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王友金先生

      王友金先生攝於六十年代及九十年代

 2014年底，因有朋友想邀請研究中國法律的王友金先生出席研討會，筆者曾多番致電想跟他聯絡，但撥打他的手機和家裡電話，一個已失效，一個沒人接聽，當時心裡已有不祥之感。最近，終於聯絡到他的太太，得悉王友金先生已於2012年12月30日病逝，享年86歲。

        王先生謙謙君子的和善形象，不其然又在腦海浮現。想起最後一次見他，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當時他正在藏書室默默翻看資料，為免打擾，只跟他聊了幾句便告辭，沒料到從此永別。

        王太太說他晚年受心臟病和腎病困擾，因發高燒入東區醫院治理，病情反覆，留醫約兩個星期便去世。三名子女均學業有成，已投身社會工作。

        王友金原是新加坡華僑，少年時期熱愛寫作，初中已投稿《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的副刊，靠稿費支付學費。中學畢業後一邊教書，一邊為《南洋商報》撰寫政經評論。

        像許多海外華僑青年一樣，王友金對中共的革命充滿幻想，憧憬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的鳥托邦出現。一九五○年，他瞞騙家人說去香港做生意，實際是經香港去了北京，報讀清華大學。他首選是新聞系，但未獲取錄，入讀了次選的政治系國際組，後來院系調整，被安排到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法律系。畢業後分配到哈爾濱，擔任鐵路法院法官。他表示，一百個同學，只有十個當上法官，除了要成績好，還得共產黨賞識你，認為你是人才，方有此資格。

        當時他躊躇滿志，一心為國家走上法治富強的大道而努力。那時東北的鐵路經常發生偷竊、打鬥、撞車等事故，為了審案或調查，他不辭勞苦，深入民間，得到上級讚賞，不久便獲晉升，加入審判委員會參與處理大案。

　　　

        他曾說：「當時可謂無法律程序，我參考蘇聯檢察和審判制度，起草程序法，建立陪審團制度，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關注，派遣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兼刑庭庭長賈潛來哈爾濱，與我乘搭毛澤東專用列車周遊東北兩天，總結鐵路法院的司法經驗。」王友金相信近年大陸的法院改革，包括引入程序法，蘊含他的建議草稿。

        中共與知識分子的蜜月期很快就過去，王友金當了四年法官後，在肅反運動中被懷疑是間諜，遭軟禁一年，要不斷寫檢討和捱批。逢此厄運，令他一度意志消沉，想從法院五樓寓所跳下輕生。幸好一年後政治形勢轉變，他重獲自由。但一九五九年四月起，公安、檢察、法院合併為政法公安部，王友金失掉官職，還要下鄉勞動，後來調到黑龍江司法廳，終日無所事事，繼而調去北大荒當石油廠廠長秘書，過著住草棚的艱苦生活。他的父親在新加坡不斷寫信申請兒子離開中國，幾經波折，他於一九六○年成功偷渡到香港。

        王金友說，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但那時新加坡由李光耀主政，堅決反共，由大陸出來的王友金受懷疑，不獲准回去與家人團聚，只好留在香港生活。在港初期，他擔心自己的經歷再惹麻煩，不敢告訴人在大陸當過法官，只說在大陸教過書。後來有朋友介紹他到《天天日報》工作，開始了他的傳媒生涯十八年，先後做過翻譯、編輯和總經理。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以「王恩」作筆名撰寫專欄，揭露和剖析大陸的政治狀況，大獲好評。六六年還編製了一本《中共大整肅真象》，成為當時研究中共政情的暢銷書。

        王友金與太太在六十年代中，經朋友介紹而認識，約在一九六六年結婚，育有二女一子。王太太形容丈夫勤奮良善，疏財仗義，不時為朋友著想而吃虧。在六、七十年代搜集研究資料十分困難，王友金經常斥資買下大堆舊報紙來剪存資料，家裡的報紙雜誌堆積如山，成了打理家務的王太太一大煩惱。

        王友金在七十年代後期短暫任職《快報》後，便離開報界，投身中共的改革開放大潮。先後在多間外資律師事務所擔任顧問，憑著他對國情和法律的知識，協助外國公司投資中國市場、起草大型項目的合約。他曾組織香港和外國法律專家到大陸交流，深圳和廈門市政府也邀請他出任法律顧問，協助安排大陸官員訪港。

　　

        一九九七年退休後，王友金專注研究中國法律，先後擔任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研究計劃研究員、中國政治大學客席教授及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他出過書探討基本法的實施和廿三條立法，又經常發表文章和接受傳媒訪問，從政治、法律和人權的角度分析中國問題，由於直率敢言，意簡言賅，深受傳媒歡迎。王太太表示，可能他也做過傳媒工作，深知記者找評論不容易，所以每次有記者約訪，總會有求必應，有時甚至連吃飯時間都推遲。二○○六年，他還應香港記者協會之邀，編撰《中國採訪手冊》，從法律角度，提醒香港記者到大陸採訪要注意的事項。

        他常言，分析大陸的問題，不能單看法律條文，更重要是了解當時的中共政策和國際形勢，需具有全盤宏觀的視野。

        筆者記得多年前跟他一次閒聊，他提到自己的往事，慨歎中國近百年來的發展反反覆覆，像他這樣經歷成長的人，都渴望國家富強，走上真正民主法治，和平自由的道路，可惜到他人生步入晚年，此願望仍遙不可及。中國目前還處於人治格局，法律往往淪為權力鬥爭和打壓人民的工具，但他未感氣餒，希望多活幾年，多發表意見，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

        王友金去世前一年，還計劃出書，寫香港特首必需具備的條件，呼籲特首該懂得向中央說「不」，目的是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他深信中共內部會有開明的力量，香港人不應害怕大陸的極左勢力，要據理力爭，捍衛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否則只會淪為大陸一個邊緣城市。對於一些香港法律學者，如梁美芬之流，為討北京歡心，經常發表違反情理的言論，缺乏風骨，他深表失望。

        他認為中共應借鑑香港的經驗，逐步在大陸推行政治改革，社會才能穏步發展。中共的經濟改革有所謂五年計劃，十年計劃，那政治改革何嘗不可？沒有政治改革，黨權牢牢操控一切，就難望有司法獨立，法律不能保障人民，社會缺乏公義，法律怎會受到人民尊重？說到底，問題仍是中共願不願開放權力，接受制度監督。要打破中國幾千年來權力至上的帝皇心態不容易，王友金自言沒機會遇上，盼望年青一代繼續努力爭取。

2015年11月號香港前哨雜誌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