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的故鄉與後人

王凡西與王宇平

              距上海約一小時車程的浙江海寧市，常標榜出了兩位近代著名作家：徐志摩和金庸。其實它還是已故托派元老王凡西的故鄉，王凡西的筆名「雙山」便是源於海寧市中心的兩座山：東山和西山。但托派一直批判和揭露中共的專制獨裁，王凡西的名著《雙山回憶錄》至今尚且不能在大陸正規出版，海寧就更不會有紀念他的設施。筆者月前到訪海寧，有緣找到王凡西的長子王宇平，他已年屆八十五，中共五二年「大肅托」後，就被下放到海寧生活。年近花甲，才有機會到英國，與分別近四十年的父親重聚。

海寧市中心的東山和西山

              王宇平一九三○年生於上海，是王凡西與首任妻子葉英所生的長子。他說，父親一九二五年進北京大學唸書後加入共產黨，與母親同是追求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熱血青年，於一九二七年一起被中共派到蘇聯留學。至於父母的婚戀經過，他並不清楚。父親在英國時曾不經意的向他提及：「王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其貎不揚，在蘇聯時卻想追求你母親。」

年青時的王凡西

              王凡西在蘇聯期間，因看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於一九二八年參加了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其後稱為托派)，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九年回到上海後，他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翌年，因托派身份被發現而遭中共開除黨籍，其後與陳獨秀一起推動左派反對派的發展。於三一年當選為統一的托派中央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編輯。

但一個月後，王凡西、樓國華等一批托派中委遭國民政府逮捕下獄。鑑於形勢兇險，王宇平被祖母帶回家鄉撫養。監獄的惡劣環境，令王凡西染上嚴重肺病。一九三四年出獄時，留在上海的妻子葉英已帶同幼子改嫁，他無奈回到家鄉海寧，租住西山上一間小屋養病。期間，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馬裕生。

一九三五年，王凡西到上海參加新成立的托派全國中央臨時委員會，並創辦論政刊物《鬥爭》及《火花》，繼續追求他的革命理想。翌年，他與馬裕生結婚，一年後誕下女兒鳳崗（翌年夭折），女兒出生不足兩個月，王凡西再次被國民政府拘捕，關押在南京監獄。日本空炸南京時，監獄被毀，國軍敗退．王趁機逃脫，輾轉避難到香港，於一九三八年二月返回上海，繼續托派的工作。

此後幾年間，儘管飽受斯大林派的誣蔑和種種打擊，中國托派不但再度活躍起來，還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員。當中王凡西作出很大貢獻，尤其文字宣傳方面。他出任公開的《動向》月刊編輯和撰稿，並翻譯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和《俄國革命史》等。

一九四二年，中國托派因政見不同分裂為兩派：彭述之與劉家良領導的多數派，以及鄭超麟、王凡西、陳其昌、樓國華領導的少數派。二戰結束後不久，少數派在上海創辦《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執筆人之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進駐上海前夕，由於擔心中共打壓托派，王凡西與樓國華由上海遷移到香港建立聯絡站，幾個月後，王因托派身份被港英當局逮捕，驅逐到澳門。

王凡西在澳門以教學和寫稿維生，不斷思索和評論中國的問題。在一九五七年寫成極具史料價值的《雙山回憶錄》，其後又發表了《毛澤東思想論稿》、《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著作。王凡西原名王文元，「雙山」是他眾多筆名之一，因在四十年代常用「連根」這筆名發表論證文章，跟他交往的後輩都稱呼他為「根叔」。一九七五年，他得到朋友幫助移居英國，至二○○二年，在英國利茲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

王宇平表示，自小由祖母養育，與父親聚少離多，跟後母的關係則並不融洽。生母改嫁後，在抗戰期間帶同幼弟到了重慶生活，起初有書信往來，後來便失去聯絡。因為生活貧困，王宇平十多歲就到杭州打工謀生，他記得父親臨離開上海往香港前，曾到杭州探望他，叮囑他好好照顧自己和祖母，道別時還輕撫了他的頭。

王宇平在五○年參加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財務管理，幾個月後就獲分配到杭州的政府部門工作。但到了五二年的十二月底，毛澤東為討斯大林歡心，大舉整肅境內的托派分子（稱為大肅托），連同托派的同情者，逾千人被逮捕或判刑。 王宇平因父親的關係也受牽連，無法留在杭州政府機關工作，五四年被下放回家鄉海寧當小學語文教師。

王宇平稱，可能少時已投身社會工作，知道世途險惡，須低調實幹做人做事，所以雖經歷了連番政治運動，總算沒有受到嚴重的迫害；但大肅托期間，王凡西的兩個侄、一個內弟及他們好些朋友，都受到牽連而被捕，一個侄更死在獄中。有關父親的事，王宇平長大後才逐漸有較多了解，明白父親追求的理想很美好，但這個理想能否實現，實行起來又是否如他所想像的？王宇平表示：「難說了！」

王凡西到澳門初期，仍與兒子保持聯繫，其後中斷，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恢復通信。其後王宇平見政策較為寬鬆，便主動向父親提出到英國會面，最終在一九八八年成行，由於當時經濟拮据，只夠錢買一張往英國的單程機票，回程費用由王凡西支付。

父子分隔了三十九年重逢，問他當時感受，王宇平帶點感慨說：「很平淡，我們都是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人，沒有激動的心情，就像見到一個熟朋友的感覺，我連『父親』兩個字都叫不出口！他那年已八十一，年紀大，沒來接機，他的朋友把我從倫敦機場送到長途汽車站，我獨自坐車到利茲，他在車站等我。」

王宇平此行與父親相聚了四個月，他形容父親是一個十分隨和的人，喜歡跟年青人交往。他在海外一直過著獨居簡樸的生活，但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好些學生和學者都愛跟他一起聊天飯聚。父子倆的話題卻甚少涉及政治，多是閒話家常，只記得父親曾提及中共黨內最壞的兩個人是王明和康生。

晚年王凡西

自小缺乏父母關愛的王宇平表示，長大後逐漸體會到母親當年帶同幼弟離去，以及父親遠走他方，都是為勢所迫，對父母已無怨憤。既嚐過骨肉分離之痛，便不想留在大陸的妻女有著自己同樣的經歷，而且父親在英國的生活也非富裕，所以沒想過要留在英國。

回程時為了省錢，王宇平經香港坐火車回大陸，在香港逗留的幾天，由父親的托派朋友接待，其中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長毛」梁國雄。王宇平說：「他為人熱情，照顧周到，陪我到山頂遊覽，離開那天，還親自送我到紅磡火車站。」

隨著前蘇聯為托派平反，中國對托派也轉趨寬鬆，被指為「托派反革命案」主要領導人的鄭超麟一九七九年出獄後，中共給他「上海市政協」的虛銜；從人民出版社分枝出來的東方出版社，在二○○四年亦以只供內部流傳、半公開發行的形式，出版了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然而，托派對中共政權的批判深刻尖銳，王宇平估計在未來數年，中共對托派分子的態度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晚年鄭超麟

王宇平還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王燕祺居於上海，但彼此沒有聯繫。王凡西去世後，朋友把他的骨灰運返香港寶福山安葬。到二○○五年，王凡西的妻子馬裕生亦離世，王燕祺來港把父親一半骨灰帶返上海與母親合葬。這對分離了逾半世紀的夫婦，終於可在人世間以外的地方再續情緣。

香港前哨雜誌2015年5月號首發

陳獨秀照片的真偽

        二００九年二月，筆者在《前哨》月刊發表〈死於文革的中國生物學老祖宗胡先驌〉，指出胡適與胡先驌攝於一九二五年的一張合照，一直被訛傳為胡適與陳獨秀的合照。文章刊登後引起頗大回響，台灣的胡適紀念館網頁加以轉載，香港商務印書館及維基百科也作出更正。但有關陳獨秀照片的真偽，沒完沒了。最近，兩張被指為陳獨秀的照片再引發網民熱論，其中陳獨秀與好友彭述之於一九三二年的一張合影，竟緣於一次錯誤說明，導致彭述之不斷被誤作為陳獨秀逾半個世紀。

左邊才是陳獨秀,右邊是彭述之

        研究陳獨秀的大陸學者唐寶林指出：他早於一九八二年發現這個錯誤。當年二月，中國學術出版社翻譯出版載有四百多幅珍貴歷史照片的大型精裝著作《斯諾眼中的中國》，在第六十八頁，把陳、彭合影中的右邊半張照片單獨刊出，說其是陳獨秀。時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的唐寶林，正收集有關陳獨秀的資料，一對照，便發現那說明弄錯，這是彭述之，左邊未刊出的才是陳獨秀的照片。

        為了慎重起見，唐寶林曾把這張照片攝下，寄給年青曾與陳獨秀相處過的鄭超麟和陳的兒子陳松年辨認，他們都指出「左邊咧嘴笑的是陳獨秀」。後來，唐又先後得到香港和日本版兩種版本的《彭述之選集》，對照上面的彭述之照片，更證實「右為彭述之」。

        唐寶林研究發現此照的來歷，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陳獨秀在上海主編《熱潮》雜誌，以筆名發表猛烈抨擊日本侵華及蔣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和傳單。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他與彭述之等人被國民黨政府拘捕，控以「危害民國」等罪名，接著被押解到南京，扣押在江寧地方法院候審室。此事轟動全國，國民黨報紙以「懸紅萬金緝的共黨首領陳獨秀被捕獲」，大肆宣傳。十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的第四版，登出了這張二人合照，說明寫道：「共產黨陳獨秀、彭述之解送江寧地方法院，在候審室攝影。左為陳獨秀，右為彭述之。時陳、彭態度，均頗從容，二人皆著灰色棉布長袍，黃皮鞋，棕色布褲，頭戴青灰色半舊呢帽。陳面容憔悴，兩鬢已斑。彭雙目赤紅，眼疾頗重……」 

中年彭述之與太太陳碧蘭

        唐寶林補充：其實早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陳獨秀因與蘇聯托派結合等原因，被中共開除了黨籍，一九三一年五月當選為托派（當時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媒體可能還未得悉中共內部的分裂情況，仍稱陳為共黨首領。

　　

        此照最初出現時，文字說明並沒有弄錯，錯誤是始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出版的《社會新聞》雜誌，此雜誌由國民黨社會調查科（中統局前身）主辦，不知出於編務疏忽，還是故意醜化陳的形象，截取了右邊彭述之的照片，當為「陳獨秀」刊出，介紹說「囹圄中之共產黨取消派領袖陳獨秀仲甫氏」（《社會新聞》第一卷第十二期）。
　　

        那時陳獨秀甚少露面，流傳的照片不多，於是，這張彭述之的照片，便被當成「陳獨秀」的照片不斷被兩岸的學者及出版界訛傳下來。包括一九六五年，由臺灣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編著的巨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一九七七年五月，臺灣《傳記文學》刊登的陳獨秀不同時期照片集。一九九一年，為慶祝中共建黨七十周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央電視臺聯合攝製的大型紀實電視片《中流砥柱》第六集（後來作出更正）、一九九五年年二月，《安徽工人報・展望》的獨家連載〈陳獨秀的監獄生涯之五〉等。

        唐寶林指出，他於一九八五年就為了此錯誤投稿給《人民日報》，以正視聽，但不獲刊登，或許該報認為是小事一宗，而當時陳獨秀仍被中共形容為負面人物，媒體大多不敢報導他的事蹟。鄭超麟也曾在一九九一年撰文〈顛倒的照片必須顛倒過來〉，呼籲各界不要再把該照訛傳下去，文章收錄在其九五年內部出版的著作《懷舊集》內，但他把此照的拍攝年份錯寫成一九三三年。由於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共逐漸對陳獨秀有較正面的評價，陳獨秀的照片和報導開始有較多機會曝光，加上網絡發達，以致這錯誤也就更廣泛散播。

　　

        還有諷刺的是，幾十年來，那合照中的彭述之被訛傳為「陳獨秀」，而左邊真正的陳獨秀照片也沒有閒著，一九九一年由中國革命博物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型豪華本《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圖集》，就把陳獨秀照片誤為「彭述之」刊登；海外的維基百科網頁也長期犯了同一錯誤，把陳、彭的照片亂套，令唐寶林不禁慨歎「假作真時，真作假」。他說：九十年代以來，已先後在《炎黃春秋》雜誌和他主編的《陳獨秀研究動態》內部刊物上撰文，指出錯處，可惜並未引起廣泛關注。

        此外，筆者年前在舊雜誌上發現的一張被指為「青年時代的陳獨秀」的照片，到底相中人是否陳獨秀？至今仍是一個謎！此黑白照刊登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版、由司馬璐主編的香港《展望》雜誌封面上，並作為內文插圖。此照較為罕見，但現時亦有兩三個大陸網站引用，而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在二ＯＯ一年，為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印製了一套八張的陳獨秀明信片，其中一款便是按這照片繪成畫像來印製。

        看過此照的學者和網友莫衷一是，唐寶林不能肯定，指以前只見過跟此照片同一模樣的畫像，該期《展望》雜誌是至今發現最早用上這照片的刊物，由於未能證實，他前年出版的專著《陳獨秀全傳》也沒有用作插圖。另一位研究陳獨秀的上海學者王觀泉則認為相中人頗像陳獨秀，他說，七十年代研究陳獨秀的香港學者陳萬雄，在一九七九年由中文大學出版其著作《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 一八七九至一九一五》，就是以此照片作封面。筆者以電郵向陳萬雄查詢此照的來歷，但他回覆說「已記不起」！

        筆者認為此照也不似是上世紀初的產品。到底相中人是誰？有待進一步的資料發掘和查證，也期望高人賜教。

2014年6月
後記:2015年,筆者有機會當面問過陳萬雄，他表示不清楚相中人是否陳獨秀,也不知照片來源。因當時他仍在日本,回港時,書已經出版,封面照片是當時出版社編輯找的。那時版權觀念薄弱,書內並無註明照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