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訪李惠堂幼子李炳德請教二事

約訪李惠堂幼子李炳德，請教他兩件事。一是李惠堂被傳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說。二是李惠堂的童年史。見面前幾天，我已將〈李惠堂到底有沒有被選為世界五大球王？〉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6381

及〈提防李惠堂的童年史被竄改〉http://lindapun.blogspot.com/2019/05/blog-post.html

這兩篇文章，用whatsapp傳給他看。

李炳德表示，收到這兩篇文章後，從手機轉發到家族成員的群組，現時在香港和海外的子侄有20多人，至今未收到較知情的回應。大家對這兩件事都不太清楚。

先談世界五大球王之說。他稱沒有見過相關的雜誌，父親生前也沒有向他提過此事。他個人估計，李惠堂在1976年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是不大可能。因為既然是選舉，必然並非一個人決定，而是有較多人參與。但那時資訊、影像等傳送不及現時發達，而且李惠堂早在1947年已經掛靴，不可能在七十年代，會有很多人看過或清楚李惠堂在球場上的表現而投他的票。

另外，他認為父親是不太重視財富，卻十分重視聲譽的人。如有表揚或讚賞他的消息，他會欣然受落，不會刻意去查證或理會消息來源。所以別人有否誤傳，可能連李惠堂本人也不清楚。

他依稀記得以前有侄子提過，想尋找那本德國雜誌，但其後應該沒找到，便不見再提起。

現時發現最早刊登李惠堂獲選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的報導，見於1976 年 6 月 4 日的《香港時報》體育版，撰文者署名原子塵。消息來源是李惠堂把那個"據悉"的報導, 私下告知原子塵。翌日，即1976 年 6 月5 日的台灣《聯合報》，改寫轉載原子塵這篇文章，刪除了原文的消息來源, 並隠掉李惠堂提及的那本西德雜誌名稱，僅稱「今年四月五日出版的西德足球雜誌第十五期, 選出了五位全世界最有名氣的球王......」。

但現時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和台灣智慧新聞網的舊報搜索系統查找，這期間的幾份香港主要報章，包括《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大公報》，以及台灣其他主要報章，包括《中央日報》《中國時報》，都沒有關於五大球王的報導。到1979年7月4日李惠堂去世，香港的《華僑日報》《工商日報》《香港時報》《大公報》和英文《南華早報》,以及台灣《中央日報》有關他生平的報導，也沒有提及他曾當選世界五大球王。

至於李惠堂的童年史，李炳德只知父親小時候到過家鄉廣東五華，但住了多長時間？就不知道。聽過他提及小時在香港大坑，和家鄉五華，都曾以足球射牆來練習，但沒有提過射狗洞和把柚子當足球練習這些事。他認為若說到李惠堂對足球運動產生興趣，及培訓球技，那必然是在香港，不會是由五華孕育出來。民國初期香港的足球運動已蓬勃發展，與鄰近地區比較處於高水平, 那是眾所周知的事。對於大陸方面有關李惠堂童年的種種說法，他不予置評。

香港在1941年12月被日軍侵佔後，李惠堂和家人先後逃離香港，到了家鄉五華避難。李炳德是於1943年在五華出生。在家中排行最小，有三位兄長及兩位姐姐。前幾年, 三位兄長和一位姐姐已先後去世。李惠堂在1943年獨自離鄉，到了當時的陪都重慶，為國民政府服務，直至抗戰勝利才返回香港。和平後, 李炳德和留在家鄉避難的親人都回到香港生活，與李惠堂團聚。

自此，李炳德就沒有再踏足五華。父親也甚少跟他談及家鄉的事。據他所知，仍在世及常往來的家族成員也沒有和五華方面有聯繫。至今只有幾個侄約兩年前曾一起到訪過五華。李惠堂的兄弟姐妹多達六十多人，族衍龐大，網絡上有些表示與李惠堂有親戚關係的人，李炳德並不認識。

李炳德稱，過往父親的遺物全由兄長及母親保管。自八十年代後期，大陸多次有人來採訪李惠堂的生平事蹟，有說拍電影或電視劇，有說要出書，「借用」了不少李惠堂的遺物和資料，那時都由母親和兄長們出面接待這些訪客。後來李炳德才得悉，這些訪客一個都沒有回頭，取走的東西自是不知所終。所以最近香港歷史博物館計劃在2022年展出李惠堂的獎項或遺物，藉以介紹港人在二戰前的體育成就，李炳德卻無能為力，找不到任何父親遺物借展。

李炳德很高興近年有不少有心人整理香港的足球歷史，可惜父親生前沒有留下回憶錄或口述史，年代久遠了，整理起來便較困難。他發現有些研究者是很認真考究史實，但有些就較關注吸引讀者目光，甚至把人和事「神化」一點也覺得無所謂。很多坊間和網絡上有關李惠堂的傳聞，他都不清楚，只能留待有心人考證了。

從抹紅錢穆說起,小心民國人物再被扭曲

近十多年來，大陸掀起一股民國熱，學術界、文化界，以至普羅大眾，都對長期被中共扭曲、掩埋的民國歷史深感興趣，因而湧現了大批有關民國歷史和人物的資訊，但由於編寫人員的工作粗疏，或想吹捧維護某些人物等等原因，使很多民國時期的人和事不但沒有呈現真相，還會被再度扭曲，故讀者必須提高警覺。

筆者近閱由大陸右派老人胡顯中主編的《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一九四九年以來各界精英死難實錄》(香港五七學社出版，二○一二），當中一章題為「陶鑄：黨內第四號人物也未免滅頂之災」，提到「一九五六年陶鑄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東省長期間，寬容和關懷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例如那位秉性剛直、口無遮攔的中山大學教授容庚（1894-1983），在陶鑄個人魅力的感染下，將所藏珍稀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五十年代中期，因美國籌備在印度召開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主題是批判中共政權，擬請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錢穆（1895－1990）重點發言。周恩來知道後，囑咐陶鑄找人給錢穆做工作。熟知容庚的陶鑄立刻想到錢穆和容庚曾是燕京大學的同事，便請容庚出面。一九五六年秋，容庚去香港和錢穆叙舊。後來，錢穆雖然參加了那次國際學術會議，卻沒有發言。」

錢穆會如此這般嗎? 在戰後香港成長的讀書人，對錢穆這位著名歷史學者不會感到陌生。他的反共立場堅定，四九年南下香港後，致力教育事業，創辦新亞書院，延續中華文化，晚年終老台灣，至九零年去逝，一直沒再踏足大陸。該書有關錢穆的描述，令筆者咄咄稱奇。於是上網搜索相關資料，發現廣州市政協委員會所辦的廣州文史網站，一篇由張維持(1911-1991)撰寫的文章〈著名考古學家容庚〉，有類似的內容。張維持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師、容庚的學生。這篇吹捧容庚的文章，有關錢穆的內容較胡顯中那篇多了些細節。

內容如下：「容老與錢穆是在燕大的老同事，老朋友。兩人闊別多年，暢談往事和近況。容老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談了共產黨對知識份子政策，對學術研究的重視。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都老了，應對國家民族做些有益工作，我們要努力培養青年一代，為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科學，為國家的富強團結統一做出貢獻。』錢穆聽了他的忠告，後來他雖然參加了那國際學術會議，但沒有攻擊新中國的言論，此後，他也不寫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文章。錢穆通過容老的勸說，從善如流，是很難得的。」

張維持這番「讚揚」錢穆的話，對重視風骨情操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污衊。錢穆的學生、一九五三年畢業於新亞書院的列航飛，以及撰寫《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的香港學者李木妙接受筆者查詢時，都表示從未聽聞錢穆在一九五六年去過印度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而出席國際會議不發言，絕非錢穆的作風。李木妙指出：那時往外國出席國際會議是重大事情，校方和學生必定會知道及有記錄。更重要的是，錢穆為人處事，不會因為老朋友來遊說，便放棄原則立場。如果他是這樣的人，就不可能長期以來得到那麼多人敬重。一九五六年之前或之後，錢穆一直批判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這都可從他的著作中找到證據，所以張維持那篇文章有關錢穆的描述，難以令人信服。

筆者其後從廣州花城出版社二○一○年出版的《容庚傳》，找到進一步資料。當中題為：「奉派赴港統戰錢穆」的章節中指出：根據中山大學的容庚檔案，他當年是於十二月廿二至三十一日在香港活動。容庚在文革時寫了一份交代材料，提及香港之行，說是黃煥秋（曾任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派他去的。他到了錢的住所後有以下一段記述：「聞說你（指錢穆）將到某國開會，希望你開會時不要對祖國加以詆譭。他說，國內報紙曾批評我。我說，你先批評國內的事，不是事實，然後國內才批評你。你在學校教書，原不以寫批評政治的文章而有所增重，何必多寫增加惡感以自絕於國人。他說，以後不再寫就是。出國開會並不是事實。我見目的已達，談話轉到別方面去。．．．」

這份文件，可說是至今有關容庚統戰錢穆的最原始文字記錄，由此得知，錢穆「出國開會並不是事實」，可是在胡顯中和張維持的版本卻變成「去了開會卻不發言」。此外，這文件是容庚在文革時被迫交代而寫，內容必然是對自己有利，所以他說錢穆回應「以後不再寫就是」，是否屬實？便存有很大的疑問。而事實上，錢穆並沒有停止發表批判中共的文章。例如一九五七年初，錢穆應台灣國防研究院的民族與文化課程撰寫一系列講詞，談到救國保種與文化復興，便清楚指出，中共存心破壞中國社會，正在運用一切私智暴力來向中國社會作徹底的破壞。

李木妙還指出，一九五六年，仍是美、蘇兩大陣營緊張對壘的時期，那年十月廿三日發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匈牙利民眾因不滿蘇共的極權控制而奮起抗爭，連番遊行示威後，至十一月初遭蘇聯出兵鎮壓，導致匈國近二十萬難民逃亡西方，舉世譁然。那時自由世界的學者和輿論都對共產極權統治下的民眾深表同情，並強烈批評共產陣營的迫害，因此以當時的局勢和錢穆的行事作風來判斷，錢穆絕不可能會說「以後不再寫就是」。更大可能是容庚砌詞邀功，以示統戰有成，避免自己在文革中受到進一步衝擊。

錢穆晚年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回憶了跟好些朋友的交往經過，當中並無提及容庚，二人有多好多熟，無法得知。那次他來統戰錢穆就只有容庚單方面的記述，而流傳起來竟多了其他加鹽加醋的「種變」版本！

熊十力

不單錢穆，在文革期間以死相抗的著名哲學家熊十力（1885－1968）也有類似遭遇。二○○九年五月，熊十力的女兒熊幼光發表聲明，指責南京 《揚子晚報》在當年十月五日發表由楊海亮撰寫的〈一代狂哲熊十力〉，毫無根據地編造了熊十力的「狂」，說他曾在蔣介石的生日宴鬧場，狂飲飽食之後，寫詩醜化蔣介石，還說這就是狂出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

熊幼光指出，據她所知，熊十力一生未曾見過蔣介石，而有關熊十力的研究，也從未發現他與蔣介石的會面記述，那何來熊十力參加蔣介石生日宴會？還繪聲繪色地形容現場情況？

熊幼光呼籲，跟偽劣假冒的產品相似，媒體和一些文人的不負責任和有意為之，使假冒新聞和「編造史實」競相產生。在文化浮燥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媒體應當奮力制止編造事實，改造嘩眾取寵的文風。而筆者認為，身為讀者，亦應提高警覺，抱著小心求證的精神，切勿輕信一方之言。

筆者上文於2014年7月發表後幾個月,許禮平在蘋果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篇題為〈容庚二三事〉的文章,竟然亦引述容庚生前對他說的同類話, 稱「1956年，美國籌備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行國際學術會議，錢穆被邀，那將會出席作報告，也理所當然要攻擊中共。周恩來獲悉其事，囑中南局書記陶鑄派人向錢穆疏通。陶鑄將此重任交托容老。容老與錢穆是燕京大學老同事，又是老友，於是容老受命來港，勸說錢穆不要罵中共，錢穆也給了容老面子，接受勸告，但要求「中共不罵我，我就不罵中共」。而錢穆是能踐諾的人，在這個學術會議上沒罵中共。似乎以後雙方也就互不惡聲相向。」看來容庚把那次會晤錢穆的故事, 經常向不同的人訴說自己的版本,而聽者竟會不加查證和思索,便照單全收!!!

筆者最近才知道許禮平寫了這樣的文章,匪夷所思。在2019年7月一個新書發佈會巧遇他時,立即告訴他不應只聽容庚一面之辭,不查證就這樣抹紅錢穆。錢穆怎會要求「中共不罵我，我就不罵中共」? 許禮平笑說自己只寫了一點點!!!但他有錯不改，2020年還拿這篇文章去出書！！！見其《舊日風雲》第三集。

提防李惠堂的童年史被竄改

今年是一代「球王」李惠堂（1905至1979)逝世四十周年，他不單是上世紀中國著名的足球運動員，生前還是國民政府的忠實支持者，為中華民國和香港的體壇發展，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前不久，筆者意外發現，現時在網絡流傳的一段有關他童年的描述，缺乏充份證據，似是中共當局為了統戰而編造出來，或藉此抬高其家鄉廣東五華縣的地位，方便招商引資，及營造「足球之鄉」的美譽。研究香港足球歷史者務必提高警覺！

        在香港島大坑村出生的李惠堂，原名光梁、號魯衛。成長於一個富裕的大家庭。父親李浩如，少時已從家鄉五華到香港謀生，以建築生意致富。他先後有二十四位太太，六十多名子女。李惠堂排行第三，是長子，幼時因身體孱弱，愛上足球運動來鍛鍊身體，經常在大坑村外的草地練習足球。十二歲到皇仁書院唸書，兩年後輟學，協助父親打理生意。

        李惠堂聰敏活潑，自學成材，中英文都了得，成名後在報章撰寫過不少專欄，也出版過《魯衛吟草》古詩集，及多本有關足球運動的書籍。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出生地及入學經過，但十二歲以前的童年歲月，由於較少提及具體細節，便有人乘機大做文章。

        網絡上傳流的說法是：李惠堂六歲時被父母送往家鄉五華縣錫坑鄉接受私塾教育，並在家鄉培養出對足球運動的熱愛，閒來在其祖屋「聯慶樓」附近的禾坪赤足練球，曾把柚子當作足球踢，門旁側的狗洞就用來練習射門。至十歲才返回香港生活。

        但上述說法，從何而來？經筆者查找，是源於政協廣東省五華縣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於一九九○年十二月編印的《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此專輯收錄了十多篇有關李惠堂的文章，當中有兩篇是李惠堂懷念母親的文章，另有李惠堂妻子廖月英的訪談，及兒子李炯德的撰文，全部都沒有提到李惠堂童年時曾在家鄉居住了好幾年。

       而提及李惠堂小時到家鄉生活多年的文章，全是五華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人員撰寫。其中一篇訪問了三名五華縣人，他們聲稱是李浩如的兒媳孫輩，稱李惠堂為三哥，卻沒有說出具體的親戚關係。他們指李惠堂五歲時回鄉，生活了三年。這說法與網絡流傳的有所不同，在家鄉踢足球的描述則大致相同。

        香港方面，現存文獻資料中，有三處能找到有關李惠堂的童年記述。一是李惠堂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在《大公報》刊載的專欄「球經釋疑」；二是已故名體育記者黃嗇名於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書《球國春秋》；三是李惠堂去世後三年的一九八二年，各界朋好為他出版的《李惠堂先生紀念集》，當中包括了時任五華旅港同鄉會會長的李壽坤悼文、多篇李惠堂的遺作選錄及記者對他的詳細專訪。全部都沒有提及他小時曾在家鄉五華生活多年。

        要是李惠堂確曾在五華生活了好幾年，又有這樣與足球有關的細節，怎麼五華旅港同鄉會會長李壽坤的悼文，會隻字不提？

        李惠堂小時確曾回過家鄉。他的文章指出，香港被日軍侵佔後的一九四二年初，南京親日的汪精衛政權曾拉攏他，並準備派專機來港，接他往南京及滿州巡迴表演，以慶祝滿洲國成立十周年。他為免被日本人利用，假裝到澳門比賽，乘機逃返內地，經廣州灣、桂林等地，回到濶別了三十年的家鄉五華，與早已回去避難的家人會合，之後再迂迴到了陪都重慶為國府服務。從他那句「濶別了三十年」的描述可知，他是在一九一二年，即七歲時離開五華。

        李惠堂走難回到家鄉暫住期間, 於1942年10月20日在梅縣民教館五華學會歡迎會上發表演說, 題為"讀書不忘體育, 體育不忘讀書" , 感謝鄉親關懷, 並講述自己從小參與足球運動的經過, 隻字沒有提到小時曾在家鄉住上好幾年。如果他確曾在家鄉住上好幾年, 怎可能不在這個時刻, 這個場合略提一二? 此篇文章可在《五華文史第九輯：球王李惠堂專輯》內找到。

         另外，他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著作《球圃菜根集》指出：「我是在香江─我的生長地─學球的。除了在上海居留了六個年頭，八打威（即印尼首都耶加達）混跡了兩年多，和廿幾年內為球事四方奔走外，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在香江一隅。」

      2021年, 香港足球史學會的歐陽逢康(筆名十一劃生) 到訪李惠堂有份創辦的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 該會秘書李景欽向他表示, 有關李惠堂兒時回鄉的事，他曾聽過前輩提及，印象中李惠堂回鄉只是幾個月的事，並非幾年那麽長。(見文底的留言) 

縱合多方面資料來看，李惠堂確曾在七歲時身處五華，但是否五歲就到了五華生活了三年才離開，並沒有可信的文獻資料記載，只是五華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及1949年後留在五華的鄉親的一面之辭。至於如何變成了網上版的「李惠堂十歲時從五華返回香港生活」，仍教人摸不著頭腦！

        同樣，一直標榜是「游泳之鄉」的廣東東莞縣，也有類似的名人成長故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的網頁文章，把一九三○年代著名的游泳女將、有「美人魚」之稱的楊秀瓊，說成是在東莞出生，自小在東莞學習游泳，十歲時隨父親移居香港。其實祖籍東莞的楊秀瓊，和李惠堂都是在香港的大坑出生和成長，大陸改革開放後傳出有關二人的童年故事，橋段何其相似！ 

        無奈，這樣令人質疑的一面之辭，自1990年以來，就不斷被引用，網絡更是推波助瀾。無怪乎有句老話:「謊言講一千次就會成真。」 

1990年9月, 因為北京舉行亞運會,  中共當局為配合這盛事, 開始高規格宣傳李惠堂事蹟, 在亞運會揭幕前一周, 在北京宣佈舉辦李惠堂球王獎, 評選全國最佳球星給予獎勵。同年十二月又在五華縣舉行李惠堂研討會, 相信那些所謂李惠堂小時候在五華家鄉住上好幾年的故事, 就是在這期間湧現出來!

大陸的媒體常標榜五華縣是「球王故里、足球之鄉」,「作為內地現代足球的發源地，上世紀三十年代孕育了一代球王李惠堂」。五華除了一九九○年已在縣內的足球文化公園豎起李惠堂的雕像，及把李惠堂故居裝修成旅遊景點，當地政府於二○一七年底，還投資超過五千萬人民幣，在李惠堂故居旁邊，規劃建設佔地約二十六畝的球王文化產業園，包括籌建球王博物館、修葺李惠堂故居、增闢球王廣場等，致力把「球王故里」建設成以足球文化為亮點的特色旅游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當局曾拉攏李惠堂到大陸出任國家足球隊要職，被他斷言拒絕。一九五三年，李惠堂是最早到台灣，與國民政府及體育界加強聯繫的香港體壇名人之一。他與同為足球運動愛好者的台灣政要蔣緯國和鄭為元合力推廣，使足球成為一九七○年代之前，台灣最興盛的運動。

       

        一九五四年，第二屆亞洲運動會在菲律賓舉行，李惠堂擔任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教練，並帶來多名香港出色球員如姚卓然、莫振華等助陣，組成了香港球員為主，台灣球員為輔的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勇奪該屆亞運會，中華民國唯一的團體金牌，這屆中華民國另一面金牌是楊傳廣在田徑場上摘下的男子十項全能。

        四年後，一九五八年亞運會在東京舉行，他繼續擔任中華民國足球代表隊主教練，帶領全香港球員組成的足球隊。在總決賽以三比二擊敗南韓，成功衛冕足球賽項冠軍。

        一九六０年代之後，因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奧運會籍糾紛，中華民國隊無法參加各項國際足球賽事，加上棒球運動在台灣逐漸興盛，李惠堂在臺灣與足球運動相關的工作逐漸減少。

       他晚年應台灣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今銘傳大學）校方之邀，籌組該校的女子足球隊。由銘傳女子足球隊主力球員組成的台灣木蘭女子足球隊，在七０年代末期與八０年代的女子足球壇上，取得亮麗的成績。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這位一代球王在香港聖德肋撒醫院病逝，享年七十五歲。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特題「貞固垂範」作輓額，並在台北舉行了高規格的追悼會，親臨致祭。台灣當局在同年九月, 還在全台灣舉辦"李惠堂盃"足球比賽, 為期十天,有四十多枝男女球隊參加。 這項紀念李惠堂的活動以後成了每年一度的足球盛事, 直至一九九三年才停辦。

     李惠堂去世時, 他的名字在中國大陸的公眾視野已消失了近三十年。與他同期在上海及印尼發展足球事業的隊友戴麟經,四九年後沒有離開大陸,文革時夫婦二人慘被迫害至自殺身亡。假如李惠堂當年留在赤化區,結局同樣不堪設想。大陸改革開放後，李惠堂才逐漸廣為大陸人所知，還成了可帶來經濟效益的有利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