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禁立碑悼夾邊溝亡魂

砸墓、擋路，阻右派及死難遺屬清明到場祭奠

        在剛過去的四月五日，是中國傳統紀念先人的清明節。一批在中共反右運動中受迫害的幸存右派，及慘死在甘肅省夾邊溝勞教農場的罹難者遺屬，原想在當天重返夾邊溝為死難者豎立紀念碑及舉行祭奠儀式，卻遭中共當局以各種手段橫蠻阻撓，甚至把已建好的遺骨衣冠塚破壞，最終，悼念者連夾邊溝也無法到達。一直跟隨悼念者攝錄這次行動的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痛斥這是衝擊人倫底線的卑劣行為，她站在通往夾邊溝的公路上，高聲朗誦大陸詩人俞心樵的著名詩作〈墓誌銘〉，以表達哀思和憤慨－－

「當你知道我葬身何處／請選擇最美麗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來向我認錯．．．．你要向藍天認錯／向白雲認錯／向青山綠水認錯／最後向我認錯！」

        這次集體建碑祭奠行動，源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在去年五月發表否定歷史的文章〈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當中提到：「所謂的史達林在肅反中殺了三千萬，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這 『兩個三千萬』， 地球人都知道，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資料。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劃了五十五萬右派，無庸諱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但沒有處死一個，卻全部被描述成 『血淋淋』的．．．．．．」甘肅省十多名經常聯繫的老右派從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看到此篇文章後，十分激憤。

 和鳳鳴(左)和任眾

        現居於蘭州的八十二歲老右派和鳳鳴，其丈夫王景超就是餓死在夾邊溝，她沉痛地指出：甘肅省是反右時期的重災區，位於酒泉市沙漠邊緣的夾邊溝勞教農場，從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底，關押了三千多名以知識份子為主的右派。他們大部份在屈辱、勞役和饑寒交迫中死去。到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共西北局蘭州會議才改變極左路線，決定搶救人命，獲救送回原居地的夾邊溝幸存者僅餘約五百人。那三年間的慘況，近十多年不斷揭露出來，有親歷者的回憶錄、有傳媒和作家的文字及影像紀錄，夾邊溝的臭名遠揚海內外；但李慎明竟然至今還發表這樣的荒謬言論，簡直是公然挑戰良知和受害民眾。

        為了讓後人不要忘記夾邊溝這段慘痛歷史，及以行動反擊李慎明的言論，這批老右派及死難者遺屬，包括兩名夾邊溝的幸存者劉光基和黃自修，決定實現多年來的心願，自行籌款在夾邊溝豎立紀念碑，及準備在今年清明節集體到現場祭奠。他們當中較年輕及擅用電腦的七十四歲右派張遂卿，自此便多次到夾邊溝考察及負起聯繫工作。此計劃在網絡公開後，得到全國各地不少右派及死難親屬的支持。

        張遂卿表示：一九五八年以來，「夾邊溝」三字已成了恐怖的代名詞，曾聽聞中共幹部以它來恐嚇別人說：「不聽黨的話就送你去夾邊溝！」直至去年六月，因籌辦此事，他才首次踏足這地方。那裡的勞教農場撤銷後，原址曾被軍方徵用，自二○○三年起成為酒泉市肅州區林業局管轄的一個生態林場，距離酒泉市約半小時車程。諷刺地，這個惡名昭彰的地方，現時在入口處高懸著一個巨型招牌，寫著「夾邊溝林場歡迎你」。

        該處原為勞教犯住宿的生活區，及埋葬死者的公墓區，都是寸草難生的荒漠地帶，在六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用鐵絲網圍著，跟林區分隔起來。經過五十多年的歲月洗刷及人為破壞，公墓區上原有的小墓牌已蕩然無存，但因當地氣候寒冷乾燥，埋在地下的骸骨和死者的衣服遺物，部份仍能頗完好的保存下來。他在這滿載三千右派血淚的茫茫荒漠裡，找到好些人體骸骨，盛滿一袋，準備重新安放。而當年勞教犯要自行開挖，用以棲身，被稱作地窩子的狹小洞穴，也可在生活區看到。

         張的調查又發現，在一九六零年九月至十二月間，中共強行把夾邊溝約二千名勞教犯，遷移到二百公里外、環境同樣惡劣的張掖市高台縣明水灘（又稱明水河）農場開掘水溝，結果當中一千八百人在此喪命。六十年代管轄此地的張掖地區（張掖在二○○二年改為地級市），曾在該地的公墓豎起一碑，刻著「張掖地區農墾局明水河農場勞教人員公墓」，但現時此碑不知所終，公墓的情況跟夾邊溝一樣，已被剷平，不少散落的骸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這樣對待屍體，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八條、刑法第三百零二條，已明顯違犯侮辱屍體罪，需追究刑事責任。

         瞭解具體情況後，蘭州九名老右派在去年八月便聯署致函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及相關政府部門，要求在夾邊溝及明水河農場的死難者公墓原址，分別設立紀念碑。當中三名年過八十的老右派和鳳鳴、劉光基和杜博智還不顧年邁體弱，親自到省委申訴，先後獲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和省委群眾接待辦事處人員接見。張遂卿表示：他們被告知，領導指明黨中央對歷史問題沒有新的決議前，必須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須低調。夾邊溝所在的酒泉市，領導起初也表示「不支持，也不會阻攔」，而高台縣表現更為積極，縣民政局表示支持重修公墓及在今年清明節再豎立紀念碑，令右派們滿懷希望，並在去年十月初僱用民工開展建碑工程，以為可在今年清明節正式揭幕。

        按照右派們的構想，在夾邊溝原來的公墓區入口，將開闢一條小徑，通往直徑為六點八公尺的環型遺骨衣冠塚，塚圍高五十七公分。因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因此這遺骨衣冠塚的高度和濶度分別用上五七、六八這兩組數字，以作紀念。塚門的對聯則刻上「鴻志報國兮魂斷夾邊溝，民富國強兮和諧祭冤群」。塚前將築起檯階及供桌，方便祭奠。塚的一邊會設置一塊黑色的石碑，一面刻著「罹難者遺骨衣冠塚」，另一面則刻上「蘭州五七難友，夾邊溝幸存者暨親友恭立」，並留有電郵地址，方便各方聯繫。塚的另一邊還計劃豎起三條白色碑柱，分別刻上「一九五七」、「夾邊溝」、「紀念碑」三組字。整項工程估計耗資約十萬人民幣。而在高台縣明水河農場公墓原址，將設立一座黑色石碑，一面刻上全文約六百字的〈重修明水灘公墓銘謝記〉，另一面則刻上一百一十五個已知的死難者名字。費用約為一萬人民幣。

        到了去年十一月一日，夾邊溝的環型遺骨衣冠塚和黑色石碑已大致建成，張遂卿親自到場拍照驗收。但幾日後，他接獲工人通知，有聲稱是中共肅州區委宣傳部的人員來嚴厲斥責，阻撓施工。張隨即聯繫相關部門，但他們都否認曾派人阻撓工程。於是工程繼續，豈料到了十一月十四日，張突然接獲酒泉的朋友通知，表示夾邊溝內的紀念設施，已被身份不明的人全部砸毀。激憤的張遂卿趕製了一幅寫上「恥辱」二字的抗議橫額，及帶上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奔赴現場瞭解情況。到達後只見原已建好的紀念設置全部消失，四散的碑石碎塊被砂礫覆蓋。

         張其後打探得知，一直很支持他設置紀念碑的夾邊溝林場場長鄒大軍，不久前竟被肅州區林業局軟禁批鬥了兩天，之後更把他撤職降級。而酒泉博物館早前也曾在夾邊溝入口附近，設置了一個勞教農場遺址指路牌及一個遺趾保護標誌，卻不知在何時及遭何人拆掉。張明白到酒泉當局已連番暗中施計阻撓他們的建碑行動，再抗議也無補於事，只好懷著失望的心情返回蘭州，寄望高台縣那邊的計劃能順利進行。

         但中共豈會如此善待老右派，在清明來臨前半個月，張遂卿接獲高台縣通知，明水河農場的公墓原址，現時已建成新村，當地村民反對在村內豎立紀念碑，立碑的事需在清明節過後重新商討，並建議他取消原定在清明節當天舉行的現場集體祭奠。張遂卿表示，由於已聯絡上的十多名老右派及死難遺屬都很堅持，所以立碑紀念雖無法實現，但先到高台縣，再到夾邊溝的集體祭奠行動會按計劃舉行。

        右派們不肯就範，中共便再出招打壓。清明節前夕，本身是蘭州氣象局退休工程師的張遂卿突然接獲局方口頭警告：「省上指示，如繼續參與此事，退休待遇將被取消。」氣上心頭的張遂卿憑著頑強鬥志，無視警告依約前往高台縣等候參與者來臨。最後，多名原本堅持行動的參與者都以身體不適等理由，臨時通知退出。只有兩名北京老右派蔣綏民和任眾，以及三名分別來自北京和天水市的右派後代，依約赴會。此外，一直關注公民社會發展的中山大學退休教授艾曉明及廣州傳媒人吳娟，也專程來攝錄這次行動的情況。

        當天下午，他們發現在入住的賓館外，有便衣人員監視。大家共晉晚飯時，推測一些參與者是因受到各方壓力而取消行程。預計此行的阻力會陸續有來。果然，張又接獲蘭州的妻子來電，指氣象局長再次傳達省上級指示，勸他退出今次行動，擔心他的人身安全。張回應，只是到現場作簡單祭奠，絕不會有出格舉動，著妻子安心。

後面白色房車一直跟跟蹤他們 

        翌日清明節早上，大伙兒租下一輛十座位小巴前往明水河農場的公墓原址，一輛神秘的白色房車沿途跟蹤。約二十分鐘後到達現場，各人下車與一些村民攀談，告知他們此行的目的，但這些近幾年才移居當地的年青村民，對當年餓死人的慘事都不大清楚。張遂卿在荒地上放下兩束菊花及寫上致奠者名字的黃紙，舉行了簡單的鞠躬悼念儀式。之後各人在荒地上走走看看，竟也發現幾塊人體骸骨。如此讓人心酸悲痛的暴骨荒野景象，令老右派任眾不禁感觸落淚，久久難以平復。

        回到高台縣後，其中二人有事趕回北京，其餘六人則分成兩批，乘坐長途公車經兩小時車程前往酒泉，準備翌日早上前往夾邊溝。先出發的張遂卿等三人所乘的公車駛入酒泉車站後，即有十多名便衣人員登車，聲稱是宣傳部派來接待，強行送他們往市內一家酒店入住。其後肅州區林業局長及民政局長一起來到酒店，陪同張遂卿午膳，表示為了預防山火及臨時有民兵演習，前往夾邊溝的路道已被封閉，遊說他們留在酒泉市內參觀。

　　遲了兩個多小時才到酒泉跟張遂卿會合的艾曉明、吳娟和任眾，不理酒店內的監視人員勸阻，自行乘坐出租車直奔夾邊溝，但途中遇到一大堆泥土擋路，路旁還停了多部房車，幾名便衣人員聲稱前方有軍事演習，禁止車輛通行。與此同時，出租車司機收到公司電話，指示不許前往夾邊溝，催促他儘快駛回酒泉市。艾曉明等三人無奈折返，臨離開前朝著夾邊溝三度鞠躬，遙向遠方的亡靈致意。

        翌日清晨，在酒店大堂的監視人員已撤離，艾曉明等三人和張遂卿決定二度闖關，再乘坐出租車前往夾邊溝。今次比首次向前方多走了約兩公里路，但臨近夾邊溝林場時，遇上六七名身穿迷彩服的人員和路障擋路，又以前方有軍演為由，阻止他們前進。艾曉明跟他們理論不果，憤然站在公路上，以激昂的聲調朗誦大陸詩人俞心樵的詩作〈墓誌銘〉：

在我的祖國 

只有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詩 

只有你未曾愛過我 

當你知道我葬身何處 

請選擇最美麗的春天 

走最光明的道路 

來向我認錯 

這一天要下的雨 

請改日再下 

這一天還未開放的紫雲英 

請她們提前開放 

在我陽光萬丈的祖國 

月亮千里的祖國 

燈火家家戶戶的祖國 

只有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詩 

只有你未曾愛過我 

你是我光明祖國唯一的陰影 

你要向藍天認錯 

向白雲認錯 

向青山綠水認錯 

最後向我認錯 

最後說 

要是心焦還活著 

該有多好 

        而兩名老右派任眾和張遂卿則合唱了三十年代上海著名電影《夜半歌聲》的同名主題曲。任眾表示，因為此曲的歌詞很有意思，用來回應中共今次卑鄙無賴的行徑，恰當不過。「我形兒是鬼似的猙獰，心兒是鐵似的堅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爭。」「我願意永做墳墓裏的人，埋掉世上的浮名，我願意學那刑餘的史臣，書寫出人間的不平．．．．．」

       

        從酒泉歷八小時車程回到蘭州後，艾曉明等人馬不停蹄探訪多名老右派，晚上又與一批參與維權的網友會面。各人得悉他們今次的遭遇，都憤憤不平。年過九十，被中共囚禁近三十五年的右派畫家陳星，鼓勵大家不要灰心，他認為中共這種埋沒天良的惡行，勢必引起更多人關注夾邊溝的悲劇。他還即席寫了一首七言古詩，表達內心感受。詩云：「魑魅腐屍何處尋？紫禁城外一塚墳，紅墻改作恥辱柱，認賊作父欺萬民。」

        艾曉明表示，她日後還會再去夾邊溝，更會發動更多人到那裡考察調研。她之前沒料到大批長眠在那裡的死難者，至今骸骨竟與垃圾為伴，被棄置在茫茫荒漠中，不獲政府的關心和安放，這對死者和整個國家來說，都是極大的羞辱。她相信夾邊溝上的骸骨和遺物能奇跡地保存到現在，為中國這場人權災難留下證據，是冥冥中的一種力量在警示國人，不要忘記過去，消滅記憶，忘卻歷史，公民社會就無從建構。夾邊溝的事蹟較中共治下其他仍被掩蓋的慘案，更具有利條件來關注和研究，她呼籲年青一代為死難者尋求公義，為推動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繼續努力。

香港前哨雜誌2014年5月首發

回眸氍毹血淚事

記伶人金素琴、素雯姐妹

  「憶昔聽歌歇水濱，蘆溝兵起寇兵陳。同仇敵愾紅顏怒，鳴鼓氍毹第一人」。這是著名劇作家姚克在台灣與故友、京劇名伶金素琴重逢時，為她寫下的詩句。抗日期間，金素琴因在各地落力演出《梁紅玉》激勵軍民士氣，傳誦一時。事隔近四十年，姚克仍難忘金素琴當年的英勇事蹟！

金素琴

       金素琴原姓郎，滿族正黃旗人，三、四十年代與妹妹金素雯同是江南著名的京劇坤旦。大陸陷共後，金素琴經香港到了台灣，素雯與丈夫胡治藩則留在大陸，姐妹倆從此走上不一樣的人生路。素雯與丈夫在文革風暴中飽受衝擊，繼而自縊身亡，遺下的獨生子胡思華也被列為反革命分子，直到一九八零年，得到金素琴幫忙移民美國，才改寫命運。幾年前，胡思華出版《大人家》一書，詳述他的家庭變故，讓這對名噪一時的伶人姐妹重現公眾視野，也為近代中國留下一段血淚交織的記憶。

金素琴(右)與金素雯

     
金素琴的父親當過清廷駐防杭州的武官，辛亥革命後，因逃避革命軍追捕而流亡至嘉興隠居，一九一三年，金素琴就在家道中落的貧困日子中出生。民國政府確立五族共和，父免受刑責後，他們一家返回杭州定居。一九一六年，妹妹素雯出生。為了維持家計，兩姐妹十多歲便投身京劇戲班(那時稱為平劇)謀生。

金素琴(左)與晚她出道的名伶言慧珠(文革中慘死)

     金素琴聲色藝俱全，很快便在上海走紅，且得到劇作家歐陽予倩賞識。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租界變成「孤島」，金氏姐妹加入了歐陽予倩和周信芳領導的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平劇組，積極宣傳抗日。後來又一起參加歐陽予倩主持的中華劇團，金素琴先後主演了《梁紅玉》、《新玉堂春》、《漁夫恨》等改良平劇, 其中《梁紅玉》描述南宋著名女將擊退入侵的金國大軍，藉此激勵軍民抗日，而金素雯則擔演了同系列的《人面桃花》。但這些借古喻今的劇目，不為租界政府所容。一九三八年，歐陽予倩被逼離滬，中華劇團解散，金素琴轉拍電影，應藝華影片公司之邀，與王元龍合演《楚霸王》，同樣大受歡迎。

1939年2月15日香港大公報廣告

        一九四零年，她出面復辦中華劇團，率團到香港、越南等地演出,及為參與抗日戰爭的飛虎隊空軍，籌款購買了一架戰鬥機。期間，她設法尋找機會轉往陪都重慶，最終於一九四二年以迂迴路線，冒險抵達參加抗戰劇團，令大後方的軍民深受鼓舞。在重慶時，金素琴經常組織義演，並和號稱「重慶梅蘭芳」的楊畹農切磋梅派藝術。抗戰勝利後回滬又拜梅蘭芳為師，因此她的梅派戲造詣頗深。

1940年7月22日香港大公報

        回說妹妹素雯，自出道以來一直跟隨姐姐進退，到一九三八年底開始獨挑大樑，加入周信芳主持的移風社，與姐姐分團演出。同年認識了上海商界和文化界名人胡治藩，繼而熱戀。當時較素雯年長十四歲的胡治藩，已有奉父母之命結合的妻子陈允泗，及三名八至十八歲的兒子。金家上下都不看好他和金素雯的戀情，但二人情根深種。胡治藩在一九四一年多次與妻子商談離婚之事，但妻子無法接受，其後服葯自殺身亡。一九四二年春節，胡治藩正式迎娶素雯，一年後誕下兒子胡思華。

      胡治藩與金素雯的結婚照

  胡治藩的父親胡濟生，是清末洋務運動重臣岑春煊的主要幕僚，提倡興辦銀行走金融興國之路，輾轉成了民國初期上海主要民營銀行----浙江實業銀行的大股東。胡治藩可說是含著金鎖匙出生，十九歲就被父親安排到銀行工作。但他文才出眾，學貫中西，醉心詩文戲曲，二十年代活躍於上海文化界，既是京劇票友，又撰寫劇評、小說和京劇劇本，並創辦過中國首份橫排報章《司的克報》，與報人唐大郎(原名唐雲旌)，和名導演桑弧(原名李培林)在文化圈被稱三劍俠。三十年代後期，胡治藩分管由浙江實業銀行收購的大光明、國泰、美琪等多家電影院。出任經營這幾家一級影院的國光影院公司副董事長。胡思華指出，當時美國的八大電影公司都找胡治藩做中國的總代理，「好萊塢」這個譯名，以至很多經典西片的中文片名，如《魂斷藍橋》、《出水芙蓉》、《戰地鐘聲》等，都是出自這位才子父親的手筆。

胡治藩

        
  日本在一九四三年全面侵佔上海後，胡治藩為免被日軍利用，盡棄產業，在上海低調經營一家點心店渡日。光復後，他東山再起，擔任上海市影院業同業公會的主席。由於他在上海地位顯赫，金氏姐妹又是廣受歡迎的京劇伶人，他們都成了中共積極拉攏統戰的對象，動員多名他們親友中的地下黨員，遊說他們在四九年後繼續留在大陸。         

  

金素雯

        在中共剛上台的一九五○年，金氏姐妹被安排加入上海京劇院的前身「華東京劇實驗劇團」，與周信芳一起工作，翌年演出歷史劇《信陵君》。可是此劇上演不到二十天，突然禁演，理由是此劇目被中共評為反歷史主義。跑慣江湖的金素琴看出形勢不妙，而對中共官僚的種種橫蠻手段，早就深感不滿。胡思華透露，中共掌權之初，曾內定三個人作為京劇界的全國人大代表，他們是梅蘭芳、周信芳和金素琴，但金素琴並不稀罕這些虛銜。在一九五一年中，她向劇團請假往香港探望早半年前到了香港的丈夫和女兒，自此便沒有再踏足中國大陸。

右起,台灣女作家孟瑤、劉枋、金素琴、金的女兒

        金素琴出發前沒有向任何人，包括其妹透露過想逃離中共政權。到港後，因她在文化圈很多熟朋友此時已被揭露是中共黨員，所以她赴台的申請起初並不順利。但其後不少國民政府軍政要員都出面幫她說項，她終於一九五四年移居台灣，備受各界歡迎，不久就獲選為首屆國劇協會理事長。除了演出，她還積極培育京劇新血，創出事業另一高峰。直至七十年代初退休，移民美國三藩市，二○○三年病逝。

            1972年1月金素琴在台北接受記者訪問

        而留在上海的金素雯和胡治藩，最初當然受到中共的熱捧，但很快就被投閒置散。身為「叛逃者」之妹的金素雯沒意識到形勢險惡，一九六二年與周信芳合演了《海瑞上疏》，成為她文革時另一大罪。胡治藩雖然先後被冠上多種頭銜，包括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工商聯常委、執行主席等，但產業已全被中共侵吞。六十年代初，他仍懷著書生報國的熱情，撰寫京劇本《興唐鑑》，藉此呼籲中共放棄極左路線，可惜事與願違。 

金素雯的古裝扮相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爆發，胡治藩在批鬥會上慘遭拳打腳踢，甚至被人從樓梯欄杆倒掛起來，逼他承認寫《興唐鑒》是為了攻擊領袖和反黨。到了七月三日深夜，胡治藩夫婦决定以死相抗。他們穿上昔日在舞臺上穿過的華麗戲服，合唱了一起演出過的劇目《人面桃花》，之後便用同一條繩在房樑上吊自盡。消息傳到海外後，金素琴在台灣舉行記者會和大型追悼會，控訴中共的暴行，轟動一時。

在那個瘋狂年代，以死抗爭豈止他們二人，胡氏夫婦死後兩個月的同一天,九月三日,在上海的著名翻譯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亦步他們無塵，在家裡自殺喪生。

        當年廿三歲的胡思華正到洛陽一家工廠工作，他從上海奔喪回廠後，竟被指為反革命集團的頭目，把他禁閉起來迫供，要他承認是台灣特務。往後頗長一段時期，胡思華東躲西藏，過著飽受歧視的生活。直至一九七八底，其父母獲得平反，他聯繫上遠在美國的姨媽金素琴。八○年申請往美國時，中共開出條件，要他必須向外表明，父母是受四人幫迫害喪生，把一切罪行都推到四人幫身上。

        胡思華在美國打滾十多年，在廣告界闖出名堂，九十年代中重返上海，任職美國一家廣告企業的駐中國代表。此時的中國已被經濟大潮席捲，那些年的暴政慘事，很多人都不願提、不敢提。但他堅持不斷搜集資料，撰寫自己的家族歷史，以告慰先人，警示後世，不要忘記血的教訓。

《傳記文學》1982年發表孟瑤撰寫的(金素琴舞台生活回憶)

        此文開首時, 筆者引用的姚克詩句，還有下半段：「客歲鶯歌記猶新，何年再睹玉娘顰？念奴息影龜年老，後進周郎莫問津。」姚克和金氏姐妹已先後作古，願她們天堂重聚，更多顧曲周郎追思他們的經歷。

2013年9月首發

下圖摘自1985年台灣采風出版社出版的《非花之花 - 當代作家別傳》(劉枋著 ),由網友紙上極樂提供,謹此致謝。

中國大陸老中青三代的私出版

一年既盡，又是家居大清洗的時候，翻出了好幾本大陸友人相贈的私出版，恰恰出自當代中國老中青三代人的不同手筆。在中共嚴控報刊出版的環境下，他們不辭勞累，冒著一定風險，把文章自費編印成書，自包自寄，展現了人類追求表達自由的本性，以及關愛國家人民的情懷。

其中三本廿一乘十四公分，以文字為主，約數十頁的小冊子，分別是中央黨校離休幹部杜光的《杜光文存》、南通老報人丁弘的《隨筆》及五七右派老人的《往事微痕》。封面皆印著「內部交流」或「友誼交流」、「非賣品」等字句。這種簡單釘印，只在朋友間傳閱的小冊子近年在老一輩文化人圈子中頗為流行。杜光先生曾說，是受到一些老朋友的啟發，以這種最傳統的方式打破訊息封鎖。雖然有好些年青人幫忙把他的文章透過網絡傳播，但一方面是兼顧一些不會上網或視力退化的老朋友，另方面也是一種姿態對當局的禁制說「不」！

兩年多前到南通探訪丁弘夫婦，剛巧遇上兩老正準備把千本小冊子分別放進信封赴寄，忙得不亦樂乎。丁弘說：最初是在二○○五年開始，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與朋友交流，其後反響越來越大，很多人來信索取，一些回饋的文章也寫得十分精彩，很想與別人分享，所以便越做越起勁，其後還有年青人主動聯絡，幫我製作網頁。現在年青一代已有更多的方法表達意見和溝通，但重要的還是傳播的內容能有助啟迪思考，幫助國家社會擺脫貪腐不公、貧富懸殊的困局。我們這輩人年青時懷著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投身革命，可是這個政權違背了革命時期的承諾，到了今時今日，權力和金錢糾纏勾結，利益集團當道，更使政權失去革新的動力。希望同代人的經歷和反思，能讓年青人認識中國的苦難，為未來探索更佳的出路。

相對於這兩本「個人製作」，「集體製作」的《往事微痕》可說較為坎坷。因為這批五七右派難友鍥而不捨地要求中共當局還原歷史及道歉賠償，招來當局不滿。二○○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往事微痕》被北京新聞出版部門查封，數千份已付郵的《往事微痕》全被沒收。之後一段短時期，《往事微痕》只能維持網上傳閱，但沒多久，善於與當局糾纏的右派老人們重整旗鼓，以化整為零的方式令《往事微痕》再次「出郵」！

去年中，北大的一批五七難友更出版《百花廣場》，以紀念五七年北大學生自發組織的「百花學社」和印製的《廣場》雜誌。首期重刊了當年《廣場》上發表的文章及校園內貼出的一些大字報，他們連同一封公開信向當年北大學的黨委書記彭佩雲寄了一本，表明此舉是為了弄清歷史，促進民主，防止悲劇重演。這批嚐盡大風大浪的右派老人不屈不撓，努力爭取，令人欽佩。

手上印製得較為精美的私出版，是來自正在四川雅安服刑的譚作人。二○○八年筆者到成都採訪死難學童期間得他拔刀相助，還贈予幾本由他主編的《文化人》，其中兩期的封面人物分別是胡適和王小波(封面用王曉波，可能是筆誤)，用色和設計不落俗套。內裡不但有大陸自由派文化人的作品，還有殷海光、馬丁路德．金、薩哈羅夫、印度學者羅米拉．塔帕、黎巴嫩詩人阿道尼斯等人的文章，可見譚作人的高遠視野。《文化人》較特別之處是從香港某出版社得到一個國際書號，以此出版社名義在成都編印及半公開發行。據悉大陸不少人想自行出書或刊物都會以此方式運作，逃避當局的審查，但要是主辦方沒有強勁的「關係」，這類出版物一經查處，同樣要面對充公懲處的命運。

譚作人曾表示，在二○○四年與友人創辦《文化人》，是有感於中共的「陽謀」，就是要把人民的思想閹割。當局大肆宣揚「愚樂文化」，「文化嘔像」，濫拍「清宮戲」，讓大量文化注水項目粉墨登場，這都是政治安排。民間需要搭建話語平臺與之抗衡。可惜《文化人》只辦了六期，至二○○七年便因種種原因而停刊。之後譚作人專注民間環保工作，汶川大地震後，他多次深入災區，目睹豆腐渣工程造成的禍害，誓要追查真相，竟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入獄五年。睹物思人，不勝感慨。祝願他獄中珍重，早日重出江湖，實現與他再赴汶川走一趟之約！

還有一本是出自相對年青的七○後吳幼明，卻是辦了最長時間的《水沫》。吳幼明原是湖北黃石市的一名交通警，亦是一名愛讀書，勤寫作，不願同流合污的文藝青年。九四年投身警隊的吳幼明形容自己原先只懂唯命是從，但在九十年代後期，他讀了薩特、卡夫卡、貝克特等人的大量著作，開始重新審視人生，思考各種社會問題，悲哀地發現自己已變成濫用權力者。吳幼明對工作的抵抗情緒逐漸升溫，他一方面自資創辦文藝刊物《水沫》及拍攝獨立電影，開拓另類生活空間；另方面在工作上採取不合作態度，多次與上司正面衝突，批評交警大隊以剋扣工資來對付沒有完成罰款指標的交警，全無法律依據。

 二○○六年初，他先後在網上發表了多篇文章，包括《交警為什麼都愛罰款——民警手記》、《罰款任務猛如虎》、《死人不銷戶，活人難上戶》等，揭露警隊工作及體制的種種流弊，引起媒體和網民的高度關注。結果他和辦了十年的《水沫》都被整肅。黃石市新聞出版局指吳幼明擅自以「水沫文學社」的名義出版《水沫》刊物，當中夾雜違禁內容，期間部分刊物通過廣州、北京、蘭州的一些書店，以直銷方式違法經營，判罰款二萬元，《水沫》需停刊充公。事件糾纏到○七年初，黃石市人民法院判決強制執行。不久，吳幼明更被警隊開除，他其後得到北京藝術圈名人栗憲庭的幫助，轉到北京宋莊工作，參與獨立電影製作和藝術創作。每當資金較為寬裕，新一期的《水沫》便告誕生。

雖然互聯網大行其道，不少年青人卻對傳統的紙媒體情有獨鐘，所以近年大陸還冒起各式各樣充滿創意和個性的私出版，不單有文字，還有圖片、繪畫和別緻的設計。「私出版」是時興的說法，或許是為了避開那些令官方聽得不舒服的字眼：「地下出版」、「獨立出版」，亦有人愛叫它為「民間刊物｣，或充滿中共八股味的「反動刊物」。不管名稱是什麼，都是專制政權下的產物。它們背後有著不同的故事，叛逆精神卻是一致。

香港動向雜誌2011年1月號首發

台灣的李昂難忘香港的鄭浩賢 

「鄭浩賢」，2003年在香港書展一個座談會上，從台灣女作家李昂口中首次聽到這個名字。當時李昂談及她對香港的印象，表示很懷念一名叫鄭浩賢的香港青年，李昂和不少在七十年代參與過台灣民主運動的人，都認識這位曾冒著極大風險到台灣支援民主運動的香港青年，但李昂記不起鄭浩賢來自哪個組織，也不清楚他的背景，只聽聞鄭浩賢某年前往南美洲開會途中不幸死於空難！

很遺憾，出席該座談會的近百人似乎都對「鄭浩賢」這三個字十分陌生，沒有人能告訴李昂多一點有關這個香港人的事跡。「鄭浩賢是誰？」這問題一直縈繞腦海中。回到家，在google 網頁打上「鄭浩賢」這關鍵詞，只找到一篇相關文章，是現任台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於七九年十一月為悼念鄭浩賢而寫的，題為:〈悼念一位獻身人權的朋友──鄭浩賢〉。那年為著台灣民主運動四出奔走的陳菊，正擔任東亞人權協會國際部理事。

她寫道：「我離開了台灣，當抵達東京時，就收到你託朋友寄給我的一些報導亞洲落後地區人權缺乏保障的資料。我心裏非常感動。儘管我們出生在不同的地方，我們卻共同關心所有受苦難和被壓迫的人！ ．．．在大阪時，我特別囑咐一個即將返回香港的朋友，請他轉達我對你的懷念和敬意。．．．但幾日前接到友人的緊急電話，得知你代表亞洲地區赴墨西哥參加人權會議，不幸因墜機喪生！ 我搖頭再三，不願相信．．．心裡非常痛恨：痛恨生命的無常，痛恨死神的無情。為什麼那些欺凌善良、壓榨眾生的人能夠安然活下去，而你卻要留下未竟的心願而慘死？我深知，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剎那，你仍然為了維護人道而奔忙！ ．．．．」

但這篇悼文沒有具體提及鄭浩賢的生平，多謝莫昭如、吳萱人、羅樹基、關尚義、劉山青和梁耀忠等提供的資料，使這段三十多年的往事得以重現，此刻追憶鄭浩賢經歷的年代，回顧他短暫而有意義的一生，會否帶給香港人一些啟示？

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生的鄭浩賢，成長於一個父母都要到工廠謀生的小康之家，中學就讀於瑪利諾神父中學，受到天主教的薰陶，七四年進入香港大學修讀數學和統計學後，成了學界關注社會公義的活躍分子。在七四至七七年間，他先後擔任香港天主教大專同學聯會的國際事務秘書，以及常務秘書，當時曾與他在聯會共事的，包括一度是傳媒人的杜成和羅樹基、現任自由黨總幹事的史文鴻，以及民間組織「民主動力」發起人之一的關尚義律師。

關尚義

在七十年代是天主教神父，擔任過香港天主教大專同學聯會導師的關尚義，形容鄭浩賢是一名勤奮好學、勇敢實幹、有愛心和組織力強的學生領袖，他來自草根階層，深知民間疾苦，他關注的弱勢群體不僅在於香港本土，視野還觸及世界各地。由於他在聯會主責國際事務，所以跟很多國家的教會、學生團體及人權組織，都有緊密聯繫。

關尚義記得七四年的聖誕前夕，當時同學們正忙於籌備傳統的慶祝活動，聯會突然接獲菲律賓的教會消息，指菲律賓一批受到虐待的政治犯正準備絕食抗議，希望得到海外聲援，鄭浩賢即時發揮他的組織才能，聯繫傳媒及相關團體，動員同學同時間在香港發起廿四小時絕食行動，並到菲律賓領事館請願。往後，鄭浩賢又曾參與過反對香港電話公司加價，和抗議英女皇訪港等行動。到了七五年二月，越戰差不多進入最後階段，南越的局勢相當危殆，當時擔任聯會國際事務秘書的鄭浩賢不怕身犯險境，接受國際人權組織的邀請，與關尚義一起到南越的首都西貢，了解當地的學生及人權狀況。

鄭浩賢七七年大學畢業後，並沒有投身名利場大展拳腳，寧願支取微薄薪酬，到國際人權組織Catholic Student Movement 擔任亞洲區幹事，另外又與劉山青、梁耀忠等志同道合人士組成新青學社，開辦夜校，為勞苦大眾提供教育機會及謀取福利。由七四至七九年期，鄭浩賢曾多次到訪當時尚是專政當道的菲律賓、南越、台灣、斯里蘭卡等地，冒著被軍警拘捕的危險，將外界支援的資訊及相關書籍偷運入境，探訪當地的人權組織或民運團體，再將專制政權迫害人民的罪證，和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呼聲帶到海外。

劉山青

與鄭浩賢同期就讀香港大學的劉山青表示，他們在學期間，大專學界主要分成親中共路線的國粹派和主張關注香港社會事務的社會派，當時打著群眾旗幟的共產主義思潮，對富理想的年青一代十分吸引，鄭浩賢自然也受一定影響，算是中間偏左的一類，但他對社會公義的追求，主要是源於宗教信仰和人道關懷，所以沒有被極端民族主義或政治狂熱所蒙蔽，正如他生前所強調：「真正的革命者是由愛的力量所推動的，對人類整體的愛，對生命的愛．．．．」他可說是在兩派都吃得開的人物，還曾扮演中間協調的角色，企圖促進兩派溝通。七六年四人幫下台後，國內民眾受壓迫的情況逐漸顯露出來，民眾對專制政權的抗爭，也開始成為鄭浩賢的關注焦點，不幸，鄭浩賢以二十五歲英年告別人間。

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鄭浩賢乘坐飛機到墨西哥出席國際人權會議，飛機降落時失控，撞向機場一幢建築物，導致鄭浩賢及機上另外三人同時罹難，遺下父母和一名姐姐。關尚義表示，坐言起行，不愛說空話的鄭浩賢常將自己的工作比喻為播種，他很喜愛周恩來年青時候的一段詩作：飛向光明／盡由着你／舉起那黑鐵的鋤兒／開闢那未耕耘的土地／種子散在人間／血兒滴在地上。

鄭浩賢所處身的七十年代，是香港經濟正逐漸起飛的年代，有人為個人前途埋首拚搏，但也有人為著社會公義、民主自由等理念而默默耕耘，不但把種子散在香港本土，還散到世界其他角落。香港絕不是中共宣傳工具所形容，只顧賺錢消費，只知馬照跑，舞照跳的地方。但願鄭浩賢的精神和鬥志常存，一如他葬禮上的悼辭所云：奮鬥之心不滅，生命之樹長青。

2004年寫於香港

      美國古琴家唐世璋                

「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這是詩人李白對琴音的讚頌。約有三千年歷史的古琴音樂雖然相當小眾，但一直知音不絕。三十年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音樂家唐世璋（John Thompson）更受了琴音的吸引，遠渡東來習藝，在香港渡過了一段與琴為伴的黃金歲月。

「那次相遇很偶然，當時我走進上海一家咖啡室稍作休息，跟播放著輕音樂的店主閒聊起來，」一派溫文的唐世璋坐在青草地上憶述早前在上海的奇遇，「我和店主互不相識，但他知道我是研究古琴後甚感興趣，問能否聽一下我的演奏，我便把放在公事包內的自製音樂光碟給他即場播放，一名在咖啡室閒坐的上海男子聽罷，便上前自我介紹，說是一家中外合資的音樂製作公司負責人，大家因琴音而打開話盒子，其後便談到為我製作古琴音樂光碟的構想．．．．．」

近期中國的女子十二樂坊走紅日本，令不少人想到中國音樂如何開創新的天地，這家上海製作公司就看中了唐世璋中西合璧的儒雅風采，希望借助他的形像和琴藝，推廣這門古老的中國音樂。

現時有關細節還在洽談中，唐世璋承認，要推廣古琴音樂有很大困難，因為古琴的音樂風格是傾向含蓄、和雅的靜態美，追求的是恬淡幽遠的意境，與現代人急速的生活節奏大不協調，過往古琴家甚少公開演奏，普羅大眾對古琴的熟悉和重視程度都很低，經常把它誤以為是古箏；但古琴音樂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洗禮，依然能流傳下來，顯然有其非凡魅力，古琴一直跟中國的精英文化息息相關，古代的文人雅士不但愛以彈琴來抒情寄意，亦視之為一種修心養性的高尚嗜好。

唐世璋認為近年香港社會經歷大起大落，很多人的心態都出現轉變，越來越多人追求簡樸寧靜的生活，及喜愛參與能啟發心靈、反思人生的活動，這種世情有利於古琴音樂的推廣，所以近年在香港舉辦的好幾場古琴音樂會，雖不至於大收旺場，但也吸引不少新的知音人來捧場。去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古琴評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品」，希望能引起更多人關注古琴音樂。

清風徐來，唐世璋邊談邊開啟他的琴套，在和熙的陽光下，即席彈奏一曲，我們原先建議訪問在室內進行，但唐世璋認為要聽琴音，最理想還是走到大自然去，於是我們落腳山頂一處清幽草坪，一曲既罷，他還用普通話自彈自唱他編撰的《歸去來兮》：「園田將蕪，胡不歸．．．」

琴自古都以蠶絲做絃，到近三十年尼龍包鋼的琴絃逐漸盛行，但唐世璋至今仍愛用蠶絲弦，認為這才能體現古琴的神采，他指出：「鋼絃的優點是音色明亮，拉力較強不易斷，也不易受手汗的影響，但若論音色的古樸澹雅，仍以蠶絲絃為佳，而且古琴文化主要受儒家溫柔敦厚和道家順應自然的思想影響，從琴的設計構造，以致表達的哲學，都強調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琴每一部份都有其意義。彈琴的人若煩躁緊張，便會手心冒汗，直接影響蠶絲弦的震動，彈奏者的心境便不其然從琴音反映出來，也許這是一些人怕用蠶絲弦的原因。」

五十七歲的唐世璋是音樂界中罕有的美國籍古琴家，他自小熱愛音樂，原居於美國的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時修讀西方音樂，學過鋼琴和小提琴，六十年代因服兵役而到越南從事軍方的文職工作，令他有機會接觸到東方文化，期間他經常利用假期到亞洲各國旅遊，對東方音樂逐漸產生濃厚興趣。退役後，他重返校園修讀亞洲文化學研究碩士課程，進而深造民族音樂。他最初的鑽研對象，是日本的三弦琴，但看了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 H. van Gulik)的一本著作：Lore of the Chinese Lute，受到啟發，轉而愛上歷史更悠久、更富神秘色彩的中國古琴，但在美國要研究這個課題十分缺乏資訊，尤其沒有相關的專才指導，為了探求古琴的奧秘，唐世璋決意告別家鄉，於一九七四年重臨亞洲展開他的訪琴之旅。

「我這個人喜歡向難度挑戰，研究少人關注的冷門課題，而且古琴清冷的音韻確實獨特，我首次接觸便被它深深吸引，就像愛情一樣，很難說清為什麼愛上她！」

唐世璋最初到台灣跟古琴大師孫毓芹(1915-1990)學習琴藝，兩年後轉往香港，先後跟隨唐健垣、蔡德允等多位古琴家學習，並開始鑽研古琴譜的「打譜」。自此，唐世璋便以香港為家，租了長洲山頂一間小石屋作居所，專心從事古琴的研究工作。

「可能我曾經學過弦樂器，所以掌握彈古琴的技巧不太困難，但要學習古琴的精髓，必須深入認識當中的哲理和中國的歷史文化，孫毓芹老師當初收我為徒時，也曾質疑我這個美國人能否領略古琴的奧秘，但老師當時有感於真正有誠意和恒心跟隨他學習的人不多，便寄望在我這個西方人身上。」

「我的學習態度是以勤補拙，多聽多想！不會因為自己並非中國人而企求優待，或作為表現欠佳的藉口，做學問的人總會對自己研究的事物有一份追求和執著，促使自己克服面對的種種困難，而且我學琴是興趣所驅使，不是為求取學位或獎學金，心境很舒暢愉快，加上老師們都是很關心學生的人，並且有錄音機和電腦等器材的幫助，不少疑難都迎刃而解。」

「七六年轉到香港定居，主要是考慮到當時中國會逐步放開，靠近中國大陸的香港，會更方便前往大陸交流和搜集研究的古琴資料，但要到大陸跟中國的古琴家交流很不容易，到了九一年，我才首次有機會踏足大陸，參加在四川成都舉行的一個古琴研討會。」過往以教學為生的唐世璋，八零年起先後為香港亞洲藝術節擔任編輯及顧問的工作，直至這活動在九八年停辦為止，期間他經常穿梭亞洲各地，觀看演出，與表演藝人和藝術團體頻密接觸，及為香港電台客串主持介紹亞洲藝術的節目，促進文化交流。

而唐世璋在「打譜」方面的成就，亦在古琴界廣受讚許。古琴有本身的記譜方法，是以文字及特殊的字樣符號，記錄調絃法、指位、指法，但未直接標明音符時值，琴曲的節奏，要靠老師親自傳授。古琴現存有一百五十多部古琴譜，包含着三千多首琴曲，但大部份琴曲因為承傳中斷，單從琴譜未能知道昔時彈奏的節奏，要為琴曲設計適合的節奏，才能將琴曲彈出，這過程稱為打譜。成功的打譜並不容易，既要塑造出昔時琴曲的風格，又要表達樂曲的內容，整個過程是受多種限制下的半創作。

一四二五年印行的《神奇秘譜》，是中國首部琴曲譜集，記錄了包括《高山》、《流水》、《廣陵散》等五十多首古代琴曲。唐世璋於一九九一年完成《神奇秘譜》內所有舊譜的打譜，並加上五線譜注釋，再自行完成錄音發表。唐世璋以一名西方琴家完成這樣艱巨的工作，備受古琴界關注。一九九二年，中國音協民族音樂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神奇祕譜學術交流會》，唐世璋應邀出席，成為焦點人物。至今，唐世璋仍努力不懈，繼續其他古琴譜的打譜工作，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製成網頁，公諸同好。

唐世璋在香港二十多年，不但在古琴研究上大有收穫，還找到一位古琴以外的心中至愛，跟她在二零零一年共譜婚曲，他笑說：「我並非像中國古人一樣，以彈琴來追求心上人，太太是在香港工作的美國人，從事金融研究，經朋友介紹認識的，她懂得彈鋼琴，原本對中國古琴認識不多，大家交往後，古琴便經常成為我們共同的話題。」

問他可曾想過與太太合作演出？他打趣說：「Oh，No！鋼琴好像可口可樂，古琴則像一杯中國茶，兩種完全不同品味的東西！」

婚後由於太太調回美國紐約工作，唐世璋只好告別香港和有著深厚感情的長洲小屋，與太太一起到紐約生活，但他沒有因此放棄對古琴音樂的追求，仍不時前往中國大陸，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參與演奏及有關古琴的學術研討會。訪問前不久，唐世璋才應邀出席了在香港舉行的國際琴樂文化薈萃音樂會，與來自日本、南韓及內地的古琴家同台交流。

唐世璋到紐約後還發起了一個古琴組織，教授及推廣古琴音樂，現時已約有十多名成員。他表示：「科技發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世界好像變得越來越細小，但人類的心靈有沒有越來越接近呢？我們回美國定居後不又久，便發生九一一事件，世界仍充滿著仇恨和焦慮，音樂是陶冶性情和促進情感交流的良方，希望我的努力，不但讓更多人認識中國這門古老音樂藝術，更讓人們領略當中的真善美，把人類社會引向和諧共處的方向。」

古琴資料──────────

「古琴」原名「琴」，為與其他琴區別而加上古字，是中國現存最古老撥絃樂器之一。古琴原只有五條弦，由周朝起增加到七條弦，所以又叫七弦琴。琴為古代文人必修的樂器，被列為「琴棋書畫」四藝之首，古琴的音樂文化不僅是了解中國文人生活與思想的重要途徑，還為人類學家探索人與音樂的關係提供重要資料。

中國最早的文學作品《詩經》、《尚書》等已有不少關於琴的記載，例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賓，鼓瑟鼓琴」等。春秋時期琴師伯牙為知音子期去世而碎琴的故事，更成為千古美談。

古琴的構造充满着傳奇的象徵色彩，它長３尺６寸５分，代表一年有365天，琴面是弧形，代表着天，琴底為平，象徵着地，表達「天圓地方」之說。琴身主要挑選梧桐木製造，上有13個徽，代表著一年有12個月及閏月。古琴最初的五根弦，象徵著金、木、水、火、土。

中國古琴藝術與世界其他27種文化藝術，於去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品」，是繼崑曲後，第二項獲此殊榮的中國的文化遺產。

2004年2月

唐世璋製作的古琴網頁：http://www.iohk.com/UserPages/thompson/

2004年香港君子雜誌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