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翰祥VS許敦樂與廖一原,你信誰?

在親共機構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擔任高層的許敦樂，於二○○五年出版《墾光拓影》一書，描述公司成立五十五年來參與電影製作和發行的經歷，被某些人宣傳為「左派」電影業的重要文獻。但此書除了隠惡揚威，還夾雜不少「水份」，其中透露邵逸夫在國共鬥爭激烈的時期，與左派電影公司合拍越劇電影，就令人難以置信，似是許敦樂為了邀功而誇大統戰成績。

許敦樂是汕頭澄海人，一九四八年就讀上海美專時參與過反蔣的學生運動，畢業後來港，擔任南方影業的宣傳部主任，六五年升任總經理直到八十年代中，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他在書中指：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底，中共派遣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近一個月，大收旺場，邵逸夫看在眼裡，便私下和他們商議合作拍攝戲曲影片的可行性。「我方主要由鳳凰公司經理韓雄飛和導演朱石麟與對方作具體洽商。結果決定合作在上海拍攝越劇《紅樓夢》，邀上海越劇院的原班人馬主演，由朱石麟和岑範導演，並在長城公司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廠開鏡，拍攝了第一場戲，這樣就可作為香港出品的電影，以利輸往海外。可惜的是，影片完成後，在發行上出現了一些問題，使該片無法進入台灣。在東南亞放映時的票房收入也只是強差人意。」　

對香港五、六十年代情況有點認識的人都知道, 這種描述匪夷所思。那時由上海越劇伶人演出的電影包裝成香港出品，就能進入台灣？是否有點妙想天開？

另一名香港左派電影業高層廖一原，一九九七年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訪談，也曾談及此事，但他的版本有較多細節，結局並不一樣。他指：邵逸夫是浙江人，那次越劇團來港，邵「看了四次《紅樓夢》，非常喜歡。我負責這個劇團的總接待，邵逸夫派人來對我說：『邵先生提出，想把這齣舞台劇變成電影，不知能否合作？』我跟越劇團商量，請示過上海有關方面，說可以。他就派了李翰祥來跟我談具體的問題。我也是由此而認識了李翰祥。李認為最好由他參與拍攝，因為他拍過一些古裝戲。我找到《紅樓夢》舞台劇的導演王沙，他談到怎樣把這本巨著變成舞台劇，如何取捨．．．．談了五、六次，誰知這個消息不知怎的洩漏到台灣，台灣方面向邵逸夫施壓，認為上海越劇團是共產黨，跟他們合作，拍他們的影片，台灣就會『考慮』邵氏今後的出品。邵逸夫讓李翰祥請我們吃飯，向我們解釋道歉。他說：『你們很大方，他們很小器。』大方即是無分左右．．．．結果由我們拍，鳯凰的朱石麟導演，具體執行是他的學生岑範。在香港開了戲之後，劇團不能留太久，就回去了。」

廖的說法也疑點重重，那時要跟香港右派的著名電影公司邵氏合作,並非小事一宗,請示過上海有關方面就可以?就如此簡單?但從廖的版本已看得出，許敦樂作大得過頭，竟然說成與邵氏「決定合作在上海拍攝越劇《紅樓夢》」！廖一原一九二○年在香港出生，最初從事新聞工作，一九四九年九月，曾介紹司徒華秘密宣誓加入由中共領導的青年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一九五六年後，歷任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左派影業公司董事長。在左派陣營中，他向來重視柔性統戰，在去世前的訪問中，多次標榜柔性統戰的成果。

而廖一原版本提及的導演李翰祥，則有近乎完全相反的說法。翻開他在一九八○年間撰寫的《三十年細說從頭》，有如此描述：自己很喜歡看戲曲，那次上海越劇團來港，去看了多次，特別欣賞《紅樓夢》，很想把此劇拍成電影。料不到有天鳳凰公司的導演朱石麟來電，邀請他夫婦飯聚，並知道他看了幾遍越劇《紅樓夢》，故到時還會邀約主角徐玉蘭和王文娟同來。朱是老前輩，二人曾在永華公司佮作過，但之後左、右有別，已多年不見。李以為只是交流對表演藝術的看法，便應約赴會。李高談濶論之際，朱突然問他：「有沒有興趣把《紅樓夢》搬上銀幕？來一個舞台藝術片怎麼樣？」

李翰祥的《三十年細說從頭》

李「乍聽之下還真是一愕，半天不知如何對答。雖然知道那時鳳凰公司出品的片子，星馬版權大部份是邵氏公司發行，但在製片方面，倒從來沒有公開合作過。雖然說《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本身沒有什麼政治成份，但鳳凰總算是一家左派公司，如果合作起來，不只台灣的上映有了問題，甚至於會牽一髮動全身，引起其他不必要的麻煩。」

朱石麟知道李翰祥感為難，便提議由他和長城的胡小峰聯合導演，李只作幕後策劃。李表示跟邵氏有合約，必需先得到邵逸夫的同意。李回去跟邵說後，邵沒說什麼，只是笑著搖了搖頭。所以李雖然出席過廖一原、胡小峰和韓雄飛幾位在酒樓舉行的初步研究拍攝《紅樓夢》的座談，但李始終沒有參與該片的幕後工作。他事後知道《紅樓夢》在長城的清水灣片廠拍了一個多月，但因徐、王對佈景和服裝等不滿意，回到上海又從新拍攝。

李翰祥的說法，更接近當時的政治現實。許敦樂和廖一原筆下竟有截然不同的版本，當中是否存有誤會、還是有人蓄意編造情節？確是耐人尋味！當時兩岸仍處於緊張的對峙局面，一九六○年中，蔣介石正準備趁中共的大躍進失敗部署反攻大陸，同年九月，已嚴格規定未加入「自由總會」的影片公司和電影從業員，其作品不能進入台灣。而之前兩年的一九五八年八至十月，台海還爆發金門炮戰。當年十月，香港亦發生與邵氏和李翰祥有關的「蘇誠壽失蹤事件」，轟動一時,可說是香港近年「李波事件」的始祖版!

蘇誠壽時任長城公司的製片部主任，年資已有十年，但他在一九五八年的十月十日,突然出現右派電影人的雙十國慶酒會，並上台發表反共言論。翌日，他便離奇失蹤。當時右派報章都估計他被中共綁架回大陸。十日後的十月廿二日，左派報章報導他出現在廣州的中國出口交易會，他向記者聲稱，被美蔣特務李Ｘ祥拖落陷阱，對之前在香港的言行感到懊悔。李翰祥則公開表示，與蘇誠壽是談得來的摯友，很希望他轉投邵氏發展。蘇的父母和弟妹皆在天津。在大半年前，他曾協助邵氏爭取長城女星樂蒂加盟，對他的遭遇深感不安。

1958年10月22日大公報

假如當時蘇誠壽進一步去台灣當上「反共鬥士」，對香港土共來說，是十分掉臉失威之事，所以必須採取非常手段加以阻撓。事後兩年發生的李翰祥「羅生門」，很可能是土共的一招「以牙還牙」，想利用李翰祥希望拍攝《紅樓夢》電影的夢想，誘使他墮下被策反的陷阱。

此時李翰祥面對《紅樓夢》這個大誘惑, 尚且不敢輕舉妄動，以邵逸夫的精明幹練，怎可能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去和中共合拍電影，不用等台灣施壓，已知不可行。但這不表示邵氏與左派電影公司沒可能有另類合作。朱石麟的女兒朱楓二○○七年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的訪問透露：鳳凰公司一九六三年開拍夏夢主演的《董小宛》，是邵氏幕後出錢的，要跟電懋公司的《深宮怨》(王天林導演、尤敏主演)打對台。邵氏規定製作期，要儘快拍好。那時邵氏跟電懋鬥得如火如荼，鳳凰出品的《董小宛》必須比《深宮怨》早上映。朱石麟用一兩天時間寫好劇本大綱開拍。邵氏給了二十八萬製作費，鳳凰僅用十幾萬拍成，賺了十多萬，可再多拍一部電影。

這種幕後出資不沾鍋的模式，政治風險相對低，既可打擊主要對手電懋公司，又能擴充發行的片源，更合乎邵逸夫深謀遠慮的營商作風。但朱楓的說法也有令人質疑之處,因當時邵氏是長鳳新電影在星馬一帶的發行商,那筆錢可能是「買片花」的費用,即將未拍成的電影放權預先賣給發行商,套現一筆錢來拍攝電影。朱楓如今說成「是邵氏幕後出錢的」，有誇大當年統戰成績之嫌。

至今，邵氏方面從沒公開過相關情況，這宗所謂「合拍紅樓夢」的影壇「羅生門」尚未能完全破解！或許，許敦樂就是看準邵氏不會有人出來講那些前塵舊事，所以便大膽自吹自擂,企圖製造統戰右派有成的假象,瞞騙讀者。

尋找李香蘭在香港的影蹤

        ２０1４年９月７日，先後活躍於影壇和政壇的日本著名藝人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在東京逝世，享年９４歲。有關她早年在中國大陸及返回日本後的經歷，她的著作及不少傳媒報導都有詳細描述。唯獨她五十年代在香港拍攝電影的情況，在她的著作裡只得一句提及，不少報導則流於失準，以訛傳訛。最常見的誤傳，是說她在港拍攝的第一部影片為《天上人間》，其實應為《金瓶梅》。筆者根據五十年代的香港報刊資料，尋回李香蘭這位傳奇人物在香港留下的影蹤。

李香蘭於１９４６年初被遣返日本後，翌年改用日本名字山口淑子繼續影藝事業。幾年間，為日本的東寶、大映及松竹等電影公司拍了多部電影。戰後她首部在香港公映的電影是《艷曲櫻魂》，時為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７日。這電影的日本片名是《曉之脫走》(也有中文譯名為《在拂曉裏逃出》)，早於１９４９年在日本公映，是一部反戰電影，描寫男女主角在日軍侵華期間的愛情故事。該片在港公映時配上國語對白。宣傳預告早於當年７月８日，即七七抗日戰爭爆發紀念日翌日刊出，廣告裡只標榜李香蘭的照片和名字，其他演員及工作人員的名字都欠奉。宣傳語句則用上：「李香蘭戰後第一部出品」「內容痛罵日本軍閥，並向中國懺悔」。可見香港片商意識到李香蘭的政治敏感度，想藉此題材的電影令李香蘭擺脫二戰後被指為漢奸的不光彩歷史，重新被華人接受。

此電影在港公映之際，李香蘭已到了美國荷里活闖天下，接拍電影《東方就是東方》(East is East，又名Japanese War Bride)。完工後於同年１１月１５日經香港逗留一天返日，這是她首次來港公開露面，但沒有召開記者會。返回日本後翌月，李香蘭與美籍日裔雕塑家野口勇結婚。

１９５２年初，《東方就是東方》在美國公映，李香蘭被華文媒體宣傳成國際明星。香港片商自然抓緊時機，挑選了李香蘭1949年主演的一部日本片《流星美人》,配上國語,在1952年6月30日公映。同年10月31日, 再把她一部1948年的舊作《熱情之人魚》配上國語公映，片名改為《香苑琵琶》，兩部電影都是涉及日本黑社會與夜總會女歌星的愛情故事，有不少歌舞場面，李香蘭的聲、色、藝再度成為香港觀眾的焦點。兩部電影的廣告同樣沒有其他人的名字，只強調「李香蘭」，《香苑琵琶》的廣告指，「李香蘭赴荷里活演出後帶得浪漫作風返日主演本片」。其實此片早於１９４８年，李香蘭還未去美國時已在日本公映。在那個訊息不發達的年代，可能不會有觀眾批評電影廣告失實。

1952年12月14日華僑日報`

《香苑琵琶》在香港上映後，開始盛傳新華影業公司的老闆張善琨及邵氏公司都想邀請李香蘭到香港拍攝電影。到了１９５３年３月底，傳聞轉趨明朗，《工商日報》刊載了一段消息，指李香蘭下月將來港三個月為邵氏公司拍戲。

然而，李香蘭在四月並沒有來香港。一部在廣告上標示有李香蘭演出的國語黑白電影《銀海千秋》，同年7月11日起，獨家在新世界戲院公映至7月16日。根據該電影刊在報章的廣告和宣傳稿，片中還有周璇、白光、李麗華、胡蝶等著名歌影界紅星演出，但沒有註明出品的公司名稱，估計這電影僅是將她們過往的演出片段剪輯而成。

李香蘭遲至1953年12月7日才到臨香港，除了由於她當年要到歐洲參加多項活動，也因６月時，被美國當局懷疑是親共人物（指她上次去美國拍片時曾捐款給左翼的電影工會），拒絕發給她簽證往美國繼續電影工作，打亂了她當年出國的行程安排。她在其自傳《李香蘭•我的半生》中，有交代相關情況。全書唯一提到香港之處，是說等了很久都拿不到美國簽證，就去了香港參加電影《天上人間》的演出。但她來港後，其實並沒有拍過這電影，這點記憶失準，導致多年來，一直誤傳李香蘭來港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是《天上人間》。

邵氏公司對李香蘭首次應邀來港拍戲十分重視，視為業務邁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除了經理邵維鍈聯同日本駐港副領事親到機場迎接，還於翌日為她舉行盛大的中外記者招待會。李香蘭身穿旗袍赴會，並即席唱出她的首本名曲《夜來香》。她當時表示自己愛日本，也熱愛中國，因並非政治家，不想多談政治，她認為美國政府是出於誤會才不發給她簽證。

1953年12月13日工商晚報

至於她來港拍攝的電影，一直未有定案，到她抵埗後６天才有消息。邵氏公司原擬定了四個劇本與她商討，包括一直盛傳的《天上人間》及《亂世佳人》最終都被放棄，雙方議決拍攝古裝片《金瓶梅》（台灣上映時改名為《潘金蓮與武松》），導演是她早年在上海合作過的著名演員王引。她此次來港逗留至翌年３月１６日才返回日本，期間曾在１月中，聯同其他國語片影星參觀香港的工展會。

李香蘭離港後兩個月，她1952年在日本主演的電影《上海之女》，配上粵語在香港公映，由5月14日公映至5月18日。

李香蘭在片中的角色設計，靈感似來自她少時的中國經歷，但結局是悲劇收場。劇情描述女主角的日本籍父母在她小時候去世，由一名中國政客收養，長大後她成了著名的女歌星，與一名日本軍官相戀。其養父在中日戰爭時，暗中為重慶國民政府擔任情報工作，她為了協助養父逃避日軍追緝，不幸遭日軍拘捕，最後與相戀的日本軍官一起被槍決。這角色顯然易被華人受落。

《上海之女》公映後不足一個月, 李香蘭另一部於１９５２年在日本公映的電影《戰國無賴》, 於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０至１４日在香港公映，同樣配上粵語。

至於她在香港拍攝的《金瓶梅》到１９５５年６月２２日才公映，廣告註明這是「李香蘭首次來港拍攝第一部國語鉅片」，以及「中國四大奇書之一首次搬上銀幕」。片中的三首插曲《蘭閨寂寂》、《烏鴉配鳳凰》及《身世飄零》，獲不少歌迷喜愛。有報導指在拍攝期間，受過正統聲樂訓練的李香蘭，認為邵氏公司原先創作的插曲富現代感，與《金瓶梅》的時代背景不符，提出意見。邵氏公司於是找來作曲家姚敏重新為此片創作了那三首歌曲。但以映期來看，此片不算賣座，只公映了七天便落畫，是李香蘭在港拍攝的電影中映期最短的一部。

此片落畫後兩個月，即1955年8月25日，李香蘭於1954年演出的美日合拍電影《美日警匪戰東京》（House of Bamboo)在香港公映。廣告在同年8月16日便推出，宣傳重點是性感演出的李香蘭，把她形容為「紅遍世界影壇，日本首席艷星」，並標示此片是美國電影首次印上中文字幕。《美日警匪戰東京》在香港公映長達兩周，至9月8日才落畫。

邵氏公司此時趁勢於8、9月間，分別在兩、三間戲院再度公映《金瓶梅》數日。

這幾年間,李香蘭繼續在日本和美國兩地拍攝電影(其後終獲美國發出簽證)，１９５６年２月宣佈離婚。到了１９５７年３月底，她再度來港停留幾天，一方面與邵氏公司商談再合作拍攝兩部電影的事宜，另方面也配合其主演、配上國語的電影《白蛇傳》在香港公映作宣傳。此片在日本稱為《白夫人的妖戀》（豐田四郎導演），是邵氏與日本東寶公司於日本合作攝製。這次宣傳焦點不單在李香蘭身上，還強調是一部港日合拍的七彩特技大製作，共公映了九天。

同年５月１９日李香蘭來香港開展拍攝工作，邵氏公司乘勢將其主演的《白蛇傳》配上粵語，於５月３０日臨近端午節時重映，（期間先後有7家戲院放映粵語版，1家放國語版），以收宣傳之效，結果反應極為熱烈，連同尾段的單院放映，映期長達３１天。是她在香港公映的電影中映期最長的一部。

李香蘭這次來港拍攝的兩部電影，其一是《神秘美人》，由化名華克毅的日本導演若杉光夫執導，李在片中飾演一名中國女間諜，以歌女身份掩飾，與一名俠盜發生戀情。另一部是《一夜風流》，由卜萬蒼執導，李飾演一名命運坎坷的婢女在人生路上遇到種種不幸，劇本根據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名著《復活》改編。

同年８月初，李曾到澳門五天，為《一夜風流》拍攝外景。８月底就飛往緬甸渡假，９月初在緬甸宣佈再婚，翌年,即1958年春天將嫁予日本外交官大鹰弘，並會告別影藝生涯。

李香蘭最後一次公幹來港，是１９５７年的１２月１５日，在柬埔寨參演邵氏與日本連合映畫公司合作的電影《吳哥窟之戀》後，經香港返日。邵氏也在此月的２２日公映她主演的《神秘美人》，映期９天，其中一個宣傳重點是李香蘭與男主角趙雷的「擁吻時間破國語片紀錄」。

1958年4月，李香蘭和大鷹弘在緬甸舉行婚禮。香港電影商看準這個宣傳機會，把李香蘭的舊作: 《上海之女》,配上國語重映，由4月11日映至4月16日，片名改為《上海間諜戰》。廣告宣傳說成是李香蘭告別影壇傑作。其實這電影早於1952年在日本公映, 香港亦於1954年5月公映過。

1958年4月11日華僑日報廣告

四個月後的1958年8月15日，李香蘭為邵氏拍的最後一部電影《一夜風流》也在香港公映。當時的重點宣傳同樣是李香蘭告別影迷之作，加上片中插曲《三年》（曲: 姚敏，詞: 李雋青）甚受歡迎，流行至今。估計是她在香港拍攝的三部影片中最賣座的一部，映期達13日。

1959年10月2日, 李香蘭1957年在柬埔寨拍攝的港日合作電影《吳哥窟之戀》, 這天在香港公映, 片名改為《南國麗人》,映期六日。這是她最後一部在香港公映的作品。

縱觀整個五十年代，李香蘭共有十一部電影在香港上映，其中三部在香港拍攝。在這三部影片中，她都飾演較正面的角色，惹人憐愛，跟她在荷里活的演出，引起日本國人爭議的情況截然不同。

３０多年後的１９９１年，李香蘭計劃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拍成電影，當時中、港、日三地的電影人都曾與她接洽，李香蘭最初有意交由香港的張婉婷及羅啟銳執導，但最後屬意李翰祥。據報李翰祥把片名定為《亂世歌后--李香蘭》，並四出尋覓主角人選，可惜最終因為資金不足，及劇本不獲北京當局通過等原因，令計劃告吹，她與香港影壇再次結緣的機會擦身而過。遺憾直至李香蘭走完一生，她這個願望還是落空！

香港電台《傳媒透視》網上雜誌2016年11月3日首發後,資料有所補充,主要是發現多幾部李香蘭主演的日本電影在香港公映過,即在五十年代,她共有十一部電影在香港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