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老中青三代的私出版

一年既盡，又是家居大清洗的時候，翻出了好幾本大陸友人相贈的私出版，恰恰出自當代中國老中青三代人的不同手筆。在中共嚴控報刊出版的環境下，他們不辭勞累，冒著一定風險，把文章自費編印成書，自包自寄，展現了人類追求表達自由的本性，以及關愛國家人民的情懷。

其中三本廿一乘十四公分，以文字為主，約數十頁的小冊子，分別是中央黨校離休幹部杜光的《杜光文存》、南通老報人丁弘的《隨筆》及五七右派老人的《往事微痕》。封面皆印著「內部交流」或「友誼交流」、「非賣品」等字句。這種簡單釘印，只在朋友間傳閱的小冊子近年在老一輩文化人圈子中頗為流行。杜光先生曾說，是受到一些老朋友的啟發，以這種最傳統的方式打破訊息封鎖。雖然有好些年青人幫忙把他的文章透過網絡傳播，但一方面是兼顧一些不會上網或視力退化的老朋友，另方面也是一種姿態對當局的禁制說「不」！

兩年多前到南通探訪丁弘夫婦，剛巧遇上兩老正準備把千本小冊子分別放進信封赴寄，忙得不亦樂乎。丁弘說：最初是在二○○五年開始，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與朋友交流，其後反響越來越大，很多人來信索取，一些回饋的文章也寫得十分精彩，很想與別人分享，所以便越做越起勁，其後還有年青人主動聯絡，幫我製作網頁。現在年青一代已有更多的方法表達意見和溝通，但重要的還是傳播的內容能有助啟迪思考，幫助國家社會擺脫貪腐不公、貧富懸殊的困局。我們這輩人年青時懷著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投身革命，可是這個政權違背了革命時期的承諾，到了今時今日，權力和金錢糾纏勾結，利益集團當道，更使政權失去革新的動力。希望同代人的經歷和反思，能讓年青人認識中國的苦難，為未來探索更佳的出路。

相對於這兩本「個人製作」，「集體製作」的《往事微痕》可說較為坎坷。因為這批五七右派難友鍥而不捨地要求中共當局還原歷史及道歉賠償，招來當局不滿。二○○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往事微痕》被北京新聞出版部門查封，數千份已付郵的《往事微痕》全被沒收。之後一段短時期，《往事微痕》只能維持網上傳閱，但沒多久，善於與當局糾纏的右派老人們重整旗鼓，以化整為零的方式令《往事微痕》再次「出郵」！

去年中，北大的一批五七難友更出版《百花廣場》，以紀念五七年北大學生自發組織的「百花學社」和印製的《廣場》雜誌。首期重刊了當年《廣場》上發表的文章及校園內貼出的一些大字報，他們連同一封公開信向當年北大學的黨委書記彭佩雲寄了一本，表明此舉是為了弄清歷史，促進民主，防止悲劇重演。這批嚐盡大風大浪的右派老人不屈不撓，努力爭取，令人欽佩。

手上印製得較為精美的私出版，是來自正在四川雅安服刑的譚作人。二○○八年筆者到成都採訪死難學童期間得他拔刀相助，還贈予幾本由他主編的《文化人》，其中兩期的封面人物分別是胡適和王小波(封面用王曉波，可能是筆誤)，用色和設計不落俗套。內裡不但有大陸自由派文化人的作品，還有殷海光、馬丁路德．金、薩哈羅夫、印度學者羅米拉．塔帕、黎巴嫩詩人阿道尼斯等人的文章，可見譚作人的高遠視野。《文化人》較特別之處是從香港某出版社得到一個國際書號，以此出版社名義在成都編印及半公開發行。據悉大陸不少人想自行出書或刊物都會以此方式運作，逃避當局的審查，但要是主辦方沒有強勁的「關係」，這類出版物一經查處，同樣要面對充公懲處的命運。

譚作人曾表示，在二○○四年與友人創辦《文化人》，是有感於中共的「陽謀」，就是要把人民的思想閹割。當局大肆宣揚「愚樂文化」，「文化嘔像」，濫拍「清宮戲」，讓大量文化注水項目粉墨登場，這都是政治安排。民間需要搭建話語平臺與之抗衡。可惜《文化人》只辦了六期，至二○○七年便因種種原因而停刊。之後譚作人專注民間環保工作，汶川大地震後，他多次深入災區，目睹豆腐渣工程造成的禍害，誓要追查真相，竟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入獄五年。睹物思人，不勝感慨。祝願他獄中珍重，早日重出江湖，實現與他再赴汶川走一趟之約！

還有一本是出自相對年青的七○後吳幼明，卻是辦了最長時間的《水沫》。吳幼明原是湖北黃石市的一名交通警，亦是一名愛讀書，勤寫作，不願同流合污的文藝青年。九四年投身警隊的吳幼明形容自己原先只懂唯命是從，但在九十年代後期，他讀了薩特、卡夫卡、貝克特等人的大量著作，開始重新審視人生，思考各種社會問題，悲哀地發現自己已變成濫用權力者。吳幼明對工作的抵抗情緒逐漸升溫，他一方面自資創辦文藝刊物《水沫》及拍攝獨立電影，開拓另類生活空間；另方面在工作上採取不合作態度，多次與上司正面衝突，批評交警大隊以剋扣工資來對付沒有完成罰款指標的交警，全無法律依據。

 二○○六年初，他先後在網上發表了多篇文章，包括《交警為什麼都愛罰款——民警手記》、《罰款任務猛如虎》、《死人不銷戶，活人難上戶》等，揭露警隊工作及體制的種種流弊，引起媒體和網民的高度關注。結果他和辦了十年的《水沫》都被整肅。黃石市新聞出版局指吳幼明擅自以「水沫文學社」的名義出版《水沫》刊物，當中夾雜違禁內容，期間部分刊物通過廣州、北京、蘭州的一些書店，以直銷方式違法經營，判罰款二萬元，《水沫》需停刊充公。事件糾纏到○七年初，黃石市人民法院判決強制執行。不久，吳幼明更被警隊開除，他其後得到北京藝術圈名人栗憲庭的幫助，轉到北京宋莊工作，參與獨立電影製作和藝術創作。每當資金較為寬裕，新一期的《水沫》便告誕生。

雖然互聯網大行其道，不少年青人卻對傳統的紙媒體情有獨鐘，所以近年大陸還冒起各式各樣充滿創意和個性的私出版，不單有文字，還有圖片、繪畫和別緻的設計。「私出版」是時興的說法，或許是為了避開那些令官方聽得不舒服的字眼：「地下出版」、「獨立出版」，亦有人愛叫它為「民間刊物｣，或充滿中共八股味的「反動刊物」。不管名稱是什麼，都是專制政權下的產物。它們背後有著不同的故事，叛逆精神卻是一致。

香港動向雜誌2011年1月號首發

台灣的李昂難忘香港的鄭浩賢 

「鄭浩賢」，2003年在香港書展一個座談會上，從台灣女作家李昂口中首次聽到這個名字。當時李昂談及她對香港的印象，表示很懷念一名叫鄭浩賢的香港青年，李昂和不少在七十年代參與過台灣民主運動的人，都認識這位曾冒著極大風險到台灣支援民主運動的香港青年，但李昂記不起鄭浩賢來自哪個組織，也不清楚他的背景，只聽聞鄭浩賢某年前往南美洲開會途中不幸死於空難！

很遺憾，出席該座談會的近百人似乎都對「鄭浩賢」這三個字十分陌生，沒有人能告訴李昂多一點有關這個香港人的事跡。「鄭浩賢是誰？」這問題一直縈繞腦海中。回到家，在google 網頁打上「鄭浩賢」這關鍵詞，只找到一篇相關文章，是現任台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於七九年十一月為悼念鄭浩賢而寫的，題為:〈悼念一位獻身人權的朋友──鄭浩賢〉。那年為著台灣民主運動四出奔走的陳菊，正擔任東亞人權協會國際部理事。

她寫道：「我離開了台灣，當抵達東京時，就收到你託朋友寄給我的一些報導亞洲落後地區人權缺乏保障的資料。我心裏非常感動。儘管我們出生在不同的地方，我們卻共同關心所有受苦難和被壓迫的人！ ．．．在大阪時，我特別囑咐一個即將返回香港的朋友，請他轉達我對你的懷念和敬意。．．．但幾日前接到友人的緊急電話，得知你代表亞洲地區赴墨西哥參加人權會議，不幸因墜機喪生！ 我搖頭再三，不願相信．．．心裡非常痛恨：痛恨生命的無常，痛恨死神的無情。為什麼那些欺凌善良、壓榨眾生的人能夠安然活下去，而你卻要留下未竟的心願而慘死？我深知，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剎那，你仍然為了維護人道而奔忙！ ．．．．」

但這篇悼文沒有具體提及鄭浩賢的生平，多謝莫昭如、吳萱人、羅樹基、關尚義、劉山青和梁耀忠等提供的資料，使這段三十多年的往事得以重現，此刻追憶鄭浩賢經歷的年代，回顧他短暫而有意義的一生，會否帶給香港人一些啟示？

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生的鄭浩賢，成長於一個父母都要到工廠謀生的小康之家，中學就讀於瑪利諾神父中學，受到天主教的薰陶，七四年進入香港大學修讀數學和統計學後，成了學界關注社會公義的活躍分子。在七四至七七年間，他先後擔任香港天主教大專同學聯會的國際事務秘書，以及常務秘書，當時曾與他在聯會共事的，包括一度是傳媒人的杜成和羅樹基、現任自由黨總幹事的史文鴻，以及民間組織「民主動力」發起人之一的關尚義律師。

關尚義

在七十年代是天主教神父，擔任過香港天主教大專同學聯會導師的關尚義，形容鄭浩賢是一名勤奮好學、勇敢實幹、有愛心和組織力強的學生領袖，他來自草根階層，深知民間疾苦，他關注的弱勢群體不僅在於香港本土，視野還觸及世界各地。由於他在聯會主責國際事務，所以跟很多國家的教會、學生團體及人權組織，都有緊密聯繫。

關尚義記得七四年的聖誕前夕，當時同學們正忙於籌備傳統的慶祝活動，聯會突然接獲菲律賓的教會消息，指菲律賓一批受到虐待的政治犯正準備絕食抗議，希望得到海外聲援，鄭浩賢即時發揮他的組織才能，聯繫傳媒及相關團體，動員同學同時間在香港發起廿四小時絕食行動，並到菲律賓領事館請願。往後，鄭浩賢又曾參與過反對香港電話公司加價，和抗議英女皇訪港等行動。到了七五年二月，越戰差不多進入最後階段，南越的局勢相當危殆，當時擔任聯會國際事務秘書的鄭浩賢不怕身犯險境，接受國際人權組織的邀請，與關尚義一起到南越的首都西貢，了解當地的學生及人權狀況。

鄭浩賢七七年大學畢業後，並沒有投身名利場大展拳腳，寧願支取微薄薪酬，到國際人權組織Catholic Student Movement 擔任亞洲區幹事，另外又與劉山青、梁耀忠等志同道合人士組成新青學社，開辦夜校，為勞苦大眾提供教育機會及謀取福利。由七四至七九年期，鄭浩賢曾多次到訪當時尚是專政當道的菲律賓、南越、台灣、斯里蘭卡等地，冒著被軍警拘捕的危險，將外界支援的資訊及相關書籍偷運入境，探訪當地的人權組織或民運團體，再將專制政權迫害人民的罪證，和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呼聲帶到海外。

劉山青

與鄭浩賢同期就讀香港大學的劉山青表示，他們在學期間，大專學界主要分成親中共路線的國粹派和主張關注香港社會事務的社會派，當時打著群眾旗幟的共產主義思潮，對富理想的年青一代十分吸引，鄭浩賢自然也受一定影響，算是中間偏左的一類，但他對社會公義的追求，主要是源於宗教信仰和人道關懷，所以沒有被極端民族主義或政治狂熱所蒙蔽，正如他生前所強調：「真正的革命者是由愛的力量所推動的，對人類整體的愛，對生命的愛．．．．」他可說是在兩派都吃得開的人物，還曾扮演中間協調的角色，企圖促進兩派溝通。七六年四人幫下台後，國內民眾受壓迫的情況逐漸顯露出來，民眾對專制政權的抗爭，也開始成為鄭浩賢的關注焦點，不幸，鄭浩賢以二十五歲英年告別人間。

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鄭浩賢乘坐飛機到墨西哥出席國際人權會議，飛機降落時失控，撞向機場一幢建築物，導致鄭浩賢及機上另外三人同時罹難，遺下父母和一名姐姐。關尚義表示，坐言起行，不愛說空話的鄭浩賢常將自己的工作比喻為播種，他很喜愛周恩來年青時候的一段詩作：飛向光明／盡由着你／舉起那黑鐵的鋤兒／開闢那未耕耘的土地／種子散在人間／血兒滴在地上。

鄭浩賢所處身的七十年代，是香港經濟正逐漸起飛的年代，有人為個人前途埋首拚搏，但也有人為著社會公義、民主自由等理念而默默耕耘，不但把種子散在香港本土，還散到世界其他角落。香港絕不是中共宣傳工具所形容，只顧賺錢消費，只知馬照跑，舞照跳的地方。但願鄭浩賢的精神和鬥志常存，一如他葬禮上的悼辭所云：奮鬥之心不滅，生命之樹長青。

2004年寫於香港

      美國古琴家唐世璋                

「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這是詩人李白對琴音的讚頌。約有三千年歷史的古琴音樂雖然相當小眾，但一直知音不絕。三十年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音樂家唐世璋（John Thompson）更受了琴音的吸引，遠渡東來習藝，在香港渡過了一段與琴為伴的黃金歲月。

「那次相遇很偶然，當時我走進上海一家咖啡室稍作休息，跟播放著輕音樂的店主閒聊起來，」一派溫文的唐世璋坐在青草地上憶述早前在上海的奇遇，「我和店主互不相識，但他知道我是研究古琴後甚感興趣，問能否聽一下我的演奏，我便把放在公事包內的自製音樂光碟給他即場播放，一名在咖啡室閒坐的上海男子聽罷，便上前自我介紹，說是一家中外合資的音樂製作公司負責人，大家因琴音而打開話盒子，其後便談到為我製作古琴音樂光碟的構想．．．．．」

近期中國的女子十二樂坊走紅日本，令不少人想到中國音樂如何開創新的天地，這家上海製作公司就看中了唐世璋中西合璧的儒雅風采，希望借助他的形像和琴藝，推廣這門古老的中國音樂。

現時有關細節還在洽談中，唐世璋承認，要推廣古琴音樂有很大困難，因為古琴的音樂風格是傾向含蓄、和雅的靜態美，追求的是恬淡幽遠的意境，與現代人急速的生活節奏大不協調，過往古琴家甚少公開演奏，普羅大眾對古琴的熟悉和重視程度都很低，經常把它誤以為是古箏；但古琴音樂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洗禮，依然能流傳下來，顯然有其非凡魅力，古琴一直跟中國的精英文化息息相關，古代的文人雅士不但愛以彈琴來抒情寄意，亦視之為一種修心養性的高尚嗜好。

唐世璋認為近年香港社會經歷大起大落，很多人的心態都出現轉變，越來越多人追求簡樸寧靜的生活，及喜愛參與能啟發心靈、反思人生的活動，這種世情有利於古琴音樂的推廣，所以近年在香港舉辦的好幾場古琴音樂會，雖不至於大收旺場，但也吸引不少新的知音人來捧場。去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古琴評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品」，希望能引起更多人關注古琴音樂。

清風徐來，唐世璋邊談邊開啟他的琴套，在和熙的陽光下，即席彈奏一曲，我們原先建議訪問在室內進行，但唐世璋認為要聽琴音，最理想還是走到大自然去，於是我們落腳山頂一處清幽草坪，一曲既罷，他還用普通話自彈自唱他編撰的《歸去來兮》：「園田將蕪，胡不歸．．．」

琴自古都以蠶絲做絃，到近三十年尼龍包鋼的琴絃逐漸盛行，但唐世璋至今仍愛用蠶絲弦，認為這才能體現古琴的神采，他指出：「鋼絃的優點是音色明亮，拉力較強不易斷，也不易受手汗的影響，但若論音色的古樸澹雅，仍以蠶絲絃為佳，而且古琴文化主要受儒家溫柔敦厚和道家順應自然的思想影響，從琴的設計構造，以致表達的哲學，都強調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琴每一部份都有其意義。彈琴的人若煩躁緊張，便會手心冒汗，直接影響蠶絲弦的震動，彈奏者的心境便不其然從琴音反映出來，也許這是一些人怕用蠶絲弦的原因。」

五十七歲的唐世璋是音樂界中罕有的美國籍古琴家，他自小熱愛音樂，原居於美國的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時修讀西方音樂，學過鋼琴和小提琴，六十年代因服兵役而到越南從事軍方的文職工作，令他有機會接觸到東方文化，期間他經常利用假期到亞洲各國旅遊，對東方音樂逐漸產生濃厚興趣。退役後，他重返校園修讀亞洲文化學研究碩士課程，進而深造民族音樂。他最初的鑽研對象，是日本的三弦琴，但看了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 H. van Gulik)的一本著作：Lore of the Chinese Lute，受到啟發，轉而愛上歷史更悠久、更富神秘色彩的中國古琴，但在美國要研究這個課題十分缺乏資訊，尤其沒有相關的專才指導，為了探求古琴的奧秘，唐世璋決意告別家鄉，於一九七四年重臨亞洲展開他的訪琴之旅。

「我這個人喜歡向難度挑戰，研究少人關注的冷門課題，而且古琴清冷的音韻確實獨特，我首次接觸便被它深深吸引，就像愛情一樣，很難說清為什麼愛上她！」

唐世璋最初到台灣跟古琴大師孫毓芹(1915-1990)學習琴藝，兩年後轉往香港，先後跟隨唐健垣、蔡德允等多位古琴家學習，並開始鑽研古琴譜的「打譜」。自此，唐世璋便以香港為家，租了長洲山頂一間小石屋作居所，專心從事古琴的研究工作。

「可能我曾經學過弦樂器，所以掌握彈古琴的技巧不太困難，但要學習古琴的精髓，必須深入認識當中的哲理和中國的歷史文化，孫毓芹老師當初收我為徒時，也曾質疑我這個美國人能否領略古琴的奧秘，但老師當時有感於真正有誠意和恒心跟隨他學習的人不多，便寄望在我這個西方人身上。」

「我的學習態度是以勤補拙，多聽多想！不會因為自己並非中國人而企求優待，或作為表現欠佳的藉口，做學問的人總會對自己研究的事物有一份追求和執著，促使自己克服面對的種種困難，而且我學琴是興趣所驅使，不是為求取學位或獎學金，心境很舒暢愉快，加上老師們都是很關心學生的人，並且有錄音機和電腦等器材的幫助，不少疑難都迎刃而解。」

「七六年轉到香港定居，主要是考慮到當時中國會逐步放開，靠近中國大陸的香港，會更方便前往大陸交流和搜集研究的古琴資料，但要到大陸跟中國的古琴家交流很不容易，到了九一年，我才首次有機會踏足大陸，參加在四川成都舉行的一個古琴研討會。」過往以教學為生的唐世璋，八零年起先後為香港亞洲藝術節擔任編輯及顧問的工作，直至這活動在九八年停辦為止，期間他經常穿梭亞洲各地，觀看演出，與表演藝人和藝術團體頻密接觸，及為香港電台客串主持介紹亞洲藝術的節目，促進文化交流。

而唐世璋在「打譜」方面的成就，亦在古琴界廣受讚許。古琴有本身的記譜方法，是以文字及特殊的字樣符號，記錄調絃法、指位、指法，但未直接標明音符時值，琴曲的節奏，要靠老師親自傳授。古琴現存有一百五十多部古琴譜，包含着三千多首琴曲，但大部份琴曲因為承傳中斷，單從琴譜未能知道昔時彈奏的節奏，要為琴曲設計適合的節奏，才能將琴曲彈出，這過程稱為打譜。成功的打譜並不容易，既要塑造出昔時琴曲的風格，又要表達樂曲的內容，整個過程是受多種限制下的半創作。

一四二五年印行的《神奇秘譜》，是中國首部琴曲譜集，記錄了包括《高山》、《流水》、《廣陵散》等五十多首古代琴曲。唐世璋於一九九一年完成《神奇秘譜》內所有舊譜的打譜，並加上五線譜注釋，再自行完成錄音發表。唐世璋以一名西方琴家完成這樣艱巨的工作，備受古琴界關注。一九九二年，中國音協民族音樂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神奇祕譜學術交流會》，唐世璋應邀出席，成為焦點人物。至今，唐世璋仍努力不懈，繼續其他古琴譜的打譜工作，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製成網頁，公諸同好。

唐世璋在香港二十多年，不但在古琴研究上大有收穫，還找到一位古琴以外的心中至愛，跟她在二零零一年共譜婚曲，他笑說：「我並非像中國古人一樣，以彈琴來追求心上人，太太是在香港工作的美國人，從事金融研究，經朋友介紹認識的，她懂得彈鋼琴，原本對中國古琴認識不多，大家交往後，古琴便經常成為我們共同的話題。」

問他可曾想過與太太合作演出？他打趣說：「Oh，No！鋼琴好像可口可樂，古琴則像一杯中國茶，兩種完全不同品味的東西！」

婚後由於太太調回美國紐約工作，唐世璋只好告別香港和有著深厚感情的長洲小屋，與太太一起到紐約生活，但他沒有因此放棄對古琴音樂的追求，仍不時前往中國大陸，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參與演奏及有關古琴的學術研討會。訪問前不久，唐世璋才應邀出席了在香港舉行的國際琴樂文化薈萃音樂會，與來自日本、南韓及內地的古琴家同台交流。

唐世璋到紐約後還發起了一個古琴組織，教授及推廣古琴音樂，現時已約有十多名成員。他表示：「科技發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世界好像變得越來越細小，但人類的心靈有沒有越來越接近呢？我們回美國定居後不又久，便發生九一一事件，世界仍充滿著仇恨和焦慮，音樂是陶冶性情和促進情感交流的良方，希望我的努力，不但讓更多人認識中國這門古老音樂藝術，更讓人們領略當中的真善美，把人類社會引向和諧共處的方向。」

古琴資料──────────

「古琴」原名「琴」，為與其他琴區別而加上古字，是中國現存最古老撥絃樂器之一。古琴原只有五條弦，由周朝起增加到七條弦，所以又叫七弦琴。琴為古代文人必修的樂器，被列為「琴棋書畫」四藝之首，古琴的音樂文化不僅是了解中國文人生活與思想的重要途徑，還為人類學家探索人與音樂的關係提供重要資料。

中國最早的文學作品《詩經》、《尚書》等已有不少關於琴的記載，例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賓，鼓瑟鼓琴」等。春秋時期琴師伯牙為知音子期去世而碎琴的故事，更成為千古美談。

古琴的構造充满着傳奇的象徵色彩，它長３尺６寸５分，代表一年有365天，琴面是弧形，代表着天，琴底為平，象徵着地，表達「天圓地方」之說。琴身主要挑選梧桐木製造，上有13個徽，代表著一年有12個月及閏月。古琴最初的五根弦，象徵著金、木、水、火、土。

中國古琴藝術與世界其他27種文化藝術，於去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品」，是繼崑曲後，第二項獲此殊榮的中國的文化遺產。

2004年2月

唐世璋製作的古琴網頁：http://www.iohk.com/UserPages/thompson/

2004年香港君子雜誌首發

兩首《思鄉曲》背後的悲歌

二○○八年初，筆者在《開放》雜誌撰寫馬思聰夫婦骨灰從美國費城運回中國廣州安葬的文章，指出中共當局藉此大搞統戰，對殘害人民的種種惡行卻諸多隠瞞。最近筆者還發現，大陸流行的互動百科網站有關馬思聰的報導，竟把馬思聰的名作《思鄉曲》與另一首由夏之秋作曲，戴天道作詞的抗戰名歌《思鄉曲》張冠李戴，亂套一番。在中共蓄意掩飾和偽造下，不少往事已變得面目模糊。

    

     這兩首同在抗日戰爭爆發初期面世的作品，不但曲名相同，兩位作曲人在文革中同樣有著坎坷經歷，因演唱夏之秋的《思鄉曲》而成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黄源尹更客死青海，是又一名被中共害得家破人亡的歸國華僑。     

    

    抗日名音樂家夏之秋創作甚豐

    

     馬思聰的管弦樂曲《思鄉曲》創作於一九三七年。當時他任教廣州中山大學，並在抗日合唱團擔任指揮，創作了大量的抗戰歌曲，《思鄉曲》是其作品《內蒙組曲》（原名《綏遠組曲》）的第二樂章，音樂素材源自內蒙民歌《城牆上跑馬》旋律柔和而憂傷，表達逃難人民思念故鄉的惆悵心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b-mLMS91c

    

     一年後，另一首《思鄉曲》則在湖北作曲家夏之秋的筆下誕生。夏之秋與馬思聰同歲，一九一二年生於漢口，原名夏漢興，父親是漢口聖約翰小學的教師兼教堂琴師，故自小受音樂薰陶，一九三六年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習作曲及吹奏小號。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積極投入抗日宣傳工作，創作的抗日名曲《歌八百壯士》（又名《中國不會亡》）、《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女青年戰歌》、《遠征轟炸歌》等相繼問世，傳誦一時。一九三八年，他擔任武漢文化界抗敵工作團音樂組長和武漢合唱團團長兼指揮，帶團到南洋一帶巡迴演出，為抗日宣傳籌款。途經香港時，因夜間聽到街頭賣唱人淒婉的琴聲得到啟發，寫成了抒情的《思鄉曲》。翌年由合唱團成員戴天道填詞完成﹕ 

    

    

     「月兒高掛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這個靜靜的深夜裡，記起了我的故鄉。半夜裡炮聲高漲，火光佈滿四方，我獨自逃出了敵人手，到如今東西流浪。故鄉遠隔在重洋，旦夕不能相忘，那兒有我高年的苦命娘，盼望著遊子返鄉。月兒高掛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這個靜靜的深夜裡，記起了我的家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G3UoMd4sQ

   

    

    黃源尹毅然回國投入抗日演出

    

     當時一位在印尼歌唱界嶄露頭角的華僑青年從報刊獲知武漢合唱團到吉隆坡演出，毅然到吉隆坡要求加入合唱團參與義演，其後還隨團回國投入抗日演出，他就是其後以演唱《思鄉曲》、《追尋》、《牧歌》、《在那遙遠的地方》等歌曲廣受歡迎的黃源尹。

    

     據經歷抗日戰爭的老一代回憶，夏之秋的《思鄉曲》在抗戰時期比馬思聰的《思鄉曲》更為人熟悉。除了因為夏之秋曾到各地演出此曲，一九三九年重慶拍攝的電影《吉人天相》亦以它作主題歌，因而深入民心。馬思聰的《思鄉曲》則遲至一九四二年，由他和堂弟馬思周合作填上歌詞﹕ 

    

    

     「當那杜鵑啼過聲聲添鄉怨，更那堪江水嗚咽，暖麗南國多情的孩子，當那紅花開遍，瓣瓣是啼痕渲染，盡都已隨春歸去，流浪兒啊，你還在嘉陵江邊徘徊，那邊就是你可愛的故鄉，就是有水鳥翱翔的地方，那邊白雲映紅荔村前，孩子，你為什麼不回家？為什麼不回家？」     

    

     四九年以後，名氣較大的馬思聰成為中共的拉攏對象，更以其《思鄉曲》向台灣廣播，爭取民心，馬思聰的《思鄉曲》便走紅起來。

    

     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停播了馬思聰的《思鄉曲》，取而代之的是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翌年，不堪迫害的馬思聰出走美國，而夏之秋和黃源尹則和眾多大陸藝術工作者一樣，面對批鬥下放的命運。

    

     夏之秋四九年後一直致力音樂教育，擔任中央音樂學院任管弦系教授及天津、北京二管樂廠技術顧問，被譽為中國銅管樂的奠基者之一。文革期間，他被下放至河北保定鄉郊勞動改造，妻子及子女都分散至京郊、天津和湖北的農村。一九七三年，他隨北京鐵路文工團上山下鄉短期演出後獲准回校任教，不久心臟病由輕趨重，病癒後，埋首編寫著作《小號吹奏法》，將畢生吹號經驗傳諸後世。一九九一年，八十高齡的夏之初應四十年代的學生邀請，出訪台灣，兩年後病逝北京。     

    

    夏之秋和黃源尹的悲劇

    

     相比之下，黃源尹的遭遇就更為不幸。他祖籍福建，一九二一年出生於印尼棉蘭市一個華僑商人家庭，十三歲被送到中國升學，抗日戰爭爆發後返回棉蘭學習聲樂，十七歲便舉行了首個獨唱會。他一九四○年跟隨夏之秋的武漢合唱團重返中國後，報考中央訓練團音樂幹部訓練班，由於面試演唱時表現優異，被聘為教官。考生一舉變成了教官，在當時樂壇傳為佳話，沒料到他這次出任國民黨的官職僅及半年，竟成了他日後的政治禍根。黃源尹其後畢業於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聲樂系，四十年代在中國的藝術圈享負盛名，周璇、王人美等名演員都曾向他學習聲樂。

    

     一九五○年，他不顧印尼的家人反對，放棄到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任教的機會，從香港北上投入新中國懷抱。先後在上海音樂學院、新疆軍區文工團、解放軍總政治部歌舞團任教。但他很快便成為中共打擊的對象，先是一九五六年肅反運動期間被隔離審查，獲釋後又在五八年打成右派，工資降四級，剝奪歌唱權利，同時調離部隊發配青海，任教於青海省藝術學校和青海省歌舞團。他在一九六三年雖被摘除右派帽子，到北京的解放軍藝術學院擔任教職，卻不到幾年便遇上文革狂飆，黃源尹又首當其衝，成爲批鬥的對象，身心飽受摧殘，舉家再次被放逐到青海西寧。一九七二年八月，貧病交迫的黃源尹心臟病發逝世，終年五十一歲。妻子余啓英歷盡艱辛撫育三名孩子，於一九七七年移居香港尋找生路。

    

     幸慶這世代有了視頻網絡，我們不用大費周章，安坐電腦前就能欣賞這兩首優美的《思鄉曲》，以及黃源尹的動聽歌聲，消逝了的音樂人為世間帶來美妙的樂韻，也以其人生苦難展現了殘酷的政治現實，留下無限感慨與深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G3UoMd4sQ

    

    香港開放雜誌二零一零年三月號首發

假如我是馬思聰的遺屬

2007年底得悉馬思聰遺屬終於被中共統戰成功，把馬氏夫婦骨灰從美國費城運回中國廣州安葬，筆者不勝感慨。想當年，馬思聰在文革中飽受折磨，為逃避中共政權的迫害，帶著妻子和一對子女，千辛萬苦拼死逃亡。從此沒有再踏足中國大陸的馬思聰八七年在美國逝世，生前並無遺囑表明要歸葬仍受專制共產政權管治的國土。可是，他死後二十年，子女們便同意中共提出的「光榮歸葬」，把馬氏骨灰送回這片滿載暴政血淚、大部份人民還未得到自由公義的土地去，為北京奧運年增添點和諧假象。到底，這是否一代音樂大師的真正遺願？

不逃亡可能已死於文革
筆者早前在廣州參觀了廣東藝術博物館新設的馬思聰紀念館，館內收藏了馬思聰遺屬新近捐獻的馬思聰遺物和手稿，包括他逃亡時隨身攜帶的小提琴，以及他在美國寫給大陸親友的書信。至於馬思聰在文革時的相關介紹，就只有兩句話交代：「他在文革時受到迫害，1967年移居美國」。筆者在館內碰上幾名大陸遊人，他們邊參觀邊議論。其中一名操粵語的中年男子說：「他幸好走得快，不然一定不得好死，算他有本事！」另一人則搭腔說：「他是有錢人，要走也容易一些，那些跑不掉的老百姓才可憐！」

如果當年馬思聰沒有逃亡，或逃亡失敗，他們一家的命運確是不堪設想。在文革瘋狂歲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身亡的人，不計其數，單是馬思聰的音樂界同業，便有著名指揮家黎國荃、上海音樂學院的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夫婦、鋼琴系主任李翠貞、管弦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主任沈知白、多次在國際大賽獲獎的年青鋼琴家顧聖嬰，和被中共公開槍決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等。這些死難者沒有統戰價值，自然得不到像馬思聰這般的風光厚待。

馬思聰今次歸葬，不少大陸媒體都有大篇幅報導，其中一段十分噁心的文字經常出現：「讓馬思聰回國也是周恩來總理的心願。周恩來曾說過：『我平生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50多歲離鄉背井去美國，我很難過。』」報導沒有指出周恩來還有一件什麼憾事，也沒有表明這段話的出處，是杜撰還是真有其話，不得而知，但中共做了那麼多壞事，製造了那麼多人間悲劇，怎麼周恩來平生才只有兩宗憾事？他為馬思聰離鄉背井而難過，那麼對於遭中共暴政摧殘的生靈，他該如何贖罪？

逃亡牽連家族十多人
其實馬思聰得以逃離魔掌，在自由的土壤上繼續音樂事業及終老，周恩來應為他慶幸。不幸的，是受他牽連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十多名親友。他一走，70多歲的大哥馬思齊便被捕入獄，馬思齊的3名子女遭到重判，其中女兒心臟病發，死於拘留所。二哥馬思武，原是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部的法語教授，妹妹馬思蓀，原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都被隔離審訊。馬思蓀被關1年多，馬思武則被指協助馬思聰「叛國投敵」，受到殘酷批鬥，於68年7月11日跳樓自殺，終年63歲，跟他在中國住了30年的法國籍妻子其後離開中國，兩年後在法國憂鬱成疾而終。馬思聰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沒有一個逃過中共的迫害。她的大哥嚐了8年的牢獄之苦；三弟和妻子均被判入獄5年。就是馬思聰的家庭醫生倪景山和家廚賈俊山亦被指協助馬思聰逃亡，前者被判勞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後者被扣4年，弄至身體傷殘，出獄後幾年便身故。

痛苦的親身經歷和血跡斑斑的親友遭遇，馬思聰對中共政權無疑心存恐懼，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已得到平反，恢復名譽，他仍遲遲沒有歸國。而跟馬思聰一起逃亡的馬思聰太太王慕理，在馬思聰死後13年才逝世，在此期間，她沒有返回過大陸，也沒有安排馬思聰歸葬。據大陸媒體報導，王慕理生前曾囑咐子女，在適當時候將父親骨灰送回祖國安葬，及把遺物無償捐贈國家收藏；另有報導指廣州當局把芳村區的一個物業贈予馬氏遺屬，以感謝他們的捐獻，那不知算是有償還是無償？

現絕不是歸葬故土的時候

假如筆者是馬思聰的遺屬，不會稀罕中共當局的禮贈。落葉歸根，安葬故土，固是不少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但一個有高尚情操的音樂家，理應具有人文關懷，尊重生命價值，知道國家和政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今天中共政權的專制本質還沒有改變，不但沒有為過往犯下的罪行正式向受難人道歉謝罪，連受害人或遺屬要公開悼念和討論，都受到種種干預，更談不上有誠意和決心推動民主法治，建立一個自由平等、仁愛公義的社會，所以目前絕不是父親歸葬故土的適當時機。

中國古訓有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目前還有大批政治犯在中國監獄中受苦受難，在海外也有眾多有家歸不得的異見人士，假如我是馬思聰的遺屬定必深深體會到箇中淒酸。中共若要爭取父母骨灰歸葬大陸，我會要求他們趁今年北京奧運年，大力提倡建設和諧社會之際，頒令特赦，讓更多人可重獲自由，重返故鄉，與家人親友團聚，以示中共政權改革從良的善意。

此外，我也會要求中共當局為人民帶來的創傷公開道歉。且看全球各地，道歉和要求寬恕之聲正此起彼落。南韓總統盧武鉉1月24日就上世紀50年代北韓戰爭爆發時，南韓前政權屠殺民眾的暴行道歉，並向死難者家屬致以慰問。當時最少有870名平民未經審訊便在蔚山遭處決，盧武鉉形容事件是「國家現代史上的大悲劇」。澳洲國會在2月通過由總理陸克文提出的議案，為澳洲政府與國會，以往一連串的錯誤政策，給原住民所造成的深重痛苦與剝削，正式向原住民道歉，由陸克文代表澳洲全國，宣讀這項道歉案，並承諾改善原住民生活，揭開了澳洲種族關係的新一頁。就是鬧得沸沸騰騰的香港藝人裸照事件，失蹤多時的男主角陳冠希也勇於站出來為事件公開致歉，請求原諒。

為何堂堂正在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想文過飾非，以為箝制出版輿論，便可掩蓋事實真相，只懂老埋怨日本不為戰時罪行道歉賠償，而不願拿出大智大勇，承認自身的罪孽，開解民眾心結，為國家療傷，團結國人為未來奮鬥。如果中共能踏出這一步，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才是一個文明政府應有的表現，肯定會贏得世人的尊重和稱許。若然中共能接納這些要求，馬思聰夫婦的歸葬便有價值和意義。

香港開放雜誌2008年3月號

馬思聰去世前一年,即1986年,在台灣接受香港政論雜誌"東西方"訪問,明確表示不願回去大陸,並解釋了原因,他對中共的黨性很了解。儘管那訪問者說了不少中共的好話。原文刊於1986手4月號的"東西方"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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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治下刀筆難展光芒
版畫家黃新波的局限與坎坷

黃新波作品:《怒吼》

         香港文化博物館近期舉辦了題為「深刻人間」的黃新波(1916-1980)藝術歷程展覽，展出這位已故左翼版畫家不同階段的作品，但對於黃新波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於四十年代在香港開展的秘密任務，就語焉不詳。他像當時眾多左傾的文化人一樣，天真地以為中共會帶領人民走向烏托邦，四九年回去大陸後，只能跟隨中共的指揮捧，創作迎合中共需求的作品，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批判精神，即使如此，他在文革時亦難逃迫害，曾經深刻人間的刀和筆都無法再現光芒！

黃新波原名黃裕祥，廣東台山人。一九三三年由家鄉轉往上海升讀高中，先後在新亞學藝傳習所繪畫木刻系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進修，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並與劉峴組織未名木刻社，在魯迅指導下推動新興木刻運動。一九三五年他東渡日本留學，致力美術和文學創作。翌年回上海參與「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出版第一本木刻作品集《路碑》。

左２為黃新波

他於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輾轉到過桂林、香港、昆明等地工作。一九四六年，他奉黨命到香港親共的《華商報》任記者，並與一批左翼畫家發起「人間畫會」。他在香港的地下工作，公開的資料不多，另一位同是中共地下黨員，從大陸到香港的廣東左翼畫家譚雪生在回憶錄中有以下記載----------

譚雪生夫婦

四七年到港後，「父親介紹我到深水埗一間中學教美術。黨組織派喬冠華親自來找我，單線聯繫，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是誰，是陳明寫信來告訴我，說會有人到中學宿舍來找我。他晚上來找我的，瞭解我的情況和家庭，我就告訴他，我父親以前是友邦人壽保險公司，後來在永安人壽任職，他知道我父親在香港有些人事關係，認識司徒美堂。就叫我説明統戰。我和父親去看過司徒美堂，也向組織彙報。他們也知道我認識新波（通過在重慶認識的王崎去見新波），就叫我去參加人間畫會。

畫會是邵荃麟、夏衍等香港文委領導的周邊組織。我也不能講我已經入黨的事。後來組織上告訴新波，新波就叫我從工委（喬冠華領導的）轉過來到文委。喬還來找過我幾次，後來我轉到文委就沒有和喬聯繫了。但是我和工委還有些關係：組織上讓我做一個國民黨海軍馮某（因為他認識越南華僑李根祥，而李是我舊日同學）的統戰工作，他想離開海軍到香港商船工作，我就讓他不要離開海軍，後來他還是上了商船。我要去廣州之前，還把他的關係轉到別人哪里去繼續統戰。上海組織還要我幫來港買藥的人，我上課沒空，就讓姐夫洪哥帶著。組織上來香港辦事的人被安排在筲箕灣我家住，因為偏僻。有一次一來幾個人住在家裡，父親就問，我就跟組織上說，我父親對共產黨不是很好感的，組織上馬上就把這些人叫走了。 

我那時的任務很雜，什麼都做。後來關山月到香港，我也招呼他，他知道我和新波和人間畫會的關係，所以對我很好，還有楊秋人，陽太陽在廣州都待不住，因為他們參加要「和平不要內戰」的遊行和支持學生，被國民黨懷疑威脅，所以他們都到香港來了。我又介紹了我的同學陳隆田，他參加過國民黨軍隊，也住在關山月他們住的文委。領導批評我警惕性不高，也不讓他參加人間畫會。陳後來到武昌藝專去了。

我父親覺察出我的政治傾向，跟我說，『你加入第三國際要慎重考慮，毛澤東是歧視排斥知識份子的。』我聽了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的黨員朋友都是知識份子，他們就沒有這些顧慮。何況我已經決定獻身革命，還怕什麼歧視排斥？就如當年母親責備我不應該背叛耶穌，我不屈服，我也不把父親的話當回事。現在回想父親的話，他從政出身，到退出第一屆民國政府，可能更懂得中國人的政治和黨派。但是因為他不喜歡共產黨，我和他沒有交流，我的活動和思想都不讓他知道。」

        譚雪生和他的畫家太太徐堅白回到大陸後，同樣命運坎坷，那是又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譚雪生去年在美國逝世前，由女兒譚加東寫下他的口述回憶，收錄在譚加東早前在香港出版的新書《我的美術世界：私人記憶中的嶺南美術家》中，對中共上台前後如何利用和打擊文化人有頗細緻的描述。

回說黃新波在香港期間，創作了大批反映民間痴苦的作品，在他筆下，香港是腐敗不堪的資本主義殖民地，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對專制政權了解不深的黃新波當時並未體會到香港的自由可貴，懵然不知香港成就了他另一個藝術高峰，待他一九四九年回到大陸後，才領略到在中共治下，「自由不是多少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的問題」！

五零年起，黃新波歷任廣東省美術工作室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可是作品就淪為歌頌黨國偉光正的宣傳工具，即使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大批知識分子和文化人被迫害。他的美術界朋友如陽太陽、徐堅白、王道源、王益倫、羅展新、梁錫鴻、周大集、廖冰兄等都被打成右派，黃新波仍沒有反省過來，站穩官方場組織《反右漫畫展覽》及編製《反右漫畫集》。

到了六十年代初，大躍進等連串錯誤政策導致大饑荒和廣東人民逃港潮，身處廣州的黃新波對此應有深刻體會，然而他在這期間的作品，竟是有關香港人生活貧困，面臨制水之苦，意在勸止大陸人民不要逃往香港這個「人間地獄」。已變得順服的黃新波，在文革爆發後同樣難逃審查和批鬥，他因抗日期間曾在英國東南亞盟軍心理作戰部工作，被指為「帝國主義文化特務」，遭關進「牛棚」，其後又下放到三水農場勞改。至七一年因身體狀況欠佳而被安排返回廣州。

七二至七五年間，黃新波創作了《魯迅詩意》組畫九幅，看得出他經歷文革的慘痛教訓後，已對政治和人生有了較多的反思，希望重拾年青時的抗爭精神，尋找思想的出路，但此時他的精神和健康已受到嚴重摧殘，一九八零年三月，黃新波溘然長逝，終年六十四歲。

假如他能多活十多年，會否如他的畫家朋友廖冰兄一樣，敢於創作一些自我反思和反映社會黑暗面的作品？又假如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他一生痛恨的「舊社會」貪腐歪風在中國大地變本加厲，惡勢力盤根錯結，這位版畫大師不知有何感想？

2012年3月首發

深入香港民心的淒美絕唱

《帝女花》映照悲情中國亂世人 ／水橫舟

           已成為戰後香港人集體回憶的粵劇戲寶《帝女花》，最近由任、白愛徒龍劍笙、梅雪詩再度重新包裝演出，依然大收旺場，好評如潮，可見感人的作品歷久常青，經得起時代考驗。

        此劇的內容並非一般的才子佳人橋段，而是把愛情昇華至家國情懷。故事講述明朝末年，崇禎皇帝為長女長平公主招了周世顯為駙馬，策封之日適逢李自成率兵攻入紫禁城，崇禎為了保存貞節，將皇室列女賜死，唯長平只受重傷。未幾，滿清入主中土，在庵堂避世的長平重遇世顯，清帝此時施展懷柔手段，招安長平和世顯回宮，以收買人心。二人假裝順從，謁見清帝時要求先安葬先王崇禎，及釋放被囚的先朝太子，才肯在宮中舉行婚禮，清帝當時見他們已置身宮廷，插翼難飛，竟突然推翻承諾，二人於是在宮殿上唱和哭啼，呼籲文武百官莫戀新朝棄舊朝，清帝為免影響大業，遂答允所求。但長平與世顯不慕新朝富貴，在花燭之夜一起服毒自殺，殉情殉國。

           自清以來，長平公主的遭遇在民間都有不同版本，但只有劇作家唐滌生先生筆下，《帝女花》才有如斯淒美悲壯的結局。劇中的公主駙馬有勇有謀，有情有義，即使死也要有所作為，也要保存尊嚴。於一九五七年面世的《帝女花》，一直讓人感到充滿政治寓意，映照出唐滌生創作此劇時所面對的中國悲情，那一年，中共大搞反右運動，幾十萬知識分子受到衝擊，深情聰慧的唐滌生，豈會無動於衷。而他和任白仙鳳鳴劇團事業冒升的五十年代，正是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中國展開招安攻勢的時期，有人南下香港避亂求存，亦有人仰慕新中國的誕生北上投懷送抱，單是唐滌生所處的粵劇界，北上的著名伶人就有馬師曾、紅線女、羅品超、羅家寶、文覺非、盧啟光，以及《帝女花》首演時的女主角白雪仙的父親白駒榮等。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已有「小生王」之稱的白駒榮，嗓音清越明亮，行腔婉轉圓潤，吞吐跌宕自然流暢，尾音拖腔，一氣呵成，回腸悅耳，經過不斷的磨煉，他發展了「二黃」的腔調和板式，使唱腔更富特色，自成流派，他四十年代初因患上眼病，終至失明，被迫離開舞臺，生活艱苦。中共建國後，他成為被招攬的對象，五三年起擔任廣州粵劇工作團團長，兩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粵劇界首位公開宣佈入黨的藝人，自此他便與女兒白雪仙各在人生舞台上經歷不一樣的際遇。

        北上伶人在五十年代與共產政權渡過一段蜜月期後，惡運逐漸迫近。六十年代初，古裝戲已 經基本停演，觀眾只能看到《山鄉風雲》這類革命戲，藝人也要頻頻下鄉參與勞動。文化大革命驟至，全國陷於大亂局，粵劇界也不能幸免於難。「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統被打倒，傳統文化藝術一概定為「封、資、修」貨色，名伶老倌被剃陰陽頭批鬥，掛牌遊街，廣東粵劇院癱瘓，大批粵劇演員都下放到英德茶場勞動改造。

        入了黨的白駒榮雖然歷任廣東省劇協主席、戲改會副主任、廣東粵劇院藝術總指導、廣東粵劇學校校長等要職，年紀老邁兼雙目失明，但依然受到暴力對待，令他一度企圖自殺，其後他在四人幫下台前兩年病故，終年八十二歲。

         當時自殺獲救的，還有著名武生靚少佳，他是紅線女的舅父，因為演過《十奏嚴嵩》，被指是跟《海瑞罷官》「南北呼應」，他不但在劇院被批鬥，到了英德茶場幹校仍受盡折磨與凌辱，文革後他性情大變，並喪失了嗓子與表演能力，於一九八二年病逝。

盧啟光

另一位以演武松聞名的武生盧啟光，在文革爆發前已對中共諸多不滿，多次偷渡來香港都不成功，結果他以「組織偷渡集團、反對現代戲」入罪，判刑二十年，被押往青海，幾經周折，十四年後才獲得平反，一九七九年重返廣州生活，但已是家破人亡，本來跟他在劇團工作的妻子和長子已先後辭世，當年好友北派名師王玉奎也離開人間。

譚玉真

         著名正印花旦譚玉真，在文革中原非首當其衝，沒有被捉出來批鬥，但當紅衛兵喝問：誰是團長？譚玉真竟挺身而出，一力承擔，頂撞紅衛兵小將，結果遭到殘酷鬥爭，她不堪凌辱，於六九年在幹校上吊自殺身亡，終年五十歲。

  

         而最為人熟悉亦最富爭議的名伶紅線女，在文革初期被稱為黑線女，同樣遭到批鬥勞改，但不少人指她懂得緊跟政治風向，很快便投靠江青，依從她的指示牽頭大搞樣板戲，而且七十年代初重返劇團時態度囂張，不可一世，引起很多粵劇同行非議，在四人幫下台後，當時緊跟江青路線的紅線女遭隔離審查，幾年後才獲准復出。但廣東粵劇經此浩刧，人才風流雲散，資深老倌死的死，殘的殘，在紅旗下裁培的的新一代粵劇接班人如林小群、白超鴻、鄭培英、白雪仙妹妹白雪紅等，為怕再度遭殃，亦陸續移民香港或外國。紅線女長女紅虹也在一九八四年趁來香港旅遊時脫團外逃，經新加坡往台灣尋找新生，她近年專注福音傳道工作，在講道時亦經常提及在大陸時的辛酸遭遇。

         前幾年在香港舉行的一個有關粵劇前景的座談會，一些圈中人便慨嘆文革浩刧導致廣東粵劇的承傳嚴重斷層。那時期廣東粵劇學校根本無粵劇可學，教戲劇的老師全是外行，學身段由體育老師教隊列操、教翻筋斗，學生練聲則由美聲歌唱家傳授西洋唱腔，把粵劇弄得非驢非馬。而文革對香港粵劇界亦帶來不少衝擊，因為文革在香港引發的六七年暴動，令社會動盪不安，很多劇團都停止演出，一路下來，轉業的轉業，退休的退休，因而流失了大批骨幹人才。

         該慶幸大陸南方尚有香港這片彈丸之地，還有唐滌生和大批粵劇藝人當年決定留港發展，令粵劇這門傳統藝術得以保留下來，讓後世欣賞到姹紫嫣紅開遍的精彩演出。唐滌生完成《帝女花》後兩年便逝世，外人無法得知他當年創作此劇時的心路歷程，他也沒有看到廣東粵劇備受摧殘的悲涼光景，唐滌生在離世前幾年的努力，仿如親身演繹了《帝女花》的精神：即使死也要有所作為，他的遺作如《紫釵記》、《再世紅梅記》、《西樓錯夢》、《蝶影紅梅記》等，均是劇壇的經典戲寶，《帝女花》壓軸戲《香夭》及主題曲「落花滿天蔽月光……」更成為半世紀以來最深入香港民心的淒美絕唱。

2007年2月開放雜誌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