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抹紅錢穆說起,小心民國人物再被扭曲

近十多年來，大陸掀起一股民國熱，學術界、文化界，以至普羅大眾，都對長期被中共扭曲、掩埋的民國歷史深感興趣，因而湧現了大批有關民國歷史和人物的資訊，但由於編寫人員的工作粗疏，或想吹捧維護某些人物等等原因，使很多民國時期的人和事不但沒有呈現真相，還會被再度扭曲，故讀者必須提高警覺。

筆者近閱由大陸右派老人胡顯中主編的《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一九四九年以來各界精英死難實錄》(香港五七學社出版，二○一二），當中一章題為「陶鑄：黨內第四號人物也未免滅頂之災」，提到「一九五六年陶鑄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東省長期間，寬容和關懷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例如那位秉性剛直、口無遮攔的中山大學教授容庚（1894-1983），在陶鑄個人魅力的感染下，將所藏珍稀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五十年代中期，因美國籌備在印度召開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主題是批判中共政權，擬請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錢穆（1895－1990）重點發言。周恩來知道後，囑咐陶鑄找人給錢穆做工作。熟知容庚的陶鑄立刻想到錢穆和容庚曾是燕京大學的同事，便請容庚出面。一九五六年秋，容庚去香港和錢穆叙舊。後來，錢穆雖然參加了那次國際學術會議，卻沒有發言。」

錢穆會如此這般嗎? 在戰後香港成長的讀書人，對錢穆這位著名歷史學者不會感到陌生。他的反共立場堅定，四九年南下香港後，致力教育事業，創辦新亞書院，延續中華文化，晚年終老台灣，至九零年去逝，一直沒再踏足大陸。該書有關錢穆的描述，令筆者咄咄稱奇。於是上網搜索相關資料，發現廣州市政協委員會所辦的廣州文史網站，一篇由張維持(1911-1991)撰寫的文章〈著名考古學家容庚〉，有類似的內容。張維持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師、容庚的學生。這篇吹捧容庚的文章，有關錢穆的內容較胡顯中那篇多了些細節。

內容如下：「容老與錢穆是在燕大的老同事，老朋友。兩人闊別多年，暢談往事和近況。容老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了共產黨對知識份子政策，對學術研究的重視。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都老了，應對國家民族做些有益工作，我們要努力培養青年一代，為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科學，為國家的富強團結統一做出貢獻。』錢穆聽了他的忠告，後來他雖然參加了那國際學術會議，但沒有攻擊新中國的言論，此後，他也不寫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文章。錢穆通過容老的勸說，從善如流，是很難得的。」

張維持這番「讚揚」錢穆的話，對重視風骨情操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污衊。錢穆的學生、一九五三年畢業於新亞書院的列航飛，以及撰寫《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的香港學者李木妙接受筆者查詢時，都表示從未聽聞錢穆在一九五六年去過印度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而出席國際會議不發言，絕非錢穆的作風。李木妙指出：那時往外國出席國際會議是重大事情，校方和學生必定會知道及有記錄。更重要的是，錢穆為人處事，不會因為老朋友來遊說，便放棄原則立場。如果他是這樣的人，就不可能長期以來得到那麼多人敬重。一九五六年之前或之後，錢穆一直批判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這都可從他的著作中找到證據，所以張維持那篇文章有關錢穆的描述，難以令人信服。

筆者其後從廣州花城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容庚傳》，找到進一步資料。當中題為：「奉派赴港統戰錢穆」的章節中指出：根據中山大學的容庚檔案，他當年是於十二月廿二至三十一日在香港活動。容庚在文革時寫了一份交代材料，提及香港之行，說是黃煥秋（曾任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派他去的。他到了錢的住所後有以下一段記述：「聞說你（指錢穆）將到某國開會，希望你開會時不要對祖國加以詆譭。他說，國內報紙曾批評我。我說，你先批評國內的事，不是事實，然後國內才批評你。你在學校教書，原不以寫批評政治的文章而有所增重，何必多寫增加惡感以自絕於國人。他說，以後不再寫就是。出國開會並不是事實。我見目的已達，談話轉到別方面去。．．．」

這份文件，可說是至今有關容庚統戰錢穆的最原始文字記錄，由此得知，錢穆「出國開會並不是事實」，可是在胡顯中和張維持的版本卻變成「去了開會卻不發言」。此外，這文件是容庚在文革時被迫交代而寫，內容必然是對自己有利，所以他說錢穆回應「以後不再寫就是」，是否屬實？便存有很大的疑問。而事實上，錢穆並沒有停止發表批判中共的文章。例如一九五七年初，錢穆應台灣國防研究院的民族與文化課程撰寫一系列講詞，談到救國保種與文化復興，便清楚指出，中共存心破壞中國社會，正在運用一切私智暴力來向中國社會作徹底的破壞。

李木妙還指出，一九五六年，仍是美、蘇兩大陣營緊張對壘的時期，那年十月廿三日發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匈牙利民眾因不滿蘇共的極權控制而奮起抗爭，連番遊行示威後，至十一月初遭蘇聯出兵鎮壓，導致匈國近二十萬難民逃亡西方，舉世譁然。那時自由世界的學者和輿論都對共產極權統治下的民眾深表同情，並強烈批評共產陣營的迫害，因此以當時的局勢和錢穆的行事作風來判斷，錢穆絕不可能會說「以後不再寫就是」。更大可能是容庚砌詞邀功，以示統戰有成，避免自己在文革中受到進一步衝擊。

錢穆晚年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回憶了跟好些朋友的交往經過，當中並無提及容庚，二人有多好多熟，無法得知。那次他來統戰錢穆就只有容庚單方面的記述，而流傳起來竟多了其他加鹽加醋的「種變」版本！

熊十力

不單錢穆，在文革期間以死相抗的著名哲學家熊十力（1885－1968）也有類似遭遇。二○○九年五月，熊十力的女兒熊幼光發表聲明，指責南京 《揚子晚報》在當年十月五日發表由楊海亮撰寫的〈一代狂哲熊十力〉，毫無根據地編造了熊十力的「狂」，說他曾在蔣介石的生日宴鬧場，狂飲飽食之後，寫詩醜化蔣介石，還說這就是狂出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

熊幼光指出，據她所知，熊十力一生未曾見過蔣介石，而有關熊十力的研究，也從未發現他與蔣介石的會面記述，那何來熊十力參加蔣介石生日宴會？還繪聲繪色地形容現場情況？

熊幼光呼籲，跟偽劣假冒的產品相似，媒體和一些文人的不負責任和有意為之，使假冒新聞和「編造史實」競相產生。在文化浮燥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媒體應當奮力制止編造事實，改造嘩眾取寵的文風。而筆者認為，身為讀者，亦應提高警覺，抱著小心求證的精神，切勿輕信一方之言。

筆者上文於2014年7月發表後幾個月,許禮平在蘋果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篇題為〈容庚二三事〉的文章,竟然亦引述容庚生前對他說的同類話, 稱「1956年，美國籌備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行國際學術會議，錢穆被邀，那將會出席作報告，也理所當然要攻擊中共。周恩來獲悉其事，囑中南局書記陶鑄派人向錢穆疏通。陶鑄將此重任交托容老。容老與錢穆是燕京大學老同事，又是老友，於是容老受命來港，勸說錢穆不要罵中共，錢穆也給了容老面子，接受勸告，但要求「中共不罵我，我就不罵中共」。而錢穆是能踐諾的人，在這個學術會議上沒罵中共。似乎以後雙方也就互不惡聲相向。」看來容庚把那次會晤錢穆的故事, 經常向不同的人訴說自己的版本,而聽者竟會不加查證和思索,便照單全收!!!

筆者最近才知道許禮平寫了這樣的文章,匪夷所思。在2019年7月一個新書發佈會巧遇他時,立即告訴他不應只聽容庚一面之辭,不查證就這樣抹紅錢穆。錢穆怎會要求「中共不罵我，我就不罵中共」? 許禮平笑說自己只寫了一點點!!!但他有錯不改，2020年還拿這篇文章去出書！！！見其《舊日風雲》第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