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周報》搶先成為香港首份中英對照的報紙

 

1963年，香港首次出現中英文對照的報紙，但當時的宣傳重點不在此，而是這報紙能「發聲」！是年4月12日，報章上刊出一則廣告，預告香港有史以來第一份有聲報紙《中西日報》將於四日後出版。所謂「有聲報紙」，其實是指該報刊登了電視台和電台教授英文的節目內容，中英文對照，讀者拿著該報來看電視或聽廣播學英文，便仿如擁有一份發聲的報紙。可是，這份《中西日報》沒有如期出版，被另一份中英對照的《香港周報》搶了頭啖湯！

 

該則廣告註明，快將於1963年4月16日出版的《中西日報》，是由鄧樹勛主編，任護花主理。兩位都是報界出身，前者來自上海，後者在華南發跡。任護花呈交報刊註冊處的申請稱，「聯合教育界的鄧樹勛，擬出版日報一份，形式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冀用中英對照方式，使市民學習英文，獲更多機會。內容除電訊港聞之外，刊登政府公報、學校消息、大會堂文娛消息、各電視台廣播台英語教授節目等。」申請時《中西日報》使用的英文名稱是《Pacific Dispath》。

 

擔任主編的鄧樹勛，可說是香港最早採用多媒體教英語的導師，比港人熟悉的劉家傑更早出道。他是江蘇無錫人，中、英文了得，三十年代已在上海投身報業，最初任英文《大陸報》（The China Press）的記者，1949年以前，歷任英文《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中文版、昆明《中央日報》、《掃蕩報》、《申報》的主筆或電訊繙譯主任。二戰期間的1942年，任美國戰時情報局的中文部主任，抗戰勝利後調派美國新聞處工作，曾到韓國為美軍服務數月。1951年來港，擔任駐港美國新聞處創辦的《今日世界》雜誌總編輯。

 

1960年，他轉任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副經理（後升為經理)，正職之外，同時致力發展教授英語的個人業務，在旺角創辦鄧氏英文會話學校，及在銅鑼灣開辦韋定英文會話學校。翌年10月起，為麗的映聲電視台主持教授英語的節目，並出版教授英語的書籍，如《最新流行英語會話》等。

 

鄧樹勛的女兒鄧琴心，藝名丁寧，1958至1963年間，是邵氏父子公司的女演員，1963年6月，與公司老闆邵邨人的兒子邵維錫結婚後息影。不清楚當年家有喜事的鄧樹勛，為何在《中西日報》出版前臨陣變卦？他自行創辦的中英文對照報紙《香港周報》（Hong Kong Bilingual Weekly）率先在1963年8月10日推出，逢周六出版，每份三毫，報社地址在銅鑼灣怡和街豪華樓三樓。此周報比一般日報短一半，約40cm X 27.5cm，共八版。創刊號只是黑白印刷，第二期起報頭套上紅色（間中綠色），第三期起報頭註明鄧樹勛主編。

 

鄧樹勛交遊廣濶，與電影界及賽馬圈尤為熟絡，所以報上不時刊載這兩個界別的名人訪問或消息，有兩期甚至以一整版來刊登賽馬資訊。他辦報時的兩名擔保人，分別是時任市政局議員的張有興和經營《天天日報》的韋基舜，1949年後由上海來香港的名記者陳福榆（筆名桑榆）擔任執行編輯。當時著名小說家俊人（原名陳子雋，另有筆名萬人傑）亦為此報撰寫長篇連載言情小說〈伉儷〉，配上女畫家高寶的插圖。陣容頗為鼎盛。

鄧樹勛還親自用英、粵語錄製教學唱片《東西風（DC- Phone）》，連同一份或多份《香港周報》出售，以「鄧樹勛到府授課」這廣告噱頭作招徠，多元化推廣英語學習。

 

在《香港周報》推出後二十日的1963年8月30日，市面出現一份類似大小和模式的《英語良友》（English Companion），由走小報路線的左派外圍報章《香港夜報》創辦。同樣每份零售三毫，但逢周五出版，比《香港周報》早一天出版。《英語良友》的報頭只註明中英文對照周刊，沒有主編的名字，內頁一角則以英文列出總編輯是Abe Manheim，執行編輯是Burt T. Mak，出版方是Wu Tai Chow for The Hong Kong Evening News，即《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與讀者聯絡的地址，就是《香港夜報》的社址：文咸東街75號三樓。

 

此報創刊當天，《大公報》和《文匯報》都刊出一則簡訊，報導《英語良友》由加拿大人士文海（筆者按：相信是Manheim的音譯）主編，以學生及職業青年為對象，並舉辦填字有獎遊戲，分學生組及青年組，學生組首名可得免費獎學金三個月，青年組首名可得名貴手錶及禮券等獎品。

 

至於任護花的《中西日報》，則遲至同年9月5日才面世，英文名稱跟申辦時不一樣，改為《Anglo-Chinese Daily》，大小如一般日報，共四版，每份一毫。創刊號報頭只標示督印人是任護花，社址在中環歌賦街37號，沒標示主編名字，但查閱此報的註冊記錄，主編是任護花的長子任忠邦。

 

任忠邦畢業於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1961年獲獎學金往英國倫敦大學皇家研究院深造，專攻建築結構工程，報載任忠邦和太太於1963年8月回港渡假，相信他就在此時參與《中西日報》的創刊編務。任護花的次子任忠章，原是香港大學建築系學生，於1962年9月赴美國三藩市大學轉攻醫科，《中西日報》營運時，他還在美國留學。多年後學成歸來，才協助父親管理報紙業務。

 

《中西日報》面世當天及前一天的報章廣告，旁邊都有一則鄧樹勛的重要啟事，表示月前曾與《紅綠日報》的任護花合作籌備《中西日報》，後因故中止，即將出版的《中西日報》與他無關。雖說與他無關，但從《中西日報》的創刊號，可見有策略針對鄧樹勛創辦的《香港周報》，例如頭版右上角印有一個印花，每天一個號碼，剪齊十天的印花，便可免費換取用以學習英語的《中西風（AC—Phone）》唱片一隻，顯然是與鄧樹勛的教學唱片《東西風（DC—Phone）》打對台；此外，報內刊載的教授英語節目，並不重視鄧樹勛任職的麗的呼聲和映聲，而是以較大篇幅刊登其他電台（商業電台和綠村電台）教授英語的節目內容。

 

這三份中英文對照的報紙，內容大同小異，《英語良友》較注重青少年和學生的閱讀趣味，但有關此報的經營情況，資料最少，現存中文大學圖書館僅有創刊號及1963年9月三份，不知它何時停刊。

 

《香港周報》的經營期最長，也最富創辦人的個人色彩，內容較多變化，看來主要吸引中產的讀者。1964年中，可說是鄧樹勛教學業務的發展高峰期，這時他除了營運兩間英文會話學校，還得到香港一些滬籍商人支持，在旺角開辦聯合英文中學（Associated English College)，自己先後擔任校監和校長，而他各類的英語教材及電台節目，亦拓展到台灣。然而，從1964年11月28日起，《香港周報》變成逢周六隨《天天日報》附送，1965年4月1日起遷至台灣出版，再發行到香港，不知何時停刊。鄧樹勛亦逐漸收縮香港業務，轉以台灣為發展基地。他1981年曾在台北舉行的金鐘獎頒獎禮上亮相，為美國來的頒獎嘉賓擔任繙譯。

 

《中西日報》缺乏像鄧樹勛這樣的品牌人物增強號召，經營了一年，至1964年9月1日便停刊，但這年8月1日仍刊登加強陣容的啟事，預告會復刊以往深受讀者歡迎的專欄《太平山閑話》（Taipingshan Chit-chat），由作家S. Quanan（筆者按：即岑崑南）主持。創刊主編任忠邦其後雖返回英國繼續其建築工程專業，七十年代官至英國政府房屋結構局局長，但他回流香港後，成立科技軟件公司，發展個人業務，亦涉及改善英語教育的範疇。或許當年回港投入《中西日報》編務，促使他鑽研利用科技提升學習英語的效果。

 

三份中英文對照的報章在1963年不足一個月內先後面世，反映當時正步向小康的香港社會，學習英文有殷切的需求，但競爭激烈，要維持下去，並非易事。而這三份報章的共同點，是提倡活學活用，鼓勵多從日常生活，如看英語電影及新聞，聽廣播及流行曲等方式輕鬆學習英文，克服恐懼外語的心態，這些基本功即使放諸現在，也不會過時。

 

鳴謝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提供藏品閱覽及拍攝。

與「三毫子小說」作家談「三毫子小說」／潘惠蓮

 

馬雲和他創作的《鐵枴俠盜》系列小說

寫過「三毫子小說」的作家大部份已作古，至今能尋獲聯絡的，86歲的馬雲是唯一一位，他參與「三毫子小說」的寫作過程頗有趣，竟是不知不覺，後知後覺！

 

馬雲原名李世輝，1954年開始投稿《麗的呼聲日報》副刊，獲該報主事人崔巍賞識，為他營辦的出版物撰寫偵探奇情小說，從此踏上專業寫作之路。六十年代初，以筆名馬雲編寫的廣播劇《小俠紅蝴蝶》闖出名堂，獲電影商垂青，之後還有多個廣播劇本改編成電影。六十年代後期又以現代俠義小說《鐵枴俠盜》系列走紅。 

已認識這位小說界前輩多年，最初問他有否寫過「三毫子小說」，他說沒有。後筆者因研究「三毫子小說」的歷史，發現其中一種「三毫子小說」《ＡＢＣ小說叢》，有一本〈花蚨蝶〉，作者署名「世輝」，即時想起曾以蝴蝶作小說名字的馬雲。向他求證，他確認〈花蚨蝶〉是自己早期的作品，並驚訝這舊作竟會重現。他說：「當時還沒有專用筆名，老闆崔巍是改名專家，會為文章署上不同的筆名。卻不知道自己的真實名字竟曾被老闆用上！」

 馬雲憶記，最初負責的工作十分吃力，每天回辦公室要先坐在大型錄音機前聽幾小時的錄音，因當時崔巍聘用了一位英文好的律師行文員，把一些英文的偵探奇情小說口譯成中文錄音，馬雲要把他的口譯筆錄，回家修訂，翌日交稿。後來馬雲覺得，譯者所找的故事並不精彩，譯出來的中文亦不通順，需花上很多精力整理。約於1957年，馬雲大膽向崔巍建議，由自己搜集資料創作，結果反應不俗，從此自主寫作。那時一般交了稿便算，不大留意老闆刊登在旗下哪份刊物上。離職後，他主力寫廣播劇，及為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簡稱環球）的小說期刊《藍皮書》和《武俠世界》撰稿，這兩種都不是「三毫子小說」，所以向來沒印象自己寫過「三毫子小說」。 

崔巍活躍於五、六十年代的電影界和出版界，出版過最少十多種刊物，以消閒娛樂、小說及漫畫為主。他所營辦的「三毫子小說」，至今發現有《ＡＢＣ小說叢》和《鑽石小說叢》，另出版售價兩毫子的《奇情小說叢》，及只售一毫子的《一角小說叢》。 

馬雲表示，早期的「三毫子小說」如《小說報》和《環球小說叢》，都是找名家執筆，有彩色洋派畫作封面的中篇小說單行本。那時自己初出茅廬，根本沒有資格參與其中。而崔巍見這類小說受歡迎，便跟風出版，甚至以更低價的品牌吸引讀者，但內容和插畫設計，顯然不及早期「三毫子小說」的水平，好些屬濫竽充數。

 但反過來看，崔巍旗下主打偵探奇情，驚慄懸疑的「三毫子小說」亦能生存好幾年，反映這類小說有一定的讀者群。馬雲認為五十年代後期，香港輕工業開始起飛，為普羅大眾提供就業機會，不同教育程度和愛好的讀者便會追求不同的精神食糧。這類小說可為小市民帶來娛樂，或學到一點知識，鍛練一下思維，亦算有所貢獻。 

近十多年來，不少人談論「三毫子小說」，但對「三毫子小說」的歷史發展不甚清楚，近期更有編撰香港史的人，誤以為三、四十年代出版的粵派小說，如《陳夢吉》、《中國殺人王》等也屬「三毫子小說」。其實「三毫子小說」是指流行於1955年至1961年初的一種通俗小說，具有下列四大特色：

1.最初1955年2月面世時每份售價三毫子。1961年初加價至四毫子，精準界定，加價後稱為「四毫子小說」。

2.有跟內容相關，七彩的洋派圖書作封面，內有插畫。

3.文本是四至六萬字的一篇中篇小說。

4.標榜物超所值，即以低廉價錢便可讀到一篇名作家作品。

 

經演變後，這種小說的四大特色有所改變。例如售價有所增減，體積縮小，題材變得狹窄，作者未必有名氣等。廣義上，演變後的模式，可納入「三毫子小說」討論範疇，但「三毫子小說」並不是所有流行通俗小說的泛稱。

 

「三毫子小說」一詞最早於1958年4月，由作家司明（另有筆名馮鳳三）在其《新生晚報》的專欄上創用，以論述這類小說。可能這名稱別緻有趣，且在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大量湧現，較常引起話題。 

馬雲在二戰後由廣州到香港生活，見證不同類型的流行通俗讀物在香港蓬勃發展。他慨歎很多這類讀物長期缺乏有系統的收集研究，難免有些人不明情況而誤會。 

他認為「三毫子小說」由1955年發展到六十年代的「四毫子小說」，經歷十多年，不應以一刀切的態度看待。例如有人指稱「三毫子小說」是被看完即棄，顯然不瞭解五十年代物資相對貧乏，看完即棄，不是那年代大部份人的消費和閱讀模式。像《小說報》這種彩色印刷，又是出自名家手筆的時髦讀物，當時肯定會有讀者收藏，或在同好中傳閱。其後「三毫子小說」越出越濫，良莠不齊，才遭讀者輕視，出現看完即棄的情況。

 同樣，「三毫子小說」的作者也不是只有一種心態，馬雲認為作者的心態因人因時而異。最早一種「三毫子小說」《小說報》面世時，據說稿費高，銷量好，以名家執筆作招徠，相信大部份作家當時都不會抗拒。但後來時移勢逆，當「三毫子小說」發展到被批評為粗製濫造的階段，好些作家便看不起「三毫子小說」，不想提及自己寫過這類小說；然而，亦有作家很踏實看待自己作品和寫作歷程，不會心存鄙視，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黃冠翔的研究便發現，曾在港居住多年的台灣作家兼導演潘壘，在1960年曾為《小說報》撰寫過兩部作品：〈鴛夢留痕〉（第121期）和〈第二者〉（第126期），前者在1962年易名《夢的隕落》，由台北的東方出版社發行單行本。而兩者皆在1979年由台北聯經出版社納入「潘壘作品集系列」再版，2015年由新銳文創（台北秀威資訊旗下品版）以《潘壘全集》之名再度出版。有別於某些涉足「三毫子小說」的作家，希望把自己「賣文維生」的黑歷史抹去，甚至輕視這些自己曾經為之的「流行商品」。 

黃冠翔在研究中指出：潘壘的〈鴛夢留痕〉和〈第二者〉未經改寫便多次出版，顯示作家對作品的信心，也可以推斷，當初作家在面對作品時，並不僅僅把它當作出售賺錢的商品，而是認真經營，那「三毫子小說」只不過是發表作品的一個平台。(1) 

到底「三毫子小說」有多少種？每種出過多少期（本）？多少冊（每期／本的數量）？沒有找到確實數據，已知的是，至今發現有十種----

1.《小說報》1955年2月初推出

2.《環球小說叢》1956年10月初推出

3.《海濱小說叢》

4.《文風小說叢》

5.《好小說》1958年2月初推出

6.《ABC小說叢》

7.《奇情小說叢》

8.《鑽石小說叢》

9.《時代小說叢》

10.《鴛鴦小說叢》1959年5月初推出

在市面找到的十種三毫子小說

 「三毫子小說」加價至四毫子後，部份沿用本來的品牌，新推出的「四毫子小說」至今發現有十七種----

1.《環球文庫》：前身為《環球小說叢》，1961年2月推出，1968年3月前停刊。

2.《星期小說文庫》，簡稱星期文庫，1962年2月推出

3.《家庭生活文庫》

4.《金像獎小說叢》

5.《貝殼小說叢》

6.《新小說叢》

7.《文藝文庫》

8.《金牌小說叢》

9.《新潮小說集》

10.《青年文庫》

11.《精美文庫》

12.《新潮文庫》

13.《夢真文庫》

14.《遠東文庫》

15.《新文藝文庫》

16.《現代文庫》

17.《藝與文雜誌小說文庫》

         期數方面，根據1961年12月，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出版的《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會員聯合圖書目錄》記載，虹霓出版社的《小說報》已出版了139期。環球出版的《環球小說叢》出版了177期，最後一期是杜寧的〈一束金髮〉，之後改為《環球文庫》出版。但這目錄並沒有其他「三／四毫子小說」出版社的記錄。

 至於銷量，據美國國家檔案館的資料，1955年2月初面世的第一種「三毫子小說」《小說報》，每期綜合世界各地的總發行量，由最初的六萬冊上升至最多有近十萬冊，即使翌年十月出現競爭對手，至1960年，《小說報》仍維持每期七萬冊的高銷量。(2)其他品牌的「三／四毫子小說」，至今不知道它們的銷量。

       馬雲認為，這樣的資料整理，雖然起步算遲了，總算是好現象，為香港的出版歷史和流行文化留下記錄，填補一些空白。對他而言，「三毫子小說」就是一篇中篇小說，寫得好不好，讀者自有評說，不會隠瞞自己的寫作史，在2017年他已出版自傳，與讀者分享生平經歷。

 

註1. 葉倬偉等編著：《落葉飛花－－香港三毫子小說研究》（香港：天地圖書，2022 年8 月）
註2. 王梅香：〈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馬華文學場域──以譯書計畫《小說報》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2 期（2016 年4 月）

 蔡元培墓並不孤單寂寞

七十年代初, 一批老北大到蔡元培墓致祭

過往曾有誤傳，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內的蔡元培墓，長期荒寂，至1977年余光中等三名學者訪墓，才被發現。但事實並非如此，蔡元培墓一直在香港得到善待。1949年以來, 在港的北大校友每年都到墓前舉行春秋二祭，還曾經在港開辦元培書院，紀念這位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近代偉人。

蔡元培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後，同年10月下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當時日本侵華戰線已迫近，至1941年聖誕日，香港被日軍攻佔。仍留港的蔡元培遺孀周峻，及三名年少子女（晬盎、懷新、英多），於1943年改名換姓，跟其他難民一起乘船返回上海隠居。家人自此長居大陸，蔡夫人更沒有機會再踏足香港。

和平後，在蔡元培晚年擔任其私人秘書的北大校友余天民，於1946年底，委託廣東教育家黃麟書赴香港辦事之便，到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視察蔡元培墓地的情況。

黃麟書在回信中稱，於1946年「12月冬至後，專誠往謁，敬以香花一束。葉（筆者按：指葉恭綽)題墓碑七字，紅色煥然，石亦完整，牧童助余拂去塵埃，低徊久之，不忍去也。因余得守墓人之引，萬墓叢中，毫無錯誤。．．．今後如留港，時候合宜，當得再往展拜也。」

余天民獲悉後，即寫信告知另一名北大校友狄膺，信中稱：「此誠一大訊息，可釋懷念之人心頭懸，特為報知，以大家未能赴港展謁，得此良慰。」這是戰後最早有關蔡元培墓的文字紀錄。這兩封信最先刊於1958月1月11日（蔡元培90歲冥誕）的台灣《中央日報》，後收錄於孫常煒編著的《蔡元培先生全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

國民政府於1947年5月10日曾頒下國葬令，準備為蔡元培舉行國葬。但因內亂不息，國葬計劃告吹。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由大陸來港的北大校友逐漸增多，高峰期約二百多人。他們重組香港的國立北京大學同學會（下稱北大同學會），每年都到蔡元培墓前舉行春秋二祭。由1950至1970年代，香港的《華僑日報》差不多每年都簡報此活動的情況。該會於1962年出版的會刊，亦刊載了會員在蔡元培墓前的合照，及由他們撰寫的相關詩文。

1951年3月30日華僑日報報導

其中1959年4月12日的春祭，參予的北大校友余又蓀撰文一篇：〈謁蔡孑民先生墓〉，刊於香港的《自由人》月刊上，較詳細地描述了當日春祭的情況。此文後來收錄於小思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2019年6月。

早於蔡元培去世後的1940年3月14日，香港的北大同學會曾議決籌辦元培書院，以紀念蔡元培，但計劃一直無法實現。到了1959年冬，該會終於在香港開辦了一所以蔡元培命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專院校：元培書院。首任校董會會長譚震歐，院長崔龍文，皆北大同學會成員。校址最初設於深水埗大南街，不久遷至廣東道992號及山東街27號。估計此書院維持至1970年代中期便結束。

這十多年間，蔡元培及其在大陸的後人，都受到中共政權不同程度的批鬥和打壓；幸好蔡元培葬在香港, 否則他的墓不堪設想。而香港的北大校友和元培書院的師生，從無間斷，每年以行動敬悼蔡元培，組織文化界人士到他墓前舉行春秋二祭。

1961年4月8日華僑日報

到了1978年, 北大同學會還出錢出力, 重修蔡元培墓。可是,他們尊師重道的美德、 守護北大精神的努力, 被很多人遺忘了。一方面因為他們不是活在互聯網年代，資訊流通不及現今般便捷，香港政府和一般市民對歷史文化的關注，也不如1997年前後那般熱切。

另方面,余光中、周策縱和黃國彬三位學者1977年那次到訪蔡元培墓,之後在台港兩地發表詩文,偏重他們的訪墓過程, 又形容蔡元培墓孤清荒涼, 沒有提到廿多年來,一批老北大的堅持和作為。以致後來有些人誤會蔡元培墓長期乏人打理致祭, 甚至以為是他們三人發現的!!

有關蔡元培墓的「前世今生」，筆者正詳細考證, 稍後發長文展述。照片是七十年代初, 一批老北大到蔡元培墓致祭時所攝,由已故北大校友蕭輝楷(墓碑左立者)的女兒蕭映仁提供。謹此致謝。

很遺憾今日適逢五四運動紀念日,聞悉一批香港學童在特區政府主辦的五四紀念活動上,被指示宣讀剔除了賽先生和德圥生的所謂「五四宣言」。謹此致哀!

「覺先聲」是香港1933年解禁後首個粵劇男女班

1933年，香港在總督貝璐（Sir William Peel，1875－1945）主政期間，華籍男女演員獲准同台演出。開啟了華南地區粵劇男女班可合法演出的先河(註1)，對粵劇和男女平權的發展，都有著非凡意義。但期間的情況和細節，一直以來有不少誤傳。筆者從香港的舊報章及相關資料，梳理這段歷史，查證港府於1933年10月24日特准男女同台演出, 正式解禁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5日，薛覺先領導的覺先聲劇團，是解禁後首個有女性參演的粵劇團，並非馬師曾領導的太平男女劇團。而唐雪卿是解禁後首位與男性同台演出的女伶。正式解禁後, 首個男女班演出的劇目, 是1933年10月26日晚, 覺先聲劇團在高陞戲園演出的《白金龍》。

此文共分三章來闡述。

第一章：從舊報刊查證

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舊報搜索系統查找，發現1933年最早有關粵劇男女班的報導，見於當年10月22日的《天光報》，指近年因經濟不景，而粵劇男班的大老倌叫價甚高，令戲院的粵劇演出深受影響。因此有戲院商於月前聯署入稟香港政府，希望准許男女伶人同台演出。不但可一新觀眾耳目，也因女伶人的薪酬較低，可減輕戲院商負擔，促使票價降低，有利戲業的發展。報導引述消息指，此建議已得到港府同意。於是該報記者便往太平戲院訪問院主源杏翹。

1933年10月22日天光報

源杏翹當時表示，同業有諮詢他的意見，但這次入稟，他沒有簽名聯署。因此不知道詳情。他為何不聯署？報導沒有交代。(註2)該報記者於是轉往高陞及普慶兩家戲院查詢，唯因院主不在，無法知道詳情。報導又指:  以往香港也曾有過男女班演出，其後可能因守舊人士的反對而禁止，但現在時代已不同，電影界的男女演員早已一起演出。

同日（10月22日）的《工商晚報》，刊出一則消息，指聖士提反舊生同學會，為擴建宿舍，特請准港府，聘請薛覺先、他的太太唐雪卿，及覺先聲劇團全班名優，由10月24日至27日，在高陞戲園演出籌款，院主將豁免租金，以襄善舉。

1933年10月22日工商晚報

翌日，即10月23日，與《天光報》同集團的《工商日報》重刊了那篇傳聞港府將解禁男女班的報導，並在第二張第1版，刊出高陞戲園的廣告，介紹覺先聲第一班蒙政府特許，加插唐雪卿女士拍演籌款，由10月24日（周三）至27日（周六），即農（舊）曆九月初六至初九演出。響起了男女同台合演的先聲。後來，好些有關粵劇男女班歷史的記述，指覺先聲首個男女班是在1933年9月演出，顯然誤記了農（舊）曆日期。

1933年10月23日工商日報

另外，在第四張第3版，高陞戲園有個較大的廣告，預告覺先聲將在農曆九月初六（10月24日）晚起，連演六日七夜，禮聘唐雪卿女士登台拍演。

1933年10月23日工商日報

至此，也許大家已想到，高陞戲園的部署安排，是想喝粵劇男女班的頭啖湯。估計院方已收到風聲，港府很大可能會在短期內解禁，所以先申請特准男女同臺演出，緊接便是批准正式演出。高陞的廣告亦顯得十分謹慎，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傳唐雪卿演出的戲目，以示尊重港府的頒令，免給人「先斬後奏」或「喧賓奪主」的感覺。而當時高陞的主要對手太平戲院，聘有馬師曾領導的太平劇團（男班）定期演出。太平戲院改放電影的日子，太平劇團通常會轉到九龍的普慶戲院演出。馬師曾自1932年12月底結束美國之行回到香港，就著手組織太平劇團，於1933年1月26日(農曆年初一)起，在太平戲院演出。最初他的拍檔是男旦陳非儂，陳非儂於同年7月離團。太平劇團在10月期間組班時，男旦改為謝醒儂。

到了10月24日，新一波的薛馬爭雄轉趨升溫。這天，高陞和太平的廣告並排在《工商日報》第一張第3版的右上角。高陞繼續刊登政府特許加插唐雪卿拍演籌款的廣告，仍然是全男班的太平劇團，則宣傳馬師曾明晚（10月25日）起，由普慶戲院回到太平戲院演出。原本在星期日才會演出日場的馬師曾，由10月26日(周五)起，連續四日，日夜登台。這四天日場會把著名劇目《梁天來》分四集演出，觀眾想看畢全戲，就要連續四日來捧場。另外，在《工商日報》的第四張第3版，高陞戲園的較大廣告，列明覺先聲今明兩天的劇目，及預告新劇《花木蘭》不日公演，當天仍未註明唐雪卿參演哪個戲目。

1933年10月24日工商日報

這時政府對男女班的解禁令還未下達。10月24日的《工商日報》刊出訪問普慶戲院院主的報導，他披露三個月前，已和高陞戲園入稟華民政務司，要求解禁男女班。由於仍未得到答覆，他表示不便把稟狀內容詳告記者。

1933年10月24日工商日報

這天還有一事值得注意，就是薛覺先和唐雪卿合演的電影《白金龍》，於這年9月27日在香港中央戲院首映，大受歡迎。在10月24日這天再次上映。獨家放映此電影的中央戲院，數日前已刊出預告。（註3）薛覺先夫婦這期間的聲勢無疑比馬師曾更勝一籌。

10月25日，情況開始明朗，《工商日報》在內頁刊出一段短文，標題為：「男女合演戲，已得批准消息」。而高陞較大的廣告，亦刊出唐雪卿未來兩日的日夜戲目，註明是與薛覺先由頭演到尾。根據此廣告，唐雪卿與薛覺先首個合演的戲目，是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八）晚的《白金龍》。

1933年10月25日工商日報

10月26日，《天光報》在港聞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港府正式批准男女班演出的報導。指因這項解禁涉及社會風化，華民政務司接到戲臺主人禀請後，徵得多數港紳同意，港府才決定批准。但亦規定，若日後男女班被指傷風敗俗，證據確鑿，便會被取締。

1933年10月26日天光報

同一天，香港的英文報章《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及《德臣西報》 (The China Mail)，亦報導了這項消息，它們都用上「二十多年來華人男女演員首次獲准公開合演」的字句，並提到唐雪卿這次演出，是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

1933年10月26日The China Mail

這天《工商日報》上的高陞戲園大廣告，標明覺先聲劇團準於今晚禮聘唐雪卿女士登台拍演，繼續強調是由頭演到尾。後來，有些關於男女班歷史的記述，指薛覺先是以「臨時男女班」名義演出，也屬誤記。

不管覺先聲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的主要目的是什麼，此舉無疑會給予香港政府好印象，為爭取男女同台演出，起著正面作用。而覺先聲加入女角，比太平劇團優勝或方便之處，就是薛覺先有一位演出經驗豐富，兼知名度高的太太唐雪卿，可即時上場，無須到處招聘。

太平戲院沒有輕視對手高陞這次的出擊，除了在廣告加強對台柱馬師曾的介紹，劇團亦安排了多齣劇目分上下集或數集演出，以吸引觀眾續看。與此同時，仍是全男班的太平劇團無疑會趕緊招攬女伶合組男女班，以迎接粵劇新時代的來臨。

覺先聲今次加入女角的演出，至10月31日晚（農曆九月十三日）結束。最後一晚演出的劇目，是《月向那方圓》。由港府特許男女合演的10月24日開始計，覺先聲的首個男女班共演出了八天。

1933-10-31工商日報

結束這次演出後，薛覺先夫婦於11月9日晚，在專門放映西片的娛樂戲院演出其名劇《秦淮月》，為港紳曹善允創立的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籌募經費。曹善允及羅旭和（也作羅旭龢, Robert H. Kotewall）都是當時較開明的港紳和定例局（相當現時的立法會）議員，今次港府解禁男女班演出，不少粵劇資料都指出，他們出力不少。是晚還有呂文成等音樂名家、及林坤山等諧星演出節目。出席的嘉賓包括港督貝璐伉儷、議政局（相當於現今的行政會）、定例局的議員及不少名人官紳。翌日的中英文報章皆有報導。(註4)

1933年11月10日 Hong Kong Telegraph

同一日，太平戲院在《工商日報》刊出一個小廣告，預告太平男女劇團將於11月15日（農曆九月廿八日）演出。

1933年11月9日工商日報

11月11日，《工商晚報》一則題為「太平劇團開演男女班」的報導指：「男女伶人登台拍演，自薛、唐夫婦肇端之後，繼起者尚覺寂然。茲聞太平劇團不甘落後，邀准政府特許，擇定國曆15號（農曆十月廿八日）晚，在太平開演男女班。所聘女伶，為曾經一度來港，博得一時佳譽之譚蘭卿，及蜚聲珠海，未經在港登台的麥顰卿．．．」報導還指劇團計劃增聘曾當影星的譚玉蘭，合共三位女伶與馬師曾演出。

1933年11月11日工商晚報

但上述計劃最後有變。11月14日，太平戲院新一則的廣告，用上「最完美」、「最正式」來形容太平新組成的男女班劇團，並揭示同月15日演出的第三位女伶，是曾與馬師曾在美國合作演出的上海妹，她在廣告內被冠上「譽滿美洲，表情聖手」的讚詞。這次上演的每個劇目，都是三位女伶與馬師曾一起演出。採用「三星伴月」的手法(註5)，顯然是要增加聲勢和吸引力。要注意廣告上，沒有標示太平是第一個男女班，也沒有說是最早、最先的男女班。

1933年11月15日工商日報

在11月15日公演當天，《工商晚報》刊出一段短文，題為：「見義勇為的太平劇團」，指首晚是為了聖士提反書院籌款建宿舍而義演。（註6）打起義演籌款的旗幟，不但可加強號召力，亦能減少守舊人士對男女班的反感，看來薛、馬雙方皆明此道。

另一邊廂的覺先聲劇團沒有閒著，薛覺先和唐雪卿的名字，這天出現在普慶戲院的廣告欄內，宣傳由11月17日起，在該院演出。首晚劇目是《月向那方圓》。從《工商日報》和《華僑日報》的版面所見，普慶的廣告沒有註上「覺先聲」或「男女班」。只用上薛覺先和唐雪卿二人的名字,似乎更為吸引。

1933年11月17日工商晚報

1933年11月19日華僑日報

覺先聲在普慶戲院由11月17日演至11月20日結束，共四天。在20日這天，高陞戲園刊出廣告，首次在覺先聲後面加上「男女班」三字，宣傳該劇團由21日晚（農曆十月初四）回到高陞演出，首劇是《秦淮月》。唐雪卿仍是團中唯一的女伶。這次覺先聲男女班在高陞演出，由11月21日至11月27日晚結束，共七天。但由11月23日至27日，廣告上都沒有薛覺先的名字，只標示唐雪卿、陳錦棠、林坤山等人日夜演出，可能因他已咯血病倒。(註7)

1933年11月20日工商日報

而太平男女劇團的首次演出，由11月15日至11月24日，共十天。但三天後的11月27日，太平戲院刊出廣告，宣傳11月30日開始，太平男女劇團再度演出，至12月3日。此舉似乎是要趁勢追擊，不讓連續演出兩家戲院的覺先聲出盡風頭。12月份餘下的日子，覺先聲沒有演出，但太平男女班於12月14日及30日兩度開演多天。在聖誕日及1934年元旦日，馬師曾更與譚蘭卿通宵演出新劇賀節。可見太平雖然輸了男女班的起跑線，往後仍非常進取。

1933年12月25日工商日報

之後，到1934年1月17日，才有第三個男女班出現，那就是新馬師曾領導的新馬男女劇團在普慶戲院演出。而廣東省社會局到1936年10月16日才解除男女班禁令, 較香港遲了三年。(註1)

從上述粵劇男女班出現的時序，清楚可見薛覺先領導的覺先聲劇團，是香港政府解禁後，首個有女伶人參演的粵劇團。不能因為劇團首次男女合演時沒有「男女班」三個字，而否認它是先行者的事實。

筆者估計，由於1933年的香港社會，仍有好些反對男女同臺演出的聲音，在解禁初期，覺先聲劇團沒有在名稱上標榜「男女班」，可能不想被人感覺過份招搖，避免刺激守舊人士群起反對，導致港府取消解禁。其廣告把女角唐雪卿的名字凸顯出來，讓人感到尊重女性，把公眾焦點朝向提高女權、男女平等，令社會大眾更容易接受男女一起演出。

註釋------

註1：據1936年10月17日香港《華字日報》報導，廣東省社會局在1936年10月16日才議決，批准男女演員可同臺演出。

註2：源杏翹孫女、太平戲院最後一任院主源碧福2020年6月9日接受筆者訪問，表示據她所知，該聯稟是由她祖父親源杏翹提議，並由她父源詹勳聯繫支持他們的定例局議員。但因1933年10月間，祖父已開始患病，太平戲院事務逐步交由源詹勳接手管理，因為一些不便公開的行政問題，太平戲院未有參與該次的聯稟。

註3：薛氏夫婦合拍的電影《白金龍》1933年9月27在香港首映一周後，在1933年10月至1934年間，多次在不同的戲院重映。

註4：除了1933年11月9日晚，薛覺先夫婦領導覺先聲劇團，在1936年7月14日晚還有一次在娛樂戲院演出，同樣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籌款。劇目為《攪碎西廂月》。好些粵劇歷史文章，把這兩次演出的日期和內容混淆起來。

註5：這「三星伴月」的配搭一直維持至1934年7月，同年9月太平再起班時，上海妹及其同團的丈夫半日安已離團。新加人的女伶是小瑤仙。而自1934年2月底開始，從報上廣告可見，譚蘭卿已在三名女伶中冒起，不時與馬師曾的名字並排出現，擔演重頭劇目,  反映她較受歡迎。

註6：《戲園、紅船、影畫－－源氏珍藏「太平戲院文物」研究》第176頁，引述太平戲院文物：一本黑封面硬皮簿內的記載，指太平男女劇團，於1933年11月15日及16日兩晚的演出，皆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15日的收入全數作善款，16日的收入與該校對分。

註7：1933年11月28日出版的《伶星》雜誌第81期，載〈薛覺先香江咯血輟歌〉一文，指薛覺先由於勞累過度，在這次高陞戲園演出期間咯血，不久就乘船離港赴滬養病。

第二章：以往有關香港解禁粵劇男女班的記述

或許因搜集文獻記錄困難，過往有關香港粵劇男女班的記述，頗為倚賴前人的回憶及口耳相傳。以下是1970年代以來，相關文字資料的主要出處，當中好些失實資料長期被轉述引用，還增添了其他情節。隨著更多的舊報刊和歷史檔案公開及數碼化，考證核查會更為便捷，並有助釐清誤傳已久的資料。

（1）《粵劇六十年》

1979年10月至1982年1月，已故名伶陳非儂在香港《大成》月刊連載發表的回憶文章〈粵劇六十年〉，多段提及香港粵劇男女班解禁的情況。此系列文章於2007年12月，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研究計劃輯錄成書《粵劇六十年》出版。陳非儂在此書第33頁稱，「他走埠那年（筆者按：1933年），適逢高陞戲園總經理呂維周發起，由羅文錦爵士向港督貝璐請求，取消禁止男女同班法令，理由是男女可以同坐觀劇，為什麼男女不可以同班演出。港督認為有理，准予請求。於是男女開始同班，馬師曾拍譚蘭卿，薛覺先拍上海妹，女花旦從此抬頭。」

但正如陳非儂自己所說，男女班解禁時他去了走埠，實際情況相信他並不清楚，因此他描述相關的細節，可信程度不高。

此外，陳非儂在第9頁指稱，從前港督金文泰爵士在任，曾在立法局通過一法例，禁止男女同班。．．．．及後羅文錦爵士在立法局提議，說及男女既能同座，為什麼男女不能同班，於是一致通過取消此法例。這段的註釋是：據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法例生效日期為1933年11月25日。（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1988：84）。

但翻查丁新豹該篇文章，並沒有這樣的描述。筆者2020年6月向丁新豹查詢，他表示完全沒有寫過這些內容。

筆者認為，陳非儂極可能把羅旭龢（註1）誤記為羅文錦（註2）。原因下列：

羅文錦在1935元10月才正式成為定例局（後改稱為立法局、立法會）議員，1933年只是潔淨局（市政局前身）議員，不可能在立法局提議。1933年任定例局議員的，是較他年長十三歲的羅旭龢。羅旭龢當時的政壇地位不但較羅文錦崇高，其本人還愛好文學藝術，與戲院商常有交往。曾把唐詩翻譯成英文出版，及撰寫過劇本《Uncle Kim》和《蝴蝶夢》(又名《媒蝶夢》)，後者於1922年4月英國皇儲愛德華訪港時，由寰球樂粵劇團在太平戲院演出，獲得不少好評。又根據太平戲院保存的稟底和記事，以及源杏翹後人的憶述（詳見本章第2、7節），羅旭龢才是解禁粵劇男女班的積極支持者。

另外，筆者到香港歷史檔案館和香港大學圖書館查找，發現1933年的定例局會議，並沒有關於解禁男女同臺合演的討論。（詳見第三章）綜合各種分析，戲院商在1933年找羅文錦協助解禁粵劇男女班，及在立法局內提議, 並不可信，即使曾找他協助，他的貢獻不會及得上羅旭龢。

（2）《香港中區街道故事》
到了1980年代初，已故香港歷史研究者魯金（註3）發現解禁香港粵劇男女班的重要文獻，就是1933年香港三家戲院商聯稟香港政府的底稿（又稱「三院組織男女班稟底」，  簡稱稟底）。他還整理了好些沒有消息來源的傳聞，記述在他1989年5月出版的書《香港中區街道故事》。（註4）當中一章介紹旭龢道與羅旭龢，提到羅旭龢對粵劇的貢獻，是代表香港粵劇界向港府要求解禁男女班。相關的描述，沒有提及羅文錦，並指港府解禁男女班，根本無須經過立法局討論及通過，與陳非儂的回憶有頗大差異。

首先，魯金提到1933年春，聖士提反舊生會準備男女同台演出話劇，為母校籌款。得到當時的定例局（後改稱為立法局、立法會）議員：亨利普樂（Henry Pollock）支持。亨利普樂一向知道香港法律並無禁止男女同台演戲的條文。只因男女授受不親，是中國舊時的禮教。雖然這種過時的禮教在民國後已打破，但香港一向由華民政務司負責監督這些華人風俗，如要男女同臺演出，就要向華民政務司申請批准，該司會與香港的華人紳士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可行。亨利普樂於是找羅旭龢商量。在召開華紳會議當天，羅旭龢故意約會華紳中被傳思想較保守的李右泉，使他不能出席華紳會議，男女同臺演出的討論因而順利通過。

魯金在這項描述後指出：有關李右泉反對男女同臺演出，僅是一種傳聞，「更有人將這件事歸功於馬師曾的獻計。總之，社會上凡有改革，總是有很多傳聞。不足為怪。」但大陸寫作人張連興2007年撰寫的書《香港二十八總督》（註5），第227頁引用魯金這項描述，沒有指出這只是傳聞，甚至全篇有關解禁男女班的引文, 都沒有註明出處。

關於魯金指1933年春，聖士提反舊生會申請男女同臺演出話劇，筆者查找當年舊報，未見這項報導。很大可能是當時訊息混亂，把1933年10月底，覺先聲粵劇團為聖士提反舊生會籌款，獲港府特准唐雪卿參演的事混淆起來。

接著，魯金描述：當時的太平戲院院主源杏翹，得知聖士提反舊生會可男女合演話劇，便與羅旭龢商量，認為粵劇也可申請男女同臺演出。他先派馬師曾到廣州物色女旦，聘得譚蘭卿來香港太平劇團演出。之後便聯同高陞、普慶、利舞台三家院商聯稟港府，要求批准解禁男女班。薛覺先獲悉後，也去廣州聘請女旦，但第一流的正印花旦已被馬師曾聘用，只好求其次，請了蘇州麗回去。魯金指稱港府於1933年11月15日批准了粵劇的男女班演出，太平劇團和覺先聲劇團成了首先男女同臺演出的戲班。

魯金這說法，與根據舊報查證的男女班解禁時序不相符，最大的破綻，是馬師曾當年根本不能前往廣州。事緣1929年8月6日晚，馬師曾在廣州海珠戲院演出後，在戲院門外遇到炸彈襲擊受傷。當時流傳，馬師曾因涉及桃色事件而受襲。事後廣州當局以維持秩序安寧為由，禁止馬師曾在廣州演出，後來更傳聞禁止他進入廣州。（註6）此後十年，馬師曾一直沒有到過廣州。（註7）

魯金在書中稱，在太平戲院清拆前一年，即1980年，他訪問當時太平戲院的負責人源詹勳（筆者按：原文錯寫為源杏翹）。源詹勳是源杏翹的兒子，於1935年源杏翹去世後，接手管理太平戲院。源詹勳從戲院的檔案中取出1933年戲院商的稟底，供魯金影印一份，魯金抄錄在書中，稱為「三院組織男女班稟底」，內容與2006年，源詹勳女兒源碧福捐贈給香港文化博物館的稟底內容一致。這稟底沒有收稟人名稱，也沒有註明日期。

魯金引述源詹勳當時的憶述，指1933年10月前聯稟港府的戲院商，只得三家（高陞、普慶、利舞臺）。他沒有解釋為何太平沒有聯稟。筆者曾估計，這可能與1929年8月，馬師曾在廣州的遇襲事件有關。馬師曾1932年底從美國演出回港後(註8)，1933年2月曾想前往廣州，但廣州當局表示，對他的禁令仍未取消。(註9)而馬師曾此時已開始在太平戲院長期演出，如果太平戲院出面向港府申請解禁男女班，很可能令人聯想到馬師曾四年前涉及的桃色傳聞，引發守舊人士或更多人反對，所以太平戲院沒有參與聯稟。

源杏翹孫女源碧福則認為，與馬師曾的事沒有太大關係。在戰後出生的源碧福，是太平戲院最後一任院主，1970年代初從英國回港後，開始協助父親源詹勳打理太平戲院。2020年6月9日，她接受筆者訪問，表示據她所知，該次聯稟是她祖父源杏翹提議，由源詹勳負責聯繫羅旭龢等支持入稟的定例局議員。但1933年10月間，祖父源杏翹已開始患病，太平戲院事務逐步交由源詹勳接手管理，因為一些不便公開的行政問題，太平戲院當時未有參與該次的聯稟。

筆者把根據舊報查證的男女班解禁時序，告知源碧福，她認為薛覺先領導的覺先聲劇團，確具有率先推出男女班的有利條件，當港府宣佈解禁男女班，薛覺先太太唐雪卿便可隨即上臺演出，而太平戲院與太平劇團的演員都簽有合約，調配演出，不及覺先聲劇團的便捷。

魯金在1980年初已在香港多份報章撰寫專欄，有關解禁男女班的資料，除了記載在他這本1989年出版的著作，不清楚他之前曾否在其他報章發表，或與其他人分享。因為古岡於1982年8月出版的書《紅線女與馬師曾》(註10)，亦出現該份稟底的內容及類同資料。

（3）《紅線女與馬師曾》

古岡原名胡振（1929－？），是香港資深新聞從業員，長期研究香港戲劇歷史。他在《紅線女與馬師曾》的第97頁，力陳香港粤劇的男女同班演出，是由馬師曾領導的太平劇團首創，並指港府是在1933年11月15日批准粵劇男女班演出。相同的內容，出現在他1999年及2004年先後出版的《廣東戲劇史（紅伶篇）》的第一及第八冊內，用以介紹馬師曾和羅旭龢。

古岡的著作沒有展示資料來源，也沒有註明訪問過太平戲院的負責人。文章內容與魯金的大同小異，但那份「三院組織男女班稟底」，與魯金抄錄的比較，可發現在「豈無小補」這句之前，缺少了三句，以致讀來銜接不上，句不達意。另外，在稟底後，竟出現一個日期：「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直到2004年9月出版的《廣東戲劇史（紅伶篇）》第八冊，才補回該稟底漏了的三句，及刪除稟底後面的日期。

為何古岡會在稟底後加上這個日期？為何魯金和古岡都認為，港府解禁粵劇男女班的日期是：1933年11月15日。筆者看過源碧福捐贈給香港文化博物館的稟底原來面貎後，分析到箇中原因。（詳見本章第7節）

（4）〈三十年代廣州粵劇盛衰記〉

1990年12月，廣東的粵劇研究者張方衛在廣州出版的《粵劇春秋》期刊，發表長文〈三十年代廣州粵劇盛衰記〉，指出覺先聲劇團，是香港政府在1933年解禁後，首個演出的男女班。因他找到1933年11月28日出版的《伶星》雜誌第81期，內載〈薛覺先香江咯血輟歌〉一文，記載該班於農曆九月二十七日（公曆1933年11月14日）起，在普慶戲院演出，比馬師曾的太平男女班劇團早一天公演。

雖然張方衛點出了覺先聲是港府解禁後，首個演出的粵劇男女班，但他引用的那份雜誌，報導並不準確，他也沒有找到更早一點的資料，所以不知道覺先聲的男女班，早於1933年10月26日已在高陞戲院首演，港府宣佈解禁的日期是同年10月25日，而轉到普慶戲院演出，是同年11月17日。（詳見第一章）

（5）《薛覺先藝苑春秋》

1993年6月，廣東的粵劇研究者賴伯疆在其著作《薛覺先藝苑春秋》（註11）的第三章，指出薛覺先開粵劇男女同班風氣之先，但內容失準，時空錯亂，把1936年7月14日覺先聲男女班在娛樂戲院義演，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籌款，誤當成覺先聲男女班的首演。其實早於1933年11月9日晚，覺先聲男女班已在娛樂戲院，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義演籌款，劇目為《秦淮月》。覺先聲男女班的首演也不在這天。相信他的資料,  是來自羅禮銘1956年在香港《星島晚報》發表的文章。(詳見此章第8節)

（6）《香港粵劇敘論》

2010年11月，已故香港粵劇研究者黎鍵在其著作《香港粵劇敘論》，有較詳細的資料介紹粵劇男女班的歷史。因他從羅卡和法蘭賓合著的書《從戲台到講台》（註13）發現，香港英文《南華早報》1933年10月26日，有港府解禁男女同臺演出的報導，引證覺先聲劇團是港府解禁後，首個演出的男女班劇團。但其他描述，就混雜了陳非儂、魯金和張方衛的說法，仍未展示出香港粵劇男女班萌芽的確實時序，還把高陞戲院經理呂維周的名字，錯寫成陳維周。

（7）《戲園、紅船、影畫－－源氏珍藏「太平戲院文物」研究》

2015年，香港文化博物館編製的書《戲園、紅船、影畫─源氏珍藏「太平戲院文物」研究》出版，較深入介紹太平戲院捐出的文物。此前兩年，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舊報搜索系統已開始運作。遺憾書中由李小良和林萬儀合寫的文章〈馬師曾「太平劇團」劇本與資料綜述及彙輯（1933－1941）〉，沒有利用舊報查證，便認為「太平男女劇團揭開男女同臺的序幕」(第173頁第5段)。更沒有展示證據，便指太平戲院院主源杏翹，曾與其他同業聯稟港府，申請解禁男女班。

源杏翹孫女源碧福在該書117頁第54項註釋，已指出源杏翹不欲以其名義出函。源杏翹兒子源詹勳1980年接受魯金訪問，也表明最後只是三家戲院商聯署，太平沒參與。而源杏翹本人早於1933年10月22日《天光報》的訪問中表示，自己沒有參與該次聯稟。

李小良和林萬儀合寫的文章指出：這稟底記錄在一個黑色封面的硬皮簿內，稟底前還有一則記事，這則記事前，有羅旭龢及曹善允的名字。原文用毛筆直行書寫。於179頁按原文全部橫排列印出來，以便閱讀。

該書179頁列出稟底和一則記事的內容

該則記事並沒有提及太平戲院和其他同業一起聯署。而是指出：在1933年中秋節（筆者按：即公曆1933年10月4日）前，高陞、利舞臺和普慶三院聯署向政府申請解禁男女班，而太平戲院則由1933年11月15日起，把太平劇團改名為太平男女劇團，加入三艷旦，淘汰男旦。並列出首三晚演出的劇目，及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的分帳情況。

三戲院的聯稟與太平戲院安排太平男女劇團演出，實質是單獨的兩件事。那則記事和羅、曹二人的名字，與三戲院商的稟底，排在一起，可能只是由於內容皆關於男女班解禁，為方便分類查找，才集中一起記錄存放。

另一個可能，是根據1933年11月11日《工商晚報》的報導：「男女伶人登台拍演，自薛、唐夫婦肇端之後，繼起者尚覺寂然。茲聞太平劇團不甘落後，邀准政府特許，擇定國曆15號晚，在太平開演男女班。」從「邀准政府特許」這一句，筆者推斷當時的情況，是在三家戲院商入稟港府，於1933年10月25日獲得批准解禁後，太平戲院才自行入稟申請，找曹善允和羅旭龢兩位港紳聯署支持。獲批准後，於11月9日在報上廣告公佈：太平男女班將於11月15日開演。而硬皮簿內，三家戲院的稟底寫在那則記事後面，可能是供太平戲院自行入稟時參考，或入稟時的一項佐證，以示港府之前已批准了三家同業解禁，也應對太平戲院解禁。

那則記事和羅、曹二人的名字，與三戲院商的稟底，排在一起，可能有人因而誤會那則記事是稟底的一部份。還誤以為該則記事的頭一句，是指三戲院聯稟的日期為公曆1933年10月4日。或許古岡便因此在三戲院稟底後，擅自加上1933年10月4日這個日期。（見本章第3節)

（8）《薛覺先評傳》

薛覺先的好友兼長期曲藝合作伙伴羅禮銘，在薛覺先1956年10月31日去世後四日，於香港《星島晚報》連載發表了百多篇文章，題為「薛覺先評傳」，以悼念故友，並闡述薛氏的演藝生涯和軼事。這批文章，至近年才由香港學者朱少璋收集整理成書，於2020年6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本《薛覺先評傳》的第40章，提到薛覺先和唐雪卿的義演，始創香港粵劇的男女班。是至今發現，在戰後最早述及此事的文字記錄。可惜羅禮銘把薛覺先夫婦以「男女同班」義演的年份及目的，錯記成1936年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籌款。因此也錯把香港解禁男女班的年份推遲了三年。編者朱少璋在該書註釋中，引用1933年的香港報章報導說明，指薛、唐以「男女同班」演出，早見於1933年，為聖士提反學校義演籌款，增建宿舍。而港府是在1933年10月25日宣佈解禁男女班。（詳見本文第一章）薛覺先夫婦領導的覺先聲劇團，分別在1933年11月9日和1936年7月14日,   兩度為香港後備警察華隊義演籌款。

註1：羅旭龢（也寫作羅旭和，Robert H. Kotewall，1880－1949）1920至1940年代，香港政商界的要人。出身於歐亞混血家族。其生平詳見陳大同編著的《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以及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

註2：羅文錦（Lo Man Kam ,1893－1959）1930至1950年代，香港法政界的名人。其生平詳見陳大同編著的《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以及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

註3：魯金(1924-1995)，原名梁濤，又名梁煌濤。筆名還有夏歷、魯言、夏秋冬。資深新聞從業員。

註4：夏歷《香港中區街道故事》，三聯書店(香港)，1989年12月

註5：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北京市 : 朝華出版社，2007

註6：香港《華字日報》1929年8月8日及8月24日。

註7：黎鍵《香港粵劇敘論》，三聯書店（香港）2010年11月。第317頁。

註8：香港《工商晚報》1932年12月30日。

註9：香港《工商晚報》1933年2月日

註10：古岡《紅線女與馬師曾》,香港中華戲劇圖書社,1982年8月

註11：賴伯疆：《薛覺先藝苑春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6月

註12：黎鍵《香港粵劇敘論》三聯書店（香港）2010年11月。第308頁。

註13：羅卡、法蘭賓《從戲台到講台》：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1999，頁50

第三章：從香港政府的檔案查找

筆者到香港歷史檔案館及香港大學圖書館，查找1933年及以前的香港政府文件檔案中，有關港府解禁粵劇男女班的相關資料，從當年的香港政府憲報、華民政務司報告、議政局、定例局的會議記錄等，都沒有發現。也沒有查出香港在1933年，有哪條法例禁止男女同臺演出。

但從1880年5月5日的香港政府憲報，看到當時高陞戲園兼廣晉公司的負責人董南屏，於1879年3月25日曾入稟港督，要求容許女伶在高陞戲園演出。稟文提及：「此前者，港中劇演，梨園原有男女合班自奉，憲禁以來，始在撤銷之列。惟是泰西、日本各戲班，均有男女合演，並非所禁．．．。」雖然董南屏只是要求容許純女班來演出，而不是要求批准男女合演。但港督於同年4月4日回函：指董南屏所言不無道理，然而，經與華紳酌議，念及華人風尚及所有向章，決定不准所求。

到了1920年代，女性在香港的舞臺演出，已不再是禁忌，戲院經常有粵劇全女班演出。當時香港的戲院，納入1919年頒佈的《公眾娛樂場所規例》規管，警方和華民政務司根據此例，有很大的行政權力，對戲院採取各種監管措施。該規例雖然沒有禁止男女同臺合演，但根據1931年政府憲報所載的《公眾娛樂場所規例》第46A條，警方有權防止戲院的演出破壞公眾秩序和公德(public moral)。或許因此，戲院商在1933年，要向華民政務司申請批准，才可男女同臺演出。

羅禮銘1956年在《星島晚報》其「薛覺先評傳」專欄文章中提到：法律界人士翻遍全香港例書，完全沒有禁止男女同班的法例，不過是我國人一種保守性的習慣，覺得男女同場演風情劇，可能給予觀眾不良印象，相沿成習，以為是當局法例所不許可，其實男女同班演劇，早已成為外國舞台上很普遍的現象，反為以男人扮女角，像花旦的一類角色，殊屬罕見。(見本文第二章第8節)

魯金在其著作《香港中區街道故事》亦指出：香港法律並無禁止男女同台演戲的條文。只因男女授受不親，是中國舊時的禮教。雖然這種過時的禮教在民國後已打破，但香港一向由華民政務司負責監督這些華人風俗，如要男女同臺演出，就要向華民政務司申請批准，該司會與香港的華人紳士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可行。（詳見本文第二章第2節）

有關法律方面的規定, 希望熟悉香港法律的有心人再深入探討。

由於未能在港府的檔案中有所發現，因此有幾個疑問尚未有答案：

１．1933年10月24日至27日，覺先聲劇團為聖士提反書院籌款，要求港府特許唐雪卿參演，有關的申請是由哪方面提出？過程如何？筆者已向聖士提反書院電郵查詢，有否保留當年的相關資料?

２．三家戲院商的聯稟，是送達政府哪個層面審批？陳非儂和魯金的版本，指經港督審批同意。但1933年10月26日的《天光報》，在港府正式批准男女班演出的報導中，只提及華民政務司徵得多數港紳同意後，批准解禁，沒有提到經港督同意。同日報導此消息的兩份英文報章也沒有提及港督。

３．那三家戲院商的聯稟，是何時送交華民政務司？太平戲院文物中的黑色封面硬皮簿記事，指在1933年10月4日之前；而同年10月24日的《工商日報》訪問普慶戲院負責人的報導，指是三個月前（即約當年7月），聯同高陞一起入稟。那麼他是說漏了利舞臺，還是稍後加入利舞臺再有一次聯稟？

總結

根據現存報章記錄，香港政府於1933年10月24日特准華人男女同台演出, 翌日, 即1933年10月25日，正式公佈批准男女可同臺演出， 薛覺先領導的覺先聲劇團，成為解禁後, 首個有女性參與演出的劇團，1933年10月26日在高陞戲園演出甚受歡迎的劇目《白金龍》, 唐雪卿是解禁後, 首位與男性同臺演出的女伶人。大半個月後的1933年11月15日，馬師曾領導的太平男女劇團，於太平戲院演出。到了1934年，香港的粵劇男女班湧現，逐漸成為粵劇演出的主流。廣東當局到了1936年10月16日, 才批准男女同臺演出。

薛覺先與唐雪卿攝於1930年代

潘惠蓮搜記於香江,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