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先聲」是香港1933年解禁後首個粵劇男女班

1933年，香港在總督貝璐（Sir William Peel，1875－1945）主政期間，華籍男女演員獲准同台演出。開啟了華南地區粵劇男女班可合法演出的先河(註1)，對粵劇和男女平權的發展，都有著非凡意義。但期間的情況和細節，一直以來有不少誤傳。筆者從香港的舊報章及相關資料，梳理這段歷史，查證港府於1933年10月24日特准男女同台演出, 正式解禁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5日，薛覺先領導的覺先聲劇團，是解禁後首個有女性參演的粵劇團，並非馬師曾領導的太平男女劇團。而唐雪卿是解禁後首位與男性同台演出的女伶。正式解禁後, 首個男女班演出的劇目, 是1933年10月26日晚, 覺先聲劇團在高陞戲園演出的《白金龍》。

此文共分三章來闡述。

1930年代薛覺先與唐雪卿的演出

第一章：從舊報刊查證

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舊報搜索系統查找，發現1933年最早有關粵劇男女班的報導，見於當年10月22日的《天光報》，指近年因經濟不景，而粵劇男班的大老倌叫價甚高，令戲院的粵劇演出深受影響。因此有戲院商於月前聯署入稟香港政府，希望准許男女伶人同台演出。不但可一新觀眾耳目，也因女伶人的薪酬較低，可減輕戲院商負擔，促使票價降低，有利戲業的發展。報導引述消息指，此建議已得到港府同意。於是該報記者便往太平戲院訪問院主源杏翹。

1933年10月22日天光報

源杏翹當時表示，同業有諮詢他的意見，但這次入稟，他沒有簽名聯署。因此不知道詳情。他為何不聯署？報導沒有交代。(註2)該報記者於是轉往高陞及普慶兩家戲院查詢，唯因院主不在，無法知道詳情。報導又指:  以往香港也曾有過男女班演出，其後可能因守舊人士的反對而禁止，但現在時代已不同，電影界的男女演員早已一起演出。

同日（10月22日）的《工商晚報》，刊出一則消息，指聖士提反舊生同學會，為擴建宿舍，特請准港府，聘請薛覺先、他的太太唐雪卿，及覺先聲劇團全班名優，由10月24日至27日，在高陞戲園演出籌款，院主將豁免租金，以襄善舉。

1933年10月22日工商晚報

翌日，即10月23日，與《天光報》同集團的《工商日報》重刊了那篇傳聞港府將解禁男女班的報導，並在第二張第1版，刊出高陞戲園的廣告，介紹覺先聲第一班蒙政府特許，加插唐雪卿女士拍演籌款，由10月24日（周三）至27日（周六），即農（舊）曆九月初六至初九演出。響起了男女同台合演的先聲。後來，好些有關粵劇男女班歷史的記述，指覺先聲首個男女班是在1933年9月演出，顯然誤記了農（舊）曆日期。

1933年10月23日工商日報

另外，在第四張第3版，高陞戲園有個較大的廣告，預告覺先聲將在農曆九月初六（10月24日）晚起，連演六日七夜，禮聘唐雪卿女士登台拍演。

1933年10月23日工商日報

至此，也許大家已想到，高陞戲園的部署安排，是想喝粵劇男女班的頭啖湯。估計院方已收到風聲，港府很大可能會在短期內解禁，所以先申請特准男女同臺演出，緊接便是批准正式演出。高陞的廣告亦顯得十分謹慎，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傳唐雪卿演出的戲目，以示尊重港府的頒令，免給人「先斬後奏」或「喧賓奪主」的感覺。而當時高陞的主要對手太平戲院，聘有馬師曾領導的太平劇團（男班）定期演出。太平戲院改放電影的日子，太平劇團通常會轉到九龍的普慶戲院演出。馬師曾自1932年12月底結束美國之行回到香港，就著手組織太平劇團，於1933年1月26日(農曆年初一)起，在太平戲院演出。最初他的拍檔是男旦陳非儂，陳非儂於同年7月離團。太平劇團在10月期間組班時，男旦改為謝醒儂。

到了10月24日，新一波的薛馬爭雄轉趨升溫。這天，高陞和太平的廣告並排在《工商日報》第一張第3版的右上角。高陞繼續刊登政府特許加插唐雪卿拍演籌款的廣告，仍然是全男班的太平劇團，則宣傳馬師曾明晚（10月25日）起，由普慶戲院回到太平戲院演出。原本在星期日才會演出日場的馬師曾，由10月26日(周五)起，連續四日，日夜登台。這四天日場會把著名劇目《梁天來》分四集演出，觀眾想看畢全戲，就要連續四日來捧場。另外，在《工商日報》的第四張第3版，高陞戲園的較大廣告，列明覺先聲今明兩天的劇目，及預告新劇《花木蘭》不日公演，當天仍未註明唐雪卿參演哪個戲目。

1933年10月24日工商日報

這時政府對男女班的解禁令還未下達。10月24日的《工商日報》刊出訪問普慶戲院院主的報導，他披露三個月前，已和高陞戲園入稟華民政務司，要求解禁男女班。由於仍未得到答覆，他表示不便把稟狀內容詳告記者。

1933年10月24日工商日報

這天還有一事值得注意，就是薛覺先和唐雪卿合演的電影《白金龍》，於這年9月27日在香港中央戲院首映，大受歡迎。在10月24日這天再次上映。獨家放映此電影的中央戲院，數日前已刊出預告。（註3）薛覺先夫婦這期間的聲勢無疑比馬師曾更勝一籌。

10月25日，情況開始明朗，《工商日報》在內頁刊出一段短文，標題為：「男女合演戲，已得批准消息」。而高陞較大的廣告，亦刊出唐雪卿未來兩日的日夜戲目，註明是與薛覺先由頭演到尾。根據此廣告，唐雪卿與薛覺先首個合演的戲目，是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八）晚的《白金龍》。

1933年10月25日工商日報

10月26日，《天光報》在港聞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港府正式批准男女班演出的報導。指因這項解禁涉及社會風化，華民政務司接到戲臺主人禀請後，徵得多數港紳同意，港府才決定批准。但亦規定，若日後男女班被指傷風敗俗，證據確鑿，便會被取締。

1933年10月26日天光報

同一天，香港的英文報章《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及《德臣西報》 (The China Mail)，亦報導了這項消息，它們都用上「二十多年來華人男女演員首次獲准公開合演」的字句，並提到唐雪卿這次演出，是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

1933年10月26日The China Mail

這天《工商日報》上的高陞戲園大廣告，標明覺先聲劇團準於今晚禮聘唐雪卿女士登台拍演，繼續強調是由頭演到尾。後來，有些關於男女班歷史的記述，指薛覺先是以「臨時男女班」名義演出，也屬誤記。

不管覺先聲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的主要目的是什麼，此舉無疑會給予香港政府好印象，為爭取男女同台演出，起著正面作用。而覺先聲加入女角，比太平劇團優勝或方便之處，就是薛覺先有一位演出經驗豐富，兼知名度高的太太唐雪卿，可即時上場，無須到處招聘。

太平戲院沒有輕視對手高陞這次的出擊，除了在廣告加強對台柱馬師曾的介紹，劇團亦安排了多齣劇目分上下集或數集演出，以吸引觀眾續看。與此同時，仍是全男班的太平劇團無疑會趕緊招攬女伶合組男女班，以迎接粵劇新時代的來臨。

覺先聲今次加入女角的演出，至10月31日晚（農曆九月十三日）結束。最後一晚演出的劇目，是《月向那方圓》。由港府特許男女合演的10月24日開始計，覺先聲的首個男女班共演出了八天。

1933-10-31工商日報

結束這次演出後，薛覺先夫婦於11月9日晚，在專門放映西片的娛樂戲院演出其名劇《秦淮月》，為港紳曹善允創立的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籌募經費。曹善允及羅旭和（也作羅旭龢, Robert H. Kotewall）都是當時較開明的港紳和定例局（相當現時的立法會）議員，今次港府解禁男女班演出，不少粵劇資料都指出，他們出力不少。是晚還有呂文成等音樂名家、及林坤山等諧星演出節目。出席的嘉賓包括港督貝璐伉儷、議政局（相當於現今的行政會）、定例局的議員及不少名人官紳。翌日的中英文報章皆有報導。(註4)

1933年11月10日 Hong Kong Telegraph

同一日，太平戲院在《工商日報》刊出一個小廣告，預告太平男女劇團將於11月15日（農曆九月廿八日）演出。

1933年11月9日工商日報

11月11日，《工商晚報》一則題為「太平劇團開演男女班」的報導指：「男女伶人登台拍演，自薛、唐夫婦肇端之後，繼起者尚覺寂然。茲聞太平劇團不甘落後，邀准政府特許，擇定國曆15號（農曆十月廿八日）晚，在太平開演男女班。所聘女伶，為曾經一度來港，博得一時佳譽之譚蘭卿，及蜚聲珠海，未經在港登台的麥顰卿．．．」報導還指劇團計劃增聘曾當影星的譚玉蘭，合共三位女伶與馬師曾演出。

1933年11月11日工商晚報

但上述計劃最後有變。11月14日，太平戲院新一則的廣告，用上「最完美」、「最正式」來形容太平新組成的男女班劇團，並揭示同月15日演出的第三位女伶，是曾與馬師曾在美國合作演出的上海妹，她在廣告內被冠上「譽滿美洲，表情聖手」的讚詞。這次上演的每個劇目，都是三位女伶與馬師曾一起演出。採用「三星伴月」的手法(註5)，顯然是要增加聲勢和吸引力。要注意廣告上，沒有標示太平是第一個男女班，也沒有說是最早、最先的男女班。

1933年11月15日工商日報

在11月15日公演當天，《工商晚報》刊出一段短文，題為：「見義勇為的太平劇團」，指首晚是為了聖士提反書院籌款建宿舍而義演。（註6）打起義演籌款的旗幟，不但可加強號召力，亦能減少守舊人士對男女班的反感，看來薛、馬雙方皆明此道。

另一邊廂的覺先聲劇團沒有閒著，薛覺先和唐雪卿的名字，這天出現在普慶戲院的廣告欄內，宣傳由11月17日起，在該院演出。首晚劇目是《月向那方圓》。從《工商日報》和《華僑日報》的版面所見，普慶的廣告沒有註上「覺先聲」或「男女班」。只用上薛覺先和唐雪卿二人的名字,似乎更為吸引。

1933年11月17日工商晚報

1933年11月19日華僑日報

覺先聲在普慶戲院由11月17日演至11月20日結束，共四天。在20日這天，高陞戲園刊出廣告，首次在覺先聲後面加上「男女班」三字，宣傳該劇團由21日晚（農曆十月初四）回到高陞演出，首劇是《秦淮月》。唐雪卿仍是團中唯一的女伶。這次覺先聲男女班在高陞演出，由11月21日至11月27日晚結束，共七天。但由11月23日至27日，廣告上都沒有薛覺先的名字，只標示唐雪卿、陳錦棠、林坤山等人日夜演出，可能因他已咯血病倒。(註7)

1933年11月20日工商日報

而太平男女劇團的首次演出，由11月15日至11月24日，共十天。但三天後的11月27日，太平戲院刊出廣告，宣傳11月30日開始，太平男女劇團再度演出，至12月3日。此舉似乎是要趁勢追擊，不讓連續演出兩家戲院的覺先聲出盡風頭。12月份餘下的日子，覺先聲沒有演出，但太平男女班於12月14日及30日兩度開演多天。在聖誕日及1934年元旦日，馬師曾更與譚蘭卿通宵演出新劇賀節。可見太平雖然輸了男女班的起跑線，往後仍非常進取。

1933年12月25日工商日報

之後，到1934年1月17日，才有第三個男女班出現，那就是新馬師曾領導的新馬男女劇團在普慶戲院演出。而廣東省社會局到1936年10月16日才解除男女班禁令, 較香港遲了三年。(註1)

從上述粵劇男女班出現的時序，清楚可見薛覺先領導的覺先聲劇團，是香港政府解禁後，首個有女伶人參演的粵劇團。不能因為劇團首次男女合演時沒有「男女班」三個字，而否認它是先行者的事實。

筆者估計，由於1933年的香港社會，仍有好些反對男女同臺演出的聲音，在解禁初期，覺先聲劇團沒有在名稱上標榜「男女班」，可能不想被人感覺過份招搖，避免刺激守舊人士群起反對，導致港府取消解禁。其廣告把女角唐雪卿的名字凸顯出來，讓人感到尊重女性，把公眾焦點朝向提高女權、男女平等，令社會大眾更容易接受男女一起演出。

註釋------

註1：據1936年10月17日香港《華字日報》報導，廣東省社會局在1936年10月16日才議決，批准男女演員可同臺演出。

註2：源杏翹孫女、太平戲院最後一任院主源碧福2020年6月9日接受筆者訪問，表示據她所知，該聯稟是由她祖父親源杏翹提議，並由她父源詹勳聯繫支持他們的定例局議員。但因1933年10月間，祖父已開始患病，太平戲院事務逐步交由源詹勳接手管理，因為一些不便公開的行政問題，太平戲院未有參與該次的聯稟。

註3：薛氏夫婦合拍的電影《白金龍》1933年9月27在香港首映一周後，在1933年10月至1934年間，多次在不同的戲院重映。

註4：除了1933年11月9日晚，薛覺先夫婦領導覺先聲劇團，在1936年7月14日晚還有一次在娛樂戲院演出，同樣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籌款。劇目為《攪碎西廂月》。好些粵劇歷史文章，把這兩次演出的日期和內容混淆起來。

註5：這「三星伴月」的配搭一直維持至1934年7月，同年9月太平再起班時，上海妹及其同團的丈夫半日安已離團。新加人的女伶是小瑤仙。而自1934年2月底開始，從報上廣告可見，譚蘭卿已在三名女伶中冒起，不時與馬師曾的名字並排出現，擔演重頭劇目,  反映她較受歡迎。

註6：《戲園、紅船、影畫－－源氏珍藏「太平戲院文物」研究》第176頁，引述太平戲院文物：一本黑封面硬皮簿內的記載，指太平男女劇團，於1933年11月15日及16日兩晚的演出，皆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15日的收入全數作善款，16日的收入與該校對分。

註7：1933年11月28日出版的《伶星》雜誌第81期，載〈薛覺先香江咯血輟歌〉一文，指薛覺先由於勞累過度，在這次高陞戲園演出期間咯血，不久就乘船離港赴滬養病。

第二章：以往有關香港解禁粵劇男女班的記述

或許因搜集文獻記錄困難，過往有關香港粵劇男女班的記述，頗為倚賴前人的回憶及口耳相傳。以下是1970年代以來，相關文字資料的主要出處，當中好些失實資料長期被轉述引用，還增添了其他情節。隨著更多的舊報刊和歷史檔案公開及數碼化，考證核查會更為便捷，並有助釐清誤傳已久的資料。

（1）《粵劇六十年》

1979年10月至1982年1月，已故名伶陳非儂在香港《大成》月刊連載發表的回憶文章〈粵劇六十年〉，多段提及香港粵劇男女班解禁的情況。此系列文章於2007年12月，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研究計劃輯錄成書《粵劇六十年》出版。陳非儂在此書第33頁稱，「他走埠那年（筆者按：1933年），適逢高陞戲園總經理呂維周發起，由羅文錦爵士向港督貝璐請求，取消禁止男女同班法令，理由是男女可以同坐觀劇，為什麼男女不可以同班演出。港督認為有理，准予請求。於是男女開始同班，馬師曾拍譚蘭卿，薛覺先拍上海妹，女花旦從此抬頭。」

但正如陳非儂自己所說，男女班解禁時他去了走埠，實際情況相信他並不清楚，因此他描述相關的細節，可信程度不高。

此外，陳非儂在第9頁指稱，從前港督金文泰爵士在任，曾在立法局通過一法例，禁止男女同班。．．．．及後羅文錦爵士在立法局提議，說及男女既能同座，為什麼男女不能同班，於是一致通過取消此法例。這段的註釋是：據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法例生效日期為1933年11月25日。（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1988：84）。

但翻查丁新豹該篇文章，並沒有這樣的描述。筆者2020年6月向丁新豹查詢，他表示完全沒有寫過這些內容。

筆者認為，陳非儂極可能把羅旭龢（註1）誤記為羅文錦（註2）。原因下列：

羅文錦在1935元10月才正式成為定例局（後改稱為立法局、立法會）議員，1933年只是潔淨局（市政局前身）議員，不可能在立法局提議。1933年任定例局議員的，是較他年長十三歲的羅旭龢。羅旭龢當時的政壇地位不但較羅文錦崇高，其本人還愛好文學藝術，與戲院商常有交往。曾把唐詩翻譯成英文出版，及撰寫過劇本《Uncle Kim》和《蝴蝶夢》(又名《媒蝶夢》)，後者於1922年4月英國皇儲愛德華訪港時，由寰球樂粵劇團在太平戲院演出，獲得不少好評。又根據太平戲院保存的稟底和記事，以及源杏翹後人的憶述（詳見本章第2、7節），羅旭龢才是解禁粵劇男女班的積極支持者。

另外，筆者到香港歷史檔案館和香港大學圖書館查找，發現1933年的定例局會議，並沒有關於解禁男女同臺合演的討論。（詳見第三章）綜合各種分析，戲院商在1933年找羅文錦協助解禁粵劇男女班，及在立法局內提議, 並不可信，即使曾找他協助，他的貢獻不會及得上羅旭龢。

（2）《香港中區街道故事》
到了1980年代初，已故香港歷史研究者魯金（註3）發現解禁香港粵劇男女班的重要文獻，就是1933年香港三家戲院商聯稟香港政府的底稿（又稱「三院組織男女班稟底」，  簡稱稟底）。他還整理了好些沒有消息來源的傳聞，記述在他1989年5月出版的書《香港中區街道故事》。（註4）當中一章介紹旭龢道與羅旭龢，提到羅旭龢對粵劇的貢獻，是代表香港粵劇界向港府要求解禁男女班。相關的描述，沒有提及羅文錦，並指港府解禁男女班，根本無須經過立法局討論及通過，與陳非儂的回憶有頗大差異。

首先，魯金提到1933年春，聖士提反舊生會準備男女同台演出話劇，為母校籌款。得到當時的定例局（後改稱為立法局、立法會）議員：亨利普樂（Henry Pollock）支持。亨利普樂一向知道香港法律並無禁止男女同台演戲的條文。只因男女授受不親，是中國舊時的禮教。雖然這種過時的禮教在民國後已打破，但香港一向由華民政務司負責監督這些華人風俗，如要男女同臺演出，就要向華民政務司申請批准，該司會與香港的華人紳士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可行。亨利普樂於是找羅旭龢商量。在召開華紳會議當天，羅旭龢故意約會華紳中被傳思想較保守的李右泉，使他不能出席華紳會議，男女同臺演出的討論因而順利通過。

魯金在這項描述後指出：有關李右泉反對男女同臺演出，僅是一種傳聞，「更有人將這件事歸功於馬師曾的獻計。總之，社會上凡有改革，總是有很多傳聞。不足為怪。」但大陸寫作人張連興2007年撰寫的書《香港二十八總督》（註5），第227頁引用魯金這項描述，沒有指出這只是傳聞，甚至全篇有關解禁男女班的引文, 都沒有註明出處。

關於魯金指1933年春，聖士提反舊生會申請男女同臺演出話劇，筆者查找當年舊報，未見這項報導。很大可能是當時訊息混亂，把1933年10月底，覺先聲粵劇團為聖士提反舊生會籌款，獲港府特准唐雪卿參演的事混淆起來。

接著，魯金描述：當時的太平戲院院主源杏翹，得知聖士提反舊生會可男女合演話劇，便與羅旭龢商量，認為粵劇也可申請男女同臺演出。他先派馬師曾到廣州物色女旦，聘得譚蘭卿來香港太平劇團演出。之後便聯同高陞、普慶、利舞台三家院商聯稟港府，要求批准解禁男女班。薛覺先獲悉後，也去廣州聘請女旦，但第一流的正印花旦已被馬師曾聘用，只好求其次，請了蘇州麗回去。魯金指稱港府於1933年11月15日批准了粵劇的男女班演出，太平劇團和覺先聲劇團成了首先男女同臺演出的戲班。

魯金這說法，與根據舊報查證的男女班解禁時序不相符，最大的破綻，是馬師曾當年根本不能前往廣州。事緣1929年8月6日晚，馬師曾在廣州海珠戲院演出後，在戲院門外遇到炸彈襲擊受傷。當時流傳，馬師曾因涉及桃色事件而受襲。事後廣州當局以維持秩序安寧為由，禁止馬師曾在廣州演出，後來更傳聞禁止他進入廣州。（註6）此後十年，馬師曾一直沒有到過廣州。（註7）

魯金在書中稱，在太平戲院清拆前一年，即1980年，他訪問當時太平戲院的負責人源詹勳（筆者按：原文錯寫為源杏翹）。源詹勳是源杏翹的兒子，於1935年源杏翹去世後，接手管理太平戲院。源詹勳從戲院的檔案中取出1933年戲院商的稟底，供魯金影印一份，魯金抄錄在書中，稱為「三院組織男女班稟底」，內容與2006年，源詹勳女兒源碧福捐贈給香港文化博物館的稟底內容一致。這稟底沒有收稟人名稱，也沒有註明日期。

魯金引述源詹勳當時的憶述，指1933年10月前聯稟港府的戲院商，只得三家（高陞、普慶、利舞臺）。他沒有解釋為何太平沒有聯稟。筆者曾估計，這可能與1929年8月，馬師曾在廣州的遇襲事件有關。馬師曾1932年底從美國演出回港後(註8)，1933年2月曾想前往廣州，但廣州當局表示，對他的禁令仍未取消。(註9)而馬師曾此時已開始在太平戲院長期演出，如果太平戲院出面向港府申請解禁男女班，很可能令人聯想到馬師曾四年前涉及的桃色傳聞，引發守舊人士或更多人反對，所以太平戲院沒有參與聯稟。

源杏翹孫女源碧福則認為，與馬師曾的事沒有太大關係。在戰後出生的源碧福，是太平戲院最後一任院主，1970年代初從英國回港後，開始協助父親源詹勳打理太平戲院。2020年6月9日，她接受筆者訪問，表示據她所知，該次聯稟是她祖父源杏翹提議，由源詹勳負責聯繫羅旭龢等支持入稟的定例局議員。但1933年10月間，祖父源杏翹已開始患病，太平戲院事務逐步交由源詹勳接手管理，因為一些不便公開的行政問題，太平戲院當時未有參與該次的聯稟。

筆者把根據舊報查證的男女班解禁時序，告知源碧福，她認為薛覺先領導的覺先聲劇團，確具有率先推出男女班的有利條件，當港府宣佈解禁男女班，薛覺先太太唐雪卿便可隨即上臺演出，而太平戲院與太平劇團的演員都簽有合約，調配演出，不及覺先聲劇團的便捷。

魯金在1980年初已在香港多份報章撰寫專欄，有關解禁男女班的資料，除了記載在他這本1989年出版的著作，不清楚他之前曾否在其他報章發表，或與其他人分享。因為古岡於1982年8月出版的書《紅線女與馬師曾》(註10)，亦出現該份稟底的內容及類同資料。

（3）《紅線女與馬師曾》

古岡原名胡振（1929－？），是香港資深新聞從業員，長期研究香港戲劇歷史。他在《紅線女與馬師曾》的第97頁，力陳香港粤劇的男女同班演出，是由馬師曾領導的太平劇團首創，並指港府是在1933年11月15日批准粵劇男女班演出。相同的內容，出現在他1999年及2004年先後出版的《廣東戲劇史（紅伶篇）》的第一及第八冊內，用以介紹馬師曾和羅旭龢。

古岡的著作沒有展示資料來源，也沒有註明訪問過太平戲院的負責人。文章內容與魯金的大同小異，但那份「三院組織男女班稟底」，與魯金抄錄的比較，可發現在「豈無小補」這句之前，缺少了三句，以致讀來銜接不上，句不達意。另外，在稟底後，竟出現一個日期：「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直到2004年9月出版的《廣東戲劇史（紅伶篇）》第八冊，才補回該稟底漏了的三句，及刪除稟底後面的日期。

為何古岡會在稟底後加上這個日期？為何魯金和古岡都認為，港府解禁粵劇男女班的日期是：1933年11月15日。筆者看過源碧福捐贈給香港文化博物館的稟底原來面貎後，分析到箇中原因。（詳見本章第7節）

（4）〈三十年代廣州粵劇盛衰記〉

1990年12月，廣東的粵劇研究者張方衛在廣州出版的《粵劇春秋》期刊，發表長文〈三十年代廣州粵劇盛衰記〉，指出覺先聲劇團，是香港政府在1933年解禁後，首個演出的男女班。因他找到1933年11月28日出版的《伶星》雜誌第81期，內載〈薛覺先香江咯血輟歌〉一文，記載該班於農曆九月二十七日（公曆1933年11月14日）起，在普慶戲院演出，比馬師曾的太平男女班劇團早一天公演。

雖然張方衛點出了覺先聲是港府解禁後，首個演出的粵劇男女班，但他引用的那份雜誌，報導並不準確，他也沒有找到更早一點的資料，所以不知道覺先聲的男女班，早於1933年10月26日已在高陞戲院首演，港府宣佈解禁的日期是同年10月25日，而轉到普慶戲院演出，是同年11月17日。（詳見第一章）

（5）《薛覺先藝苑春秋》

1993年6月，廣東的粵劇研究者賴伯疆在其著作《薛覺先藝苑春秋》（註11）的第三章，指出薛覺先開粵劇男女同班風氣之先，但內容失準，時空錯亂，把1936年7月14日覺先聲男女班在娛樂戲院義演，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籌款，誤當成覺先聲男女班的首演。其實早於1933年11月9日晚，覺先聲男女班已在娛樂戲院，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義演籌款，劇目為《秦淮月》。覺先聲男女班的首演也不在這天。相信他的資料,  是來自羅禮銘1956年在香港《星島晚報》發表的文章。(詳見此章第8節)

（6）《香港粵劇敘論》

2010年11月，已故香港粵劇研究者黎鍵在其著作《香港粵劇敘論》，有較詳細的資料介紹粵劇男女班的歷史。因他從羅卡和法蘭賓合著的書《從戲台到講台》（註13）發現，香港英文《南華早報》1933年10月26日，有港府解禁男女同臺演出的報導，引證覺先聲劇團是港府解禁後，首個演出的男女班劇團。但其他描述，就混雜了陳非儂、魯金和張方衛的說法，仍未展示出香港粵劇男女班萌芽的確實時序，還把高陞戲院經理呂維周的名字，錯寫成陳維周。

（7）《戲園、紅船、影畫－－源氏珍藏「太平戲院文物」研究》

2015年，香港文化博物館編製的書《戲園、紅船、影畫─源氏珍藏「太平戲院文物」研究》出版，較深入介紹太平戲院捐出的文物。此前兩年，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舊報搜索系統已開始運作。遺憾書中由李小良和林萬儀合寫的文章〈馬師曾「太平劇團」劇本與資料綜述及彙輯（1933－1941）〉，沒有利用舊報查證，便認為「太平男女劇團揭開男女同臺的序幕」(第173頁第5段)。更沒有展示證據，便指太平戲院院主源杏翹，曾與其他同業聯稟港府，申請解禁男女班。

源杏翹孫女源碧福在該書117頁第54項註釋，已指出源杏翹不欲以其名義出函。源杏翹兒子源詹勳1980年接受魯金訪問，也表明最後只是三家戲院商聯署，太平沒參與。而源杏翹本人早於1933年10月22日《天光報》的訪問中表示，自己沒有參與該次聯稟。

李小良和林萬儀合寫的文章指出：這稟底記錄在一個黑色封面的硬皮簿內，稟底前還有一則記事，這則記事前，有羅旭龢及曹善允的名字。原文用毛筆直行書寫。於179頁按原文全部橫排列印出來，以便閱讀。

該書179頁列出稟底和一則記事的內容

該則記事並沒有提及太平戲院和其他同業一起聯署。而是指出：在1933年中秋節（筆者按：即公曆1933年10月4日）前，高陞、利舞臺和普慶三院聯署向政府申請解禁男女班，而太平戲院則由1933年11月15日起，把太平劇團改名為太平男女劇團，加入三艷旦，淘汰男旦。並列出首三晚演出的劇目，及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的分帳情況。

三戲院的聯稟與太平戲院安排太平男女劇團演出，實質是單獨的兩件事。那則記事和羅、曹二人的名字，與三戲院商的稟底，排在一起，可能只是由於內容皆關於男女班解禁，為方便分類查找，才集中一起記錄存放。

另一個可能，是根據1933年11月11日《工商晚報》的報導：「男女伶人登台拍演，自薛、唐夫婦肇端之後，繼起者尚覺寂然。茲聞太平劇團不甘落後，邀准政府特許，擇定國曆15號晚，在太平開演男女班。」從「邀准政府特許」這一句，筆者推斷當時的情況，是在三家戲院商入稟港府，於1933年10月25日獲得批准解禁後，太平戲院才自行入稟申請，找曹善允和羅旭龢兩位港紳聯署支持。獲批准後，於11月9日在報上廣告公佈：太平男女班將於11月15日開演。而硬皮簿內，三家戲院的稟底寫在那則記事後面，可能是供太平戲院自行入稟時參考，或入稟時的一項佐證，以示港府之前已批准了三家同業解禁，也應對太平戲院解禁。

那則記事和羅、曹二人的名字，與三戲院商的稟底，排在一起，可能有人因而誤會那則記事是稟底的一部份。還誤以為該則記事的頭一句，是指三戲院聯稟的日期為公曆1933年10月4日。或許古岡便因此在三戲院稟底後，擅自加上1933年10月4日這個日期。（見本章第3節)

（8）《薛覺先評傳》

薛覺先的好友兼長期曲藝合作伙伴羅禮銘，在薛覺先1956年10月31日去世後四日，於香港《星島晚報》連載發表了百多篇文章，題為「薛覺先評傳」，以悼念故友，並闡述薛氏的演藝生涯和軼事。這批文章，至近年才由香港學者朱少璋收集整理成書，於2020年6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本《薛覺先評傳》的第40章，提到薛覺先和唐雪卿的義演，始創香港粵劇的男女班。是至今發現，在戰後最早述及此事的文字記錄。可惜羅禮銘把薛覺先夫婦以「男女同班」義演的年份及目的，錯記成1936年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籌款。因此也錯把香港解禁男女班的年份推遲了三年。編者朱少璋在該書註釋中，引用1933年的香港報章報導說明，指薛、唐以「男女同班」演出，早見於1933年，為聖士提反學校義演籌款，增建宿舍。而港府是在1933年10月25日宣佈解禁男女班。（詳見本文第一章）薛覺先夫婦領導的覺先聲劇團，分別在1933年11月9日和1936年7月14日,   兩度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義演籌款。

註1：羅旭龢（也寫作羅旭和，Robert H. Kotewall，1880－1949）1920至1940年代，香港政商界的要人。出身於歐亞混血家族。其生平詳見陳大同編著的《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以及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

註2：羅文錦（Lo Man Kam ,1893－1959）1930至1950年代，香港法政界的名人。其生平詳見陳大同編著的《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以及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

註3：魯金(1924-1995)，原名梁濤，又名梁煌濤。筆名還有夏歷、魯言、夏秋冬。資深新聞從業員。

註4：夏歷《香港中區街道故事》，三聯書店(香港)，1989年12月

註5：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北京市 : 朝華出版社，2007

註6：香港《華字日報》1929年8月8日及8月24日。

註7：黎鍵《香港粵劇敘論》，三聯書店（香港）2010年11月。第317頁。

註8：香港《工商晚報》1932年12月30日。

註9：香港《工商晚報》1933年2月日

註10：古岡《紅線女與馬師曾》,香港中華戲劇圖書社,1982年8月

註11：賴伯疆：《薛覺先藝苑春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6月

註12：黎鍵《香港粵劇敘論》三聯書店（香港）2010年11月。第308頁。

註13：羅卡、法蘭賓《從戲台到講台》：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1999，頁50

第三章：從香港政府的檔案查找

筆者到香港歷史檔案館及香港大學圖書館，查找1933年及以前的香港政府文件檔案中，有關港府解禁粵劇男女班的相關資料，從當年的香港政府憲報、華民政務司報告、議政局、定例局的會議記錄等，都沒有發現。也沒有查出香港在1933年，有哪條法例禁止男女同臺演出。

但從1880年5月5日的香港政府憲報，看到當時高陞戲園兼廣晉公司的負責人董南屏，於1879年3月25日曾入稟港督，要求容許女伶在高陞戲園演出。稟文提及：「此前者，港中劇演，梨園原有男女合班自奉，憲禁以來，始在撤銷之列。惟是泰西、日本各戲班，均有男女合演，並非所禁．．．。」雖然董南屏只是要求容許純女班來演出，而不是要求批准男女合演。但港督於同年4月4日回函：指董南屏所言不無道理，然而，經與華紳酌議，念及華人風尚及所有向章，決定不准所求。

到了1920年代，女性在香港的舞臺演出，已不再是禁忌，戲院經常有粵劇全女班演出。當時香港的戲院，納入1919年頒佈的《公眾娛樂場所規例》規管，警方和華民政務司根據此例，有很大的行政權力，對戲院採取各種監管措施。該規例雖然沒有禁止男女同臺合演，但根據1931年政府憲報所載的《公眾娛樂場所規例》第46A條，警方有權防止戲院的演出破壞公眾秩序和公德(public moral)。或許因此，戲院商在1933年，要向華民政務司申請批准，才可男女同臺演出。

羅禮銘1956年在《星島晚報》其「薛覺先評傳」專欄文章中提到：法律界人士翻遍全香港例書，完全沒有禁止男女同班的法例，不過是我國人一種保守性的習慣，覺得男女同場演風情劇，可能給予觀眾不良印象，相沿成習，以為是當局法例所不許可，其實男女同班演劇，早已成為外國舞台上很普遍的現象，反為以男人扮女角，像花旦的一類角色，殊屬罕見。(見本文第二章第8節)

魯金在其著作《香港中區街道故事》亦指出：香港法律並無禁止男女同台演戲的條文。只因男女授受不親，是中國舊時的禮教。雖然這種過時的禮教在民國後已打破，但香港一向由華民政務司負責監督這些華人風俗，如要男女同臺演出，就要向華民政務司申請批准，該司會與香港的華人紳士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可行。（詳見本文第二章第2節）

有關法律方面的規定, 希望熟悉香港法律的有心人再深入探討。

由於未能在港府的檔案中有所發現，因此有幾個疑問尚未有答案：

１．1933年10月24日至27日，覺先聲劇團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要求港府特許唐雪卿參演，有關的申請是由哪方面提出？過程如何？筆者已向聖士提反書院電郵查詢，有否保留當年的相關資料?

２．三家戲院商的聯稟，是送達政府哪個層面審批？陳非儂和魯金的版本，指經港督審批同意。但1933年10月26日的《天光報》，在港府正式批准男女班演出的報導中，只提及華民政務司徵得多數港紳同意後，批准解禁，沒有提到經港督同意。同日報導此消息的兩份英文報章也沒有提及港督。

３．那三家戲院商的聯稟，是何時送交華民政務司？太平戲院文物中的黑色封面硬皮簿記事，指在1933年10月4日之前；而同年10月24日的《工商日報》訪問普慶戲院負責人的報導，指是三個月前（即約當年7月），聯同高陞一起入稟。那麼他是說漏了利舞臺，還是稍後加入利舞臺再有一次聯稟？

總結

根據現存報章記錄，香港政府於1933年10月24日特准華人男女同台演出, 翌日, 即1933年10月25日，正式公佈批准男女可同臺演出， 薛覺先領導的覺先聲劇團，成為解禁後, 首個有女性參與演出的劇團，1933年10月26日在高陞戲園演出甚受歡迎的劇目《白金龍》, 唐雪卿是解禁後, 首位與男性同臺演出的女伶人。大半個月後的1933年11月15日，馬師曾領導的太平男女劇團，於太平戲院演出。到了1934年，香港的粵劇男女班湧現，逐漸成為粵劇演出的主流。廣東當局到了1936年10月16日, 才批准男女同臺演出。

薛覺先與唐雪卿攝於1930年代

潘惠蓮搜記於香江,2020年7月。

1975年4月號明報月刊

安東尼奧尼事件近半年的發展

作者:黃走木

約訪李惠堂幼子李炳德請教二事

約訪李惠堂幼子李炳德，請教他兩件事。一是李惠堂被傳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說。二是李惠堂的童年史。見面前幾天，我已將〈李惠堂到底有沒有被選為世界五大球王？〉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6381

及〈提防李惠堂的童年史被竄改〉http://lindapun.blogspot.com/2019/05/blog-post.html

這兩篇文章，用whatsapp傳給他看。

李炳德表示，收到這兩篇文章後，從手機轉發到家族成員的群組，現時在香港和海外的子侄有20多人，至今未收到較知情的回應。大家對這兩件事都不太清楚。

先談世界五大球王之說。他稱沒有見過相關的雜誌，父親生前也沒有向他提過此事。他個人估計，李惠堂在1976年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是不大可能。因為既然是選舉，必然並非一個人決定，而是有較多人參與。但那時資訊、影像等傳送不及現時發達，而且李惠堂早在1947年已經掛靴，不可能在七十年代，會有很多人看過或清楚李惠堂在球場上的表現而投他的票。

另外，他認為父親是不太重視財富，卻十分重視聲譽的人。如有表揚或讚賞他的消息，他會欣然受落，不會刻意去查證或理會消息來源。所以別人有否誤傳，可能連李惠堂本人也不清楚。

他依稀記得以前有侄子提過，想尋找那本德國雜誌，但其後應該沒找到，便不見再提起。

現時發現最早刊登李惠堂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的報導，見於1976 年 6 月 4 日的《香港時報》體育版，撰文者署名原子塵。消息來源是李惠堂把那個"據悉"的報導, 私下告知原子塵。翌日，即1976 年 6 月5 日的台灣《聯合報》，改寫轉載原子塵這篇文章，刪除了原文的消息來源, 並隠掉李惠堂提及的那本西德雜誌名稱，僅稱「今年四月五日出版的西德足球雜誌第十五期, 選出了五位全世界最有名氣的球王......」。

但現時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和台灣智慧新聞網的舊報搜索系統查找，這期間的幾份香港主要報章，包括《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大公報》，以及台灣其他主要報章，包括《中央日報》《中國時報》，都沒有關於五大球王的報導。到1979年7月4日李惠堂去世，香港的《華僑日報》《工商日報》《香港時報》《大公報》和英文《南華早報》,以及台灣《中央日報》有關他生平的報導，也沒有提及他曾當選世界五大球王。

至於李惠堂的童年史，李炳德只知父親小時候到過家鄉廣東五華，但住了多長時間？就不知道。聽過他提及小時在香港大坑，和家鄉五華，都曾以足球射牆來練習，但沒有提過射狗洞和把柚子當足球練習這些事。他認為若說到李惠堂對足球運動產生興趣，及培訓球技，那必然是在香港，不會是由五華孕育出來。民國初期香港的足球運動已蓬勃發展，與鄰近地區比較處於高水平, 那是眾所周知的事。對於大陸方面有關李惠堂童年的種種說法，他不予置評。

香港在1941年12月被日軍侵佔後，李惠堂和家人先後逃離香港，到了家鄉五華避難。李炳德是於1943年在五華出生。在家中排行最小，有三位兄長及兩位姐姐。前幾年, 三位兄長和一位姐姐已先後去世。李惠堂在1943年獨自離鄉，到了當時的陪都重慶，為國民政府服務，直至抗戰勝利才返回香港。和平後, 李炳德和留在家鄉避難的親人都回到香港生活，與李惠堂團聚。

自此，李炳德就沒有再踏足五華。父親也甚少跟他談及家鄉的事。據他所知，仍在世及常往來的家族成員也沒有和五華方面有聯繫。至今只有幾個侄約兩年前曾一起到訪過五華。李惠堂的兄弟姐妹多達六十多人，族衍龐大，網絡上有些表示與李惠堂有親戚關係的人，李炳德並不認識。

李炳德稱，過往父親的遺物全由兄長及母親保管。自八十年代後期，大陸多次有人來採訪李惠堂的生平事蹟，有說拍電影或電視劇，有說要出書，「借用」了不少李惠堂的遺物和資料，那時都由母親和兄長們出面接待這些訪客。後來李炳德才得悉，這些訪客一個都沒有回頭，取走的東西自是不知所終。所以最近香港歷史博物館計劃在2022年展出李惠堂的獎項或遺物，藉以介紹港人在二戰前的體育成就，李炳德卻無能為力，找不到任何父親遺物借展。

李炳德很高興近年有不少有心人整理香港的足球歷史，可惜父親生前沒有留下回憶錄或口述史，年代久遠了，整理起來便較困難。他發現有些研究者是很認真考究史實，但有些就較關注吸引讀者目光，甚至把人和事「神化」一點也覺得無所謂。很多坊間和網絡上有關李惠堂的傳聞，他都不清楚，只能留待有心人考證了。

從抹紅錢穆說起,小心民國人物再被扭曲

近十多年來，大陸掀起一股民國熱，學術界、文化界，以至普羅大眾，都對長期被中共扭曲、掩埋的民國歷史深感興趣，因而湧現了大批有關民國歷史和人物的資訊，但由於編寫人員的工作粗疏，或想吹捧維護某些人物等等原因，使很多民國時期的人和事不但沒有呈現真相，還會被再度扭曲，故讀者必須提高警覺。

筆者近閱由大陸右派老人胡顯中主編的《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一九四九年以來各界精英死難實錄》(香港五七學社出版，二○一二），當中一章題為「陶鑄：黨內第四號人物也未免滅頂之災」，提到「一九五六年陶鑄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東省長期間，寬容和關懷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例如那位秉性剛直、口無遮攔的中山大學教授容庚（1894-1983），在陶鑄個人魅力的感染下，將所藏珍稀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五十年代中期，因美國籌備在印度召開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主題是批判中共政權，擬請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錢穆（1895－1990）重點發言。周恩來知道後，囑咐陶鑄找人給錢穆做工作。熟知容庚的陶鑄立刻想到錢穆和容庚曾是燕京大學的同事，便請容庚出面。一九五六年秋，容庚去香港和錢穆叙舊。後來，錢穆雖然參加了那次國際學術會議，卻沒有發言。」

錢穆會如此這般嗎? 在戰後香港成長的讀書人，對錢穆這位著名歷史學者不會感到陌生。他的反共立場堅定，四九年南下香港後，致力教育事業，創辦新亞書院，延續中華文化，晚年終老台灣，至九零年去逝，一直沒再踏足大陸。該書有關錢穆的描述，令筆者咄咄稱奇。於是上網搜索相關資料，發現廣州市政協委員會所辦的廣州文史網站，一篇由張維持(1911-1991)撰寫的文章〈著名考古學家容庚〉，有類似的內容。張維持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師、容庚的學生。這篇吹捧容庚的文章，有關錢穆的內容較胡顯中那篇多了些細節。

內容如下：「容老與錢穆是在燕大的老同事，老朋友。兩人闊別多年，暢談往事和近況。容老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了共產黨對知識份子政策，對學術研究的重視。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都老了，應對國家民族做些有益工作，我們要努力培養青年一代，為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科學，為國家的富強團結統一做出貢獻。』錢穆聽了他的忠告，後來他雖然參加了那國際學術會議，但沒有攻擊新中國的言論，此後，他也不寫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文章。錢穆通過容老的勸說，從善如流，是很難得的。」

張維持這番「讚揚」錢穆的話，對重視風骨情操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污衊。錢穆的學生、一九五三年畢業於新亞書院的列航飛，以及撰寫《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的香港學者李木妙接受筆者查詢時，都表示從未聽聞錢穆在一九五六年去過印度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而出席國際會議不發言，絕非錢穆的作風。李木妙指出：那時往外國出席國際會議是重大事情，校方和學生必定會知道及有記錄。更重要的是，錢穆為人處事，不會因為老朋友來遊說，便放棄原則立場。如果他是這樣的人，就不可能長期以來得到那麼多人敬重。一九五六年之前或之後，錢穆一直批判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這都可從他的著作中找到證據，所以張維持那篇文章有關錢穆的描述，難以令人信服。

筆者其後從廣州花城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容庚傳》，找到進一步資料。當中題為：「奉派赴港統戰錢穆」的章節中指出：根據中山大學的容庚檔案，他當年是於十二月廿二至三十一日在香港活動。容庚在文革時寫了一份交代材料，提及香港之行，說是黃煥秋（曾任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派他去的。他到了錢的住所後有以下一段記述：「聞說你（指錢穆）將到某國開會，希望你開會時不要對祖國加以詆譭。他說，國內報紙曾批評我。我說，你先批評國內的事，不是事實，然後國內才批評你。你在學校教書，原不以寫批評政治的文章而有所增重，何必多寫增加惡感以自絕於國人。他說，以後不再寫就是。出國開會並不是事實。我見目的已達，談話轉到別方面去。．．．」

這份文件，可說是至今有關容庚統戰錢穆的最原始文字記錄，由此得知，錢穆「出國開會並不是事實」，可是在胡顯中和張維持的版本卻變成「去了開會卻不發言」。此外，這文件是容庚在文革時被迫交代而寫，內容必然是對自己有利，所以他說錢穆回應「以後不再寫就是」，是否屬實？便存有很大的疑問。而事實上，錢穆並沒有停止發表批判中共的文章。例如一九五七年初，錢穆應台灣國防研究院的民族與文化課程撰寫一系列講詞，談到救國保種與文化復興，便清楚指出，中共存心破壞中國社會，正在運用一切私智暴力來向中國社會作徹底的破壞。

李木妙還指出，一九五六年，仍是美、蘇兩大陣營緊張對壘的時期，那年十月廿三日發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匈牙利民眾因不滿蘇共的極權控制而奮起抗爭，連番遊行示威後，至十一月初遭蘇聯出兵鎮壓，導致匈國近二十萬難民逃亡西方，舉世譁然。那時自由世界的學者和輿論都對共產極權統治下的民眾深表同情，並強烈批評共產陣營的迫害，因此以當時的局勢和錢穆的行事作風來判斷，錢穆絕不可能會說「以後不再寫就是」。更大可能是容庚砌詞邀功，以示統戰有成，避免自己在文革中受到進一步衝擊。

錢穆晚年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回憶了跟好些朋友的交往經過，當中並無提及容庚，二人有多好多熟，無法得知。那次他來統戰錢穆就只有容庚單方面的記述，而流傳起來竟多了其他加鹽加醋的「種變」版本！

熊十力

不單錢穆，在文革期間以死相抗的著名哲學家熊十力（1885－1968）也有類似遭遇。二○○九年五月，熊十力的女兒熊幼光發表聲明，指責南京 《揚子晚報》在當年十月五日發表由楊海亮撰寫的〈一代狂哲熊十力〉，毫無根據地編造了熊十力的「狂」，說他曾在蔣介石的生日宴鬧場，狂飲飽食之後，寫詩醜化蔣介石，還說這就是狂出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

熊幼光指出，據她所知，熊十力一生未曾見過蔣介石，而有關熊十力的研究，也從未發現他與蔣介石的會面記述，那何來熊十力參加蔣介石生日宴會？還繪聲繪色地形容現場情況？

熊幼光呼籲，跟偽劣假冒的產品相似，媒體和一些文人的不負責任和有意為之，使假冒新聞和「編造史實」競相產生。在文化浮燥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媒體應當奮力制止編造事實，改造嘩眾取寵的文風。而筆者認為，身為讀者，亦應提高警覺，抱著小心求證的精神，切勿輕信一方之言。

筆者上文於2014年7月發表後幾個月,許禮平在蘋果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篇題為〈容庚二三事〉的文章,竟然亦引述容庚生前對他說的同類話, 稱「1956年，美國籌備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行國際學術會議，錢穆被邀，那將會出席作報告，也理所當然要攻擊中共。周恩來獲悉其事，囑中南局書記陶鑄派人向錢穆疏通。陶鑄將此重任交托容老。容老與錢穆是燕京大學老同事，又是老友，於是容老受命來港，勸說錢穆不要罵中共，錢穆也給了容老面子，接受勸告，但要求「中共不罵我，我就不罵中共」。而錢穆是能踐諾的人，在這個學術會議上沒罵中共。似乎以後雙方也就互不惡聲相向。」看來容庚把那次會晤錢穆的故事, 經常向不同的人訴說自己的版本,而聽者竟會不加查證和思索,便照單全收!!!

筆者在2019年才知道許禮平寫了這樣的文章,匪夷所思。在2019年7月一個新書發佈會巧遇他時,立即告訴他不應只聽容庚一面之辭,不查證就這樣抹紅錢穆。錢穆怎會要求「中共不罵我，我就不罵中共」? 許禮平笑說自己只寫了一點點!!!2024年補記--但許禮平有錯不改，2020年還拿這篇抺紅錢穆的文章出書！！！見其《舊日風雲》第三集。

提防李惠堂的童年史被竄改

今年是一代「球王」李惠堂（1905至1979)逝世四十周年，他不單是上世紀中國著名的足球運動員，生前還是國民政府的忠實支持者，為中華民國和香港的體壇發展，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前不久，筆者意外發現，現時在網絡流傳的一段有關他童年的描述，缺乏充份證據，似是中共當局為了統戰而編造出來，或藉此抬高其家鄉廣東五華縣的地位，方便招商引資，及營造「足球之鄉」的美譽。研究香港足球歷史者務必提高警覺！

        在香港島大坑村出生的李惠堂，原名光梁、號魯衛。成長於一個富裕的大家庭。父親李浩如，少時已從家鄉五華到香港謀生，以建築生意致富。他先後有二十四位太太，六十多名子女。李惠堂排行第三，是長子，幼時因身體孱弱，愛上足球運動來鍛鍊身體，經常在大坑村外的草地練習足球。十二歲到皇仁書院唸書，兩年後輟學，協助父親打理生意。

        李惠堂聰敏活潑，自學成材，中英文都了得，成名後在報章撰寫過不少專欄，也出版過《魯衛吟草》古詩集，及多本有關足球運動的書籍。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出生地及入學經過，但十二歲以前的童年歲月，由於較少提及具體細節，便有人乘機大做文章。

        網絡上傳流的說法是：李惠堂六歲時被父母送往家鄉五華縣錫坑鄉接受私塾教育，並在家鄉培養出對足球運動的熱愛，閒來在其祖屋「聯慶樓」附近的禾坪赤足練球，曾把柚子當作足球踢，門旁側的狗洞就用來練習射門。至十歲才返回香港生活。

        但上述說法，從何而來？經筆者查找，是源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於一九九○年十二月編印的《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此專輯收錄了十多篇有關李惠堂的文章，當中有兩篇是李惠堂懷念母親的文章，另有李惠堂妻子廖月英的訪談，及兒子李炯德的撰文，全部都沒有提到李惠堂童年時曾在家鄉居住了好幾年。

       而提及李惠堂小時到家鄉生活多年的文章，全是五華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人員撰寫。其中一篇訪問了三名五華縣人，他們聲稱是李浩如的兒媳孫輩，稱李惠堂為三哥，卻沒有說出具體的親戚關係。他們指李惠堂五歲時回鄉，生活了三年。這說法與網絡流傳的有所不同，在家鄉踢足球的描述則大致相同。

        香港方面，現存文獻資料中，有三處能找到有關李惠堂的童年記述。一是李惠堂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在《大公報》刊載的專欄「球經釋疑」；二是已故名體育記者黃嗇名於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書《球國春秋》；三是李惠堂去世後三年的一九八二年，各界朋好為他出版的《李惠堂先生紀念集》，當中包括了時任五華旅港同鄉會會長的李壽坤悼文、多篇李惠堂的遺作選錄及記者對他的詳細專訪。全部都沒有提及他小時曾在家鄉五華生活多年。

        要是李惠堂確曾在五華生活了好幾年，又有這樣與足球有關的細節，怎麼五華旅港同鄉會會長李壽坤的悼文，會隻字不提？

        李惠堂小時確曾回過家鄉。他的文章指出，香港被日軍侵佔後的一九四二年初，南京親日的汪精衛政權曾拉攏他，並準備派專機來港，接他往南京及滿州巡迴表演，以慶祝滿洲國成立十周年。他為免被日本人利用，假裝到澳門比賽，乘機逃返內地，經廣州灣、桂林等地，回到濶別了三十年的家鄉五華，與早已回去避難的家人會合，之後再迂迴到了陪都重慶為國府服務。從他那句「濶別了三十年」的描述可知，他是在一九一二年，即七歲時離開五華。

        李惠堂走難回到家鄉暫住期間, 於1942年10月20日在梅縣民教館五華學會歡迎會上發表演說, 題為"讀書不忘體育, 體育不忘讀書" , 感謝鄉親關懷, 並講述自己從小參與足球運動的經過, 隻字沒有提到小時曾在家鄉住上好幾年。如果他確曾在家鄉住上好幾年, 怎可能不在這個時刻, 這個場合略提一二? 此篇文章可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內找到。

         另外，他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著作《球圃菜根集》指出：「我是在香江─我的生長地─學球的。除了在上海居留了六個年頭，八打威（即印尼首都耶加達）混跡了兩年多，和廿幾年內為球事四方奔走外，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在香江一隅。」

      2021年, 香港足球史學會的歐陽逢康(筆名十一劃生) 到訪李惠堂有份創辦的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 該會秘書李景欽向他表示, 有關李惠堂兒時回鄉的事，他曾聽過前輩提及，印象中李惠堂回鄉只是幾個月的事，並非幾年那麽長。(見文底的留言) 

縱合多方面資料來看，李惠堂確曾在七歲時身處五華，但是否五歲就到了五華生活了三年才離開，並沒有可信的文獻資料記載，只是五華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及1949年後留在五華的鄉親的一面之辭。至於如何變成了網上版的「李惠堂十歲時從五華返回香港生活」，仍教人摸不著頭腦！

        同樣，一直標榜是「游泳之鄉」的廣東東莞縣，也有類似的名人成長故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的網頁文章，把一九三○年代著名的游泳女將、有「美人魚」之稱的楊秀瓊，說成是在東莞出生，自小在東莞學習游泳，十歲時隨父親移居香港。其實祖籍東莞的楊秀瓊，和李惠堂都是在香港的大坑出生和成長，大陸改革開放後傳出有關二人的童年故事，橋段何其相似！ 

        無奈，這樣令人質疑的一面之辭，自1990年以來，就不斷被引用，網絡更是推波助瀾。無怪乎有句老話:「謊言講一千次就會成真。」 

1990年9月, 因為北京舉行亞運會,  中共當局為配合這盛事, 開始高規格宣傳李惠堂事蹟, 在亞運會揭幕前一周, 在北京宣佈舉辦李惠堂球王獎, 評選全國最佳球星給予獎勵。同年十二月又在五華縣舉行李惠堂研討會, 相信那些所謂李惠堂小時候在五華家鄉住上好幾年的故事, 就是在這期間湧現出來!

大陸的媒體常標榜五華縣是「球王故里、足球之鄉」,「作為內地現代足球的發源地，上世紀三十年代孕育了一代球王李惠堂」。五華除了一九九○年已在縣內的足球文化公園豎起李惠堂的雕像，及把李惠堂故居裝修成旅遊景點，當地政府於二○一七年底，還投資超過五千萬人民幣，在李惠堂故居旁邊，規劃建設佔地約二十六畝的球王文化產業園，包括籌建球王博物館、修葺李惠堂故居、增闢球王廣場等，致力把「球王故里」建設成以足球文化為亮點的特色旅游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當局曾拉攏李惠堂到大陸出任國家足球隊要職，被他斷言拒絕。一九五三年，李惠堂是最早到台灣，與國民政府及體育界加強聯繫的香港體壇名人之一。他與同為足球運動愛好者的台灣政要蔣緯國和鄭為元合力推廣，使足球成為一九七○年代之前，台灣最興盛的運動。

       

        一九五四年，第二屆亞洲運動會在菲律賓舉行，李惠堂擔任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教練，並帶來多名香港出色球員如姚卓然、莫振華等助陣，組成了香港球員為主，台灣球員為輔的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勇奪該屆亞運會，中華民國唯一的團體金牌，這屆中華民國另一面金牌是楊傳廣在田徑場上摘下的男子十項全能。

        四年後，一九五八年亞運會在東京舉行，他繼續擔任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主教練，帶領全香港球員組成的足球隊。在總決賽以三比二擊敗南韓，成功衛冕足球賽項冠軍。

        一九六０年代之後，因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奧運會籍糾紛，中華民國隊無法參加各項國際足球賽事，加上棒球運動在台灣逐漸興盛，李惠堂在臺灣與足球運動相關的工作逐漸減少。

       他晚年應台灣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今銘傳大學）校方之邀，籌組該校的女子足球隊。由銘傳女子足球隊主力球員組成的台灣木蘭女子足球隊，在七０年代末期與八０年代的女子足球壇上，取得亮麗的成績。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這位一代球王在香港聖德肋撒醫院病逝，享年七十五歲。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特題「貞固垂範」作輓額，並在台北舉行了高規格的追悼會，親臨致祭。台灣當局在同年九月, 還在全台灣舉辦"李惠堂盃"足球比賽, 為期十天,有四十多枝男女球隊參加。 這項紀念李惠堂的活動以後成了每年一度的足球盛事, 直至一九九三年才停辦。

     李惠堂去世時, 他的名字在中國大陸的公眾視野已消失了近三十年。與他同期在上海及印尼發展足球事業的隊友戴麟經,四九年後沒有離開大陸,文革時夫婦二人慘被迫害至自殺身亡。假如李惠堂當年留在赤化區,結局同樣不堪設想。大陸改革開放後，李惠堂才逐漸廣為大陸人所知，還成了可帶來經濟效益的有利資源！ 

暗收「紅背」的劉以鬯幹了何事？

        中共的統戰手法有些是比較高明，例如找些狀似中立，或聲稱不愛談政治的人來訴說中共對頭人的不是，淡化、或避提中共的暴政惡行，這樣爭取分析力較弱的群眾會有所成效。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圈，中共找到曹聚仁擔此任務，到了八十年代，則看中早前去世的作家劉以鬯。

        劉以鬯經常聲稱自己對政治沒有興趣，只想辦純文學的雜誌，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未見過他公開批評過左或右的文化人與事。但在中英就香港前途安排達成協議後，劉以鬯就收取中共資金，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創辦《香港文學》月刊，自任社長兼總編輯，標榜這是為全球華文作家提供寫作園地的純文學雜誌。圈內人都風聞他的資金來源，但他長期拒絕公開，還對友人說：「香港富豪極多，有人拿出點錢辦雜誌有什麼大驚小怪。」（見《文學評論》第五十六期王鍇悼念劉以鬯的文章）

        直到二○一三年，劉以鬯接受香港出版學會的訪問，親口承認資金是中國新聞社提供，以往不公開，因想該刊以中立的形像出現。還說不會在雜誌內做任何政治宣傳，所以對政治事件，即使如「六四事件」，也完全隻字不提。（見今年五月出版的《書山有路》）。這其實已切合中共所需。打著「香港」二字辦的文學雜誌，用不著對中共大說好話，隻字不提「六四事件」，已幫了中共很大忙。

        除了避提中共的暴行，《香港文學》月刊在一九八五年創刊後僅幾個月，即同年四月廿七日，劉以鬯出席香港大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香港文學研討會，主講「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大肆批評那年代的反共作品及美國資助的文化機構。此篇講稿其後在《香港文學》內刊登，並收錄在他的著作內，包括《輰談香港文學》（二○○二年）以及《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劉以鬯卷》（（二○一四年），可見此講稿的重要。

        劉以鬯當年在研討會的發言，竟稱《南洋商報》辦的刊物只有商業期望而無政治目標，隠瞞該報被共產勢力操控。他又讚揚曹聚仁諷刺國民黨的小說，以及親共文化人沈寂辦的雜誌。沈寂於一九五二年，連同劉瓊、司馬文森等十名親共份子，被香港政府指從事中共地下活動，遭驅逐出境，返回大陸。劉以鬯沒有指出沈寂的「紅色」背景，對中共出版反美仇蔣，美化共產世界的作品，僅提及最先在《新晚報》刊載的小說《某公館散記》（後改名為《人渣》），至於在當時產生更大影響的《金陵春夢》和《侍衛官雜記》，則隻字不提。相反，對反共的文化人，他就諸多貶抑，例如指香港中國筆會創會會長黃天石的作品沒有藝術魅力，該會辦的刊物《文學世界》是毫無衝勁的文藝刊物。

        劉以鬯還大力批評美國五十年代在香港資助的文化事業，稱之為「綠背浪潮」、「綠背文化」、「綠背文學」（因美元是綠色），認為收美國稿費就是為政治服務，作家們不但會失去獨立思考能力，還甚至失去創作的衝勁。即使張愛玲那樣有才華的作家，為了「綠背」，也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劉以鬯這樣說，便為撰寫香港文學史的眾多大陸研究人提供「彈藥」，以劉以鬯的「綠背」言論來指稱有關中共專制暴行的作品，都是為了賺取美元而寫，內容便不值得相信。

        那劉以鬯長期隠瞞收了中共的「紅背」（因人民幣是紅色），便不難理解，因按他批評「綠背」的邏輯，劉以鬯和《香港文學》月刊就是為政治服務，「不但會失去獨立思考能力，還甚至失去創作的衝勁。」相對而言，一九五一年獲美國資助成立的友聯出版社，就坦然得多。該出版社旗下的政論雜誌《祖國》，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出版、紀念創刊六周年的社論指出：自己財力有限，歡迎外界援助，只要與友聯的基本目標相同，而且其援助絕不妨碍友聯的獨立自主，不論是個人或文化團體、中國人與否，友聯也認為可以接受。假如說接受美國民間文化團體的援助就是「美帝特務」，則史大林和毛澤東都曾接受美國政府的官方援助，豈不更是「美帝特務」？

        其實自香港的九七問題有了定案，中共已開始在香港各方面培植勢力，不單要逐步掌控，還要把不利中共的香港歷史改頭換面。那些在右派文化圈中感到鬱鬱不得志的文人，便正好加以利用。中共暗中出資創辦名為《香港文學》的雜誌，顯然是要在香港文學界樹立權威，其所定義的香港文學，是要把反映中共暴政的作品排斥在外，漠視這政權帶來的苦難，並淡化香港「紅背文學」、「紅背浪潮」、「紅背文化」的猖獗。

        劉以鬯本是上海的富二代，父親和兄長都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抗日期間，他也在重慶的國民黨報章工作過。父親四十年代去世後，留下巨宅和大筆財富，他得以在上海創辦專出文藝書籍的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六月，他與上海二線女星李芳菲結婚時，曾在高級的麗都花園舞廳舉行隆重婚宴派對。這樣背景的人，在中共上台後，只能避居香港。

        來港後，他的出版事業無以為繼，只好靠寫作謀生。在香港，套用他的話，他可以一邊寫娛人的作品，一邊寫娛己（即自己喜愛的）的作品，享受間中去半島酒店吃飯的中產生活。可是，看看他八五年以來對香港文學的言論，就知道他不懂欣賞香港的自由和多元，只會抱怨香港是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而他喜愛的所謂高雅文學則不受重視，有些人得到美元資助，有些人的作品比他的暢銷，令他滿腹牢騷。中共願意為他搭建「舞台」，他自然樂於配合。八十年代後期，他還與左派文人組織香港作家聯誼會（後改稱香港作家聯會），在香港文學圈開展統戰工作。

        一九八七年四月，熱愛文學、藉堪輿相學賺了錢的林真（原名李國柱），創辦《文學家》雙月刊，得到兩岸四地著名文化名人如端木蕻良、祖慰、應鳳凰、小思、江啟明等供稿供畫，前輩如饒宗頤、陳錫餘等亦題贈墨寶支持。或許有人擔心這刊物會危及《香港文學》的江湖地位，親共的《新晚報》在當年四月十二日的副刊「知風版」頭條，刊登一篇署名「荷戟」的文章，一面吹捧《香港文學》，另一面就揶揄林真沒有資格辦文學雜誌。

        林真於是在第二期的《文學家》撰文反擊，指「荷戟」的文章，只是冰山一角。當他用辛苦賺來的錢創辦《文學家》，「某先生已經通過好些渠道向我們表達不滿，要那個睇相的林真不要辦文學雜誌。跟著，又有人打了三次電話，不許那個睇相的林真去深圳參加第三屆全國、台港及海外華文文學會議。跟著，又來了許多風言風語、壓力阻力。甚至有人警告我們，某先生會授意他的徒子徒孫，在報章雜誌上，把《文學家》說得一文不值。」

        林真指出，某刊和那位荷戟應是主奴的關係，不然，荷戟怎會在文中透露某刊每月銷量有輕微上升，及知道該刊的運作情況？《文學家》跟某刊最不相同的地方，是某刊有外匯券好拿，可以請幾個人來編一本月刊，而他是用自己的錢和兒子合力經營，所以是虧蝕的。

        在香港辦文學雜誌，向來困難重重，若缺乏資助，甚少能長期維持。林真的《文學家》艱苦出版了三期便結束。而《香港文學》因有中共幕後支持，得以一直經營至今。但配合金主也不一定就能無風無浪地工作下去。二千年六月，《香港文學》的金主要撤換年事已高的劉以鬯，改由金主的嫡系接手，雙方為此鬧得很不愉快。結果自是掛名老闆鬥不過真正金主，只好憤然離去，一嚐當中共棄將的滋味。

尋找成「虫」前的嚴以敬畫蹤

        香港著名漫畫家嚴以敬今年八月十二日在美國逝世，享年八十五歲。他在六、七十年代以政治漫畫見稱，為香港的文化抗共史留下精彩篇幅；到九十年代，他改用筆名「阿虫」，創作配上發人深省字句的勵志畫，同樣廣受歡迎。鮮被人談及的是，他五十年代已在香港和台灣畫壇以水彩畫闖出名堂，他的上一代和妻子馬永莉，都是他藝術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嚴以敬在《長者百人》影像節目訪問中提到父親(相中人) 

        

嚴以敬一九三三年生於廣州，祖籍廣東三水。父親嚴南方是支持國民政府的報人，一九二○年代已投身廣州的報界，曾擔任《越華報》總編輯，他舊學根底深厚，自號「稼筆翁」，對古詩詞有深入研究。有關嚴南方在廣州的經歷記載不多，但一些著名嶺南派畫家，如黃般若的文章，常提到嚴南方的名字。當時與嚴南方交往密切的，還有活躍於省港兩地的著名漫畫家葉因泉。葉因泉一九二五年已為上海的《世界畫報》繪畫諷刺時弊的漫畫，其後發起成立廣州漫畫社，三十年代初創辦《半形漫畫》週刊。日本侵華時期，他畫了一百多幅圖畫，記錄戰爭中的民眾苦狀，這就是他的經典名作：《抗戰流民圖》，而每幅圖畫上的題詩都是出自嚴南方手筆。

少年嚴以敬

        嚴以敬自小在父親的文化圈中飽受薰陶，跟畫人畫作早已結緣。年約八歲，因日軍侵華，隨父母從香港逃難到廣西桂林，到一九四五年和平後才返回廣州。他曾表示，童年在這山水甲天下的地方渡過，養成他對大自然和繪畫的愛好。到少年時期，一位仰慕其父親詩作的美國華僑，曾把一本介紹美國著名漫畫家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的書贈送給他，此書記載了有趣的畫家生活，對嚴以敬產生很大的吸引和啟發。洛克威爾是美國上世紀早期的重要畫家及插畫家，大部份作品反映美國文化，經由《星期六晚郵報》刊出，其中最知名的系列作品創作於一九四○年代。如《四大自由》與《女子鉚釘工》等。   

嚴以敬速寫外祖母
嚴以敬回到廣州三年後，舉家因逃避中共政權而遷居香港，那時生活十分艱苦，嚴以敬讀了兩年初中便輟學謀生。他採過鎢礦、在攝影店當過學徒、派過報紙，但沒有放棄自己的興趣，公餘時利用廢紙繪畫，周遭人物環境成了題材。畫壇中人稱讚他的速寫粗獷果敢，似木刻的筆觸底下，蘊含透視人心的觀察力，似是隨意，而實在經過心思過濾提煉，將形態之內的感情釋放出來。

 1957年12月嚴南方與香港中國筆會成員到青山郊遊
右起:曾克耑、嚴南方、黃天石、許涵青(女)、王世昭

        
一九五二年，十九歲的嚴以敬開始從事繪畫工作，為一些小說畫插圖。兩年後任職亞洲出版社的插畫師，該出版社旗下的大批兒童及及青少年讀物，不少插畫都出自嚴以敬手筆。而嚴南方來港後，於一九五三年三月，曾與一批廣州報界朋友，包括陳錫餘、梁風、梁善文、李見祺、李少穆等，創辦了《中南日報》，他任總編輯，陳錫餘任社長。但此報只維持了兩年多便結束。之後嚴南方加入香港中國筆會，協助會長黃天石主持筆會刊物《文學世界》，在這雜誌上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及有關古代文學的研究。

為民間故事貞娥刺虎繪畫祟禎皇帝手刃長平公主的插圖

        
嚴以敬曾形容父親是一位忠誠的新聞工作者，兩袖清風。在父親八十七歲之時，他把父親幾篇短篇小說結集成書，書名是其中一篇作品：《假啞巴》。書內的插畫全是嚴以敬所畫。他在序言寫道：雖然自己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很短，不過很幸運有開明的父母，他們對子女從不哆嗦，但閒話中不斷的告訴了子女許多生活經驗和做人道理。父親曾說：「教育的意義是明理，如果做人不明理，那麽算是白念了。」這句話令他終身受用不盡。在生活方面，因為要『明理』，使我對任何事物都產生追求的興趣，使生活變得豐富活潑。另一方面，使他充滿自信，不因學歷不足而自卑。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自學成才的嚴以敬在畫壇嶄露頭角，於中環思豪畫室，一連三日，舉行他首個畫展，展出的水彩畫和素描，都是在街頭及郊野所繪成，當時不少知名畫家如趙少昂、陳福善、黃般若等到場支持。一年後，廿四歲的嚴以敬應台灣僑務委員會邀請，到台灣環島旅行寫生八個月，及舉辦勞軍畫展義賣。期間，他拜訪了當地的藝術學校，認識了就讀於台灣省立師範學校藝術系的馬永莉，二人志趣相投，繼而相戀，於一九六○年九月在香港舉行婚禮。這一年，倫敦及日內瓦分別舉辦世界難民年畫展，嚴以敬以畫作《被遺忘的小面孔》代表香港參展，反映逃避中共迫害來港的難民苦況，獲得不少好評。

年青時的嚴以敬與馬永莉 

        馬永莉的父親是祖籍遼寧的著名水彩畫家馬白水，她本人精於兒童畫和美術教育。婚後夫婦與另一畫師李焜培在香港跑馬地樂活道，開設尚友畫室授徒。一九六二年底，嚴氏夫婦應台灣的中國美術協會及國立藝術館邀請，赴台灣寫生及舉辦畫展。馬永莉勤快精幹，為丈夫的文化事業經常奔波於台港之間，勞心勞力。

         同年，嚴以敬開始為香港的《天天日報》繪畫政治漫畫，之後畫作陸續見諸《星島》報系的日、晚報、晚報每周日隨報贈送的《亞洲周刊》、《快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創刊的《萬人雜誌》,及由一九七○年八月起,為任畢明主編的《中國評論》繪畫封面。他針貶時弊的作品深刻尖銳，常笑中有淚，尤其描繪中共治下的種種謊誕和文革亂象，深受讀者歡迎，令厭惡中共政權的香港人抒發了不少憤怒和鬱結。一九六八年六月，嚴以敬首本漫畫選集出版，以過去一年十大新聞為題材，附有新聞評論及中英文說明。是香港首位推出個人漫畫集的畫家。

        一九七○年，嚴以敬參加台灣當局舉辦的第五屆全國美術比賽，得到水彩畫組別的冠軍。同年，嚴氏夫婦在跑馬地禮頓道四號二樓開設傳達書屋，一半賣書一半辦藝廊，主要由馬永莉打理，從台灣引進不少藝術和文化書籍。這小書店佈置清雅精緻，播放著動人音樂，不時舉辦文化沙龍，成了眾多文青的聚腳地，研究香港文學的盧瑋鑾教授（筆名小思）認為，傳達書屋對香港的文藝發展，功不可抹，啟蒙了不少大學生和年輕教師。

1976年10月23日《快報》頭版,可見嚴以敬的漫畫放在上半版,題為"鐵腕"的漫畫描繪華國鋒手執黨、政、軍三大炸彈

        
除政治漫畫外，嚴以敬也創作了不少雋智幽默的生活小品漫畫，較為人熟悉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在《快報》副刊的「人間閒畫」專欄，筆名「老摩頭」。

1976年，他與何百里、馮戩雲等畫友組成「畫語會」，持續多年舉辦作品聯展。這年又與友人在中環雲咸街11號地下, 開設四象畫廊。

1979年1月，他首次以「阿虫」之名在怡東酒店畫廊舉辦畫展，用輕鬆俏皮的筆法，繪出十多幅「鍾馗」為主題的畫作。

嚴以敬的「人間閒畫」常將太太入畫(摘自香港文藝剪貼簿)

       
 六、七十年代，可說是嚴以敬繪畫生涯的第一個高峰期，但他對創作和人生的意義不斷有思考和追求，隨著政局的轉變，在中英就香港前途簽署聯合聲明的一九八四年，嚴以敬毅然結束香港的事業，舉家移民美國，開設製作畫框的公司。到九十年代初才回流香港，以「阿虫」之名再現「江湖」。有人形容前期的嚴以敬仿如怒目金剛，後期則變了慈悲菩薩；這幾十年間的心路歷程，不少文化人都渴望深入研究，可惜嚴以敬在晚年的訪問中只透露一二。

       嚴以敬刊登在《突破》雜誌的最後一幅漫畫

有喜歡嚴以敬政治漫畫的讀者，認為他的「阿虫」小品逃避現實，缺乏批判力量，但筆者倒認為與強權長期抗爭，更重要是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像「阿虫」這類激勵人心的作品，往往可讓人化悲憤為動力，平靜舒懷地想想如何更有效能地迎接挑戰。

1959年6月14日華僑日報

        十月十三日，嚴以敬的追思會及作品回顧展將在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行。近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六月，他曾在這裡與前輩畫家葉因泉，及另一年青油畫家劉煒堂舉行聯展，展出他在台灣旅行寫生的作品，揭開其藝術生涯的重要一頁。因此家人特意重回這具意義的舊地，向他作最後道別。

2018年10月號香港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