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成「虫」前的嚴以敬畫蹤

        香港著名漫畫家嚴以敬今年八月十二日在美國逝世，享年八十五歲。他在六、七十年代以政治漫畫見稱，為香港的文化抗共史留下精彩篇幅；到九十年代，他改用筆名「阿虫」，創作配上發人深省字句的勵志畫，同樣廣受歡迎。鮮被人談及的是，他五十年代已在香港和台灣畫壇以水彩畫闖出名堂，他的上一代和妻子馬永莉，都是他藝術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嚴以敬在《長者百人》影像節目訪問中提到父親(相中人) 

        

嚴以敬一九三三年生於廣州，祖籍廣東三水。父親嚴南方是支持國民政府的報人，一九二○年代已投身廣州的報界，曾擔任《越華報》總編輯，他舊學根底深厚，自號「稼筆翁」，對古詩詞有深入研究。有關嚴南方在廣州的經歷記載不多，但一些著名嶺南派畫家，如黃般若的文章，常提到嚴南方的名字。當時與嚴南方交往密切的，還有活躍於省港兩地的著名漫畫家葉因泉。葉因泉一九二五年已為上海的《世界畫報》繪畫諷刺時弊的漫畫，其後發起成立廣州漫畫社，三十年代初創辦《半形漫畫》週刊。日本侵華時期，他畫了一百多幅圖畫，記錄戰爭中的民眾苦狀，這就是他的經典名作：《抗戰流民圖》，而每幅圖畫上的題詩都是出自嚴南方手筆。

少年嚴以敬

        嚴以敬自小在父親的文化圈中飽受薰陶，跟畫人畫作早已結緣。年約八歲，因日軍侵華，隨父母從香港逃難到廣西桂林，到一九四五年和平後才返回廣州。他曾表示，童年在這山水甲天下的地方渡過，養成他對大自然和繪畫的愛好。到少年時期，一位仰慕其父親詩作的美國華僑，曾把一本介紹美國著名漫畫家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的書贈送給他，此書記載了有趣的畫家生活，對嚴以敬產生很大的吸引和啟發。洛克威爾是美國上世紀早期的重要畫家及插畫家，大部份作品反映美國文化，經由《星期六晚郵報》刊出，其中最知名的系列作品創作於一九四○年代。如《四大自由》與《女子鉚釘工》等。   

嚴以敬速寫外祖母
嚴以敬回到廣州三年後，舉家因逃避中共政權而遷居香港，那時生活十分艱苦，嚴以敬讀了兩年初中便輟學謀生。他採過鎢礦、在攝影店當過學徒、派過報紙，但沒有放棄自己的興趣，公餘時利用廢紙繪畫，周遭人物環境成了題材。畫壇中人稱讚他的速寫粗獷果敢，似木刻的筆觸底下，蘊含透視人心的觀察力，似是隨意，而實在經過心思過濾提煉，將形態之內的感情釋放出來。

 1957年12月嚴南方與香港中國筆會成員到青山郊遊
右起:曾克耑、嚴南方、黃天石、許涵青(女)、王世昭

        
一九五二年，十九歲的嚴以敬開始從事繪畫工作，為一些小說畫插圖。兩年後任職亞洲出版社的插畫師，該出版社旗下的大批兒童及及青少年讀物，不少插畫都出自嚴以敬手筆。而嚴南方來港後，於一九五三年三月，曾與一批廣州報界朋友，包括陳錫餘、梁風、梁善文、李見祺、李少穆等，創辦了《中南日報》，他任總編輯，陳錫餘任社長。但此報只維持了兩年多便結束。之後嚴南方加入香港中國筆會，協助會長黃天石主持筆會刊物《文學世界》，在這雜誌上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及有關古代文學的研究。

為民間故事貞娥刺虎繪畫祟禎皇帝手刃長平公主的插圖

        
嚴以敬曾形容父親是一位忠誠的新聞工作者，兩袖清風。在父親八十七歲之時，他把父親幾篇短篇小說結集成書，書名是其中一篇作品：《假啞巴》。書內的插畫全是嚴以敬所畫。他在序言寫道：雖然自己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很短，不過很幸運有開明的父母，他們對子女從不哆嗦，但閒話中不斷的告訴了子女許多生活經驗和做人道理。父親曾說：「教育的意義是明理，如果做人不明理，那麽算是白念了。」這句話令他終身受用不盡。在生活方面，因為要『明理』，使我對任何事物都產生追求的興趣，使生活變得豐富活潑。另一方面，使他充滿自信，不因學歷不足而自卑。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自學成才的嚴以敬在畫壇嶄露頭角，於中環思豪畫室，一連三日，舉行他首個畫展，展出的水彩畫和素描，都是在街頭及郊野所繪成，當時不少知名畫家如趙少昂、陳福善、黃般若等到場支持。一年後，廿四歲的嚴以敬應台灣僑務委員會邀請，到台灣環島旅行寫生八個月，及舉辦勞軍畫展義賣。期間，他拜訪了當地的藝術學校，認識了就讀於台灣省立師範學校藝術系的馬永莉，二人志趣相投，繼而相戀，於一九六○年九月在香港舉行婚禮。這一年，倫敦及日內瓦分別舉辦世界難民年畫展，嚴以敬以畫作《被遺忘的小面孔》代表香港參展，反映逃避中共迫害來港的難民苦況，獲得不少好評。

年青時的嚴以敬與馬永莉 

        馬永莉的父親是祖籍遼寧的著名水彩畫家馬白水，她本人精於兒童畫和美術教育。婚後夫婦與另一畫師李焜培在香港跑馬地樂活道，開設尚友畫室授徒。一九六二年底，嚴氏夫婦應台灣的中國美術協會及國立藝術館邀請，赴台灣寫生及舉辦畫展。馬永莉勤快精幹，為丈夫的文化事業經常奔波於台港之間，勞心勞力。

         同年，嚴以敬開始為香港的《天天日報》繪畫政治漫畫，之後畫作陸續見諸《星島》報系的日、晚報、晚報每周日隨報贈送的《亞洲周刊》、《快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創刊的《萬人雜誌》,及由一九七○年八月起,為任畢明主編的《中國評論》繪畫封面。他針貶時弊的作品深刻尖銳，常笑中有淚，尤其描繪中共治下的種種謊誕和文革亂象，深受讀者歡迎，令厭惡中共政權的香港人抒發了不少憤怒和鬱結。一九六八年六月，嚴以敬首本漫畫選集出版，以過去一年十大新聞為題材，附有新聞評論及中英文說明。是香港首位推出個人漫畫集的畫家。

        一九七○年，嚴以敬參加台灣當局舉辦的第五屆全國美術比賽，得到水彩畫組別的冠軍。同年，嚴氏夫婦在跑馬地禮頓道四號二樓開設傳達書屋，一半賣書一半辦藝廊，主要由馬永莉打理，從台灣引進不少藝術和文化書籍。這小書店佈置清雅精緻，播放著動人音樂，不時舉辦文化沙龍，成了眾多文青的聚腳地，研究香港文學的盧瑋鑾教授（筆名小思）認為，傳達書屋對香港的文藝發展，功不可抹，啟蒙了不少大學生和年輕教師。

1976年10月23日《快報》頭版,可見嚴以敬的漫畫放在上半版,題為"鐵腕"的漫畫描繪華國鋒手執黨、政、軍三大炸彈

        
除政治漫畫外，嚴以敬也創作了不少雋智幽默的生活小品漫畫，較為人熟悉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在《快報》副刊的「人間閒畫」專欄，筆名「老摩頭」。

1976年，他與何百里、馮戩雲等畫友組成「畫語會」，持續多年舉辦作品聯展。這年又與友人在中環雲咸街11號地下, 開設四象畫廊。

1979年1月，他首次以「阿虫」之名在怡東酒店畫廊舉辦畫展，用輕鬆俏皮的筆法，繪出十多幅「鍾馗」為主題的畫作。

嚴以敬的「人間閒畫」常將太太入畫(摘自香港文藝剪貼簿)

       
 六、七十年代，可說是嚴以敬繪畫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但他對創作和人生的意義不斷有思考和追求，隨著政局的轉變，在中英就香港前途簽署聯合聲明的一九八四年，嚴以敬毅然結束香港的事業，舉家移民美國，開設製作畫框的公司。到九十年代初才回流香港，以「阿虫」之名再現「江湖」。有人形容前期的嚴以敬仿如怒目金剛，後期則變了慈悲菩薩；這幾十年間的心路歷程，不少文化人都渴望深入研究，可惜嚴以敬在晚年的訪問中只透露一二。

       嚴以敬刊登在《突破》雜誌的最後一幅漫畫

有喜歡嚴以敬政治漫畫的讀者，認為他的「阿虫」小品逃避現實，缺乏批判力量，但筆者倒認為與強權長期抗爭，更重要是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像「阿虫」這類激勵人心的作品，往往可讓人化悲憤為動力，平靜舒懷地想想如何更有效能地迎接挑戰。

1959年6月14日華僑日報

        十月十三日，嚴以敬的追思會及作品回顧展將在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行。近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六月，他曾在這裡與前輩畫家葉因泉，及另一年青油畫家劉煒堂舉行聯展，展出他在台灣旅行寫生的作品，揭開其藝術生涯的重要一頁。因此家人特意重回這具意義的舊地，向他作最後道別。

2018年10月號香港首發

香港「六七暴動」中的親共電影人

石慧、傅奇夫婦高舉毛語錄示威

在五、六十年代走紅的香港左派女星夏夢於二○一六年十月廿八日病逝，享年八十三歲。親共傳媒報導她的死訊時，都避談她在「六七暴動」期間脫離左派，與丈夫秘密遠走加拿大的往事。那時香港極左勢力的文革狂熱，不單令一些左派影人「出走」，還導致左派電影事業全面崩潰，但部份親共影人近年回憶這段歷史，多是埋怨港英政府的迫害，甚少有勇氣和理智地指出中共專制極權的禍害與自己的盲從。 

翻查舊報報導，大陸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爆發文革後，最早脫離香港親共影圈的，是飛龍影業公司的女星伍秀芳和鳳凰影業公司的導演兼演員文逸民。當時飛龍公司由盧敦主持，伍秀芳是力捧對象，但她當年八月在港與李翰祥柲密簽約，加盟他在台灣新成立的國聯公司，九月底與文逸民一起飛往台灣。從影四十多年的文逸民時任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的監事。他在台灣的記者會上表示，左派演員必須參加學習小組，他不願參加，長期被視為落後分子。因擔心香港的左派會利用文革的整風打擊他，所以決定投奔台灣。

那時大陸紅衛兵到處作亂的消息已陸續傳到海外，九月更有消息指港人熟悉的粵劇紅伶紅線女遭批鬥抄家，被剃「陰陽頭」，甚至傳聞已自殺身亡。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安排了一個六十多人的港九各界國慶觀禮團，由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率領，先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典禮，然後到延安、井岡山、毛澤東故鄉等地參觀學習，行程長達一個月。當時跟團出發的影星包括長城影業公司的三名當家花旦：夏夢、石慧、陳思思和男星高遠、傅奇等。觀禮團最後一站到了廣州，中共安排團中的電影工作者與紅線女會面，企圖消除外界有關紅線女的負面消息。近年不少回憶文章都披露，當時中共為了掩飾紅線女被剃「陰陽頭」，要她戴頂列寧帽來見客。由於那時尚是十月未入冬，戴著帽見客有點怪，陪著她的中共女幹部只好也一起戴帽，以減輕突兀感覺。但夏夢看在眼裡，已心感不妙。

紅線女戴上列寧帽會見來訪的香港影人

觀禮團十月底回港後十多天，隨團採訪及負責拍攝紅線女的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劉粵生突然投奔台灣。他深知中共的弄虛作假，在台公開揭露在大陸目睹的文革慘況，並預言文革風暴很快會吹到香港。

1966年11月12日工商日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左派的香港華南影業工作者聯合會理事趙英魂也去了台灣。他當年四十歲，曾任中聯電影公司劇務、香港電影製片廠廠長。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共《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借四十年代電影《清宮秘史》含沙射影，藉以打擊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此片正是香港親共的鳳凰公司老導演朱石麟執導，當時傳言中共想調他回大陸接受批鬥，令他深感委屈，精神大受打激，於一月五日在家中看罷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那篇文章後，突然腦溢血去世。親共影業痛失良才，卻沒有及時醒覺，繼續跟隨中共的指揮棒起哄。

同年五月初，香港左派利用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發動暴亂，於五月十六日宣佈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成員有一百零一人，不久增至三百四十八人，當中影藝界連同戲院職工有三十四人，包括著名影星傅奇、朱虹、盧敦、鮑方、江龍、姜明及音樂人黎草田等。而新聯影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廖一原和鳳凰公司導演任意之則擔任常委（共十七人，工聯會主席楊光任主席）。任意之是三十年代著名導演任彭年和武打女星鄔麗珠的女兒，其夫蔣仕任職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攝影師，也是鬥委會成員。

1967年6月6日大公報

鬥委會不斷發動示威，到港督府、法院等地抗議，及聲援巴士、電車、煤氣等機構的左派工人罷工。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呼籲「香港左派群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港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左派陣營大受鼓舞，各界別紛紛舉行所謂誓師大會。親共電影人自然不甘落後，在六月五日的誓師大會上，由盧敦致辭，聲稱「以文藝為武器，團結同胞們鬥垮鬥臭港英」。據左派影人馮琳的回憶，石慧、白茵、江漢、朱虹等紅星都上街高舉毛語錄示威。朱石麟的女兒朱楓，還帶了四名孩子去貼標語。六月九日，警方搜查左派銀都戲院，拘捕了三十多名員工，帶走大批煽動暴亂的物品，五日後更吊銷其戲院牌照。

積極參與左派示威的影星馮琳

七月十五日凌晨二時，警方到傅奇和石慧夫婦位於又一邨的住所將二人拘捕，連同其他左派被捕者，扣押在摩星嶺俗稱「白屋」的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但暴亂不斷升溫，八月二十日，一對小姊弟在北角清風街慘遭土製炸彈炸死。八月廿四日早上，經常在商業電台批評極左暴行的廣播員林彬，駕車上班途中遭兇徒投擲汽油彈，他與同車的堂弟林海光都不幸喪生。左派連串暴行，激起港人更大的痛恨。

看到形勢惡化，一直以懷孕為由逃避參加鬥爭行動的夏夢，於九月廿六日與夫婿林葆誠離開香港避居加拿大，兩年後才回來。夏夢一九九七年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訪問，回憶當時情況，坦言反對文革，因為大陸很多欣賞她的人都被抓走，她擔心遲早輪到自己。「我是突然之間走的，沒有人知道，好像現在的『官』那樣，駛汽車走的。因為我先生的大哥在機場的怡和公司工作，他給我們私家車駛進機場，但要經出境處，沒辦法，一定要蓋印嘛。有些關員認得我，立即致電《明報》，所以翌日就上了《明報》頭版。那時我很害怕，文革那麼糟，如果捉我回去不許我回來怎麼辦？」

夏夢與夫婿林葆誠

夏夢「出走」後不足半個月的十月九日，長城公司的編劇張森也攜同妻女投奔台灣，他原在中國科學院轄下的單位研究煤碳，一九五七年來港後便在長城當編劇，其弟是邵氏公司的演員張沖。他透露，新聯影業公司一位受力捧的女星陳綺華亦已脫離左派，避居南美。

十一月十五日，擔任鬥委會常委的兩名電影人廖一原和任意之，先後在寓所被警方拘捕。十八日晚，警方突擊搜查九龍城獅子石道的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但室內空無一人，警方帶走大批文件及宣傳品。

石慧和傅奇在羅湖橋上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港邊界的羅湖橋上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當天早上，港英政府原想把傅奇和石慧遞解出境往大陸，但中共拒絕接收，二人坐在通往深圳的羅湖橋中間，中共在橋的一端發出廣播，表示港英要迫害他們，指他們有權留在中國的香港，無所謂出境不出境！二人最終在橋上熬過一夜，得到港方提供毛氊，共方提供藤蓆，翌日下午由香港警方帶返摩星嶺繼續拘留。親共傳媒隨即廣泛宣傳二人英勇抵抗了港英的遞解行動。右派報章則指摘中共對其支持者毫無情義。

 脫離左派的影星高遠與陳思思

至於另一對左派銀壇夫婦陳思思和高遠，在同年五月有了新的動向。他們跟夏夢一樣，沒有積極投入鬥委會的行動。右派的邵氏公司於五月十一日證實高遠已簽約加盟，不久將伙拍凌波開拍新戲。陳思思翌月亦宣佈脫離左派公司，加盟港商關志堅的榮堅影片公司。二人在當年十月底飛往台灣參加蔣介石的祝壽活動。同行的，還有長城公司首任總經理袁仰安，他在三、四十年代是上海著名的律師及出版人，一九四八年來港後與友人合組長城公司。他思想左傾，卻非根正苗紅，一九五七年被中共派駐長城的幹部迫走，自行創辦新新影業公司。

1969年2月26日華僑日報

石慧、任意之、傅奇和廖一原先後在一九六八年的十一和十二月獲釋。但左派影人投奔台灣的情況仍未結束，到了六九年一月底，左派南洋戲院執行董事胡心靈也去了台灣，在記者會上炮轟中共壓迫文藝工作者。他的妻子龔秋霞於同年四月赴台與他會合。龔在三、四十年代是上海的歌影界紅星，來港後在左派電影公司演出，後擔任長城的演員室主任。

台灣的報刊報導胡心靈、龔秋霞在台團聚。

此時香港的極左勢力已走向衰敗，隨後爆出林彪事件和四人幫下台，中共的宮廷鬥爭和殘民暴政陸續公諸於世，大部份留港的左派演員被狂熱沖昏頭腦後開始冷靜下來，各自尋找新出路。後來即使大陸改革開放，也未能重振左派的電影事業。一九八二年，長城、鳳凰、新聯及中原共四間左派電影公司被合併改組成銀都機構，為中共搖旗吶喊了幾十年的電影公司就這樣被消失！最諷刺的是，暴動期間表現得甚為勇武的石慧和傅奇，卻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移民加拿大。他們近年仍有回港探親訪友，但不見公開談論「六七暴動」的舊事。

近年在訪問或文章中回憶「六七暴動」的親共影人如廖一原、白荻、馮琳等，論調皆指反英抗暴是正確的，只是鬥爭的方式不對，並強調自己十分愛國。可是他們對中共的暴政置若罔聞，論事的邏輯混亂，黨國不分。馮琳的兄長馮喆，是大陸的一線男星，像眾多大陸電影同業一樣，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馮琳在訪問中卻表示，沒有因為哥哥的冤死而對共產黨有什麼意見，還是相信共產黨。「我們都是一顆愛國心，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糊裏糊塗。當時說我們是錯誤的，我們心裏不大舒服，我們的確是憑著一顆愛國心在做事！」

否定了共產黨就是否定了自己一生的業績與追求，他們不想面對自己的挫敗，寧願裝聾扮啞，對中共的禍害，不但沒有批判，連提也不敢提，繼續糊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