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著名童星黎鏗之死

一九六五年二月九日清晨，一名中年男子被發現在廣州東湖公園一棵樹上自縊身亡! 死者黎鏗，是三十年代在中國影壇大放異彩的著名童星。他出生影藝世家，父親是香港電影的開拓者黎民偉，母親林楚楚是二、三十年代中國著名影星。一九四九年底，黎鏗告別父母，從香港投奔共產中國，去世時僅三十七歲。他為何走上絕路？中共官方和黎鏗家人當時都諱莫如深，海外內則有不同傳聞，這個半世紀之謎最近終於揭開神秘面紗。

現居香港的黎鏗弟弟黎錫，晚年致力研究其家族歷史，他早前聯同黎鏗的生前摯友費明儀及多名電影研究者，合力整理黎鏗的生平資料，在香港出版《著名童星、朗誦藝術家黎鏗》，首次詳細披露黎鏗自殺前的情況。

黎鏗祖籍廣東新會，一九二八年生於上海，父親黎民偉醉心電影工作，二十年代初在香港與兄弟合作開設戲院和民新影畫公司，其後又到上海與友人創辦聯華影業公司。受父母薰陶，黎鏗自小熱愛電影和表演藝術，三歲半就在卜萬蒼執導的默片《人道》中扮演一個惹人憐愛的男孩，與母親林楚楚演對手戲。之後，又在《城市之夜》、《人生》、《歸來》、《神女》和《香雪海》等影片裏扮演女主角阮玲玉的兒子。他那雙精靈的大眼睛和自然的演繹，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贏得不少讚賞。

黎鏗與阮玲玉在《神女》中的演出
天才橫溢的黎鏗當時被譽為「影界神童」、「銀幕上的小天使」，名字經常與美國著名童星莎莉譚寶(Shirley Temple)並列在各大報刊上。除了演出電影，他還參與話劇、播音、灌錄唱片和一些公益活動，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他曾與幾名童星到電台廣播，宣傳抗日。

童年黎鏗已是畫報的封面人物

上海淪陷後，黎鏗隨父母避難到香港，一九四○年演出香港首部由童星擔綱演出的電影《小英雄》，講述五個小孩對付一群賊匪的故事。不久香港又被日軍佔領，他跟父母輾轉到了湛江、桂林等地，協助父親繼續電影工作及演出話劇。抗日勝利後，黎鏗在廣州入讀嶺南大學。

1949年黎鏗北上前與父母合照

此時黎鏗的思想開始左傾，一九四九年畢業前的暑假，他從廣州到香港，拍攝歐陽予倩編導的《戀愛之道》。當時身為國民黨員的黎民偉已經與家人移居香港，黎鏗主動提出到北京工作，滿懷理想追求共產黨宣傳的烏托邦。其後他的弟妹黎錫和黎萱也受其影響，決定北上發展。同年底，他乘船離開香港，到北京電影製片廠當演員，參演了《民主青年進行曲》、《一貫害人道》等影片。工作之餘，他積極投入朗誦表演，並不時到學校及劇團指導朗誦技巧，深受文藝青年的歡迎。一九五八年底，他被調往廣州的珠江電影製片廠任演員兼副導演，曾協助導演王為一攝製經典的粵語電影《七十二家房客》。

費明儀

自小就與黎鏗結為好友的香港歌唱家費明儀表示，因父親費穆與黎民偉同在上海從事電影工作，份屬世交。費穆五一年病逝香港後，費明儀翌年到北京了解讀書工作的情況。早已遊說費北上的黎鏗知道後十分高興，並介紹她跟人民藝院劇院的負責人認識。對方表示歡迎她加入該院的音樂組或戲劇組，但要求她先寫一份「自白書」，交待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即將陷共時，她為何離開上海到香港去。現時又為何從香港回到北京？這番話令費即時想起其父親費穆去世前回北京，也有同樣的屈辱，父親唯有黯然失望而歸。費明儀思前想後，對這個「重演」無法接受，她越想越不對勁，馬上離京返回香港。

黎鏗對她的不辭而別十分生氣，寫信把她嚴厲責備，但費明儀已堅決專心在港進修聲樂，一九五六年到法國留學，四年後學成回港發展歌唱事業。費憶述：黎鏗的父親一九五三年病逝後，母親林楚楚辛勤持家，積勞成疾。費最後一次見到黎鏗是在一九六○年初，黎鏗從廣州到香港探望患病的母親。那時黎鏗已結婚七年，育有一女，原本性格開朗的他變得甚為憂鬱，並透露婚姻出現問題，但又不能離婚，妻子不願離，組織上也不批准！

原來黎鏗北上後，愛情事業皆失意。主要由於他的父母與國民黨有深厚淵源，大姐黎蘭與丈夫沈昌煥移居台灣，沈昌煥更是台灣國民政府的外交要員，六、七十年代兩度出任外交部長，他這樣的背景在中共治下豈會受到重用。他在北影八年間，只參演了三部電影，而且都是配角，調到廣州後參與的電影更只得兩部。即使他在朗誦方面有傑出表現，也遭到批評。一九六二年底掀起的「四清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黎鏗頓成打擊對象，被指不安心本職工作、愛出風頭、個人主義、滿腦子名利思想。此後，很多重要的朗誦演出，都不再有黎鏗的影蹤。

沈昌煥與黎蘭夫婦

感情方面，他婚後不久就發現與性格強悍的妻子不合，多次在家書中向母親反映苦況，但妻子堅拒離婚，並揚言「要離婚，我就要你身敗名裂！」這段失敗的婚姻令黎鏗身心飽受折磨十多年。據曾經跟隨黎鏗學習朗誦的女作家楊毅透露，她的一名好友Ｃ是下放農村的女知青，於一九六四年與黎鏗相戀，但雙方沒有發生超友誼關係。黎的妻子後來在家中發現黎寫給Ｃ的情信，勃然大怒，上告組織，指控黎亂搞男女關係，要求嚴懲這個「壞分子」「反革命分子」，估計這是迫使黎鏗走上絕路的導火線。

黎鏗原本買了兩張火車票，準備與Ｃ一起到上海投黃浦江輕生，但往火車站途中，黎改變主意，不忍心年青的愛侶犧牲，於是送她回家。翌日，楊毅便聽聞東湖公園湖邊發現吊樹自盡的屍體，樹上留下上吊的繩用一條白圍巾包著，那是黎鏗準備給Ｃ到上海作禦寒之用，樹下則有大堆煙頭。但黎鏗所屬的電影廠對外只說黎鏗因病去世。而黎氏家族當時還有多名成員在大陸生活，為免影響他們，也不願多提。

黎鏗死前寫給家人的遺書，處處流露失落的心情和對家人的關愛，他承認妻子的指控令他開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我的問題會搞一個很長的時期．．．．．．我一想到今後幾年不可以朗誦，不可以拍戲，特別是想到不能朗誦，對我簡直是一種不能忍受的痛苦。」

費明儀指出：遺書剖現了黎鏗在事業發展、政治問題和婚姻困擾的矛盾衝突中，無法自拔而走上絕境的心路歷程，這不只是個人事件，更反映了當年許多不合理政策而造成的悲劇。

自幼成名，在父母關懷愛護下成長的黎鏗，怎能適應中共治下那種扭曲荒誕的政治生活？假使他及早看清共產政權的真面目，留在海外發展，說不定就像他的摯友費明儀，在藝術領域創出一番成就，而非浪費了寶貴的青春和生命。

香港前哨雜誌2015年6月號首發

香港「六七暴動」中的親共電影人

石慧、傅奇夫婦高舉毛語錄示威

在五、六十年代走紅的香港左派女星夏夢於二○一六年十月廿八日病逝，享年八十三歲。親共傳媒報導她的死訊時，都避談她在「六七暴動」期間脫離左派，與丈夫秘密遠走加拿大的往事。那時香港極左勢力的文革狂熱，不單令一些左派影人「出走」，還導致左派電影事業全面崩潰，但部份親共影人近年回憶這段歷史，多是埋怨港英政府的迫害，甚少有勇氣和理智地指出中共專制極權的禍害與自己的盲從。 

翻查舊報報導，大陸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爆發文革後，最早脫離香港親共影圈的，是飛龍影業公司的女星伍秀芳和鳳凰影業公司的導演兼演員文逸民。當時飛龍公司由盧敦主持，伍秀芳是力捧對象，但她當年八月在港與李翰祥柲密簽約，加盟他在台灣新成立的國聯公司，九月底與文逸民一起飛往台灣。從影四十多年的文逸民時任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的監事。他在台灣的記者會上表示，左派演員必須參加學習小組，他不願參加，長期被視為落後分子。因擔心香港的左派會利用文革的整風打擊他，所以決定投奔台灣。

那時大陸紅衛兵到處作亂的消息已陸續傳到海外，九月更有消息指港人熟悉的粵劇紅伶紅線女遭批鬥抄家，被剃「陰陽頭」，甚至傳聞已自殺身亡。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安排了一個六十多人的港九各界國慶觀禮團，由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率領，先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典禮，然後到延安、井岡山、毛澤東故鄉等地參觀學習，行程長達一個月。當時跟團出發的影星包括長城影業公司的三名當家花旦：夏夢、石慧、陳思思和男星高遠、傅奇等。觀禮團最後一站到了廣州，中共安排團中的電影工作者與紅線女會面，企圖消除外界有關紅線女的負面消息。近年不少回憶文章都披露，當時中共為了掩飾紅線女被剃「陰陽頭」，要她戴頂列寧帽來見客。由於那時尚是十月未入冬，戴著帽見客有點怪，陪著她的中共女幹部只好也一起戴帽，以減輕突兀感覺。但夏夢看在眼裡，已心感不妙。

紅線女戴上列寧帽會見來訪的香港影人

觀禮團十月底回港後十多天，隨團採訪及負責拍攝紅線女的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劉粵生突然投奔台灣。他深知中共的弄虛作假，在台公開揭露在大陸目睹的文革慘況，並預言文革風暴很快會吹到香港。

1966年11月12日工商日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左派的香港華南影業工作者聯合會理事趙英魂也去了台灣。他當年四十歲，曾任中聯電影公司劇務、香港電影製片廠廠長。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共《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借四十年代電影《清宮秘史》含沙射影，藉以打擊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此片正是香港親共的鳳凰公司老導演朱石麟執導，當時傳言中共想調他回大陸接受批鬥，令他深感委屈，精神大受打激，於一月五日在家中看罷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那篇文章後，突然腦溢血去世。親共影業痛失良才，卻沒有及時醒覺，繼續跟隨中共的指揮棒起哄。

同年五月初，香港左派利用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發動暴亂，於五月十六日宣佈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成員有一百零一人，不久增至三百四十八人，當中影藝界連同戲院職工有三十四人，包括著名影星傅奇、朱虹、盧敦、鮑方、江龍、姜明及音樂人黎草田等。而新聯影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廖一原和鳳凰公司導演任意之則擔任常委（共十七人，工聯會主席楊光任主席）。任意之是三十年代著名導演任彭年和武打女星鄔麗珠的女兒，其夫蔣仕任職清水灣電影製片廠攝影師，也是鬥委會成員。

1967年6月6日大公報

鬥委會不斷發動示威，到港督府、法院等地抗議，及聲援巴士、電車、煤氣等機構的左派工人罷工。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呼籲「香港左派群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港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左派陣營大受鼓舞，各界別紛紛舉行所謂誓師大會。親共電影人自然不甘落後，在六月五日的誓師大會上，由盧敦致辭，聲稱「以文藝為武器，團結同胞們鬥垮鬥臭港英」。據左派影人馮琳的回憶，石慧、白茵、江漢、朱虹等紅星都上街高舉毛語錄示威。朱石麟的女兒朱楓，還帶了四名孩子去貼標語。六月九日，警方搜查左派銀都戲院，拘捕了三十多名員工，帶走大批煽動暴亂的物品，五日後更吊銷其戲院牌照。

積極參與左派示威的影星馮琳

七月十五日凌晨二時，警方到傅奇和石慧夫婦位於又一邨的住所將二人拘捕，連同其他左派被捕者，扣押在摩星嶺俗稱「白屋」的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但暴亂不斷升溫，八月二十日，一對小姊弟在北角清風街慘遭土製炸彈炸死。八月廿四日早上，經常在商業電台批評極左暴行的廣播員林彬，駕車上班途中遭兇徒投擲汽油彈，他與同車的堂弟林海光都不幸喪生。左派連串暴行，激起港人更大的痛恨。

看到形勢惡化，一直以懷孕為由逃避參加鬥爭行動的夏夢，於九月廿六日與夫婿林葆誠離開香港避居加拿大，兩年後才回來。夏夢一九九七年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訪問，回憶當時情況，坦言反對文革，因為大陸很多欣賞她的人都被抓走，她擔心遲早輪到自己。「我是突然之間走的，沒有人知道，好像現在的『官』那樣，駛汽車走的。因為我先生的大哥在機場的怡和公司工作，他給我們私家車駛進機場，但要經出境處，沒辦法，一定要蓋印嘛。有些關員認得我，立即致電《明報》，所以翌日就上了《明報》頭版。那時我很害怕，文革那麼糟，如果捉我回去不許我回來怎麼辦？」

夏夢與夫婿林葆誠

夏夢「出走」後不足半個月的十月九日，長城公司的編劇張森也攜同妻女投奔台灣，他原在中國科學院轄下的單位研究煤碳，一九五七年來港後便在長城當編劇，其弟是邵氏公司的演員張沖。他透露，新聯影業公司一位受力捧的女星陳綺華亦已脫離左派，避居南美。

十一月十五日，擔任鬥委會常委的兩名電影人廖一原和任意之，先後在寓所被警方拘捕。十八日晚，警方突擊搜查九龍城獅子石道的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但室內空無一人，警方帶走大批文件及宣傳品。

石慧和傅奇在羅湖橋上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中港邊界的羅湖橋上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當天早上，港英政府原想把傅奇和石慧遞解出境往大陸，但中共拒絕接收，二人坐在通往深圳的羅湖橋中間，中共在橋的一端發出廣播，表示港英要迫害他們，指他們有權留在中國的香港，無所謂出境不出境！二人最終在橋上熬過一夜，得到港方提供毛氊，共方提供藤蓆，翌日下午由香港警方帶返摩星嶺繼續拘留。親共傳媒隨即廣泛宣傳二人英勇抵抗了港英的遞解行動。右派報章則指摘中共對其支持者毫無情義。

 脫離左派的影星高遠與陳思思

至於另一對左派銀壇夫婦陳思思和高遠，在同年五月有了新的動向。他們跟夏夢一樣，沒有積極投入鬥委會的行動。右派的邵氏公司於五月十一日證實高遠已簽約加盟，不久將伙拍凌波開拍新戲。陳思思翌月亦宣佈脫離左派公司，加盟港商關志堅的榮堅影片公司。二人在當年十月底飛往台灣參加蔣介石的祝壽活動。同行的，還有長城公司首任總經理袁仰安，他在三、四十年代是上海著名的律師及出版人，一九四八年來港後與友人合組長城公司。他思想左傾，卻非根正苗紅，一九五七年被中共派駐長城的幹部迫走，自行創辦新新影業公司。

1969年2月26日華僑日報

石慧、任意之、傅奇和廖一原先後在一九六八年的十一和十二月獲釋。但左派影人投奔台灣的情況仍未結束，到了六九年一月底，左派南洋戲院執行董事胡心靈也去了台灣，在記者會上炮轟中共壓迫文藝工作者。他的妻子龔秋霞於同年四月赴台與他會合。龔在三、四十年代是上海的歌影界紅星，來港後在左派電影公司演出，後擔任長城的演員室主任。

台灣的報刊報導胡心靈、龔秋霞在台團聚。

此時香港的極左勢力已走向衰敗，隨後爆出林彪事件和四人幫下台，中共的宮廷鬥爭和殘民暴政陸續公諸於世，大部份留港的左派演員被狂熱沖昏頭腦後開始冷靜下來，各自尋找新出路。後來即使大陸改革開放，也未能重振左派的電影事業。一九八二年，長城、鳳凰、新聯及中原共四間左派電影公司被合併改組成銀都機構，為中共搖旗吶喊了幾十年的電影公司就這樣被消失！最諷刺的是，暴動期間表現得甚為勇武的石慧和傅奇，卻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移民加拿大。他們近年仍有回港探親訪友，但不見公開談論「六七暴動」的舊事。

近年在訪問或文章中回憶「六七暴動」的親共影人如廖一原、白荻、馮琳等，論調皆指反英抗暴是正確的，只是鬥爭的方式不對，並強調自己十分愛國。可是他們對中共的暴政置若罔聞，論事的邏輯混亂，黨國不分。馮琳的兄長馮喆，是大陸的一線男星，像眾多大陸電影同業一樣，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馮琳在訪問中卻表示，沒有因為哥哥的冤死而對共產黨有什麼意見，還是相信共產黨。「我們都是一顆愛國心，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糊裏糊塗。當時說我們是錯誤的，我們心裏不大舒服，我們的確是憑著一顆愛國心在做事！」

否定了共產黨就是否定了自己一生的業績與追求，他們不想面對自己的挫敗，寧願裝聾扮啞，對中共的禍害，不但沒有批判，連提也不敢提，繼續糊塗下去！

尋找李香蘭在香港的影蹤

        ２０1４年９月７日，先後活躍於影壇和政壇的日本著名藝人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在東京逝世，享年９４歲。有關她早年在中國大陸及返回日本後的經歷，她的著作及不少傳媒報導都有詳細描述。唯獨她五十年代在香港拍攝電影的情況，在她的著作裡只得一句提及，不少報導則流於失準，以訛傳訛。最常見的誤傳，是說她在港拍攝的第一部影片為《天上人間》，其實應為《金瓶梅》。筆者根據五十年代的香港報刊資料，尋回李香蘭這位傳奇人物在香港留下的影蹤。

李香蘭於１９４６年初被遣返日本後，翌年改用日本名字山口淑子繼續影藝事業。幾年間，為日本的東寶、大映及松竹等電影公司拍了多部電影。戰後她首部在香港公映的電影是《艷曲櫻魂》，時為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７日。這電影的日本片名是《曉之脫走》(也有中文譯名為《在拂曉裏逃出》)，早於１９４９年在日本公映，是一部反戰電影，描寫男女主角在日軍侵華期間的愛情故事。該片在港公映時配上國語對白。宣傳預告早於當年７月８日，即七七抗日戰爭爆發紀念日翌日刊出，廣告裡只標榜李香蘭的照片和名字，其他演員及工作人員的名字都欠奉。宣傳語句則用上：「李香蘭戰後第一部出品」「內容痛罵日本軍閥，並向中國懺悔」。可見香港片商意識到李香蘭的政治敏感度，想藉此題材的電影令李香蘭擺脫二戰後被指為漢奸的不光彩歷史，重新被華人接受。

此電影在港公映之際，李香蘭已到了美國荷里活闖天下，接拍電影《東方就是東方》(East is East，又名Japanese War Bride)。完工後於同年１１月１５日經香港逗留一天返日，這是她首次來港公開露面，但沒有召開記者會。返回日本後翌月，李香蘭與美籍日裔雕塑家野口勇結婚。

１９５２年初，《東方就是東方》在美國公映，李香蘭被華文媒體宣傳成國際明星。香港片商自然抓緊時機，挑選了李香蘭1949年主演的一部日本片《流星美人》,配上國語,在1952年6月30日公映。同年10月31日, 再把她一部1948年的舊作《熱情之人魚》配上國語公映，片名改為《香苑琵琶》，兩部電影都是涉及日本黑社會與夜總會女歌星的愛情故事，有不少歌舞場面，李香蘭的聲、色、藝再度成為香港觀眾的焦點。兩部電影的廣告同樣沒有其他人的名字，只強調「李香蘭」，《香苑琵琶》的廣告指，「李香蘭赴荷里活演出後帶得浪漫作風返日主演本片」。其實此片早於１９４８年，李香蘭還未去美國時已在日本公映。在那個訊息不發達的年代，可能不會有觀眾批評電影廣告失實。

1952年12月14日華僑日報`

《香苑琵琶》在香港上映後，開始盛傳新華影業公司的老闆張善琨及邵氏公司都想邀請李香蘭到香港拍攝電影。到了１９５３年３月底，傳聞轉趨明朗，《工商日報》刊載了一段消息，指李香蘭下月將來港三個月為邵氏公司拍戲。

然而，李香蘭在四月並沒有來香港。一部在廣告上標示有李香蘭演出的國語黑白電影《銀海千秋》，同年7月11日起，獨家在新世界戲院公映至7月16日。根據該電影刊在報章的廣告和宣傳稿，片中還有周璇、白光、李麗華、胡蝶等著名歌影界紅星演出，但沒有註明出品的公司名稱，估計這電影僅是將她們過往的演出片段剪輯而成。

李香蘭遲至1953年12月7日才到臨香港，除了由於她當年要到歐洲參加多項活動，也因６月時，被美國當局懷疑是親共人物（指她上次去美國拍片時曾捐款給左翼的電影工會），拒絕發給她簽證往美國繼續電影工作，打亂了她當年出國的行程安排。她在其自傳《李香蘭•我的半生》中，有交代相關情況。全書唯一提到香港之處，是說等了很久都拿不到美國簽證，就去了香港參加電影《天上人間》的演出。但她來港後，其實並沒有拍過這電影，這點記憶失準，導致多年來，一直誤傳李香蘭來港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是《天上人間》。

邵氏公司對李香蘭首次應邀來港拍戲十分重視，視為業務邁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除了經理邵維鍈聯同日本駐港副領事親到機場迎接，還於翌日為她舉行盛大的中外記者招待會。李香蘭身穿旗袍赴會，並即席唱出她的首本名曲《夜來香》。她當時表示自己愛日本，也熱愛中國，因並非政治家，不想多談政治，她認為美國政府是出於誤會才不發給她簽證。

1953年12月13日工商晚報

至於她來港拍攝的電影，一直未有定案，到她抵埗後６天才有消息。邵氏公司原擬定了四個劇本與她商討，包括一直盛傳的《天上人間》及《亂世佳人》最終都被放棄，雙方議決拍攝古裝片《金瓶梅》（台灣上映時改名為《潘金蓮與武松》），導演是她早年在上海合作過的著名演員王引。她此次來港逗留至翌年３月１６日才返回日本，期間曾在１月中，聯同其他國語片影星參觀香港的工展會。

李香蘭離港後兩個月，她1952年在日本主演的電影《上海之女》，配上粵語在香港公映，由5月14日公映至5月18日。

李香蘭在片中的角色設計，靈感似來自她少時的中國經歷，但結局是悲劇收場。劇情描述女主角的日本籍父母在她小時候去世，由一名中國政客收養，長大後她成了著名的女歌星，與一名日本軍官相戀。其養父在中日戰爭時，暗中為重慶國民政府擔任情報工作，她為了協助養父逃避日軍追緝，不幸遭日軍拘捕，最後與相戀的日本軍官一起被槍決。這角色顯然易被華人受落。

《上海之女》公映後不足一個月, 李香蘭另一部於１９５２年在日本公映的電影《戰國無賴》, 於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０至１４日在香港公映，同樣配上粵語。

至於她在香港拍攝的《金瓶梅》到１９５５年６月２２日才公映，廣告註明這是「李香蘭首次來港拍攝第一部國語鉅片」，以及「中國四大奇書之一首次搬上銀幕」。片中的三首插曲《蘭閨寂寂》、《烏鴉配鳳凰》及《身世飄零》，獲不少歌迷喜愛。有報導指在拍攝期間，受過正統聲樂訓練的李香蘭，認為邵氏公司原先創作的插曲富現代感，與《金瓶梅》的時代背景不符，提出意見。邵氏公司於是找來作曲家姚敏重新為此片創作了那三首歌曲。但以映期來看，此片不算賣座，只公映了七天便落畫，是李香蘭在港拍攝的電影中映期最短的一部。

此片落畫後兩個月，即1955年8月25日，李香蘭於1954年演出的美日合拍電影《美日警匪戰東京》（House of Bamboo)在香港公映。廣告在同年8月16日便推出，宣傳重點是性感演出的李香蘭，把她形容為「紅遍世界影壇，日本首席艷星」，並標示此片是美國電影首次印上中文字幕。《美日警匪戰東京》在香港公映長達兩周，至9月8日才落畫。

邵氏公司此時趁勢於8、9月間，分別在兩、三間戲院再度公映《金瓶梅》數日。

這幾年間,李香蘭繼續在日本和美國兩地拍攝電影(其後終獲美國發出簽證)，１９５６年２月宣佈離婚。到了１９５７年３月底，她再度來港停留幾天，一方面與邵氏公司商談再合作拍攝兩部電影的事宜，另方面也配合其主演、配上國語的電影《白蛇傳》在香港公映作宣傳。此片在日本稱為《白夫人的妖戀》（豐田四郎導演），是邵氏與日本東寶公司於日本合作攝製。這次宣傳焦點不單在李香蘭身上，還強調是一部港日合拍的七彩特技大製作，共公映了九天。

同年５月１９日李香蘭來香港開展拍攝工作，邵氏公司乘勢將其主演的《白蛇傳》配上粵語，於５月３０日臨近端午節時重映，（期間先後有7家戲院放映粵語版，1家放國語版），以收宣傳之效，結果反應極為熱烈，連同尾段的單院放映，映期長達３１天。是她在香港公映的電影中映期最長的一部。

李香蘭這次來港拍攝的兩部電影，其一是《神秘美人》，由化名華克毅的日本導演若杉光夫執導，李在片中飾演一名中國女間諜，以歌女身份掩飾，與一名俠盜發生戀情。另一部是《一夜風流》，由卜萬蒼執導，李飾演一名命運坎坷的婢女在人生路上遇到種種不幸，劇本根據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名著《復活》改編。

同年８月初，李曾到澳門五天，為《一夜風流》拍攝外景。８月底就飛往緬甸渡假，９月初在緬甸宣佈再婚，翌年,即1958年春天將嫁予日本外交官大鹰弘，並會告別影藝生涯。

李香蘭最後一次公幹來港，是１９５７年的１２月１５日，在柬埔寨參演邵氏與日本連合映畫公司合作的電影《吳哥窟之戀》後，經香港返日。邵氏也在此月的２２日公映她主演的《神秘美人》，映期９天，其中一個宣傳重點是李香蘭與男主角趙雷的「擁吻時間破國語片紀錄」。

1958年4月，李香蘭和大鷹弘在緬甸舉行婚禮。香港電影商看準這個宣傳機會，把李香蘭的舊作: 《上海之女》,配上國語重映，由4月11日映至4月16日，片名改為《上海間諜戰》。廣告宣傳說成是李香蘭告別影壇傑作。其實這電影早於1952年在日本公映, 香港亦於1954年5月公映過。

1958年4月11日華僑日報廣告

四個月後的1958年8月15日，李香蘭為邵氏拍的最後一部電影《一夜風流》也在香港公映。當時的重點宣傳同樣是李香蘭告別影迷之作，加上片中插曲《三年》（曲: 姚敏，詞: 李雋青）甚受歡迎，流行至今。估計是她在香港拍攝的三部影片中最賣座的一部，映期達13日。

1959年10月2日, 李香蘭1957年在柬埔寨拍攝的港日合作電影《吳哥窟之戀》, 這天在香港公映, 片名改為《南國麗人》,映期六日。這是她最後一部在香港公映的作品。

縱觀整個五十年代，李香蘭共有十一部電影在香港上映，其中三部在香港拍攝。在這三部影片中，她都飾演較正面的角色，惹人憐愛，跟她在荷里活的演出，引起日本國人爭議的情況截然不同。

３０多年後的１９９１年，李香蘭計劃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拍成電影，當時中、港、日三地的電影人都曾與她接洽，李香蘭最初有意交由香港的張婉婷及羅啟銳執導，但最後屬意李翰祥。據報李翰祥把片名定為《亂世歌后--李香蘭》，並四出尋覓主角人選，可惜最終因為資金不足，及劇本不獲北京當局通過等原因，令計劃告吹，她與香港影壇再次結緣的機會擦身而過。遺憾直至李香蘭走完一生，她這個願望還是落空！

香港電台《傳媒透視》網上雜誌2016年11月3日首發後,資料有所補充,主要是發現多幾部李香蘭主演的日本電影在香港公映過,即在五十年代,她共有十一部電影在香港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