爭，更重要是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像「阿虫」這類激勵人心的作品，往往可讓人化悲憤為動力，平靜舒懷地想想如何更有效能地迎接挑戰。

1959年6月14日華僑日報

        十月十三日，嚴以敬的追思會及作品回顧展將在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行。近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六月，他曾在這裡與前輩畫家葉因泉，及另一年青油畫家劉煒堂舉行聯展，展出他在台灣旅行寫生的作品，揭開其藝術生涯的重要一頁。因此家人特意重回這具意義的舊地，向他作最後道別。

2018年10月號香港首發

緬懷王友金先生

      王友金先生攝於六十年代及九十年代

 2014年底，因有朋友想邀請研究中國法律的王友金先生出席研討會，筆者曾多番致電想跟他聯絡，但撥打他的手機和家裡電話，一個已失效，一個沒人接聽，當時心裡已有不祥之感。最近，終於聯絡到他的太太，得悉王友金先生已於2012年12月30日病逝，享年86歲。

        王先生謙謙君子的和善形象，不其然又在腦海浮現。想起最後一次見他，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當時他正在藏書室默默翻看資料，為免打擾，只跟他聊了幾句便告辭，沒料到從此永別。

        王太太說他晚年受心臟病和腎病困擾，因發高燒入東區醫院治理，病情反覆，留醫約兩個星期便去世。三名子女均學業有成，已投身社會工作。

        王友金原是新加坡華僑，少年時期熱愛寫作，初中已投稿《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的副刊，靠稿費支付學費。中學畢業後一邊教書，一邊為《南洋商報》撰寫政經評論。

        像許多海外華僑青年一樣，王友金對中共的革命充滿幻想，憧憬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的鳥托邦出現。一九五○年，他瞞騙家人說去香港做生意，實際是經香港去了北京，報讀清華大學。他首選是新聞系，但未獲取錄，入讀了次選的政治系國際組，後來院系調整，被安排到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法律系。畢業後分配到哈爾濱，擔任鐵路法院法官。他表示，一百個同學，只有十個當上法官，除了要成績好，還得共產黨賞識你，認為你是人才，方有此資格。

        當時他躊躇滿志，一心為國家走上法治富強的大道而努力。那時東北的鐵路經常發生偷竊、打鬥、撞車等事故，為了審案或調查，他不辭勞苦，深入民間，得到上級讚賞，不久便獲晉升，加入審判委員會參與處理大案。

　　　

        他曾說：「當時可謂無法律程序，我參考蘇聯檢察和審判制度，起草程序法，建立陪審團制度，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關注，派遣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兼刑庭庭長賈潛來哈爾濱，與我乘搭毛澤東專用列車周遊東北兩天，總結鐵路法院的司法經驗。」王友金相信近年大陸的法院改革，包括引入程序法，蘊含他的建議草稿。

        中共與知識分子的蜜月期很快就過去，王友金當了四年法官後，在肅反運動中被懷疑是間諜，遭軟禁一年，要不斷寫檢討和捱批。逢此厄運，令他一度意志消沉，想從法院五樓寓所跳下輕生。幸好一年後政治形勢轉變，他重獲自由。但一九五九年四月起，公安、檢察、法院合併為政法公安部，王友金失掉官職，還要下鄉勞動，後來調到黑龍江司法廳，終日無所事事，繼而調去北大荒當石油廠廠長秘書，過著住草棚的艱苦生活。他的父親在新加坡不斷寫信申請兒子離開中國，幾經波折，他於一九六○年成功偷渡到香港。

        王金友說，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但那時新加坡由李光耀主政，堅決反共，由大陸出來的王友金受懷疑，不獲准回去與家人團聚，只好留在香港生活。在港初期，他擔心自己的經歷再惹麻煩，不敢告訴人在大陸當過法官，只說在大陸教過書。後來有朋友介紹他到《天天日報》工作，開始了他的傳媒生涯十八年，先後做過翻譯、編輯和總經理。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以「王恩」作筆名撰寫專欄，揭露和剖析大陸的政治狀況，大獲好評。六六年還編製了一本《中共大整肅真象》，成為當時研究中共政情的暢銷書。

        王友金與太太在六十年代中，經朋友介紹而認識，約在一九六六年結婚，育有二女一子。王太太形容丈夫勤奮良善，疏財仗義，不時為朋友著想而吃虧。在六、七十年代搜集研究資料十分困難，王友金經常斥資買下大堆舊報紙來剪存資料，家裡的報紙雜誌堆積如山，成了打理家務的王太太一大煩惱。

        王友金在七十年代後期短暫任職《快報》後，便離開報界，投身中共的改革開放大潮。先後在多間外資律師事務所擔任顧問，憑著他對國情和法律的知識，協助外國公司投資中國市場、起草大型項目的合約。他曾組織香港和外國法律專家到大陸交流，深圳和廈門市政府也邀請他出任法律顧問，協助安排大陸官員訪港。

　　

        一九九七年退休後，王友金專注研究中國法律，先後擔任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研究計劃研究員、中國政治大學客席教授及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他出過書探討基本法的實施和廿三條立法，又經常發表文章和接受傳媒訪問，從政治、法律和人權的角度分析中國問題，由於直率敢言，意簡言賅，深受傳媒歡迎。王太太表示，可能他也做過傳媒工作，深知記者找評論不容易，所以每次有記者約訪，總會有求必應，有時甚至連吃飯時間都推遲。二○○六年，他還應香港記者協會之邀，編撰《中國採訪手冊》，從法律角度，提醒香港記者到大陸採訪要注意的事項。

        他常言，分析大陸的問題，不能單看法律條文，更重要是了解當時的中共政策和國際形勢，需具有全盤宏觀的視野。

        筆者記得多年前跟他一次閒聊，他提到自己的往事，慨歎中國近百年來的發展反反覆覆，像他這樣經歷成長的人，都渴望國家富強，走上真正民主法治，和平自由的道路，可惜到他人生步入晚年，此願望仍遙不可及。中國目前還處於人治格局，法律往往淪為權力鬥爭和打壓人民的工具，但他未感氣餒，希望多活幾年，多發表意見，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

        王友金去世前一年，還計劃出書，寫香港特首必需具備的條件，呼籲特首該懂得向中央說「不」，目的是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他深信中共內部會有開明的力量，香港人不應害怕大陸的極左勢力，要據理力爭，捍衛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否則只會淪為大陸一個邊緣城市。對於一些香港法律學者，如梁美芬之流，為討北京歡心，經常發表違反情理的言論，缺乏風骨，他深表失望。

        他認為中共應借鑑香港的經驗，逐步在大陸推行政治改革，社會才能穏步發展。中共的經濟改革有所謂五年計劃，十年計劃，那政治改革何嘗不可？沒有政治改革，黨權牢牢操控一切，就難望有司法獨立，法律不能保障人民，社會缺乏公義，法律怎會受到人民尊重？說到底，問題仍是中共願不願開放權力，接受制度監督。要打破中國幾千年來權力至上的帝皇心態不容易，王友金自言沒機會遇上，盼望年青一代繼續努力爭取。

2015年11月號香港前哨雜誌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