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著名童星黎鏗之死

一九六五年二月九日清晨，一名中年男子被發現在廣州東湖公園一棵樹上自縊身亡! 死者黎鏗，是三十年代在中國影壇大放異彩的著名童星。他出生影藝世家，父親是香港電影的開拓者黎民偉，母親林楚楚是二、三十年代中國著名影星。一九四九年底，黎鏗告別父母，從香港投奔共產中國，去世時僅三十七歲。他為何走上絕路？中共官方和黎鏗家人當時都諱莫如深，海外內則有不同傳聞，這個半世紀之謎最近終於揭開神秘面紗。

現居香港的黎鏗弟弟黎錫，晚年致力研究其家族歷史，他早前聯同黎鏗的生前摯友費明儀及多名電影研究者，合力整理黎鏗的生平資料，在香港出版《著名童星、朗誦藝術家黎鏗》，首次詳細披露黎鏗自殺前的情況。

黎鏗祖籍廣東新會，一九二八年生於上海，父親黎民偉醉心電影工作，二十年代初在香港與兄弟合作開設戲院和民新影畫公司，其後又到上海與友人創辦聯華影業公司。受父母薰陶，黎鏗自小熱愛電影和表演藝術，三歲半就在卜萬蒼執導的默片《人道》中扮演一個惹人憐愛的男孩，與母親林楚楚演對手戲。之後，又在《城市之夜》、《人生》、《歸來》、《神女》和《香雪海》等影片裏扮演女主角阮玲玉的兒子。他那雙精靈的大眼睛和自然的演繹，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贏得不少讚賞。

黎鏗與阮玲玉在《神女》中的演出
天才橫溢的黎鏗當時被譽為「影界神童」、「銀幕上的小天使」，名字經常與美國著名童星莎莉譚寶(Shirley Temple)並列在各大報刊上。除了演出電影，他還參與話劇、播音、灌錄唱片和一些公益活動，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他曾與幾名童星到電台廣播，宣傳抗日。

童年黎鏗已是畫報的封面人物

上海淪陷後，黎鏗隨父母避難到香港，一九四○年演出香港首部由童星擔綱演出的電影《小英雄》，講述五個小孩對付一群賊匪的故事。不久香港又被日軍佔領，他跟父母輾轉到了湛江、桂林等地，協助父親繼續電影工作及演出話劇。抗日勝利後，黎鏗在廣州入讀嶺南大學。

1949年黎鏗北上前與父母合照

此時黎鏗的思想開始左傾，一九四九年畢業前的暑假，他從廣州到香港，拍攝歐陽予倩編導的《戀愛之道》。當時身為國民黨員的黎民偉已經與家人移居香港，黎鏗主動提出到北京工作，滿懷理想追求共產黨宣傳的烏托邦。其後他的弟妹黎錫和黎萱也受其影響，決定北上發展。同年底，他乘船離開香港，到北京電影製片廠當演員，參演了《民主青年進行曲》、《一貫害人道》等影片。工作之餘，他積極投入朗誦表演，並不時到學校及劇團指導朗誦技巧，深受文藝青年的歡迎。一九五八年底，他被調往廣州的珠江電影製片廠任演員兼副導演，曾協助導演王為一攝製經典的粵語電影《七十二家房客》。

費明儀

自小就與黎鏗結為好友的香港歌唱家費明儀表示，因父親費穆與黎民偉同在上海從事電影工作，份屬世交。費穆五一年病逝香港後，費明儀翌年到北京了解讀書工作的情況。早已遊說費北上的黎鏗知道後十分高興，並介紹她跟人民藝院劇院的負責人認識。對方表示歡迎她加入該院的音樂組或戲劇組，但要求她先寫一份「自白書」，交待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即將陷共時，她為何離開上海到香港去。現時又為何從香港回到北京？這番話令費即時想起其父親費穆去世前回北京，也有同樣的屈辱，父親唯有黯然失望而歸。費明儀思前想後，對這個「重演」無法接受，她越想越不對勁，馬上離京返回香港。

黎鏗對她的不辭而別十分生氣，寫信把她嚴厲責備，但費明儀已堅決專心在港進修聲樂，一九五六年到法國留學，四年後學成回港發展歌唱事業。費憶述：黎鏗的父親一九五三年病逝後，母親林楚楚辛勤持家，積勞成疾。費最後一次見到黎鏗是在一九六○年初，黎鏗從廣州到香港探望患病的母親。那時黎鏗已結婚七年，育有一女，原本性格開朗的他變得甚為憂鬱，並透露婚姻出現問題，但又不能離婚，妻子不願離，組織上也不批准！

原來黎鏗北上後，愛情事業皆失意。主要由於他的父母與國民黨有深厚淵源，大姐黎蘭與丈夫沈昌煥移居台灣，沈昌煥更是台灣國民政府的外交要員，六、七十年代兩度出任外交部長，他這樣的背景在中共治下豈會受到重用。他在北影八年間，只參演了三部電影，而且都是配角，調到廣州後參與的電影更只得兩部。即使他在朗誦方面有傑出表現，也遭到批評。一九六二年底掀起的「四清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黎鏗頓成打擊對象，被指不安心本職工作、愛出風頭、個人主義、滿腦子名利思想。此後，很多重要的朗誦演出，都不再有黎鏗的影蹤。

沈昌煥與黎蘭夫婦

感情方面，他婚後不久就發現與性格強悍的妻子不合，多次在家書中向母親反映苦況，但妻子堅拒離婚，並揚言「要離婚，我就要你身敗名裂！」這段失敗的婚姻令黎鏗身心飽受折磨十多年。據曾經跟隨黎鏗學習朗誦的女作家楊毅透露，她的一名好友Ｃ是下放農村的女知青，於一九六四年與黎鏗相戀，但雙方沒有發生超友誼關係。黎的妻子後來在家中發現黎寫給Ｃ的情信，勃然大怒，上告組織，指控黎亂搞男女關係，要求嚴懲這個「壞分子」「反革命分子」，估計這是迫使黎鏗走上絕路的導火線。

黎鏗原本買了兩張火車票，準備與Ｃ一起到上海投黃浦江輕生，但往火車站途中，黎改變主意，不忍心年青的愛侶犧牲，於是送她回家。翌日，楊毅便聽聞東湖公園湖邊發現吊樹自盡的屍體，樹上留下上吊的繩用一條白圍巾包著，那是黎鏗準備給Ｃ到上海作禦寒之用，樹下則有大堆煙頭。但黎鏗所屬的電影廠對外只說黎鏗因病去世。而黎氏家族當時還有多名成員在大陸生活，為免影響他們，也不願多提。

黎鏗死前寫給家人的遺書，處處流露失落的心情和對家人的關愛，他承認妻子的指控令他開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我的問題會搞一個很長的時期．．．．．．我一想到今後幾年不可以朗誦，不可以拍戲，特別是想到不能朗誦，對我簡直是一種不能忍受的痛苦。」

費明儀指出：遺書剖現了黎鏗在事業發展、政治問題和婚姻困擾的矛盾衝突中，無法自拔而走上絕境的心路歷程，這不只是個人事件，更反映了當年許多不合理政策而造成的悲劇。

自幼成名，在父母關懷愛護下成長的黎鏗，怎能適應中共治下那種扭曲荒誕的政治生活？假使他及早看清共產政權的真面目，留在海外發展，說不定就像他的摯友費明儀，在藝術領域創出一番成就，而非浪費了寶貴的青春和生命。

香港前哨雜誌2015年6月號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