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老中青三代的私出版

一年既盡，又是家居大清洗的時候，翻出了好幾本大陸友人相贈的私出版，恰恰出自當代中國老中青三代人的不同手筆。在中共嚴控報刊出版的環境下，他們不辭勞累，冒著一定風險，把文章自費編印成書，自包自寄，展現了人類追求表達自由的本性，以及關愛國家人民的情懷。

其中三本廿一乘十四公分，以文字為主，約數十頁的小冊子，分別是中央黨校離休幹部杜光的《杜光文存》、南通老報人丁弘的《隨筆》及五七右派老人的《往事微痕》。封面皆印著「內部交流」或「友誼交流」、「非賣品」等字句。這種簡單釘印，只在朋友間傳閱的小冊子近年在老一輩文化人圈子中頗為流行。杜光先生曾說，是受到一些老朋友的啟發，以這種最傳統的方式打破訊息封鎖。雖然有好些年青人幫忙把他的文章透過網絡傳播，但一方面是兼顧一些不會上網或視力退化的老朋友，另方面也是一種姿態對當局的禁制說「不」！

兩年多前到南通探訪丁弘夫婦，剛巧遇上兩老正準備把千本小冊子分別放進信封赴寄，忙得不亦樂乎。丁弘說：最初是在二○○五年開始，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與朋友交流，其後反響越來越大，很多人來信索取，一些回饋的文章也寫得十分精彩，很想與別人分享，所以便越做越起勁，其後還有年青人主動聯絡，幫我製作網頁。現在年青一代已有更多的方法表達意見和溝通，但重要的還是傳播的內容能有助啟迪思考，幫助國家社會擺脫貪腐不公、貧富懸殊的困局。我們這輩人年青時懷著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投身革命，可是這個政權違背了革命時期的承諾，到了今時今日，權力和金錢糾纏勾結，利益集團當道，更使政權失去革新的動力。希望同代人的經歷和反思，能讓年青人認識中國的苦難，為未來探索更佳的出路。

相對於這兩本「個人製作」，「集體製作」的《往事微痕》可說較為坎坷。因為這批五七右派難友鍥而不捨地要求中共當局還原歷史及道歉賠償，招來當局不滿。二○○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往事微痕》被北京新聞出版部門查封，數千份已付郵的《往事微痕》全被沒收。之後一段短時期，《往事微痕》只能維持網上傳閱，但沒多久，善於與當局糾纏的右派老人們重整旗鼓，以化整為零的方式令《往事微痕》再次「出郵」！

去年中，北大的一批五七難友更出版《百花廣場》，以紀念五七年北大學生自發組織的「百花學社」和印製的《廣場》雜誌。首期重刊了當年《廣場》上發表的文章及校園內貼出的一些大字報，他們連同一封公開信向當年北大學的黨委書記彭佩雲寄了一本，表明此舉是為了弄清歷史，促進民主，防止悲劇重演。這批嚐盡大風大浪的右派老人不屈不撓，努力爭取，令人欽佩。

手上印製得較為精美的私出版，是來自正在四川雅安服刑的譚作人。二○○八年筆者到成都採訪死難學童期間得他拔刀相助，還贈予幾本由他主編的《文化人》，其中兩期的封面人物分別是胡適和王小波(封面用王曉波，可能是筆誤)，用色和設計不落俗套。內裡不但有大陸自由派文化人的作品，還有殷海光、馬丁路德．金、薩哈羅夫、印度學者羅米拉．塔帕、黎巴嫩詩人阿道尼斯等人的文章，可見譚作人的高遠視野。《文化人》較特別之處是從香港某出版社得到一個國際書號，以此出版社名義在成都編印及半公開發行。據悉大陸不少人想自行出書或刊物都會以此方式運作，逃避當局的審查，但要是主辦方沒有強勁的「關係」，這類出版物一經查處，同樣要面對充公懲處的命運。

譚作人曾表示，在二○○四年與友人創辦《文化人》，是有感於中共的「陽謀」，就是要把人民的思想閹割。當局大肆宣揚「愚樂文化」，「文化嘔像」，濫拍「清宮戲」，讓大量文化注水項目粉墨登場，這都是政治安排。民間需要搭建話語平臺與之抗衡。可惜《文化人》只辦了六期，至二○○七年便因種種原因而停刊。之後譚作人專注民間環保工作，汶川大地震後，他多次深入災區，目睹豆腐渣工程造成的禍害，誓要追查真相，竟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入獄五年。睹物思人，不勝感慨。祝願他獄中珍重，早日重出江湖，實現與他再赴汶川走一趟之約！

還有一本是出自相對年青的七○後吳幼明，卻是辦了最長時間的《水沫》。吳幼明原是湖北黃石市的一名交通警，亦是一名愛讀書，勤寫作，不願同流合污的文藝青年。九四年投身警隊的吳幼明形容自己原先只懂唯命是從，但在九十年代後期，他讀了薩特、卡夫卡、貝克特等人的大量著作，開始重新審視人生，思考各種社會問題，悲哀地發現自己已變成濫用權力者。吳幼明對工作的抵抗情緒逐漸升溫，他一方面自資創辦文藝刊物《水沫》及拍攝獨立電影，開拓另類生活空間；另方面在工作上採取不合作態度，多次與上司正面衝突，批評交警大隊以剋扣工資來對付沒有完成罰款指標的交警，全無法律依據。

 二○○六年初，他先後在網上發表了多篇文章，包括《交警為什麼都愛罰款——民警手記》、《罰款任務猛如虎》、《死人不銷戶，活人難上戶》等，揭露警隊工作及體制的種種流弊，引起媒體和網民的高度關注。結果他和辦了十年的《水沫》都被整肅。黃石市新聞出版局指吳幼明擅自以「水沫文學社」的名義出版《水沫》刊物，當中夾雜違禁內容，期間部分刊物通過廣州、北京、蘭州的一些書店，以直銷方式違法經營，判罰款二萬元，《水沫》需停刊充公。事件糾纏到○七年初，黃石市人民法院判決強制執行。不久，吳幼明更被警隊開除，他其後得到北京藝術圈名人栗憲庭的幫助，轉到北京宋莊工作，參與獨立電影製作和藝術創作。每當資金較為寬裕，新一期的《水沫》便告誕生。

雖然互聯網大行其道，不少年青人卻對傳統的紙媒體情有獨鐘，所以近年大陸還冒起各式各樣充滿創意和個性的私出版，不單有文字，還有圖片、繪畫和別緻的設計。「私出版」是時興的說法，或許是為了避開那些令官方聽得不舒服的字眼：「地下出版」、「獨立出版」，亦有人愛叫它為「民間刊物｣，或充滿中共八股味的「反動刊物」。不管名稱是什麼，都是專制政權下的產物。它們背後有著不同的故事，叛逆精神卻是一致。

香港動向雜誌2011年1月號首發

台灣的李昂難忘香港的鄭浩賢 

「鄭浩賢」，2003年在香港書展一個座談會上，從台灣女作家李昂口中首次聽到這個名字。當時李昂談及她對香港的印象，表示很懷念一名叫鄭浩賢的香港青年，李昂和不少在七十年代參與過台灣民主運動的人，都認識這位曾冒著極大風險到台灣支援民主運動的香港青年，但李昂記不起鄭浩賢來自哪個組織，也不清楚他的背景，只聽聞鄭浩賢某年前往南美洲開會途中不幸死於空難！

很遺憾，出席該座談會的近百人似乎都對「鄭浩賢」這三個字十分陌生，沒有人能告訴李昂多一點有關這個香港人的事跡。「鄭浩賢是誰？」這問題一直縈繞腦海中。回到家，在google 網頁打上「鄭浩賢」這關鍵詞，只找到一篇相關文章，是現任台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於七九年十一月為悼念鄭浩賢而寫的，題為:〈悼念一位獻身人權的朋友──鄭浩賢〉。那年為著台灣民主運動四出奔走的陳菊，正擔任東亞人權協會國際部理事。

她寫道：「我離開了台灣，當抵達東京時，就收到你託朋友寄給我的一些報導亞洲落後地區人權缺乏保障的資料。我心裏非常感動。儘管我們出生在不同的地方，我們卻共同關心所有受苦難和被壓迫的人！ ．．．在大阪時，我特別囑咐一個即將返回香港的朋友，請他轉達我對你的懷念和敬意。．．．但幾日前接到友人的緊急電話，得知你代表亞洲地區赴墨西哥參加人權會議，不幸因墜機喪生！ 我搖頭再三，不願相信．．．心裡非常痛恨：痛恨生命的無常，痛恨死神的無情。為什麼那些欺凌善良、壓榨眾生的人能夠安然活下去，而你卻要留下未竟的心願而慘死？我深知，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剎那，你仍然為了維護人道而奔忙！ ．．．．」

但這篇悼文沒有具體提及鄭浩賢的生平，多謝莫昭如、吳萱人、羅樹基、關尚義、劉山青和梁耀忠等提供的資料，使這段三十多年的往事得以重現，此刻追憶鄭浩賢經歷的年代，回顧他短暫而有意義的一生，會否帶給香港人一些啟示？

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生的鄭浩賢，成長於一個父母都要到工廠謀生的小康之家，中學就讀於瑪利諾神父中學，受到天主教的薰陶，七四年進入香港大學修讀數學和統計學後，成了學界關注社會公義的活躍分子。在七四至七七年間，他先後擔任香港天主教大專同學聯會的國際事務秘書，以及常務秘書，當時曾與他在聯會共事的，包括一度是傳媒人的杜成和羅樹基、現任自由黨總幹事的史文鴻，以及民間組織「民主動力」發起人之一的關尚義律師。

關尚義

在七十年代是天主教神父，擔任過香港天主教大專同學聯會導師的關尚義，形容鄭浩賢是一名勤奮好學、勇敢實幹、有愛心和組織力強的學生領袖，他來自草根階層，深知民間疾苦，他關注的弱勢群體不僅在於香港本土，視野還觸及世界各地。由於他在聯會主責國際事務，所以跟很多國家的教會、學生團體及人權組織，都有緊密聯繫。

關尚義記得七四年的聖誕前夕，當時同學們正忙於籌備傳統的慶祝活動，聯會突然接獲菲律賓的教會消息，指菲律賓一批受到虐待的政治犯正準備絕食抗議，希望得到海外聲援，鄭浩賢即時發揮他的組織才能，聯繫傳媒及相關團體，動員同學同時間在香港發起廿四小時絕食行動，並到菲律賓領事館請願。往後，鄭浩賢又曾參與過反對香港電話公司加價，和抗議英女皇訪港等行動。到了七五年二月，越戰差不多進入最後階段，南越的局勢相當危殆，當時擔任聯會國際事務秘書的鄭浩賢不怕身犯險境，接受國際人權組織的邀請，與關尚義一起到南越的首都西貢，了解當地的學生及人權狀況。

鄭浩賢七七年大學畢業後，並沒有投身名利場大展拳腳，寧願支取微薄薪酬，到國際人權組織Catholic Student Movement 擔任亞洲區幹事，另外又與劉山青、梁耀忠等志同道合人士組成新青學社，開辦夜校，為勞苦大眾提供教育機會及謀取福利。由七四至七九年期，鄭浩賢曾多次到訪當時尚是專政當道的菲律賓、南越、台灣、斯里蘭卡等地，冒著被軍警拘捕的危險，將外界支援的資訊及相關書籍偷運入境，探訪當地的人權組織或民運團體，再將專制政權迫害人民的罪證，和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呼聲帶到海外。

劉山青

與鄭浩賢同期就讀香港大學的劉山青表示，他們在學期間，大專學界主要分成親中共路線的國粹派和主張關注香港社會事務的社會派，當時打著群眾旗幟的共產主義思潮，對富理想的年青一代十分吸引，鄭浩賢自然也受一定影響，算是中間偏左的一類，但他對社會公義的追求，主要是源於宗教信仰和人道關懷，所以沒有被極端民族主義或政治狂熱所蒙蔽，正如他生前所強調：「真正的革命者是由愛的力量所推動的，對人類整體的愛，對生命的愛．．．．」他可說是在兩派都吃得開的人物，還曾扮演中間協調的角色，企圖促進兩派溝通。七六年四人幫下台後，國內民眾受壓迫的情況逐漸顯露出來，民眾對專制政權的抗爭，也開始成為鄭浩賢的關注焦點，不幸，鄭浩賢以二十五歲英年告別人間。

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鄭浩賢乘坐飛機到墨西哥出席國際人權會議，飛機降落時失控，撞向機場一幢建築物，導致鄭浩賢及機上另外三人同時罹難，遺下父母和一名姐姐。關尚義表示，坐言起行，不愛說空話的鄭浩賢常將自己的工作比喻為播種，他很喜愛周恩來年青時候的一段詩作：飛向光明／盡由着你／舉起那黑鐵的鋤兒／開闢那未耕耘的土地／種子散在人間／血兒滴在地上。

鄭浩賢所處身的七十年代，是香港經濟正逐漸起飛的年代，有人為個人前途埋首拚搏，但也有人為著社會公義、民主自由等理念而默默耕耘，不但把種子散在香港本土，還散到世界其他角落。香港絕不是中共宣傳工具所形容，只顧賺錢消費，只知馬照跑，舞照跳的地方。但願鄭浩賢的精神和鬥志常存，一如他葬禮上的悼辭所云：奮鬥之心不滅，生命之樹長青。

2004年寫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