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靈鳳和戴望舒在那裡共渡最後時光

葉中嫻在舊居清拆前留影，她背後左為羅便臣道47B，右為47C。

近代著名作家葉靈鳳和戴望舒可說是難兄難弟，他們同在1905年出生，葉靈鳳較戴望舒年長約半歲。二人因文學結緣，相識於上海，同因逃避日本侵華戰火而來到香港，同在日軍侵佔香港後蒙受牢獄之災。戴望舒終極離開香港前的居所，正是葉靈鳳的家。那處已清拆換貎了三十多年，但葉家女兒保留的舊照，和一張新發現的葉家圖則，引領我們追憶二人共渡的最後時光。

1940年代初香港淪陷前,戴望舒(中)與好友徐遲(右)及葉靈鳳攝於香港。

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3月，在香港住了八年，熬過日佔艱苦歲月的戴望舒，帶同妻女回到上海，卻因捲入反政府的學生運動，被法院傳召，於1948年5月與妻女重返香港避難。這次留港的日子同樣不好過，事業婚姻皆失意，哮喘病又日趨嚴重。他在1948年底和第二任太太楊靜離婚後，決定帶同長女詠素和二女詠絮離港北上，於1949年3月11日前往已由新政權控制的北平（現今的北京），希望開展新生活。他離港前的一個多月，與兩名女兒寄居葉靈鳳在半山羅便臣道的住所，而葉靈鳳就忙著幫他打聽船期，及做各種聯繫工作。

         葉靈鳳在1957年發表的〈望舒與災難的歲月〉寫道：「這時他（指戴望舒）的哮喘病已經很深，同時家庭間又一再發生糾紛，私生活苦痛已極，這時他的大女兒又從上海來了。為了病，為了這些不如意的事，他的肉體和精神上的擔負實在很大。素來樂觀強倔的他，這時也一再在人前搖頭說：『死了，這一次一定死了！』因為這時他是住在我的客廳裡的，同我的臥房僅隔了一層屏門，夜靜聽到他發病時的那種氣喘如牛的聲音，我也實在替他的病體擔心。」 

這個場景，一直縈繞筆者心頭。2022年查得戴望舒在香港的故居「林泉居」的正確位置後，又意外地從《陳君葆日記》發現戴望舒另一住處「對山居」的真身，便希望進一步找到戴望舒在香港這最後住處的資料。從《葉靈鳳日記》可知，葉靈鳳與家人是在1944年7月，由西環希路道（即現時的山道）96號3樓，遷入羅便臣道47號B地下（即地面那層），一直住到他1975年5月去世。但羅便臣道47號這個門牌已不存在，該處現為29層高的住宅大樓「慧豪閣」，門牌是干德道22號。那昔日的羅便臣道47號Ｂ是什麼模樣？ 

從網上發現，近年流傳一張黑白舊照，說是上世紀初香港富商蔡立志的大宅「Burnside」的外觀遠景，地址為羅便臣道47號。那大宅是否後來成為民居？葉靈鳳住進了部份單位？向葉靈鳳的孻女葉中嫻求證，她表示舊居不是這樣子！筆者於是再深入查找，得悉香港政府在1928年重新編配羅便臣道的門牌，蔡立志大宅的門牌改為95號，47號就落在現時羅便臣道52號威勝大廈對面的山坡平台上。 

在1930年代，47號民房旁邊的一片地，興建了三幢相連不相通的三層高住宅樓，門牌分別為47號A、47號B和47號C。葉家就在中間那幢的地面單位。從葉中嫻的描述和舊照得知，這三幢樓各有獨立的出入樓梯，一梯一伙。每個單位呈長方型，坐南向北，內部面積約3000多平方呎，門前有一小片空地，空地上有鐵絲網分隔各幢，前方是一幅矮牆，牆外有一條橫向小路，由東面的羅便臣道47號通至西面的55號，東面一端有上下兩段石級，分別通往山坡上的干德道，和山坡下的羅便臣道，是一般居民往來的通道；西面一端則有通往羅便臣道的車路，這原屬55號大宅的私家路，到1960年初才開放。葉靈鳳晚年身體欠佳時，便經常乘搭的士經車道直達住所外。

1941年保良局總理合照,右四為陳鳳儔夫人莫榮真

47號B這幢樓的業主是住在三樓的陳莫榮真，她是莫仕揚家族成員，活躍於1930至1970年代的婦女界和社會福利事務，1941-1943年出任保良局總理。葉中嫻憶記，母親趙克臻經常與陳莫榮真一起參與社會活動，兩家人十分稔熟。葉家長期得以較相宜的租金租住地面層的單位。葉靈鳳離世後，家人一直住到1989年秋季該物業拆卸，47號至47號Ｃ原址在1994年建成慧豪閣。在拆樓前，葉中嫻專程到屋外拍照留念，羅便臣道47號B這建築物的外觀，因而幸存影像。 

筆者其後從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羅便臣道47號B的平面圖及相關資料，來自日佔時期的1942年8月，業主向管治當局呈交的紀錄，從而更具體了解葉靈鳳故居的內外情況，引證葉中嫻的描述，並請她標示單位內的房間用途。

筆者對圖中客廳朝北的大窗最有感覺，因看過一些有關戴望舒和葉靈鳳的文章，都曾提及這隻「北窗」。作家侶倫在1980年發表的〈雨巷詩人戴望舒〉，引葉靈鳳的叙述，指戴望舒到羅便臣道其住處探望他的時候，常常站在窗口向外望，對著遙遠的雲天打發他不能告人的抑鬱。 

而葉靈鳳在〈夜讀《北窗夜鈔》〉一文中寫道：「雖然夜已深了，好在我一向是『慣於長夜過春時』的，這裡也正是北窗，羅烺先生『夜鈔』，我便在這裡讀了起來。」他1969年出版的文集《北窗讀書錄》，便以「北窗」為名，相信他不少作品，是在此窗下揮筆而成。此外，從好幾張葉靈鳳的家居舊照，可辨認出他是站在此窗旁留影。

1940年代後期葉靈鳳在羅便臣道住所的北窗(右邊)旁留影。

 圖則中的寬敞客廳，便是戴望舒父女寄居時睡覺的地方。戴望舒長女戴詠素在2015年發表的長文〈憶父親〉，描述了當時情況：「我們父女三人就在客廳的地毯上，鋪一張薄薄的被子，香港不冷，我們睡在上面挺寬敞，挺好。

戴望舒與第二任太太楊靜及三名女兒,後為長女詠素。

 這年的春節（筆者按：1949年的農曆年初一是當年公曆1月29日）我們在葉家過的，他們家也沒有特別的講究，除夕那天父親帶著我們兩個和葉伯伯到街上看放煙火、放鞭炮，在空巷中溜溜，買點芒果吃。............. 

　　父親的身體越來越不好，他常拿一個噴霧器對著嘴噴，大口貪婪地吸著噴出來的藥水，有時這也起不了作用，他會用麻黃素給自己打針，這是飲鴆止渴，喘不過氣來的痛苦使他顧不了這麼多了。這樣的身體還要帶著兩個未成年的女兒北上，朋友們都為他擔心，他不會不知道這有多艱難，但他還是決定北上。他說，不想在香港住下去，決定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榮一點。 

1949年3月我們離開葉家，葉伯伯送我們，我們四人坐在一輛貨車的後排位子上，父對葉講，我還有一千塊沒拿，算了，沒時間了。晚上朋友們來旅館送別，楊阿姨也帶著小妹來了（筆者按：指戴望舒第二任太太楊靜和孻女詠樹）。吃完飯楊阿姨沒走，他們和我們一起睡在旅館集體房間裡，陪大妹渡過了最後一晚。」 

沒料到，這一別成永訣。戴望舒北上後不到一年，因哮喘病發，1950年1月2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44歲。葉靈鳳為亡友輟筆日記達十個月之久，在歲末再動筆時寫下：「就是為了當時接得這令人淒然的消息。」從他們好些文章及日記，可進一步了解二人的交往情誼，由上海到香港，他們共住過好幾次，但和而不同，也因各有執著，在討論新詩的形式時，常起爭辯。

紅箭為昔日羅便臣道47B的位置,現為慧豪閣一部份。

現時從中環乘扶手電梯直上羅便臣道，走過那跨越車路的行人天橋，前方的大廈入口，就是昔日羅便臣道47號Ｂ的位置。誰會記起，那裡有著葉靈鳯和戴望舒的雪泥鴻爪？今年是這對文壇好友誕生120周年，他們在塵世經歷了悲歡離合、風風雨雨，以苦難和文字獻出力量，各自在文學和史學的領域開拓天地。二人早在另一國度重聚，不知有否再為新詩爭辯一番？

潘惠蓮搜記於2025年夏

 

 蔡元培三訪香港的遊蹤與遺詩  

蔡元培1938年攝於九龍柯士甸道的寓所外

2025年是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逝世八十五周年，他人生最後歲月在香港渡過，1940年3月5日於養和醫院與世長辭，享年72歲。較多人知道他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鮮被提及的是，他共三次到香港，最後一次在香港遊覽了不少名勝古蹟，他除了在日記中有所描述，還寫下古詩吟詠見聞，及抒發對國家陷於抗日烽火中的感受。 

蔡元培第一次到香港，是考獲科舉進士之後的1893年。資料來自香港已故作家高伯雨的回憶文章〈蔡元培在廣東打秋風〉，1968年發表於香港的《大華》雜誌。此說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陶英惠收錄於1976年出版的《蔡元培年譜》，北京學者高平叔其後亦收錄於1998年出版的《蔡元培年譜長編》。 

推算是1893年8月初，蔡元培從上海乘搭輪船到香港，準備往廣東訪友。抵港時，入住中環文咸西街10號的元發行，那是高伯雨父親高舜琴經營南北貿易的商行，兼營客棧，經常接待過港的名人。蔡元培此行為高舜琴題寫了一副對聯：「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但高伯雨的文章沒有提及蔡元培這次在香港的行蹤。 

蔡元培第二次到香港，在1931年發生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之後，當時他身負重任，受南京國民政府委託南下，與反對南京蔣介石政府的廣東政要會談，希望促成合作，一起抵抗日本侵略。他9月底乘搭輪船從上海抵港，先與汪精衛、孫科等廣東政要在半島酒店交換意見，然後前往廣州繼續磋商，取得初步成果。他於10月17日經香港返回上海，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邀請，當天到港大與師生會面及發表演說，呼籲學生重視中文，學好國語。香港的中文報章對他這次南行，有大篇幅報導。 

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到香港，是上海被日本侵佔後的1937年11月29日，他原本想取道香港往中國西南大後方，但因抱恙，只好在香港養病。這次留港期長達兩年多，直至病逝。他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等多項公職，雖然甚少公開露面，但每天要處理的公務和事情繁多，既與香港的文化教育界廣泛接觸，又積極支持抗日的社會活動。而向來主張「全人」發展的蔡元培絕非「宅男」，也重視家庭生活，所以不時忙裡偷閒，與妻兒和朋友出遊，舒展身心。 

他抵港當晚入住中環臨海的陸海通旅館，維港景色即令他詩興大發，賦詩一首：「莊嚴斗室粵方工，四壁回環書畫叢，最喜北廊頫江水，群山弧列作屏風。」此詩是根據台灣錦繡出版社1995年的《蔡元培文集》卷十四的版本，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的《蔡元培日記》版本，詩中第三句的「頫」被改成「俯」。筆者向蔡元培之孫女、北京大學蔡元培研究會會長蔡磊砢求證，她回應：蔡元培的日記原文是用「頫」。 

縱觀《蔡元培日記》所載，他在香港遊覽過的地方，有下列各處，弧括內容是他在日記上的描述：

●太平山，曾漫步一段盧吉道，（眺望甚暢，路旁住宅，皆幽雅多花木。）

1940年代, 遊客在盧吉道欣賞香港景色，

●兵頭花園，即現時的香港動植物公園。

●荔枝角泳棚一帶。（先至李家閣，通公車，夏季游泳場碧水可愛，旁為美孚煤油公司。）

●九龍塘一帶。（住屋多為別墅式，復至九龍城，望見城樓及雉堞，以道路不易走，未登。聞中有一石，俗稱宋王臺。）蔡磊砢回覆筆者查詢，蔡元培日記原文是寫宋王臺，不是台。

●九龍城侯王廟。蔡元培和妻子及三子女於1938年1月31日農曆年初一往遊。因（廟中遊人太多，未進廟而還。望見九龍城遊人魚貫而上。）

●香港大學。由校長斯洛司（Sloss）接待參觀。

●青山灣。（一路山左松林，海濱蕉舍，風景極佳。道經荃灣，民居較稠。）

●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由田蓮德牧師接待，與該處的師生共膳。

●沙田道道廬。（三面環山、平疇彌望，風景甚佳。）回程九龍中途，（見多人在林旁觀猴子，以花生或香蕉等飼之，群猴躍叫甚歡，我等亦下車觀之。）

●加士居道碼頭。（有路工數人游泳，停小艇若干。薄暮，又散步，由漆咸道至尖沙咀，坐巴士回。）

●水塘。相信指九龍荃灣區的城門水塘。（即九龍飲水儲蓄處，工程甚堅實，開工於一九三三年，落成於一九三七年..........旁有鵭礦場。）另次到林中看猴子。

1937年12 月12日與好友王雲五(右)合照於水塘

●王囿。1902年，港府規劃現時尖沙咀柯士甸道以北至旺角窩打老道的一大片山林地帶，開闢成公園，命名為King's Park（當時沒有官方中文名稱），以紀念英王愛德華七世前一年登基。二戰前，中文報章將此名稱意譯為王囿，或皇囿。囿是皇帝園林的專用字。二戰後，多按英文音譯，稱為京士柏。蔡元培於1938年1月底，與家人搬入柯士甸道156號的樓房，英文為King's Park Building，面對王囿。2010年北京大學出版的《蔡元培日記》，把這King's Park的中文名稱錯弄成「王國」（見1938年1月3日記載）。由於「王國」跟英文意思不同，引起筆者懷疑，向蔡磊砢查詢。她回覆指出，當天日記原文是寫正體字「王園」，並註有英文名稱King's Park。1998年11月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全集》修訂了這錯字，及補上英文名稱。 

蔡元培也喜愛散步，經常在晴天或晚飯後，與妻兒到附近的漆咸道，及路旁的兒童遊樂場散步。那時漆咸道一帶住戶稀少，九廣鐵路旁有寬敞的草坪，可不是現在的繁華模樣。他在日記還不時提到，散步時去了有記花園賞芙蓉花、到錦記花園買菊花，至澤記花園買象牙紅二盆，及逛了天文台路旁的花圃！可想像那時的漆咸道一帶有不少種花和賣花的地方。 

而蔡元培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淺水灣，共遊了六次，大多數與友人乘坐汽車前往，有時會順遊香港仔和赤柱，品嚐海鮮；但1938年1月7日那天，即他的妻子和三名年少子女由上海來香港團聚後第九日，蔡元培自行與家人同遊淺水灣。他在日記中寫道：風景幽勝。去時乘Taxi，價二元六毫；四時乘公共汽車，大人每人二毫半，小孩每人一毫半。

1930年代的淺水灣,近鏡為余東旋別墅

閱讀《蔡元培日記》，不但可了解蔡元培的生平細節，從中還可看到香港被日本侵佔前的民情風貎，及吸引文人墨客的景觀。他記述的好些地方已經消失，有待查找戰前文獻，才能知道當年位置及狀況。 

蔡元培雖在香港暫得棲身，但毋忘國人在戰火中蒙受的苦難。他來港渡過第一個農曆新年，於上元節前一天（公曆1938年2月13日）晚上，散步時想起一位親人的詩句，有所感觸，先後寫下三首舊體詩和應，並用括弧附加註釋，抒發思念故園的情懷，及祝願國家早日勝利，人民不再生靈塗炭。其詩云： 

●僑居異國容農曆（香港各報皆兼記陰曆，有稱為農曆者），爆竹聲中渡小 除，港仔頗聞多海錯（香港仔有餐館數家，專以魚類及其他海錯為饌，頗著名。），何緣再得四腮鱸？ 

●由來境異便情遷，歷史循環溯大原，還我河山舊標語，可能實現在今年？ 

●良宵散步過牆東，明月原知千里同，海嶼乍除雲影淨，車燈迅閃電光紅。幾多碧血膏原野，惟有嘵音訴雨風。等是有家歸不得，東西那復訃飛鴻。

 蔡元培在香港還寫下不少詩句，可從他的日記和文集中細賞研究。香港學者孫廣海曾統計，蔡元培在香港的詩詞作品數量達四十。

1930年代的紅磡大環海浴場

蔡元培似乎特別喜歡海邊景色，他逝世前兩個多月，從友人口中得知其柯士甸道住所附近，有大環浴場（筆者按：也稱大環游泳場，已消失，為現時紅磡大環山公園和泳池的沿海地帶。），可由漆咸道乘車，到蕪湖街下車步行前往，他竟在冬季的兩個月內，分別和朋友及家人共去了兩次。日記中形容那處「形勢頗似淺水灣，毫無繁華的設備。」他最後一次出遊的地方，就是大環浴場，時為1940年2月25日。三天後，他因病發輟筆日記，再不足一周便告別人間。

1945年二戰結束後不久的航拍照, 紅箭指柯士甸道156號的King's Park Building, 為蔡元培最後住處。左邊直路為金巴利道, 現已成為嘉諾撒聖瑪利書院校園。鳴謝網友Deret Au  提供照片。

 提倡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的一代教育家蔡元培，從此長眠香港。或許與象徵自由和包容的海有緣，其墓地所在的香港仔，亦臨海濱，可聽濤聲。希望蔡元培在此安息，像2019年的損墓惡行不再發生！

1940年2月11日與王雲五合照於香港仔廬山酒家露台。是蔡元培最後遺照。

後記：筆者因撰寫此文，查閱了三個不同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日記。從他在香港生活的最後兩年多日記，發現一些情況，在此與讀者分享，希望研究蔡元培的人士小心處理。該三個版本按出版先後下列——

１．《蔡元培文集》共十四卷，高叔平主編，編輯委員會由包括陶英惠及北京大學蔡元培研究會成員等組成，台灣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5月。其中寫於香港的日記在第十四卷。是蔡元培在中國及香港的日記首次出版。此文簡稱台版。

２．《蔡元培全集》共十八卷，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1998年。其中寫於香港的日記在第十七卷。(筆者註：中國蔡元培研究會是北京大學蔡元培研究會的另一名稱，1986年成立。）此文簡稱浙江版。

３．《蔡元培日記》共上下兩冊，王世儒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0年9月。其中寫於香港的日記在下冊。此文簡稱北大版。 

最初筆者以為較後期出版的《蔡元培日記》，內容較完整，也會少錯字，但出乎意料，好些日子的內容及外文名稱缺失，且沒有註釋，反而不及有註釋的浙江版詳細；而台版的《蔡元培日記》，亦同樣發現好些段落缺失，包括1937-12-12、1937-12-17、1938-1-3、1938-3-13。原因不明。 

跟蔡元培之孫女、北京大學蔡元培研究會會長蔡磊砢溝通後，得知最新版《蔡元培全集》（共二十八冊），北京大學《蔡元培全集》編委會主編，已於2025年4月由北京的商務印書館出版。而之前較全面的版本，是1996-1998年的浙江版。由於蔡磊砢沒有參與以往台版及北大版的編輯工作，因此不清楚為何日記內容出現上述不足的情況。舊日參與編務的幾名學者，包括高平叔、王世儒、陶英惠等，已先後去世，無法向他們查詢。而最新的《蔡元培全集》至今仍未運抵香港發售，筆者未能查看。 

筆者查閱浙江版的日記內容，有以下發現，謹供蔡元培研究會及各界參考：

●1937-12-12 九龍塘這地名正確，不是九龍堂。 

●1938-1-3 往九龍王园( King's Park，金溥利道)，金溥利道疑為港譯的金巴利道（Kimberley Road），在蔡元培住所的King's Park Building 旁邊。 

●1938-1-4　尾段的沈君口口, 空出的名字疑為仲章，即沈仲章，此人在1938-2-8曾出現，訪蔡宅，北大畢業生。另在1940-1-29再來訪，註釋為14。 

●1938-1-7　(6赤秬)，疑為(6赤柱)。赤柱乃香港島南部一個海邊漁村。當年6號公車往來市區和赤柱，是一般遊人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 

●1938-1-31 第三段的嘉樹邊道，香港譯名為嘉林邊道（Grampian Road），在九龍城。6號電車疑為6號公車，九龍當時沒有電車（即有軌那種）。當時九龍的6號公車往來尖沙咀和九龍城，經英王子道（現稱太子道）。

 ●1939-1-22　第二段普強製藥公司的英文名字，應為 The Upjohn Company，不是Upjoin。 

●1940-2-25　(紅磡牛池灣菜市蕪湖街船澳街)，當中的牛池灣成疑，待考。因牛池灣不在紅磡，而在現今近黃大仙那邊，距紅磡頗遠。目前亦未發現紅磡當時有菜市以牛池灣命名。船澳，戰後香港一般寫作船塢，維修船隻的地方。

潘惠蓮搜記於2025年秋

香港書展的前傳一瞥

今年是香港貿易發展局（簡稱貿發局）主辦的香港書展踏入第35屆，探古索源，戰後香港的大型圖書展覽，早於1957年1月出現。在1950至80年代，香港的圖書業穏步發展，百花齊放，每年都有大小規模不一的書展舉行，1997年後，貿發局主辦的香港書展才邁向一枝獨秀。

 

1957年1月16日，首屆圖書雜誌展覽在中環新填地，原工展會場地（現時大會堂一帶）舉行，由1956年成立的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主辦，為期九天，每天下午二時至晚上九時開放，免費入場。參展單位有四十多個，展出各類型書籍逾二萬冊。不少學校都組織學生參觀。最後一天的開放時間提早至早上十一時。大會估計當天入場人次超過六千。 

1957年首屆圖書雜誌展的入口處。

這次書展的特色，是除了展出圖書雜誌，還有百多幅名畫和過百份著名文化人的手稿，名畫由英國文化委員會(英國文化協會的另一譯名) 和香港中國美術會借出，手稿則來自錢穆、饒宗頤、羅香林、胡鴻烈、南宮搏、謝冰瑩、胡秋原等學者、作家或評論家。

 大會又在書展期間，安排兩次為學生而設的抽獎，由當紅女星主持，每次送出三筆獎學金，分別為300元、150元和50元，另設優惠獎十名，每人獲贈10元購書券。

 這次書展後，由於中環新填地要開始建設工程，待至1962年3月大會堂落成啟用，才有較合適的場地舉行大型書展。由1962年8月至1992年7月，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在大會堂共主辦了十四次書展，期間只在1969年移師尖沙咀海運大廈二樓大堂舉行。

1965年第三屆圖書雜誌展在大會堂舉行的情況。

由於該會與台灣的出版界和圖書業界關係良好，自1965年第三屆，台灣的圖書業界開始來此書展推銷書籍，最初有二十多家，到了1966年的第四屆，台灣的參展單位已增至七十家，而香港則有三十多家。這年開始，還有南韓、日本及其他國家的書商先後加入。

 該會於1967年4月，首次邀請文化界名人主持書展開幕的剪綵儀式，第一位是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五個月後，他便告別香港，到台灣定居。翌年7月的剪綵嘉賓，是當時在華文小說界走紅的台灣女作家瓊瑤（原名陳喆)。她由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陪同，第三度訪港。那年她已成立電影公司攝製自己的作品，所以此行亦與香港的電影界人士交流。

1968年瓊瑤為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主辦的書展剪綵

 出版人發行人協會並非每年都主辦大型書展，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中，曾以贊助形式，與中文教育促進會等團體合辦了多屆中文圖書展覽。由1984至1986年，應邀主持書展講座的文化人，有張曉風、余光中、金耀基、鍾玲、梁錫華、瘂弦（原名王慶麟）、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葉慶炳、倪匡、朱秀娟和趙寧。

1987年三毛在書展期間主持講座

 1987年起，該會回復自辦書展，1987年及1988年這兩屆，主持講座的文化人，包括三毛（原名陳懋平)、司馬中原（原名吳延玫）、胡金銓、丹扉（原名鄭錦先）和余光中。1989年8月那屆，由金庸主持開幕剪綵，林清玄和胡茵夢則負責講座和對談。

 除了出版人發行人協會，香港另一書業團體：書籍文具業公會（簡稱公會），自1963年起，亦長期舉辦大型的書展，至1996年4月，共舉辦了三十一屆。期間有三年停辦，包括1965、1967和1970年。除了最後一屆移師灣仔華潤大廈中國文物展覽館，最早一屆在大會堂高座六樓，其餘各屆都在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這公會前身是成立於1920年的香港書業公會，1957年重組易名為香港書籍文具業公會，再於1993年易名為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

 公會主辦的書展，台灣書商的參展數量，雖不及出版人發行人協會辦的書展，卻是最早邀請台灣作家擔任嘉賓。1964年7月的第二屆書籍文具展，台灣女作家郭良蕙應邀來港出席。她1962年推出的小說《心鎖》，刻劃女性的情慾心理，翌年被台灣當局查禁（1986年才解禁），引發不少爭論，香港好些文化人曾撰文聲援作家的寫作自由。當年首度來港的郭良蕙，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其作品《心鎖》是刻畫女性的個性、思想和種種矛盾，在台灣被查禁，就如人生總會遇上波折起伏，這才顯得多姿多彩，得失很難說。 

1964年來港出席書展的郭良蕙。

或許郭良蕙這次擔任書展嘉賓反應良好，出版人發行人協會翌年5月舉辦的書展，也邀請郭良蕙來港參加。她因而成為連續兩年，參加香港不同書展的作家；但根據這兩年的報章報導，她只是參觀書展及為讀者簽名，未見大會安排她剪綵或演講，

 這兩大書業團體以外，在香港經濟起飛、書業發達的年代，每年都有好些機構、社會服務團體、有實力的書商和出版社，獨力或以合作方式，舉辦不同主題的書展推銷書籍。例如兒童圖書展、國際圖書展、教育圖書展等。在港長期代理日本圖書的南天書業公司，亦在大會堂舉辦過三次日文圖書展覽（1963、1964、1967）。

 內地在1978年底改革開放後，不同省、市及單位，都紛紛來港舉辦書展，令展覽活動更添姿彩。中美關係相對穏定的1987年，美國新聞處與商務印書館，還合辦過「美國與世界經濟」書籍展覽，4月在銅鑼灣怡和街的商務印書館圖書中心展覽室舉行，為期八天。

 1982年開始，一個標榜有兩岸三地書商參與的中文圖書展，連續舉行了好幾年，由利通圖書公司主辦。其中在1987年底跨年到1988年1月舉行的一屆，特設作家與讀者叙談會，由韋基舜主持，出席作家有李默、岑逸飛、蔡瀾、何紫等。何紫另外主持一個幻燈片講座，介紹一本書如何誕生。

1992年開始,貿發局主辦的香港書展定在7月舉行, 這年展期增至五日。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在八十年代後期啟用後，為大型圖書展覽提供了面積更大、設備更佳的場地。貿發局最初於1990年和1991年主辦的香港書展，分別在6月和8月舉行，只有短短四日，到1992年才改在7月舉行，展期增至五日, 1996年起增至六日, 逐漸成為香港市民和遊客關注的夏日活動。然而，受到互聯網和科技發展等各種因素影響，香港以致全球的書業，都面臨不同程度的衝擊！下一個35年，香港書展將會是什麼模樣？

 2025年7月潘惠蓮搜記

 《香港周報》搶先成為香港首份中英對照的報紙

 

1963年，香港首次出現中英文對照的報紙，但當時的宣傳重點不在此，而是這報紙能「發聲」！是年4月12日，報章上刊出一則廣告，預告香港有史以來第一份有聲報紙《中西日報》將於四日後出版。所謂「有聲報紙」，其實是指該報刊登了電視台和電台教授英文的節目內容，中英文對照，讀者拿著該報來看電視或聽廣播學英文，便仿如擁有一份發聲的報紙。可是，這份《中西日報》沒有如期出版，被另一份中英對照的《香港周報》搶了頭啖湯！

 

該則廣告註明，快將於1963年4月16日出版的《中西日報》，是由鄧樹勛主編，任護花主理。兩位都是報界出身，前者來自上海，後者在華南發跡。任護花呈交報刊註冊處的申請稱，「聯合教育界的鄧樹勛，擬出版日報一份，形式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冀用中英對照方式，使市民學習英文，獲更多機會。內容除電訊港聞之外，刊登政府公報、學校消息、大會堂文娛消息、各電視台廣播台英語教授節目等。」申請時《中西日報》使用的英文名稱是《Pacific Dispath》。

 

擔任主編的鄧樹勛，可說是香港最早採用多媒體教英語的導師，比港人熟悉的劉家傑更早出道。他是江蘇無錫人，中、英文了得，三十年代已在上海投身報業，最初任英文《大陸報》（The China Press）的記者，1949年以前，歷任英文《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中文版、昆明《中央日報》、《掃蕩報》、《申報》的主筆或電訊繙譯主任。二戰期間的1942年，任美國戰時情報局的中文部主任，抗戰勝利後調派美國新聞處工作，曾到韓國為美軍服務數月。1951年來港，擔任駐港美國新聞處創辦的《今日世界》雜誌總編輯。

 

1960年，他轉任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副經理（後升為經理)，正職之外，同時致力發展教授英語的個人業務，在旺角創辦鄧氏英文會話學校，及在銅鑼灣開辦韋定英文會話學校。翌年10月起，為麗的映聲電視台主持教授英語的節目，並出版教授英語的書籍，如《最新流行英語會話》等。

 

鄧樹勛的女兒鄧琴心，藝名丁寧，1958至1963年間，是邵氏父子公司的女演員，1963年6月，與公司老闆邵邨人的兒子邵維錫結婚後息影。不清楚當年家有喜事的鄧樹勛，為何在《中西日報》出版前臨陣變卦？他自行創辦的中英文對照報紙《香港周報》（Hong Kong Bilingual Weekly）率先在1963年8月10日推出，逢周六出版，每份三毫，報社地址在銅鑼灣怡和街豪華樓三樓。此周報比一般日報短一半，約40cm X 27.5cm，共八版。創刊號只是黑白印刷，第二期起報頭套上紅色（間中綠色），第三期起報頭註明鄧樹勛主編。

 

鄧樹勛交遊廣濶，與電影界及賽馬圈尤為熟絡，所以報上不時刊載這兩個界別的名人訪問或消息，有兩期甚至以一整版來刊登賽馬資訊。他辦報時的兩名擔保人，分別是時任市政局議員的張有興和經營《天天日報》的韋基舜，1949年後由上海來香港的名記者陳福榆（筆名桑榆）擔任執行編輯。當時著名小說家俊人（原名陳子雋，另有筆名萬人傑）亦為此報撰寫長篇連載言情小說〈伉儷〉，配上女畫家高寶的插圖。陣容頗為鼎盛。

鄧樹勛還親自用英、粵語錄製教學唱片《東西風（DC- Phone）》，連同一份或多份《香港周報》出售，以「鄧樹勛到府授課」這廣告噱頭作招徠，多元化推廣英語學習。

 

在《香港周報》推出後二十日的1963年8月30日，市面出現一份類似大小和模式的《英語良友》（English Companion），由走小報路線的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創辦。同樣每份零售三毫，但逢周五出版，比《香港周報》早一天出版。《英語良友》的報頭只註明中英文對照周刊，沒有主編的名字，內頁一角則以英文列出總編輯是Abe Manheim，執行編輯是Burt T. Mak，出版方是Wu Tai Chow for The Hong Kong Evening News，即《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與讀者聯絡的地址，就是《香港夜報》的社址：文咸東街75號三樓。

 

此報創刊當天，《大公報》和《文匯報》都刊出一則簡訊，報導《英語良友》由加拿大人士文海（筆者按：相信是Manheim的音譯）主編，以學生及職業青年為對象，並舉辦填字有獎遊戲，分學生組及青年組，學生組首名可得免費獎學金三個月，青年組首名可得名貴手錶及禮券等獎品。

 

至於任護花的《中西日報》，則遲至同年9月5日才面世，英文名稱跟申辦時不一樣，改為《Anglo-Chinese Daily》，大小如一般日報，共四版，每份一毫。創刊號報頭只標示督印人是任護花，社址在中環歌賦街37號，沒標示主編名字，但查閱此報的註冊記錄，主編是任護花的長子任忠邦。

 

任忠邦畢業於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1961年獲獎學金往英國倫敦大學皇家研究院深造，專攻建築結構工程，報載任忠邦和太太於1963年8月回港渡假，相信他就在此時參與《中西日報》的創刊編務。任護花的次子任忠章，原是香港大學建築系學生，於1962年9月赴美國三藩市大學轉攻醫科，《中西日報》營運時，他還在美國留學。多年後學成歸來，才協助父親管理報紙業務。

 

《中西日報》面世當天及前一天的報章廣告，旁邊都有一則鄧樹勛的重要啟事，表示月前曾與《紅綠日報》的任護花合作籌備《中西日報》，後因故中止，即將出版的《中西日報》與他無關。雖說與他無關，但從《中西日報》的創刊號，可見有策略針對鄧樹勛創辦的《香港周報》，例如頭版右上角印有一個印花，每天一個號碼，剪齊十天的印花，便可免費換取用以學習英語的《中西風（AC—Phone）》唱片一隻，顯然是與鄧樹勛的教學唱片《東西風（DC—Phone）》打對台；此外，報內刊載的教授英語節目，並不重視鄧樹勛任職的麗的呼聲和映聲，而是以較大篇幅刊登其他電台（商業電台和綠村電台）教授英語的節目內容。

 

這三份中英文對照的報紙，內容大同小異，《英語良友》較注重青少年和學生的閱讀趣味，但有關此報的經營情況，資料最少，現存中文大學圖書館僅有創刊號及1963年9月三份，不知它何時停刊。

 

《香港周報》的經營期最長，也最富創辦人的個人色彩，內容較多變化，看來主要吸引中產的讀者。1964年中，可說是鄧樹勛教學業務的發展高峰期，這時他除了營運兩間英文會話學校，還得到香港一些滬籍商人支持，在旺角開辦聯合英文中學（Associated English College)，自己先後擔任校監和校長，而他各類的英語教材及電台節目，亦拓展到台灣。然而，從1964年11月28日起，《香港周報》變成逢周六隨《天天日報》附送，1965年4月1日起遷至台灣出版，再發行到香港，不知何時停刊。鄧樹勛亦逐漸收縮香港業務，轉以台灣為發展基地。他1981年曾在台北舉行的金鐘獎頒獎禮上亮相，為美國來的頒獎嘉賓擔任繙譯。

 

《中西日報》缺乏像鄧樹勛這樣的品牌人物增強號召，經營了一年，至1964年9月1日便停刊，但這年8月1日仍刊登加強陣容的啟事，預告會復刊以往深受讀者歡迎的專欄《太平山閑話》（Taipingshan Chit-chat），由作家S. Quanan（筆者按：即岑崑南）主持。創刊主編任忠邦其後雖返回英國繼續其建築工程專業，七十年代官至英國政府房屋結構局局長，但他回流香港後，成立科技軟件公司，發展個人業務，亦涉及改善英語教育的範疇。或許當年回港投入《中西日報》編務，促使他鑽研利用科技提升學習英語的效果。

 

三份中英文對照的報章在1963年不足一個月內先後面世，反映當時正步向小康的香港社會，學習英文有殷切的需求，但競爭激烈，要維持下去，並非易事。而這三份報章的共同點，是提倡活學活用，鼓勵多從日常生活，如看英語電影及新聞，聽廣播及流行曲等方式輕鬆學習英文，克服恐懼外語的心態，這些基本功即使放諸現在，也不會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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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提供藏品閱覽及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