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古琴家唐世璋                

「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這是詩人李白對琴音的讚頌。約有三千年歷史的古琴音樂雖然相當小眾，但一直知音不絕。三十年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音樂家唐世璋（John Thompson）更受了琴音的吸引，遠渡東來習藝，在香港渡過了一段與琴為伴的黃金歲月。

「那次相遇很偶然，當時我走進上海一家咖啡室稍作休息，跟播放著輕音樂的店主閒聊起來，」一派溫文的唐世璋坐在青草地上憶述早前在上海的奇遇，「我和店主互不相識，但他知道我是研究古琴後甚感興趣，問能否聽一下我的演奏，我便把放在公事包內的自製音樂光碟給他即場播放，一名在咖啡室閒坐的上海男子聽罷，便上前自我介紹，說是一家中外合資的音樂製作公司負責人，大家因琴音而打開話盒子，其後便談到為我製作古琴音樂光碟的構想．．．．．」

近期中國的女子十二樂坊走紅日本，令不少人想到中國音樂如何開創新的天地，這家上海製作公司就看中了唐世璋中西合璧的儒雅風采，希望借助他的形像和琴藝，推廣這門古老的中國音樂。

現時有關細節還在洽談中，唐世璋承認，要推廣古琴音樂有很大困難，因為古琴的音樂風格是傾向含蓄、和雅的靜態美，追求的是恬淡幽遠的意境，與現代人急速的生活節奏大不協調，過往古琴家甚少公開演奏，普羅大眾對古琴的熟悉和重視程度都很低，經常把它誤以為是古箏；但古琴音樂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洗禮，依然能流傳下來，顯然有其非凡魅力，古琴一直跟中國的精英文化息息相關，古代的文人雅士不但愛以彈琴來抒情寄意，亦視之為一種修心養性的高尚嗜好。

唐世璋認為近年香港社會經歷大起大落，很多人的心態都出現轉變，越來越多人追求簡樸寧靜的生活，及喜愛參與能啟發心靈、反思人生的活動，這種世情有利於古琴音樂的推廣，所以近年在香港舉辦的好幾場古琴音樂會，雖不至於大收旺場，但也吸引不少新的知音人來捧場。去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古琴評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品」，希望能引起更多人關注古琴音樂。

清風徐來，唐世璋邊談邊開啟他的琴套，在和熙的陽光下，即席彈奏一曲，我們原先建議訪問在室內進行，但唐世璋認為要聽琴音，最理想還是走到大自然去，於是我們落腳山頂一處清幽草坪，一曲既罷，他還用普通話自彈自唱他編撰的《歸去來兮》：「園田將蕪，胡不歸．．．」

琴自古都以蠶絲做絃，到近三十年尼龍包鋼的琴絃逐漸盛行，但唐世璋至今仍愛用蠶絲弦，認為這才能體現古琴的神采，他指出：「鋼絃的優點是音色明亮，拉力較強不易斷，也不易受手汗的影響，但若論音色的古樸澹雅，仍以蠶絲絃為佳，而且古琴文化主要受儒家溫柔敦厚和道家順應自然的思想影響，從琴的設計構造，以致表達的哲學，都強調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琴每一部份都有其意義。彈琴的人若煩躁緊張，便會手心冒汗，直接影響蠶絲弦的震動，彈奏者的心境便不其然從琴音反映出來，也許這是一些人怕用蠶絲弦的原因。」

五十七歲的唐世璋是音樂界中罕有的美國籍古琴家，他自小熱愛音樂，原居於美國的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時修讀西方音樂，學過鋼琴和小提琴，六十年代因服兵役而到越南從事軍方的文職工作，令他有機會接觸到東方文化，期間他經常利用假期到亞洲各國旅遊，對東方音樂逐漸產生濃厚興趣。退役後，他重返校園修讀亞洲文化學研究碩士課程，進而深造民族音樂。他最初的鑽研對象，是日本的三弦琴，但看了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 H. van Gulik)的一本著作：Lore of the Chinese Lute，受到啟發，轉而愛上歷史更悠久、更富神秘色彩的中國古琴，但在美國要研究這個課題十分缺乏資訊，尤其沒有相關的專才指導，為了探求古琴的奧秘，唐世璋決意告別家鄉，於一九七四年重臨亞洲展開他的訪琴之旅。

「我這個人喜歡向難度挑戰，研究少人關注的冷門課題，而且古琴清冷的音韻確實獨特，我首次接觸便被它深深吸引，就像愛情一樣，很難說清為什麼愛上她！」

唐世璋最初到台灣跟古琴大師孫毓芹(1915-1990)學習琴藝，兩年後轉往香港，先後跟隨唐健垣、蔡德允等多位古琴家學習，並開始鑽研古琴譜的「打譜」。自此，唐世璋便以香港為家，租了長洲山頂一間小石屋作居所，專心從事古琴的研究工作。

「可能我曾經學過弦樂器，所以掌握彈古琴的技巧不太困難，但要學習古琴的精髓，必須深入認識當中的哲理和中國的歷史文化，孫毓芹老師當初收我為徒時，也曾質疑我這個美國人能否領略古琴的奧秘，但老師當時有感於真正有誠意和恒心跟隨他學習的人不多，便寄望在我這個西方人身上。」

「我的學習態度是以勤補拙，多聽多想！不會因為自己並非中國人而企求優待，或作為表現欠佳的藉口，做學問的人總會對自己研究的事物有一份追求和執著，促使自己克服面對的種種困難，而且我學琴是興趣所驅使，不是為求取學位或獎學金，心境很舒暢愉快，加上老師們都是很關心學生的人，並且有錄音機和電腦等器材的幫助，不少疑難都迎刃而解。」

「七六年轉到香港定居，主要是考慮到當時中國會逐步放開，靠近中國大陸的香港，會更方便前往大陸交流和搜集研究的古琴資料，但要到大陸跟中國的古琴家交流很不容易，到了九一年，我才首次有機會踏足大陸，參加在四川成都舉行的一個古琴研討會。」過往以教學為生的唐世璋，八零年起先後為香港亞洲藝術節擔任編輯及顧問的工作，直至這活動在九八年停辦為止，期間他經常穿梭亞洲各地，觀看演出，與表演藝人和藝術團體頻密接觸，及為香港電台客串主持介紹亞洲藝術的節目，促進文化交流。

而唐世璋在「打譜」方面的成就，亦在古琴界廣受讚許。古琴有本身的記譜方法，是以文字及特殊的字樣符號，記錄調絃法、指位、指法，但未直接標明音符時值，琴曲的節奏，要靠老師親自傳授。古琴現存有一百五十多部古琴譜，包含着三千多首琴曲，但大部份琴曲因為承傳中斷，單從琴譜未能知道昔時彈奏的節奏，要為琴曲設計適合的節奏，才能將琴曲彈出，這過程稱為打譜。成功的打譜並不容易，既要塑造出昔時琴曲的風格，又要表達樂曲的內容，整個過程是受多種限制下的半創作。

一四二五年印行的《神奇秘譜》，是中國首部琴曲譜集，記錄了包括《高山》、《流水》、《廣陵散》等五十多首古代琴曲。唐世璋於一九九一年完成《神奇秘譜》內所有舊譜的打譜，並加上五線譜注釋，再自行完成錄音發表。唐世璋以一名西方琴家完成這樣艱巨的工作，備受古琴界關注。一九九二年，中國音協民族音樂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神奇祕譜學術交流會》，唐世璋應邀出席，成為焦點人物。至今，唐世璋仍努力不懈，繼續其他古琴譜的打譜工作，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製成網頁，公諸同好。

唐世璋在香港二十多年，不但在古琴研究上大有收穫，還找到一位古琴以外的心中至愛，跟她在二零零一年共譜婚曲，他笑說：「我並非像中國古人一樣，以彈琴來追求心上人，太太是在香港工作的美國人，從事金融研究，經朋友介紹認識的，她懂得彈鋼琴，原本對中國古琴認識不多，大家交往後，古琴便經常成為我們共同的話題。」

問他可曾想過與太太合作演出？他打趣說：「Oh，No！鋼琴好像可口可樂，古琴則像一杯中國茶，兩種完全不同品味的東西！」

婚後由於太太調回美國紐約工作，唐世璋只好告別香港和有著深厚感情的長洲小屋，與太太一起到紐約生活，但他沒有因此放棄對古琴音樂的追求，仍不時前往中國大陸，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參與演奏及有關古琴的學術研討會。訪問前不久，唐世璋才應邀出席了在香港舉行的國際琴樂文化薈萃音樂會，與來自日本、南韓及內地的古琴家同台交流。

唐世璋到紐約後還發起了一個古琴組織，教授及推廣古琴音樂，現時已約有十多名成員。他表示：「科技發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世界好像變得越來越細小，但人類的心靈有沒有越來越接近呢？我們回美國定居後不又久，便發生九一一事件，世界仍充滿著仇恨和焦慮，音樂是陶冶性情和促進情感交流的良方，希望我的努力，不但讓更多人認識中國這門古老音樂藝術，更讓人們領略當中的真善美，把人類社會引向和諧共處的方向。」

古琴資料──────────

「古琴」原名「琴」，為與其他琴區別而加上古字，是中國現存最古老撥絃樂器之一。古琴原只有五條弦，由周朝起增加到七條弦，所以又叫七弦琴。琴為古代文人必修的樂器，被列為「琴棋書畫」四藝之首，古琴的音樂文化不僅是了解中國文人生活與思想的重要途徑，還為人類學家探索人與音樂的關係提供重要資料。

中國最早的文學作品《詩經》、《尚書》等已有不少關於琴的記載，例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賓，鼓瑟鼓琴」等。春秋時期琴師伯牙為知音子期去世而碎琴的故事，更成為千古美談。

古琴的構造充满着傳奇的象徵色彩，它長３尺６寸５分，代表一年有365天，琴面是弧形，代表着天，琴底為平，象徵着地，表達「天圓地方」之說。琴身主要挑選梧桐木製造，上有13個徽，代表著一年有12個月及閏月。古琴最初的五根弦，象徵著金、木、水、火、土。

中國古琴藝術與世界其他27種文化藝術，於去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品」，是繼崑曲後，第二項獲此殊榮的中國的文化遺產。

2004年2月

唐世璋製作的古琴網頁：http://www.iohk.com/UserPages/thompson/

2004年香港君子雜誌首發

兩首《思鄉曲》背後的悲歌

二○○八年初，筆者在《開放》雜誌撰寫馬思聰夫婦骨灰從美國費城運回中國廣州安葬的文章，指出中共當局藉此大搞統戰，對殘害人民的種種惡行卻諸多隠瞞。最近筆者還發現，大陸流行的互動百科網站有關馬思聰的報導，竟把馬思聰的名作《思鄉曲》與另一首由夏之秋作曲，戴天道作詞的抗戰名歌《思鄉曲》張冠李戴，亂套一番。在中共蓄意掩飾和偽造下，不少往事已變得面目模糊。

    

     這兩首同在抗日戰爭爆發初期面世的作品，不但曲名相同，兩位作曲人在文革中同樣有著坎坷經歷，因演唱夏之秋的《思鄉曲》而成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黄源尹更客死青海，是又一名被中共害得家破人亡的歸國華僑。     

    

    抗日名音樂家夏之秋創作甚豐

    

     馬思聰的管弦樂曲《思鄉曲》創作於一九三七年。當時他任教廣州中山大學，並在抗日合唱團擔任指揮，創作了大量的抗戰歌曲，《思鄉曲》是其作品《內蒙組曲》（原名《綏遠組曲》）的第二樂章，音樂素材源自內蒙民歌《城牆上跑馬》旋律柔和而憂傷，表達逃難人民思念故鄉的惆悵心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b-mLMS91c

    

     一年後，另一首《思鄉曲》則在湖北作曲家夏之秋的筆下誕生。夏之秋與馬思聰同歲，一九一二年生於漢口，原名夏漢興，父親是漢口聖約翰小學的教師兼教堂琴師，故自小受音樂薰陶，一九三六年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習作曲及吹奏小號。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積極投入抗日宣傳工作，創作的抗日名曲《歌八百壯士》（又名《中國不會亡》）、《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女青年戰歌》、《遠征轟炸歌》等相繼問世，傳誦一時。一九三八年，他擔任武漢文化界抗敵工作團音樂組長和武漢合唱團團長兼指揮，帶團到南洋一帶巡迴演出，為抗日宣傳籌款。途經香港時，因夜間聽到街頭賣唱人淒婉的琴聲得到啟發，寫成了抒情的《思鄉曲》。翌年由合唱團成員戴天道填詞完成﹕ 

    

    

     「月兒高掛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這個靜靜的深夜裡，記起了我的故鄉。半夜裡炮聲高漲，火光佈滿四方，我獨自逃出了敵人手，到如今東西流浪。故鄉遠隔在重洋，旦夕不能相忘，那兒有我高年的苦命娘，盼望著遊子返鄉。月兒高掛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這個靜靜的深夜裡，記起了我的家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G3UoMd4sQ

   

    

    黃源尹毅然回國投入抗日演出

    

     當時一位在印尼歌唱界嶄露頭角的華僑青年從報刊獲知武漢合唱團到吉隆坡演出，毅然到吉隆坡要求加入合唱團參與義演，其後還隨團回國投入抗日演出，他就是其後以演唱《思鄉曲》、《追尋》、《牧歌》、《在那遙遠的地方》等歌曲廣受歡迎的黃源尹。

    

     據經歷抗日戰爭的老一代回憶，夏之秋的《思鄉曲》在抗戰時期比馬思聰的《思鄉曲》更為人熟悉。除了因為夏之秋曾到各地演出此曲，一九三九年重慶拍攝的電影《吉人天相》亦以它作主題歌，因而深入民心。馬思聰的《思鄉曲》則遲至一九四二年，由他和堂弟馬思周合作填上歌詞﹕ 

    

    

     「當那杜鵑啼過聲聲添鄉怨，更那堪江水嗚咽，暖麗南國多情的孩子，當那紅花開遍，瓣瓣是啼痕渲染，盡都已隨春歸去，流浪兒啊，你還在嘉陵江邊徘徊，那邊就是你可愛的故鄉，就是有水鳥翱翔的地方，那邊白雲映紅荔村前，孩子，你為什麼不回家？為什麼不回家？」     

    

     四九年以後，名氣較大的馬思聰成為中共的拉攏對象，更以其《思鄉曲》向台灣廣播，爭取民心，馬思聰的《思鄉曲》便走紅起來。

    

     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停播了馬思聰的《思鄉曲》，取而代之的是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翌年，不堪迫害的馬思聰出走美國，而夏之秋和黃源尹則和眾多大陸藝術工作者一樣，面對批鬥下放的命運。

    

     夏之秋四九年後一直致力音樂教育，擔任中央音樂學院任管弦系教授及天津、北京二管樂廠技術顧問，被譽為中國銅管樂的奠基者之一。文革期間，他被下放至河北保定鄉郊勞動改造，妻子及子女都分散至京郊、天津和湖北的農村。一九七三年，他隨北京鐵路文工團上山下鄉短期演出後獲准回校任教，不久心臟病由輕趨重，病癒後，埋首編寫著作《小號吹奏法》，將畢生吹號經驗傳諸後世。一九九一年，八十高齡的夏之初應四十年代的學生邀請，出訪台灣，兩年後病逝北京。     

    

    夏之秋和黃源尹的悲劇

    

     相比之下，黃源尹的遭遇就更為不幸。他祖籍福建，一九二一年出生於印尼棉蘭市一個華僑商人家庭，十三歲被送到中國升學，抗日戰爭爆發後返回棉蘭學習聲樂，十七歲便舉行了首個獨唱會。他一九四○年跟隨夏之秋的武漢合唱團重返中國後，報考中央訓練團音樂幹部訓練班，由於面試演唱時表現優異，被聘為教官。考生一舉變成了教官，在當時樂壇傳為佳話，沒料到他這次出任國民黨的官職僅及半年，竟成了他日後的政治禍根。黃源尹其後畢業於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聲樂系，四十年代在中國的藝術圈享負盛名，周璇、王人美等名演員都曾向他學習聲樂。

    

     一九五○年，他不顧印尼的家人反對，放棄到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任教的機會，從香港北上投入新中國懷抱。先後在上海音樂學院、新疆軍區文工團、解放軍總政治部歌舞團任教。但他很快便成為中共打擊的對象，先是一九五六年肅反運動期間被隔離審查，獲釋後又在五八年打成右派，工資降四級，剝奪歌唱權利，同時調離部隊發配青海，任教於青海省藝術學校和青海省歌舞團。他在一九六三年雖被摘除右派帽子，到北京的解放軍藝術學院擔任教職，卻不到幾年便遇上文革狂飆，黃源尹又首當其衝，成爲批鬥的對象，身心飽受摧殘，舉家再次被放逐到青海西寧。一九七二年八月，貧病交迫的黃源尹心臟病發逝世，終年五十一歲。妻子余啓英歷盡艱辛撫育三名孩子，於一九七七年移居香港尋找生路。

    

     幸慶這世代有了視頻網絡，我們不用大費周章，安坐電腦前就能欣賞這兩首優美的《思鄉曲》，以及黃源尹的動聽歌聲，消逝了的音樂人為世間帶來美妙的樂韻，也以其人生苦難展現了殘酷的政治現實，留下無限感慨與深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G3UoMd4sQ

    

    香港開放雜誌二零一零年三月號首發

假如我是馬思聰的遺屬

2007年底得悉馬思聰遺屬終於被中共統戰成功，把馬氏夫婦骨灰從美國費城運回中國廣州安葬，筆者不勝感慨。想當年，馬思聰在文革中飽受折磨，為逃避中共政權的迫害，帶著妻子和一對子女，千辛萬苦拼死逃亡。從此沒有再踏足中國大陸的馬思聰八七年在美國逝世，生前並無遺囑表明要歸葬仍受專制共產政權管治的國土。可是，他死後二十年，子女們便同意中共提出的「光榮歸葬」，把馬氏骨灰送回這片滿載暴政血淚、大部份人民還未得到自由公義的土地去，為北京奧運年增添點和諧假象。到底，這是否一代音樂大師的真正遺願？

不逃亡可能已死於文革
筆者早前在廣州參觀了廣東藝術博物館新設的馬思聰紀念館，館內收藏了馬思聰遺屬新近捐獻的馬思聰遺物和手稿，包括他逃亡時隨身攜帶的小提琴，以及他在美國寫給大陸親友的書信。至於馬思聰在文革時的相關介紹，就只有兩句話交代：「他在文革時受到迫害，1967年移居美國」。筆者在館內碰上幾名大陸遊人，他們邊參觀邊議論。其中一名操粵語的中年男子說：「他幸好走得快，不然一定不得好死，算他有本事！」另一人則搭腔說：「他是有錢人，要走也容易一些，那些跑不掉的老百姓才可憐！」

如果當年馬思聰沒有逃亡，或逃亡失敗，他們一家的命運確是不堪設想。在文革瘋狂歲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身亡的人，不計其數，單是馬思聰的音樂界同業，便有著名指揮家黎國荃、上海音樂學院的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夫婦、鋼琴系主任李翠貞、管弦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主任沈知白、多次在國際大賽獲獎的年青鋼琴家顧聖嬰，和被中共公開槍決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等。這些死難者沒有統戰價值，自然得不到像馬思聰這般的風光厚待。

馬思聰今次歸葬，不少大陸媒體都有大篇幅報導，其中一段十分噁心的文字經常出現：「讓馬思聰回國也是周恩來總理的心願。周恩來曾說過：『我平生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50多歲離鄉背井去美國，我很難過。』」報導沒有指出周恩來還有一件什麼憾事，也沒有表明這段話的出處，是杜撰還是真有其話，不得而知，但中共做了那麼多壞事，製造了那麼多人間悲劇，怎麼周恩來平生才只有兩宗憾事？他為馬思聰離鄉背井而難過，那麼對於遭中共暴政摧殘的生靈，他該如何贖罪？

逃亡牽連家族十多人
其實馬思聰得以逃離魔掌，在自由的土壤上繼續音樂事業及終老，周恩來應為他慶幸。不幸的，是受他牽連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十多名親友。他一走，70多歲的大哥馬思齊便被捕入獄，馬思齊的3名子女遭到重判，其中女兒心臟病發，死於拘留所。二哥馬思武，原是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部的法語教授，妹妹馬思蓀，原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都被隔離審訊。馬思蓀被關1年多，馬思武則被指協助馬思聰「叛國投敵」，受到殘酷批鬥，於68年7月11日跳樓自殺，終年63歲，跟他在中國住了30年的法國籍妻子其後離開中國，兩年後在法國憂鬱成疾而終。馬思聰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沒有一個逃過中共的迫害。她的大哥嚐了8年的牢獄之苦；三弟和妻子均被判入獄5年。就是馬思聰的家庭醫生倪景山和家廚賈俊山亦被指協助馬思聰逃亡，前者被判勞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後者被扣4年，弄至身體傷殘，出獄後幾年便身故。

痛苦的親身經歷和血跡斑斑的親友遭遇，馬思聰對中共政權無疑心存恐懼，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已得到平反，恢復名譽，他仍遲遲沒有歸國。而跟馬思聰一起逃亡的馬思聰太太王慕理，在馬思聰死後13年才逝世，在此期間，她沒有返回過大陸，也沒有安排馬思聰歸葬。據大陸媒體報導，王慕理生前曾囑咐子女，在適當時候將父親骨灰送回祖國安葬，及把遺物無償捐贈國家收藏；另有報導指廣州當局把芳村區的一個物業贈予馬氏遺屬，以感謝他們的捐獻，那不知算是有償還是無償？

現絕不是歸葬故土的時候

假如筆者是馬思聰的遺屬，不會稀罕中共當局的禮贈。落葉歸根，安葬故土，固是不少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但一個有高尚情操的音樂家，理應具有人文關懷，尊重生命價值，知道國家和政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今天中共政權的專制本質還沒有改變，不但沒有為過往犯下的罪行正式向受難人道歉謝罪，連受害人或遺屬要公開悼念和討論，都受到種種干預，更談不上有誠意和決心推動民主法治，建立一個自由平等、仁愛公義的社會，所以目前絕不是父親歸葬故土的適當時機。

中國古訓有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目前還有大批政治犯在中國監獄中受苦受難，在海外也有眾多有家歸不得的異見人士，假如我是馬思聰的遺屬定必深深體會到箇中淒酸。中共若要爭取父母骨灰歸葬大陸，我會要求他們趁今年北京奧運年，大力提倡建設和諧社會之際，頒令特赦，讓更多人可重獲自由，重返故鄉，與家人親友團聚，以示中共政權改革從良的善意。

此外，我也會要求中共當局為人民帶來的創傷公開道歉。且看全球各地，道歉和要求寬恕之聲正此起彼落。南韓總統盧武鉉1月24日就上世紀50年代北韓戰爭爆發時，南韓前政權屠殺民眾的暴行道歉，並向死難者家屬致以慰問。當時最少有870名平民未經審訊便在蔚山遭處決，盧武鉉形容事件是「國家現代史上的大悲劇」。澳洲國會在2月通過由總理陸克文提出的議案，為澳洲政府與國會，以往一連串的錯誤政策，給原住民所造成的深重痛苦與剝削，正式向原住民道歉，由陸克文代表澳洲全國，宣讀這項道歉案，並承諾改善原住民生活，揭開了澳洲種族關係的新一頁。就是鬧得沸沸騰騰的香港藝人裸照事件，失蹤多時的男主角陳冠希也勇於站出來為事件公開致歉，請求原諒。

為何堂堂正在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想文過飾非，以為箝制出版輿論，便可掩蓋事實真相，只懂老埋怨日本不為戰時罪行道歉賠償，而不願拿出大智大勇，承認自身的罪孽，開解民眾心結，為國家療傷，團結國人為未來奮鬥。如果中共能踏出這一步，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才是一個文明政府應有的表現，肯定會贏得世人的尊重和稱許。若然中共能接納這些要求，馬思聰夫婦的歸葬便有價值和意義。

香港開放雜誌2008年3月號

馬思聰去世前一年,即1986年,在台灣接受香港政論雜誌"東西方"訪問,明確表示不願回去大陸,並解釋了原因,他對中共的黨性很了解。儘管那訪問者說了不少中共的好話。原文刊於1986手4月號的"東西方"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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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治下刀筆難展光芒
版畫家黃新波的局限與坎坷

黃新波作品:《怒吼》

         香港文化博物館近期舉辦了題為「深刻人間」的黃新波(1916-1980)藝術歷程展覽，展出這位已故左翼版畫家不同階段的作品，但對於黃新波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於四十年代在香港開展的秘密任務，就語焉不詳。他像當時眾多左傾的文化人一樣，天真地以為中共會帶領人民走向烏托邦，四九年回去大陸後，只能跟隨中共的指揮捧，創作迎合中共需求的作品，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批判精神，即使如此，他在文革時亦難逃迫害，曾經深刻人間的刀和筆都無法再現光芒！

黃新波原名黃裕祥，廣東台山人。一九三三年由家鄉轉往上海升讀高中，先後在新亞學藝傳習所繪畫木刻系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進修，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並與劉峴組織未名木刻社，在魯迅指導下推動新興木刻運動。一九三五年他東渡日本留學，致力美術和文學創作。翌年回上海參與「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出版第一本木刻作品集《路碑》。

左２為黃新波

他於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輾轉到過桂林、香港、昆明等地工作。一九四六年，他奉黨命到香港親共的《華商報》任記者，並與一批左翼畫家發起「人間畫會」。他在香港的地下工作，公開的資料不多，另一位同是中共地下黨員，從大陸到香港的廣東左翼畫家譚雪生在回憶錄中有以下記載----------

譚雪生夫婦

四七年到港後，「父親介紹我到深水埗一間中學教美術。黨組織派喬冠華親自來找我，單線聯繫，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是誰，是陳明寫信來告訴我，說會有人到中學宿舍來找我。他晚上來找我的，瞭解我的情況和家庭，我就告訴他，我父親以前是友邦人壽保險公司，後來在永安人壽任職，他知道我父親在香港有些人事關係，認識司徒美堂。就叫我説明統戰。我和父親去看過司徒美堂，也向組織彙報。他們也知道我認識新波（通過在重慶認識的王崎去見新波），就叫我去參加人間畫會。

畫會是邵荃麟、夏衍等香港文委領導的周邊組織。我也不能講我已經入黨的事。後來組織上告訴新波，新波就叫我從工委（喬冠華領導的）轉過來到文委。喬還來找過我幾次，後來我轉到文委就沒有和喬聯繫了。但是我和工委還有些關係：組織上讓我做一個國民黨海軍馮某（因為他認識越南華僑李根祥，而李是我舊日同學）的統戰工作，他想離開海軍到香港商船工作，我就讓他不要離開海軍，後來他還是上了商船。我要去廣州之前，還把他的關係轉到別人哪里去繼續統戰。上海組織還要我幫來港買藥的人，我上課沒空，就讓姐夫洪哥帶著。組織上來香港辦事的人被安排在筲箕灣我家住，因為偏僻。有一次一來幾個人住在家裡，父親就問，我就跟組織上說，我父親對共產黨不是很好感的，組織上馬上就把這些人叫走了。 

我那時的任務很雜，什麼都做。後來關山月到香港，我也招呼他，他知道我和新波和人間畫會的關係，所以對我很好，還有楊秋人，陽太陽在廣州都待不住，因為他們參加要「和平不要內戰」的遊行和支持學生，被國民黨懷疑威脅，所以他們都到香港來了。我又介紹了我的同學陳隆田，他參加過國民黨軍隊，也住在關山月他們住的文委。領導批評我警惕性不高，也不讓他參加人間畫會。陳後來到武昌藝專去了。

我父親覺察出我的政治傾向，跟我說，『你加入第三國際要慎重考慮，毛澤東是歧視排斥知識份子的。』我聽了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的黨員朋友都是知識份子，他們就沒有這些顧慮。何況我已經決定獻身革命，還怕什麼歧視排斥？就如當年母親責備我不應該背叛耶穌，我不屈服，我也不把父親的話當回事。現在回想父親的話，他從政出身，到退出第一屆民國政府，可能更懂得中國人的政治和黨派。但是因為他不喜歡共產黨，我和他沒有交流，我的活動和思想都不讓他知道。」

        譚雪生和他的畫家太太徐堅白回到大陸後，同樣命運坎坷，那是又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譚雪生去年在美國逝世前，由女兒譚加東寫下他的口述回憶，收錄在譚加東早前在香港出版的新書《我的美術世界：私人記憶中的嶺南美術家》中，對中共上台前後如何利用和打擊文化人有頗細緻的描述。

回說黃新波在香港期間，創作了大批反映民間痴苦的作品，在他筆下，香港是腐敗不堪的資本主義殖民地，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對專制政權了解不深的黃新波當時並未體會到香港的自由可貴，懵然不知香港成就了他另一個藝術高峰，待他一九四九年回到大陸後，才領略到在中共治下，「自由不是多少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的問題」！

五零年起，黃新波歷任廣東省美術工作室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可是作品就淪為歌頌黨國偉光正的宣傳工具，即使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大批知識分子和文化人被迫害。他的美術界朋友如陽太陽、徐堅白、王道源、王益倫、羅展新、梁錫鴻、周大集、廖冰兄等都被打成右派，黃新波仍沒有反省過來，站穩官方場組織《反右漫畫展覽》及編製《反右漫畫集》。

到了六十年代初，大躍進等連串錯誤政策導致大饑荒和廣東人民逃港潮，身處廣州的黃新波對此應有深刻體會，然而他在這期間的作品，竟是有關香港人生活貧困，面臨制水之苦，意在勸止大陸人民不要逃往香港這個「人間地獄」。已變得順服的黃新波，在文革爆發後同樣難逃審查和批鬥，他因抗日期間曾在英國東南亞盟軍心理作戰部工作，被指為「帝國主義文化特務」，遭關進「牛棚」，其後又下放到三水農場勞改。至七一年因身體狀況欠佳而被安排返回廣州。

七二至七五年間，黃新波創作了《魯迅詩意》組畫九幅，看得出他經歷文革的慘痛教訓後，已對政治和人生有了較多的反思，希望重拾年青時的抗爭精神，尋找思想的出路，但此時他的精神和健康已受到嚴重摧殘，一九八零年三月，黃新波溘然長逝，終年六十四歲。

假如他能多活十多年，會否如他的畫家朋友廖冰兄一樣，敢於創作一些自我反思和反映社會黑暗面的作品？又假如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他一生痛恨的「舊社會」貪腐歪風在中國大地變本加厲，惡勢力盤根錯結，這位版畫大師不知有何感想？

2012年3月首發

深入香港民心的淒美絕唱

《帝女花》映照悲情中國亂世人 ／水橫舟

           已成為戰後香港人集體回憶的粵劇戲寶《帝女花》，最近由任、白愛徒龍劍笙、梅雪詩再度重新包裝演出，依然大收旺場，好評如潮，可見感人的作品歷久常青，經得起時代考驗。

        此劇的內容並非一般的才子佳人橋段，而是把愛情昇華至家國情懷。故事講述明朝末年，崇禎皇帝為長女長平公主招了周世顯為駙馬，策封之日適逢李自成率兵攻入紫禁城，崇禎為了保存貞節，將皇室列女賜死，唯長平只受重傷。未幾，滿清入主中土，在庵堂避世的長平重遇世顯，清帝此時施展懷柔手段，招安長平和世顯回宮，以收買人心。二人假裝順從，謁見清帝時要求先安葬先王崇禎，及釋放被囚的先朝太子，才肯在宮中舉行婚禮，清帝當時見他們已置身宮廷，插翼難飛，竟突然推翻承諾，二人於是在宮殿上唱和哭啼，呼籲文武百官莫戀新朝棄舊朝，清帝為免影響大業，遂答允所求。但長平與世顯不慕新朝富貴，在花燭之夜一起服毒自殺，殉情殉國。

           自清以來，長平公主的遭遇在民間都有不同版本，但只有劇作家唐滌生先生筆下，《帝女花》才有如斯淒美悲壯的結局。劇中的公主駙馬有勇有謀，有情有義，即使死也要有所作為，也要保存尊嚴。於一九五七年面世的《帝女花》，一直讓人感到充滿政治寓意，映照出唐滌生創作此劇時所面對的中國悲情，那一年，中共大搞反右運動，幾十萬知識分子受到衝擊，深情聰慧的唐滌生，豈會無動於衷。而他和任白仙鳳鳴劇團事業冒升的五十年代，正是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中國展開招安攻勢的時期，有人南下香港避亂求存，亦有人仰慕新中國的誕生北上投懷送抱，單是唐滌生所處的粵劇界，北上的著名伶人就有馬師曾、紅線女、羅品超、羅家寶、文覺非、盧啟光，以及《帝女花》首演時的女主角白雪仙的父親白駒榮等。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已有「小生王」之稱的白駒榮，嗓音清越明亮，行腔婉轉圓潤，吞吐跌宕自然流暢，尾音拖腔，一氣呵成，回腸悅耳，經過不斷的磨煉，他發展了「二黃」的腔調和板式，使唱腔更富特色，自成流派，他四十年代初因患上眼病，終至失明，被迫離開舞臺，生活艱苦。中共建國後，他成為被招攬的對象，五三年起擔任廣州粵劇工作團團長，兩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粵劇界首位公開宣佈入黨的藝人，自此他便與女兒白雪仙各在人生舞台上經歷不一樣的際遇。

        北上伶人在五十年代與共產政權渡過一段蜜月期後，惡運逐漸迫近。六十年代初，古裝戲已 經基本停演，觀眾只能看到《山鄉風雲》這類革命戲，藝人也要頻頻下鄉參與勞動。文化大革命驟至，全國陷於大亂局，粵劇界也不能幸免於難。「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統被打倒，傳統文化藝術一概定為「封、資、修」貨色，名伶老倌被剃陰陽頭批鬥，掛牌遊街，廣東粵劇院癱瘓，大批粵劇演員都下放到英德茶場勞動改造。

        入了黨的白駒榮雖然歷任廣東省劇協主席、戲改會副主任、廣東粵劇院藝術總指導、廣東粵劇學校校長等要職，年紀老邁兼雙目失明，但依然受到暴力對待，令他一度企圖自殺，其後他在四人幫下台前兩年病故，終年八十二歲。

         當時自殺獲救的，還有著名武生靚少佳，他是紅線女的舅父，因為演過《十奏嚴嵩》，被指是跟《海瑞罷官》「南北呼應」，他不但在劇院被批鬥，到了英德茶場幹校仍受盡折磨與凌辱，文革後他性情大變，並喪失了嗓子與表演能力，於一九八二年病逝。

盧啟光

另一位以演武松聞名的武生盧啟光，在文革爆發前已對中共諸多不滿，多次偷渡來香港都不成功，結果他以「組織偷渡集團、反對現代戲」入罪，判刑二十年，被押往青海，幾經周折，十四年後才獲得平反，一九七九年重返廣州生活，但已是家破人亡，本來跟他在劇團工作的妻子和長子已先後辭世，當年好友北派名師王玉奎也離開人間。

譚玉真

         著名正印花旦譚玉真，在文革中原非首當其衝，沒有被捉出來批鬥，但當紅衛兵喝問：誰是團長？譚玉真竟挺身而出，一力承擔，頂撞紅衛兵小將，結果遭到殘酷鬥爭，她不堪凌辱，於六九年在幹校上吊自殺身亡，終年五十歲。

  

         而最為人熟悉亦最富爭議的名伶紅線女，在文革初期被稱為黑線女，同樣遭到批鬥勞改，但不少人指她懂得緊跟政治風向，很快便投靠江青，依從她的指示牽頭大搞樣板戲，而且七十年代初重返劇團時態度囂張，不可一世，引起很多粵劇同行非議，在四人幫下台後，當時緊跟江青路線的紅線女遭隔離審查，幾年後才獲准復出。但廣東粵劇經此浩刧，人才風流雲散，資深老倌死的死，殘的殘，在紅旗下裁培的的新一代粵劇接班人如林小群、白超鴻、鄭培英、白雪仙妹妹白雪紅等，為怕再度遭殃，亦陸續移民香港或外國。紅線女長女紅虹也在一九八四年趁來香港旅遊時脫團外逃，經新加坡往台灣尋找新生，她近年專注福音傳道工作，在講道時亦經常提及在大陸時的辛酸遭遇。

         前幾年在香港舉行的一個有關粵劇前景的座談會，一些圈中人便慨嘆文革浩刧導致廣東粵劇的承傳嚴重斷層。那時期廣東粵劇學校根本無粵劇可學，教戲劇的老師全是外行，學身段由體育老師教隊列操、教翻筋斗，學生練聲則由美聲歌唱家傳授西洋唱腔，把粵劇弄得非驢非馬。而文革對香港粵劇界亦帶來不少衝擊，因為文革在香港引發的六七年暴動，令社會動盪不安，很多劇團都停止演出，一路下來，轉業的轉業，退休的退休，因而流失了大批骨幹人才。

         該慶幸大陸南方尚有香港這片彈丸之地，還有唐滌生和大批粵劇藝人當年決定留港發展，令粵劇這門傳統藝術得以保留下來，讓後世欣賞到姹紫嫣紅開遍的精彩演出。唐滌生完成《帝女花》後兩年便逝世，外人無法得知他當年創作此劇時的心路歷程，他也沒有看到廣東粵劇備受摧殘的悲涼光景，唐滌生在離世前幾年的努力，仿如親身演繹了《帝女花》的精神：即使死也要有所作為，他的遺作如《紫釵記》、《再世紅梅記》、《西樓錯夢》、《蝶影紅梅記》等，均是劇壇的經典戲寶，《帝女花》壓軸戲《香夭》及主題曲「落花滿天蔽月光……」更成為半世紀以來最深入香港民心的淒美絕唱。

2007年2月開放雜誌首發

尋找呂碧城的香江足跡／潘惠蓮

民國護生女將逝世七十周年

   「冰雪聰明絕世姿，鴻泥白雪耐人思。天花散盡塵緣絕，留得人間絕妙詞。」七十年前，著名女詞人呂碧城（１８８３-----１９４３年）在香港病逝，章太炎的夫人湯國梨寫下此輓詩悼念這一代奇女子。

      被譽為「女界墨子」、「護生健將」、「近三百年來詞家殿軍」（詞學家龍榆生的讚語）的呂碧城，是中國女權運動和新聞業界的先驅，在文學、佛學和護生運動三方面都各有建樹。可惜因戰亂延年，加上她不熱衷於白話寫作和現代文學，以致呂碧城的作品和名字在二次戰後被社會淡忘，到近十多年才逐漸為人認識。

         呂碧城與香港緣份非淺，曾三度來港，人生最後階段也在香港渡過，一九四三年一月廿四日，她在跑馬地山光道的東蓮覺苑離世，終年六十歲。她在香港留下的雪泥鴻爪至今仍鮮為人知，或被以訛傳訛，過往就有學者誤稱她在寶蓮禪寺辭世。

   

     筆者近期造訪台灣的法鼓佛教學院圖書館，翻閱館內一批三、四十年代的佛教雜誌原裝影印本，包括上海的《覺有情半月刊》、《佛學半月刊》及當時由香港東蓮覺苑出版的《人海燈》月刊等。從中看到不少呂碧城發表的文章、畫作、個人啟事、以至悼念她的作品，及由東蓮覺苑第二任苑長林楞真公佈的呂碧城遺囑，可說是研究她中、晚年時期的寶藏。

其中一個珍貴發現，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的《人海燈》為成立了一年的東蓮覺苑, 刊印紀念號，首篇文章就是呂碧城應東蓮覺苑創辦人何張蓮覺居士（香港富商何東的夫人）邀請而撰寫的〈蓮苑週禧〉，簡述東蓮覺苑成立的經過及功績。此外，何張蓮覺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去世後，身在瑞士的呂碧城曾撰文〈何東夫人生西記〉，記述何東夫人的生平及逝世前後的情景，其後又以此文為基礎，撰寫了一千三百多字的〈何張蓮覺居士傳〉。引證碧城早於三十年代已經與東蓮覺苑有聯繫，而非外界經常誤傳的四十年代。          

  

督信佛教的何張蓮覺生前致力宣揚佛學和推動婦女教育，一九三○年在香港波斯富街創立寶覺第一義學。經常與丈夫或家人出門遠遊、公幹，著有《名山遊記》。她與呂碧城同為當時的女界名人，志趣相近，相知相交並不出奇，然她們的認識經過及熟絡程度，現有的資料未能提供答案。

祖籍安徽旌德的呂碧城，出生於書香門第，父親呂鳳岐做過山西學政。她天生聰慧，幼年已有才名，能詩能畫。不幸十三歲時，父親病逝，因無子嗣，家產遭族人霸佔，母親嚴氏又被匪徒綁架幽禁。她寫信向父親好友兩江總督樊增祥求助，母親才得以脫險。

        之後她往天津投靠當官的舅父，一住八年。時值社會新思潮湧現，碧城想外出求學，卻遭到思想保守的舅舅反對。她憤而離家出走，到天津《大公報》任職編輯，接連發表文了多篇字激昂的政論和鼓舞人心的詩詞佳作，提倡「辦女學、開女智、興女權，才是國家自強之道的根本」，一時競相與她交往的社會人士絡繹不絕，當中包括外號叫碧城的京城女革命家秋瑾。秋瑾最初還以為有人冒用她的外號來發表文章，見面後才知確有碧城其人，二人惺惺相惜，不久秋瑾創辦《中國女報》，呂碧城亦投稿支持。秋瑾遇害後多年，身在海外的呂碧城曾用英文撰寫一篇《革命女俠秋瑾傳》，發表在美國的報章上，傳為佳話。

        一九○四年底，廿一歲的呂碧城出任官辦的北洋女子公學總教習（今稱校長的職位）。民國成立後，呂獲袁世凱聘為總統府秘書。期間因陪伴病重的母親寓居上海，跟洋人合辦貿易投資，幾年間累積豐厚財富。一九一五年，她不滿袁氏稱帝而辭任總統府秘書，準備出國留學，惟因染病，一九一八年底到香港小住休養，延至翌年九月才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讀美術和文學，期間兼任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將在美國所見所聞發回中國。

她於一九二二年回到上海，出版著作《信芳集》及譯作《美利堅建國史綱》。一九二六年秋，她二度出國，到歐美遊歷，一九二九年寓居英國倫敦期間潛心佛學，開始素食，及把世界各地保護動物的訊息傳播回中國，與國內弘一大師和豐子愷等提倡的護生運動相互呼應，致力培養社會尊重生命的風氣，消弭人類戰爭。同年她應國際保護動物會的邀請，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萬國保護動物大會及發表演說，倡議成立中國保護動物會，改良殘忍的屠宰方法，及把每年十月四日定為動物節。

        

 
  一九三三年，她重返上海，專注繙譯佛經和出版著作。一九三五年曾來香港跑馬地山光道購置樓房自住，後因樓房有白蟻繁殖，她不忍滅蟻殺生，最終以低價售出物業。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間，曾先後居於山光道12號，及跑馬地的菩提場四樓。中日戰爭爆發後，她第三度出國，寓居瑞士，繼續弘揚佛法，希望用佛教慈悲的理念來阻止戰爭。但兩年後，歐洲也陷入戰火，加上掛念家鄉親人，她在四○年秋回到香港。當年十月某日下午，年方十七的方寛烈曾在尖沙咀家中遇上了來訪的呂碧誠。那時呂從瑞士來港不久，住在半島酒店，因她與寓居香港的民國名人葉恭綽相熟，葉便陪她來首度拜訪方寛烈的父親方養秋。方養秋時為香港商界及佛學界知名人士，雅好詩畫文學，與呂有不少共同話題。

    現年屆九十高齡的文壇前輩方寛烈對筆者表示，那天因不用上學，便陪著父親與呂交流了兩個多小時。父親稱呂為國際名人，雙方話題主要環繞素食戒殺。他印象較深刻是呂提到人類並沒有像動物那般尖銳的牙齒，而且懂得耕種，此可引證人類是天生的素食動物。呂見少年方寛烈亦好文學，便把她的一本著作《歐美之光》及一些個人照片贈與方寛烈，可惜那本書及方家大宅都在日軍侵略期間遭戰火摧毀。方寛烈記得呂到訪時身穿一襲漂亮的西式連身裙，短髮，戴著一條寶石項鍊，態度隨和。她說計劃從香港回上海，但方養秋認為當時大陸兵慌馬亂，勸她暫居東蓮覺苑再作打算，並即時在家中致電林楞真，轉達呂的情況。雖然事隔七十多年，因方寛烈在戰後曾以日記形式，寫下父親生前與名人交往的情況，所以當年會面的一些細節仍有記錄可尋。

香港淪陷前，方寛烈又曾陪同父親到東蓮覺苑出席一名高僧的佛學講座，席間離遠見到呂碧城在座埋首筆記。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呂碧城。幾年後便聽聞她在東蓮覺苑病逝，遺囑將全部財產佈施佛學推廣，骨灰與麵粉混製成小丸，投入海中，與水族結緣。

 方寛烈又透露，東蓮覺苑設有呂碧城的靈位，以茲紀念。二○一三年十一月，筆者得到東蓮覺苑的人員幫助，在東蓮覺苑二樓的祖堂，找到呂碧城的靈牌，上面刻著「優婆夷呂碧城居士」。而在東蓮覺苑的圖書館，則收藏了呂碧城的三部著作：《歐美之光》《香光小錄》及《觀無量壽經釋論》。另外，館內有一本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何母張太夫人八秩冥壽紀念集》，當中一篇由樂觀法師（1902～1987）撰寫的文章，題為〈我所認識的一位女菩薩〉，提到民國以來，中國佛學界出了三名對宏揚佛法有重大貢獻的女性，她們就是在上海協助月霞老法師在哈同花園創辦華嚴大學的哈同夫人羅嘉陵、呂碧城和何東夫人張蓮覺。    

        二○一二年夏天，呂碧城在香港的足跡還吸引了台灣記者楊錦郁跨海來尋訪，找到了九十多歲的東蓮覺苑長老澄真法師。法師記得呂碧城當年入住的房間位於大雄寶殿的右廂，現是其他法師的住房，但對呂碧城的印象已很模糊，只片段憶起「她的個子中等，都是在房裡自己修行」、「獨來獨往，不大與人互動」、「翻譯了好多英文的佛經」。

左邊為呂碧城當年入住的房間

   一直獨身的呂碧城在去世前一個月，開始發信給上海及美國的朋友，囑咐他們幫忙處理其遺產及遺作。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出版的《覺有情》半月刊紀念呂碧城專號中，筆者看到呂碧城親筆書寫的一頁遺函，內容為：「柏雲居士慧鑒，此函寄到時，我已於元月廿四日遷化矣，十一月廿五號寄華僑銀行支票四張，一月四號又寄六張，想均收到，印經事拜託拜託。此請淨安。呂寶蓮謹啟（寶蓮為呂碧城晚年的法號）」

     

林楞真居士在另文說明：信中「元月廿四日」是她遵照呂的遺囑，在呂死後寫上再把信函寄出。早呂碧城一年離世的弘一法師（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年）也曾用此形式，寄出致夏丏尊訣別書。《覺有情》編者認為呂是有意效法弘一法師的作為。

思想前衛的呂碧城雖然作風打扮都十分洋派，但舊文學根底深厚，少用白話寫作，她臨終前的遺作亦是古詩一首：「護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績忍重埋。 匆匆說法談經後，我到人間只此回。」

她此回人間匆匆一行，留下不少功績和美談。遺憾的是，她提倡的護生信念，至今仍有待發揚光大。

2013年3月初稿,11月修訂

 後記:：方寬烈先生於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逝世，享年９０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