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7日 星期日


「美人魚」楊秀瓊被抺黑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楊秀瓊(Yeung Sau King),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游泳健將,有「美人魚」之稱,也是首位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1936年)的女泳手。但在國共惡鬥的四十年代後期,有造謠者撒播楊秀瓊淪為軍閥姨太太的流言,藉此打擊國民政府的聲望。而事隔逾半世紀,北京快將主辦奧運會之際,大陸竟有傳媒人及網站不斷加鹽加醋翻炒舊聞,譁眾取寵,將這位曾為華人爭光的女運動員再度抹黑。
1934年上海《文化月刊》
楊秀瓊(右一)與家人攝於30年代
        楊秀瓊祖籍廣東東莞,她親自撰寫自傳記載:她於一九一九年在香港出生。她姐姐楊秀珍在一九三四年八月接受上海晨報》的訪問亦表示,她們兩姐妺及弟弟昌華,皆在香港出生及成長。父親楊柱南少時已從家鄉到香港謀生,成年後在一家洋行任經紀,熱愛游泳,曾任香港南華體育會的游泳部主任。因此他們三姐弟從小就受父親影響和培訓,成了游泳健兒。現時大陸的網站,多指楊秀瓊在東莞出生,十歲時跟父親移民香港,但這說法並無根據。
 15歲的楊秀瓊攝於新生活運動的宣傳活動
 1930年10月15日香港西報China Mail報導楊秀瓊得渡海泳冠軍

        1930年,還未足十二歲的楊秀瓊, 在廣東省和香港共四個重要泳賽中創出佳績, 得到多項冠軍。其中在全港公開渡海泳賽勝出, 最令人振奮。因為賽事有外籍泳手參加, 楊秀瓊游出32分39秒, 成為首位以破紀錄成績在此泳賽奪冠的華人。打破自1920年香港有女子渡海泳以來的歷屆紀錄,一鳴驚人。之後楊秀瓊在香港及大陸參加的重要泳賽,都取得驕人成績。

1933年10月,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女子游泳首次列入比賽項目。楊秀瓊代表香港出賽,包辦全部五個賽項的冠軍,(50米及1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200米俯泳,以及與劉桂珍、梁詠嫻和楊秀珍合作的200米接力賽)。年輕貎美的楊秀瓊頓成了中國泳壇的新星。被報界稱為「美人魚」。
 左起:楊秀珍,楊秀瓊,劉桂珍,梁詠嫻
        接著在1934年5月,楊秀瓊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參賽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日本、菲律賓及時稱荷屬東印度,1945年脫離荷蘭獨立的印尼),中國女泳隊共四人,還有劉桂珍、陳煥瓊及梁詠嫻,皆來自香港。這屆女子泳賽只屬表演賽,未列為錦標賽,日本沒有派女泳手參加,比賽成了中國和菲律賓之爭,結果楊秀瓊勇奪四項冠軍,包括50米和100米自由泳、100米背泳及200米接力賽,原本她參加五項泳賽都全部奪標,但在200米蛙泳轉身時,因只是單手觸池,未做到雙手觸池而被判犯規, 取消冠軍資格,由亞軍的陳煥瓊替上。

這屆遠運會除了足球,其他的男子組賽項,中國隊都敗北,楊秀瓊卻成績彪炳,當中的200四人接力泳賽,頭三程中國隊都落後,憑著楊秀瓊游最後一程,在尾段3公尺從後趕上而奪標,故份外受到稱許,當地傳媒爭相報導暱稱她為Miss China(中國小姐)
1934年5月19日香港工商日報
左起,梁詠嫻、楊秀瓊、劉桂珍、陳煥瓊,出席第十屆遠東運動會

        到了1935年10月,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行,楊秀瓊繼續代表香港出賽。在50自由泳決賽,敗於這次代表廣東隊出賽的劉桂珍。但100米自由泳和100米仰泳的冠軍,仍是她囊中之物,且再破遠東和全國紀錄。作風前衛的楊秀瓊,在比賽舉行前,到了南京參加賑災游泳表演,期間穿上當時在歐洲開始流行、露出整個腰部的二截式泳衣亮相, 成為一時熱話。相信她是首位公開穿上這款泳裝的女泳手。當時不少時尚雜誌都以她這照片作封面。
     這幾年間,楊秀瓊的風頭可說一時無兩。政、商、文化體育界不少活動,都爭相邀請她出席。好幾次群眾為爭睹她的風采而引起混亂。她不單是社交界的大紅人,其衣著打扮、私生活以至緋聞,都成為不少消閒媒體的焦點。在她紅遍全國的1933年底,香港已有小報謠傳她會成為一名銀行高層的平妻,雙方即時登報否認。
 楊秀瓊的時尚打扮是當時的潮流指標
        1936年8月,德國柏林舉行第十一屆奧運會,中華民國派出六十九名運動員參賽,其中兩名是女性,楊秀瓊是首名,也是當年唯一參加泳賽的中國女運動員。在國內的選拔賽,只要打破一項全國紀錄,就有出戰奧運的機會,結果100米和400米自由泳的全國紀錄, 都被她打破, 順利入選。

她在奧運共完成兩項泳賽,分別是100米自由泳和100米背泳。雖然與世界強手較量,她的成績相距仍遠,未能進入決賽。但在100米背泳的奧運預賽, 游出1分36秒4,較她1935年創下的全國紀錄,快出1秒。可惜因為當時中央社的報導失誤,至今仍沒有太多人知道她有此佳績。而那年代大部份中國人只顧比賽的輸贏,不關心選手的其他表現。中國隊在這屆奧運也沒得到任何獎項,觸發國內的一些失望情緒,部份不滿蔣介石政權的人更趁機大肆批評國民政府勞師動眾,浪費公帑,卻得不到一點佳績回報。向來是風頭人物的楊秀瓊便成了揶揄的對象。

        經此一役,加上母親病重,有報導指楊秀瓊想淡出泳壇,但她依然活躍於社交圈,不時出席一些慈善籌款或游泳表演活動。1937年7月底,她參加香港南華會舉行的第三次水上游藝會,似有意再戰江湖,在50公尺自由泳賽,以33秒刷出全國新紀錄(舊紀錄36秒是楊秀瓊所創),但因中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全力抗戰,宣佈取消原定當年10月10日舉行的全國運動會。楊秀瓊失去再度出征全運會的機會。1938年底,她與著名騎師陶栢林於香港訂婚,開展人生新一頁。陶栢林(1915-1974,按其龕位的名字為栢林,非舊報章上刊登的伯林或柏林)祖籍湖南,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他先在上海任職騎師,成名後轉到香港發展。1939年11月5日,二人在香港跑馬地聖馬嘉利教堂舉行婚禮,婚後育有一對子女。

   楊秀瓊1941年與首任丈夫陶栢林合照

                根據四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及上海報刊報導,二人在1941年8月傳出婚變消息,楊秀瓊指稱遭丈夫暴力對待,計劃提出控訴,之後二人便分居。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楊秀瓊先後在香港及上海兩地生活,陶栢林則轉赴湖南經商。戰後的1946年,楊到上海在海外華僑主辦的《僑聲報》任職記者,後轉到難民救濟協會負責文職工作。這年12月,她兩夫婦醞釀離婚,因而傳出好些有關楊的婚戀流言,有說楊秀瓊與權貴同居,楊秀瓊曾發聲明否認,並短暫離開上海這個是非之地,往南京及廣東探親, 約於1947年2月才回到上海,任青年會的義務游泳教練。同年底楊、陶二人回到香港在律師行正式辦理離婚手續。不久,楊秀瓊再婚,嫁予印尼華裔商人陳真廣,之後移居泰國多年。陳真廣留學荷蘭,二戰結束後曾在上海及泰國經商。他和楊秀瓊於1950年代初到香港定居,創辦義安行有限公司,代理名廠電器,並經營地產;曾任東華三院總理(1956-1957)及玻利維亞駐港領事。
1947年上海《文飯》周刊

 1963年11月15日香港《華僑日報》
        在1950年代,因丈夫的貿易業務,楊秀瓊經常來往香港和東南亞之間。1962年香港拯溺總會成立女子部,楊秀瓊擔任首屆主席,翌年曾在香港麗的映聲電視上介紹拯溺工作,呼籲公眾注意水上安全。1966年7月,第二屆英聯邦皇家救生會會議在倫敦召開,楊秀瓊是出席這會議的香港代表之一。她一直擔任香港拯溺總會女子部主席至1966年底,其後舉家移民加拿大溫哥華。1982年10月10日,楊秀瓊在溫哥華發生家居意外不慎從高處墮地喪生。香港多份報章都刊登了她家人發出的訃聞,以及她的生平介紹。



 1982年10月14日香港《華僑日報》,訃聞上的歲數有誤,應享年63。
        可是,現時只要在網絡打上「美人魚」楊秀瓊這幾個字,就會發現絕大多數的大陸網頁都對她的婚姻和晚年有不一樣的描述,主要有下列幾點:
一.楊秀瓊在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後,得到蔣介石夫婦的寵愛,宋美齡還認她為乾女兒,送了一輛美國小轎車給她。
二.蔣介石戰時遷都重慶後,楊秀瓊和陶栢林到重慶參加全國游泳比賽,四川軍閥范紹增垂涎其美色,得蔣首肯後,范強迫楊秀瓊離婚,將她納為第十八房姨太太。
三.楊秀瓊為了自殘而吸鴉片,令自己容顏枯槁,引不起范紹增的興趣,把她拋棄,從而跳出魔掌,返回香港。
四.楊秀瓊歷盡滄桑,深感世態炎涼,不久便遠渡重洋到加拿大溫哥華僑居。

1934年《玲瓏》雜誌刊登楊秀瓊(左)與姐姐秀珍與林森的合照

        至於她跟范紹增的緋聞,是1946年底,她在上海鬧離婚期間傳出,並非在抗日時期。當時范紹增到了上海經商,活躍於社交圈和舞場。楊為免緋聞纏身,如之前所說,她已發聲明否認及離開上海。但親共的報刊,依然繼續散播范紹增納楊秀瓊為妾的謠言,應是為了打擊國民政府威望,讓外界覺得蔣介石夫婦喜愛的社會名人,都是男盜女娼之流。

        「美人魚」與中共結樑子,可追溯到1934年,當年國民政府成功驅逐了盤據江西井岡山的中國共產黨,蔣介石隨即在江西省會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同年7月,邀請楊秀瓊任嘉賓,為南昌江邊的新生活俱樂部游泳池作開幕禮的泳術表演。那時她剛在遠東運動會取得彪炳成績回國,被不少人視為民族女英雄,國民政府希望藉著她的名氣和健美形象,激勵軍民士氣,樹立新風。
       
        楊秀瓊一家其後又從江西轉往南京出席另一場游泳表演,被國民政府視作上賓接待,時任行政院秘書長、向來亦積極提倡運動健體的禇民誼,親自為楊秀瓊一家所乘的馬車策馬驅車,惹來各界熱議。

      至於長期在四川領軍的范紹增,與中共更有直接衝突。1933年,他受國民政府收編,奉命在湖北洪湖剿共,跟中共的大將賀龍交鋒,使賀龍的主力傷亡慘重。抗日時他也有出色表現,一直是國民黨拉攏的地方軍頭。但他在1949年反蔣投共,留在大陸至1977年去世。

        楊秀瓊和范紹增無疑是中共那些年的挫敗標誌,在國共鬥爭白熱化階段有二人的緋聞可加利用,造謠者自然不會放過。不單是楊秀瓊,民國影后胡蝶,也遭同類的謠言抹黑,指她戰時被軍統領導人戴笠納為情婦。別忘了除了槍桿子,筆桿子也是利害武器。
步入中年的楊秀瓊
  事隔半個多世紀,當北京快將主辦奧運會,媒體需要大量有關中國體壇歷史資料之際,大陸傳媒不但沒有展現楊秀瓊的真實生平,還競相炒作舊聞,把當時已去世廿多年的楊秀瓊再度抺黑。有署名「康狄」者,於2008年投稿台灣 古今藝文》雜誌,發表題為〈亂世佳人楊秀瓊--「南國美人魚」的悲劇人生〉的文章,內容與現時在大陸網絡流傳的大致相同,造假得比1940年代那次更為無稽惡劣,簡直時空錯亂,常識欠奉。但這種吸引讀者的名人資料,那本台灣雜誌和某些學者,尚且不求證便發表和引用,大陸的網站就更是爭相轉載,或加插更煽情的橋段渲染,以求譁眾取寵。
        要說悲劇,虛假新聞和偽造的史料不斷蔓延,何嘗不是社會持續上演的悲劇?

泳壇上為國增光,戰火裏冒險偵敵
曾當抗日特工的「美人魚」楊秀瓊
楊秀瓊攝於1948年
筆者在2016年1月,發表〈「美人魚」楊秀瓊被抺黑〉一文後,得到不少讀者的正面回響。更有朋友提供了有關楊秀瓊的珍貴資料,發現她不單是一名傑出運動員,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還為國民政府擔任情報員,在港收集日軍情報,因被日軍發現而一度遭扣查。筆者獲悉後,再深入追訪這位英雌的事跡,終於憑著一個十幾年前的舊地址,在遠隔重洋的加拿大溫哥華市,找到她的後人和安息之地。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楊秀瓊,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游泳健將,也是首位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1936年)的女泳手。他於1962年推動香港拯溺總會成立女子部,並擔任首屆主席,1966年代表香港出席在倫敦舉行的第二屆英聯邦皇家救生會會議。有讀者網上留言稱,未看筆者那篇文章之前,一直被大陸網絡鋪天蓋地的錯誤資訊所誤導,以為楊秀瓊曾被蔣介石強迫下嫁四川軍閥范紹增,成為他的十八姨太太,晚景淒涼。亦有讀者訝異那些時空錯亂、常識欠奉的抺黑資料,竟可在大陸不斷炒作流傳,又有所謂學者不經查證便引用在著作內,怎不令人慨歎民智愚昩,品德淪喪!

        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友人李卓賢,傳來朱魯大於1990年發表在香港《南北極》月刊的文章〈日軍憲兵部檔案中的葉靈鳳和楊秀瓊〉,指在日本檔案館內,看到一本蓋有「極秘」印的小冊子,是日治時期由香港憲兵隊本部編寫,標題為「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內容提及葉靈鳳和楊秀瓊如何在港為國民政府做情報工作。這篇文章在文學研究界頗受關注,因為有助澄清葉靈鳳被指為「漢奸文人」的指控。沒料到此文還揭示了楊秀瓊鮮為外界所知的抗日任務。
楊秀瓊當抗日特務的幾篇資料

        朱魯大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日本資料部主任。他指出,根據該小冊子內容,楊秀瓊是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香港站特別情報員,別名「易梅」,在香港淪陷後翌年,即1942年9月,經特別情報員羅四維羅致加入組織,跟羅同組,受邱清猗指揮。楊主要負責搜集汪偽政要及親日人士在港的動向。該小冊子還列出這情報組織的架構及成員名字,以及一份提控書,記載了楊秀瓊在香港出生,1934年在香港尊德女子中學就讀,1936年在香港聖保祿女子書院中途退學,同年任中國保險公司事務員一年。曾於1934年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在菲律賓舉行的遠東運動會,以及1936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的奧運會。她於1943年5月1日被捕。據悉由於當時日軍偵破這情報組織,搜出名單,於是拘捕楊秀瓊等人,至於扣留了多久及提控結果,並無記錄。
       
        估計因楊秀瓊是活躍於香港社交界的體壇名人,有人設法營救,跟葉靈鳳的情況類似,被日方扣查一段短時期後(葉靈鳳被關三個月)便獲釋。而查閱上海的舊報刊,1943年下半年已有楊秀瓊由香港到了上海出席公開活動的消息,包括打網球,及在同年11月擔任蘿蔓飯店的開幕剪綵嘉賓。往後兩年,都有大陸報刊報導她在上海和北平的活動。可見她被日軍扣查獲釋後,便離開香港轉往內地生活。箇中原因和細節仍未得知。

        由於楊秀瓊在1960年代後期便舉家移民加拿大,她逝世距今已三十多年,要進一步查訪她的事跡並不容易。筆者於是從英文資料入手,在一份英文報章上找到她的訃聞,上面竟有她當時在溫哥華的住址。2016年10月,筆者本著盡力而為的信念,展開尋找「美人魚」之旅,遠赴溫哥華她的墓地及舊居查訪,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雖然她的舊居已轉售十多年,但一名老鄰居仍依稀記得她其中一名女婿是當地的牙醫。就憑這點蛛絲馬跡,筆者最終聯絡上楊秀瓊在溫哥華的兩名女兒愛蓮及愛珠,以及在香港生活的外甥郭先生(即楊秀瓊姐姐楊秀珍的長子),他們提供的資料,填補了楊秀瓊生平的一些空白。

        由於她的女兒在外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已不大懂得中文,連廣東話也不流利,對於母親被大陸網絡不斷抹黑之事並不清楚,從筆者口中得知後顯得無奈,並感謝筆者撰文釐清史實。愛珠表示,有關母親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做過中方情報員之事,母親生前沒有提及,但舅父,即楊秀瓊之弟楊昌華曾跟她講過,可惜楊昌華數年前已在多倫多去世。無法向他瞭解詳情。
溫哥華的報章1982年報導楊秀瓊經營禮品店
        愛珠又指出,母親一直熱愛運動及旅遊,1982年去世前半年,曾在溫哥華開設禮品店,出售她在世界各國旅遊時搜羅到的精美物品。她亦熱心當地的華人公益活動,曾捐款資助當地唐人街的中華文化中心。

        楊秀瓊一生經歷兩段婚姻,1939年在香港與騎師陶栢林結婚,育有一女一子,名景芳及景璋,後改名為愛蓮及愛德。兒子已於1985年去世,葬於母親墓旁。楊1947年離婚後,翌年10月與祖籍福建的印尼商人陳真廣(1998年去世)在上海結婚,由於政局動盪,婚後不久就遷往泰國定居,再誕下愛珠及愛梅兩名女兒,約於1953年與家人回到香港生活。愛珠向筆者展示了楊秀瓊中晚年的一些生活照片,以及1930年代參加多項重要賽事所得的奬項。其中在遠東運動會獲頒的女子游泳總冠軍獎座,是她生前最珍愛。
楊秀瓊在遠東運動會獲頒的游泳總冠軍獎座
    對海外華人歷史稍有認識都知道,陳的福建話發音為Tan,早期很多到東南亞定居的華人都是祖籍福建,陳姓福建人的英文姓氏按其母語拼音便成了Tan,並非國語的拼音Chen 或廣東話的拼音Chan。楊秀瓊與陳真廣結婚後冠上夫姓Tan,竟有大陸學者以為Tan是楊的首任丈夫陶栢林之姓,不加查證便指楊秀瓊和陶栢林在戰後的1946年復婚。又有大陸網民誤以為Tan是廣東話的發音、香港姓陳人士的英文姓氏。

        筆者分析,由於國民政府1934年成功驅逐了盤據江西井岡山的中國共產黨,蔣介石隨即在江西省會南昌公佈發起新生活運動。同年7月,邀請楊秀瓊任嘉賓,為南昌江邊的新生活俱樂部游泳池作開幕禮的泳術表演。那時她剛在遠東運動會取得彪炳成績回國,被海外傳媒暱稱為「中國小姐」,不少國人視為民族女英雄,國民政府希望藉著她的名氣和健美形象,激勵軍民士氣,樹立新風。可能因而被中共認為是針對他們的親蔣人物,自國共惡鬥的四十年代後期,造謠者不斷散播楊秀瓊淪為軍閥十八姨太太的消息,顯示是為了打擊國民政府的聲望。
        1935年上海《玲瓏》雜誌刊登楊秀瓊和姐姐楊秀珍的合照
        楊秀瓊的外甥郭先生亦認為有此可能。郭先生在印尼出生,1950年代隨父母到香港定居,留學美國後,於1970年代初回香港經商。他表示,母親楊秀珍和楊秀瓊感情很好,父親郭興林是印尼華僑,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戰後在香港及上海兩地經商。據親戚所說,楊秀瓊是由郭興林介紹而認識第二任丈夫、同是印尼華僑的陳真廣。楊秀瓊和丈夫在五十和六十年代都忙於打理生意,甚少談及戰前往事,他近年才聽聞在大陸流傳好些詆毀楊秀瓊的謠言。楊秀瓊留給他的印象是充滿幹勁,具備運動員堅毅硬朗的性格。因此,深信楊秀瓊那時不會被那種流言蜚語所嚇倒,但她在國際賽事中為國增光,在戰時又冒險擔任抗日的情報工作,生前死後卻不斷被抺黑,謊言甚至出現在大陸的體育史書及標榜記錄歷史的報刊上,面對如此龐大的造謠機器,身為後人也不知如何是好。

        郭先生將楊秀瓊寫於1938年的自傳贈予筆者,這本已絕版多時的舊書,清楚記載她生於民國八年四月廿五日,即1919年,跟她墓碑上的出生年份1921年有所不同。郭先生表示,由於楊秀瓊是在家中意外摔倒而引致死亡,事出突然,家人處理後事時,可能倉卒間沒有用上準確的出生年份。

該書記載楊秀瓊十歲開始在北角七姊妹的南華會游泳場習泳,最初學蛙式。她感謝南華會的教練長盧明進悉心教導,確立了良好的游泳基礎。盧是新加坡華僑,外號「老虎」,性情嚴厲,但令她獲益良多。還有教練袁燦輝和梁鐵生都對她諄諄善誘。她多次感謝南華會的栽培和獎勵,終身不忘。

        該書又提到楊秀瓊首次參加香港以外的比賽,是1930年9月在廣州舉行的全省第三屆水運會,即泳驚四座在三個賽項中勝出及打破舊紀錄。同年10月,她參加香港的渡海泳賽,再奪冠軍,並刷新自1920年香港有女子渡海泳賽以來的紀錄,令這位還未足十二歲的小妮子聲名大噪。她當時還未被稱為「美人魚」,而是得了另一綽號:「水怪」。由「水怪」到「美人魚」、「中國小姐」開展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經歷。

照片中這位身穿廣東隊泳衣的美女是誰?大陸寫手孫孟英竟然張冠李戴,誤以為她是楊秀瓊。其實,她名叫梁詠嫻,也是名噪一時的香港女泳手,有傳媒稱她為「廣東美人魚」、「南方標準美人」。她的知名度雖及不上楊秀瓊,但亦創下不少游泳佳績,多次打破女子仰泳的全國紀錄,且是那時的攝影師寵兒,在三十年代的消閒報刊上,經常會看到她的芳容。

        梁詠嫻來自游泳世家,1918年在香港出生,祖籍廣東順德。十三歲開始習泳。父親梁瑞生從事教育工作,不少家族成員都是香港南華體育會成員,她的叔叔梁偉生及梁鐵生皆游泳健將,其中梁鐵生更於19211923連續兩屆代表中華民國出征遠東運動會,後擔任南華體育會的游泳教練。梁詠嫻曾就讀香港麗澤中學,後轉往聖嬰中學,專修英文。家有一兄三弟四妹。

        1933年,她代表香港參加在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與楊秀瓊、劉桂珍和楊秀珍合作,取得二百米接力賽冠軍。另外得一百米仰泳賽亞軍。

        1934年,她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與楊秀瓊、劉桂珍和陳煥瓊合作,取得二百米接力賽冠軍,另外在二百米俯泳得季軍

        到了1935年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全運會,她轉而代表廣東省出賽,在一百米仰泳賽,以些微之差,再次敗於勁敵楊秀瓊手下,屈居第二,但成績亦打破全國紀錄。那張穿上廣東隊泳衣的照片,便是攝於這屆全運會,當時有好幾份消閒或體育報刊都曾刊登。

        這次比賽後,梁詠嫻開始淡出泳壇。193928香港《華字日報》刊登了一小段新聞,題為「女游泳健將,梁詠嫻嫁杏有期」,報導梁詠嫻與勞雄已在婚姻註冊處註冊,準備結婚。此後,便沒有再看到梁詠嫻的消息出現。2023年9月, 筆者聯絡到梁詠嫻的親人, 得知她的出生年份為1918年, 於2019年3月22日在香港去世, 享年101歲。

《尋找「美人魚」楊秀瓊》的目錄

1.家世及幼年教育
2.初學游泳的經歷
3.少年「水怪」泳壇一鳴驚人
4.蓄勢待發再闖高峰
5.第五屆全國運動會連奪五冠
6.第十屆遠東運動會揚威海外
7.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後的楊秀瓊「熱潮」
8.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未能全勝
9.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形象出眾
10.告別泳壇開展婚姻生活
11.香港日佔時期冒險偵敵
12.抗戰勝利後另組新家庭
13.重返香港再與水結緣
14.安息加拿大溫哥華
15.   不同的英文姓名
16.婚戀傳聞不斷被炒作變形
17.有關楊秀瓊的報導和評論

附錄1:楊秀瓊年譜與中港大事表對照
附錄2:楊秀瓊締造的游泳紀錄
附錄3:運動名將錄
附錄4:近百多年女性爭取參與運動競賽大事記

後記

《尋找美人魚楊秀瓊》電子書--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Gl_XDwAAQBAJ&printsec=frontcover&hl=zh-TW#v=onepage&q&f=false


2015年10月25日 星期日

緬懷王友金先生


      王友金先生攝於六十年代及九十年代

 2014年底,因有朋友想邀請研究中國法律的王友金先生出席研討會,筆者曾多番致電想跟他聯絡,但撥打他的手機和家裡電話,一個已失效,一個沒人接聽,當時心裡已有不祥之感。最近,終於聯絡到他的太太,得悉王友金先生已於2012年12月30日病逝,享年86歲。

        王先生謙謙君子的和善形象,不其然又在腦海浮現。想起最後一次見他,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當時他正在藏書室默默翻看資料,為免打擾,只跟他聊了幾句便告辭,沒料到從此永別。

        王太太說他晚年受心臟病和腎病困擾,因發高燒入東區醫院治理,病情反覆,留醫約兩個星期便去世。三名子女均學業有成,已投身社會工作。

        王友金原是新加坡華僑,少年時期熱愛寫作,初中已投稿《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的副刊,靠稿費支付學費。中學畢業後一邊教書,一邊為《南洋商報》撰寫政經評論。

        像許多海外華僑青年一樣,王友金對中共的革命充滿幻想,憧憬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的鳥托邦出現。一九五○年,他瞞騙家人說去香港做生意,實際是經香港去了北京,報讀清華大學。他首選是新聞系,但未獲取錄,入讀了次選的政治系國際組,後來院系調整,被安排到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法律系。畢業後分配到哈爾濱,擔任鐵路法院法官。他表示,一百個同學,只有十個當上法官,除了要成績好,還得共產黨賞識你,認為你是人才,方有此資格。

        當時他躊躇滿志,一心為國家走上法治富強的大道而努力。那時東北的鐵路經常發生偷竊、打鬥、撞車等事故,為了審案或調查,他不辭勞苦,深入民間,得到上級讚賞,不久便獲晉升,加入審判委員會參與處理大案。
   
        他曾說:「當時可謂無法律程序,我參考蘇聯檢察和審判制度,起草程序法,建立陪審團制度,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關注,派遣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兼刑庭庭長賈潛來哈爾濱,與我乘搭毛澤東專用列車周遊東北兩天,總結鐵路法院的司法經驗。」王友金相信近年大陸的法院改革,包括引入程序法,蘊含他的建議草稿。

        中共與知識分子的蜜月期很快就過去,王友金當了四年法官後,在肅反運動中被懷疑是間諜,遭軟禁一年,要不斷寫檢討和捱批。逢此厄運,令他一度意志消沉,想從法院五樓寓所跳下輕生。幸好一年後政治形勢轉變,他重獲自由。但一九五九年四月起,公安、檢察、法院合併為政法公安部,王友金失掉官職,還要下鄉勞動,後來調到黑龍江司法廳,終日無所事事,繼而調去北大荒當石油廠廠長秘書,過著住草棚的艱苦生活。他的父親在新加坡不斷寫信申請兒子離開中國,幾經波折,他於一九六○年成功偷渡到香港。

        王金友說,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但那時新加坡由李光耀主政,堅決反共,由大陸出來的王友金受懷疑,不獲准回去與家人團聚,只好留在香港生活。在港初期,他擔心自己的經歷再惹麻煩,不敢告訴人在大陸當過法官,只說在大陸教過書。後來有朋友介紹他到《天天日報》工作,開始了他的傳媒生涯十八年,先後做過翻譯、編輯和總經理。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以「王恩」作筆名撰寫專欄,揭露和剖析大陸的政治狀況,大獲好評。六六年還編製了一本《中共大整肅真象》,成為當時研究中共政情的暢銷書。

        王友金與太太在六十年代中,經朋友介紹而認識,約在一九六六年結婚,育有二女一子。王太太形容丈夫勤奮良善,疏財仗義,不時為朋友著想而吃虧。在六、七十年代搜集研究資料十分困難,王友金經常斥資買下大堆舊報紙來剪存資料,家裡的報紙雜誌堆積如山,成了打理家務的王太太一大煩惱。

        王友金在七十年代後期短暫任職《快報》後,便離開報界,投身中共的改革開放大潮。先後在多間外資律師事務所擔任顧問,憑著他對國情和法律的知識,協助外國公司投資中國市場、起草大型項目的合約。他曾組織香港和外國法律專家到大陸交流,深圳和廈門市政府也邀請他出任法律顧問,協助安排大陸官員訪港。
  
        一九九七年退休後,王友金專注研究中國法律,先後擔任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研究計劃研究員、中國政治大學客席教授及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他出過書探討基本法的實施和廿三條立法,又經常發表文章和接受傳媒訪問,從政治、法律和人權的角度分析中國問題,由於直率敢言,意簡言賅,深受傳媒歡迎。王太太表示,可能他也做過傳媒工作,深知記者找評論不容易,所以每次有記者約訪,總會有求必應,有時甚至連吃飯時間都推遲。二○○六年,他還應香港記者協會之邀,編撰《中國採訪手冊》,從法律角度,提醒香港記者到大陸採訪要注意的事項。

        他常言,分析大陸的問題,不能單看法律條文,更重要是了解當時的中共政策和國際形勢,需具有全盤宏觀的視野。


        筆者記得多年前跟他一次閒聊,他提到自己的往事,慨歎中國近百年來的發展反反覆覆,像他這樣經歷成長的人,都渴望國家富強,走上真正民主法治,和平自由的道路,可惜到他人生步入晚年,此願望仍遙不可及。中國目前還處於人治格局,法律往往淪為權力鬥爭和打壓人民的工具,但他未感氣餒,希望多活幾年,多發表意見,為國家社會作出貢獻。

        王友金去世前一年,還計劃出書,寫香港特首必需具備的條件,呼籲特首該懂得向中央說「不」,目的是求同存異、取長補短,他深信中共內部會有開明的力量,香港人不應害怕大陸的極左勢力,要據理力爭,捍衛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否則只會淪為大陸一個邊緣城市。對於一些香港法律學者,如梁美芬之流,為討北京歡心,經常發表違反情理的言論,缺乏風骨,他深表失望。


        他認為中共應借鑑香港的經驗,逐步在大陸推行政治改革,社會才能穏步發展。中共的經濟改革有所謂五年計劃,十年計劃,那政治改革何嘗不可?沒有政治改革,黨權牢牢操控一切,就難望有司法獨立,法律不能保障人民,社會缺乏公義,法律怎會受到人民尊重?說到底,問題仍是中共願不願開放權力,接受制度監督。要打破中國幾千年來權力至上的帝皇心態不容易,王友金自言沒機會遇上,盼望年青一代繼續努力爭取。

2015年11月號香港前哨雜誌首發

2015年9月27日 星期日

香港首次舉辦的國際電影展
香港《國際電影》雜誌1956年7月號,第十期的照片

        香港國際電影節明年便踏入第四十屆,這個有世界各地影人和影片參與的交流活動,已成了每年一度的影迷焦點,也較為港人熟悉。鮮為人知的是,香港早於1956年,已首次舉辦過一次國際電影展──第三屆東南亞電影展 
( Southeast Asia Film Festival,亦稱東南亞電影節,即現今亞太影展的前身)。當時是城中一大盛事,被報界形容為「香港電影史新一頁」,時任港督葛量洪也親臨主禮。事隔半個多世紀,曾經璀璨的影壇盛會,已被人淡忘。筆者從昔日的報章報導,尋回香港這段久違了的歷史,以及星光背後的點滴風波。
1956年6月13日華僑日報刊登當年影展的放映安排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各國的電影業逐漸興旺,日本大映公司董事長永田雅一為開拓東南亞市場和促進電影業發展,1953邀請邵逸夫、陸運濤等聯手創辦「東南亞電影製片人協會」(以下簡稱協會),成員來自日本、台灣、香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共七個國家或地區的影業人士。由1954年起,每年輪流在各會員地區舉行競賽型的東南亞電影展。

        首屆在日本東京舉行,香港邵氏公司出品,李麗華主演的《勾魂艷曲》獲歌唱特別獎。第二屆在新加坡舉行,年僅八歲的蕭芳芳憑邵氏公司出品的《梅姑》,奪得最佳女童星獎(另有最佳男童星獎);而邵氏另一部影片,由尤敏、趙雷主演的《人鬼戀》則獲到最佳美術獎。

        到了1956年的第三屆,定於61216日在香港舉行。當時協會已多了新成員澳門。這屆的執委會主席,並非戰前已立足香港的邵氏公司負責人,而是正準備在香港影壇大展拳腳的星洲電影界強人陸運濤。他在影展前的記者會上宣佈,此屆共有三十四部電影參展,包括廿四部劇情片,十部紀錄片,經評審推薦的廿多部影片,包括五部非參展的歐洲電影(稱為客串電影),影展期間安排在皇后及平安兩間戲院公映。


香港《國際電影》雜誌1956年6月號,第九期的報導

        這屆參展的香港電影原本有三部,分別是亞洲影業公司出品,葛蘭、陳燕燕主演的《長巷》、國際電影公司出品,葛蘭、王豪主演的《驚魂記》,及國泰公司出品,李麗華、嚴俊主演的《娘惹與峇峇》。但《娘惹與峇峇》在影展揭幕前夕突然退出,原因則成了羅生門。
香港《國際電影》雜誌1956年6月號,第九期的封底
        身兼該片導演和演員的嚴俊對記者表示,是為了抗議協會會長永田雅一發表侮辱香港電影工作者的言論。因他抵港後,曾公開批評「香港製片人不肯花錢,製作不夠水準,許多天才都給糟蹋。」雖然永田雅一其後道歉,說是翻譯上的錯誤,大會亦接受了他的解釋,但嚴俊認為要維護香港電影人的尊嚴,他本人決定不參加這次影展,並獲其未婚妻李麗華的支持。恰巧的是,影展開幕當日,即六月十二日,正是二人訂婚的日子,他們白天在家中由神父主持訂婚儀式,夜間設宴款待親朋,搶了影展的一些風頭。
1956年6月12日工商日報

        但大會對退展一事則有另一版本,指稱因為《娘惹與峇峇》還沒有完成配樂,未能在截止期前遞交拷貝,又說除了此片,尚有三部其他成員國的電影退出,這是影展常有的情況。對於嚴俊的說法,大會以及出品《娘惹與峇峇》的國泰公司(老闆為陸運濤)都沒有作出回應,說是他的個人言論。
1956年6月12日工商日報

        影展揭幕禮傍晚六點在半島酒店舉行,近七百人參加,港督葛量洪伉儷親臨主禮。九時許,大會還在灣仔分域碼頭對開海面,燃放煙花慶祝,極為隆重。葛量洪致詞時,先幽大會一默,說從來不知道日本屬於東南亞,但日本製作很多傑出的電影,「東南亞電影製片人協會」將日本包括在內,是明智之舉。
香港《國際電影》雜誌1956年7月號,第十期的報導

        不知是否受了港督的啟發,協會在開幕禮翌日上午舉行的會員大會,議決由下屆起,改名為亞洲電影展(Asia Film Festival)。大會解釋是因為已通過接納南韓為新會員,又邀請了越南和緬甸參加,組織不斷擴大,應改用更適合的名稱。另外,印尼代表在會員大會上投訴,指其中一部客串電影:意大利的《迷失的大洲》,傷害了印尼人民的感情,要求禁映。但大會以事出倉卒,為免影響戲院的安排,只同意發出聲明,表明放映該片非大會所願。

        同一天下午,葛量洪在港督府舉行盛大的園遊會招待與會嘉賓和影星。香港除了國語電影工作者,廿多名主要來自中聯影業公司的粵語電影工作者亦獲邀參加,包括吳楚帆、張瑛、張活游、白燕、紫羅蓮、周坤玲、秦劍、李晨風等。

        吳楚帆在席間向記者表達不滿,指大會不准粵語片參加是不公平。他去年(1955年)曾申請明華影業公司創業作、他主演的粵語片《人道》參展,但不獲接納。(此說存疑, 據星洲《南洋商報》報導, 《人道》有參展) 今屆,他以國際影片公司出品、他主演的粵語片《斷鴻零雁記》參展,又被拒絕。他質疑大會的參展標準,並批評影展限制太多。

        當時被視為「左派」的三家香港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並沒有作品或代表獲邀參與影展的活動。「左派」報章只在影展開幕和閉幕當日,作了簡短報導,不如其他報章的圖文並茂。

        影展最後一天的頒獎禮亦在半島酒店舉行,大會分劇情片和紀錄片兩組共頒十九個獎項(臨時增加了一個獎項),其中劇情片的幾項大獎,包括最佳影片、導演、男、女主角、攝影、錄音、男童星,由菲律賓與日本兩國的電影瓜分,香港只得《長巷》獲得最佳劇本獎,劇本出自羅臻手筆,改编自女作家沙千夢的同名小說。

        這次影展的風波到了頒獎之夜還掀起另一高潮,採訪當晚活動的中外記者投訴大會安排失當,拍攝的位置遠離頒獎台,交涉不果後,大批記者集體離場抗議,翌日報界亦刊登了批評文章。有評論支持吳楚帆的觀點,認為粵語片才是香港的主流電影,在東南亞也有廣大市場,應接納粵語片參展;有的指出今屆獲獎的最佳男、女主角、導演和童星,都沒有出席頒獎禮,質疑影展不受成員重視。更有揶揄大會三年來都擺了地理大烏龍,由東北亞國家日本出任會長的影展,竟叫作東南亞影展。

        自此,「東南亞影展」這名稱不復存在,但屆數沿用,翌年1957年的第四屆亞洲影展又回到日本東京舉行。一直至1983年第廿八屆,開始改為現時所用的名稱:亞洲及太平洋影展(Asia Pacific Film Festival,簡稱亞太影展),成員也進一步增多。

        在冷戰時期,這影展曾因政治問題而被部份成員杯葛,及停辦了兩屆。近年亦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而停辦過。或許香港電影業人士早在1956年那次經驗,已體會到舉辦這類影展吃力不討好,也容易捲入政治紛爭,所以自那年起,就沒有再接手舉辦。到了1977年,香港市政局和電影業人士推動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誕生,香港從此有了本土主辦的國際電影交流活動。

香港電台《傳媒透視》網上雜誌2015年9月24日首發

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

王凡西的故鄉與後人


王凡西與王宇平
              距上海約一小時車程的浙江海寧市,常標榜出了兩位近代著名作家:徐志摩和金庸。其實它還是已故托派元老王凡西的故鄉,王凡西的筆名「雙山」便是源於海寧市中心的兩座山:東山和西山。但托派一直批判和揭露中共的專制獨裁,王凡西的名著《雙山回憶錄》至今尚且不能在大陸正規出版,海寧就更不會有紀念他的設施。筆者月前到訪海寧,有緣找到王凡西的長子王宇平,他已年屆八十五,中共五二年「大肅托」後,就被下放到海寧生活。年近花甲,才有機會到英國,與分別近四十年的父親重聚。
海寧市中心的東山和西山

              王宇平一九三○年生於上海,是王凡西與首任妻子葉英所生的長子。他說,父親一九二五年進北京大學唸書後加入共產黨,與母親同是追求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熱血青年,於一九二七年一起被中共派到蘇聯留學。至於父母的婚戀經過,他並不清楚。父親在英國時曾不經意的向他提及:「王明(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其貎不揚,在蘇聯時卻想追求你母親。」
年青時的王凡西

              王凡西在蘇聯期間,因看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於一九二八年參加了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其後稱為托派),成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托派秘密組織的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九年回到上海後,他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事,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翌年,因托派身份被發現而遭中共開除黨籍,其後與陳獨秀一起推動左派反對派的發展。於三一年當選為統一的托派中央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編輯。

但一個月後,王凡西、樓國華等一批托派中委遭國民政府逮捕下獄。鑑於形勢兇險,王宇平被祖母帶回家鄉撫養。監獄的惡劣環境,令王凡西染上嚴重肺病。一九三四年出獄時,留在上海的妻子葉英已帶同幼子改嫁,他無奈回到家鄉海寧,租住西山上一間小屋養病。期間,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馬裕生。

一九三五年,王凡西到上海參加新成立的托派全國中央臨時委員會,並創辦論政刊物《鬥爭》及《火花》,繼續追求他的革命理想。翌年,他與馬裕生結婚,一年後誕下女兒鳳崗(翌年夭折),女兒出生不足兩個月,王凡西再次被國民政府拘捕,關押在南京監獄。日本空炸南京時,監獄被毀,國軍敗退.王趁機逃脫,輾轉避難到香港,於一九三八年二月返回上海,繼續托派的工作。

此後幾年間,儘管飽受斯大林派的誣蔑和種種打擊,中國托派不但再度活躍起來,還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員。當中王凡西作出很大貢獻,尤其文字宣傳方面。他出任公開的《動向》月刊編輯和撰稿,並翻譯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和《俄國革命史》等。

一九四二年,中國托派因政見不同分裂為兩派:彭述之與劉家良領導的多數派,以及鄭超麟、王凡西、陳其昌、樓國華領導的少數派。二戰結束後不久,少數派在上海創辦《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執筆人之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進駐上海前夕,由於擔心中共打壓托派,王凡西與樓國華由上海遷移到香港建立聯絡站,幾個月後,王因托派身份被港英當局逮捕,驅逐到澳門。

王凡西在澳門以教學和寫稿維生,不斷思索和評論中國的問題。在一九五七年寫成極具史料價值的《雙山回憶錄》,其後又發表了《毛澤東思想論稿》、《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著作。王凡西原名王文元,「雙山」是他眾多筆名之一,因在四十年代常用「連根」這筆名發表論證文章,跟他交往的後輩都稱呼他為「根叔」。一九七五年,他得到朋友幫助移居英國,至二○○二年,在英國利茲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

王宇平表示,自小由祖母養育,與父親聚少離多,跟後母的關係則並不融洽。生母改嫁後,在抗戰期間帶同幼弟到了重慶生活,起初有書信往來,後來便失去聯絡。因為生活貧困,王宇平十多歲就到杭州打工謀生,他記得父親臨離開上海往香港前,曾到杭州探望他,叮囑他好好照顧自己和祖母,道別時還輕撫了他的頭。

王宇平在五○年參加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財務管理,幾個月後就獲分配到杭州的政府部門工作。但到了五二年的十二月底,毛澤東為討斯大林歡心,大舉整肅境內的托派分子(稱為大肅托),連同托派的同情者,逾千人被逮捕或判刑。 王宇平因父親的關係也受牽連,無法留在杭州政府機關工作,五四年被下放回家鄉海寧當小學語文教師。

王宇平稱,可能少時已投身社會工作,知道世途險惡,須低調實幹做人做事,所以雖經歷了連番政治運動,總算沒有受到嚴重的迫害;但大肅托期間,王凡西的兩個侄、一個內弟及他們好些朋友,都受到牽連而被捕,一個侄更死在獄中。有關父親的事,王宇平長大後才逐漸有較多了解,明白父親追求的理想很美好,但這個理想能否實現,實行起來又是否如他所想像的?王宇平表示:「難說了!」

王凡西到澳門初期,仍與兒子保持聯繫,其後中斷,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恢復通信。其後王宇平見政策較為寬鬆,便主動向父親提出到英國會面,最終在一九八八年成行,由於當時經濟拮据,只夠錢買一張往英國的單程機票,回程費用由王凡西支付。

父子分隔了三十九年重逢,問他當時感受,王宇平帶點感慨說:「很平淡,我們都是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人,沒有激動的心情,就像見到一個熟朋友的感覺,我連『父親』兩個字都叫不出口!他那年已八十一,年紀大,沒來接機,他的朋友把我從倫敦機場送到長途汽車站,我獨自坐車到利茲,他在車站等我。」

王宇平此行與父親相聚了四個月,他形容父親是一個十分隨和的人,喜歡跟年青人交往。他在海外一直過著獨居簡樸的生活,但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好些學生和學者都愛跟他一起聊天飯聚。父子倆的話題卻甚少涉及政治,多是閒話家常,只記得父親曾提及中共黨內最壞的兩個人是王明和康生。
晚年王凡西

自小缺乏父母關愛的王宇平表示,長大後逐漸體會到母親當年帶同幼弟離去,以及父親遠走他方,都是為勢所迫,對父母已無怨憤。既嚐過骨肉分離之痛,便不想留在大陸的妻女有著自己同樣的經歷,而且父親在英國的生活也非富裕,所以沒想過要留在英國。

回程時為了省錢,王宇平經香港坐火車回大陸,在香港逗留的幾天,由父親的托派朋友接待,其中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長毛」梁國雄。王宇平說:「他為人熱情,照顧周到,陪我到山頂遊覽,離開那天,還親自送我到紅磡火車站。」

隨著前蘇聯為托派平反,中國對托派也轉趨寬鬆,被指為「托派反革命案」主要領導人的鄭超麟一九七九年出獄後,中共給他「上海市政協」的虛銜;從人民出版社分枝出來的東方出版社,在二○○四年亦以只供內部流傳、半公開發行的形式,出版了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然而,托派對中共政權的批判深刻尖銳,王宇平估計在未來數年,中共對托派分子的態度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晚年鄭超麟
王宇平還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王燕祺居於上海,但彼此沒有聯繫。王凡西去世後,朋友把他的骨灰運返香港寶福山安葬。到二○○五年,王凡西的妻子馬裕生亦離世,王燕祺來港把父親一半骨灰帶返上海與母親合葬。這對分離了逾半世紀的夫婦,終於可在人世間以外的地方再續情緣。


香港前哨雜誌20155月號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