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作家姚克對中共的文明還擊
2018年3至7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舉辦了一個名為「坐忘．香港：姚克的戲劇因緣」的展覽，介紹著名戲劇家姚克（1905-1991）在香港的成就和貢獻。但展覽的前言指：文革大潮越演越烈，他編劇的電影《清宮秘史》遭毛澤東點名批判，居港二十餘年的姚克「黯然遠離，赴夏威夷大學任教」，卻沒有點出當年姚克面對中共猛烈批判時，有理有節地作出文明還擊，而一些大陸文人還無視他反抗專制暴政的作為，刪去了這位戲劇大師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妄圖竄改他的生平事蹟。
姚克原名姚志伊，又名姚莘農，祖籍安徽，父親是清末翰林，家學淵源。1931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文學系，之後在戲劇、翻譯、編輯、電影編劇、寫作等多方面發展，聲譽日隆。他中英文俱佳，熱愛戲曲、話劇。三十年代在上海與左翼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魯迅有密切交往，曾把魯迅的作品繙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魯迅在1936年10月去世，姚克是當時追悼大會的司儀兼扶靈人之一，但他一直沒有加入受中共把持的左翼作家聯盟。
姚克1933年與魯迅在上海合照
1937年，時任英文月刊《天下》編輯的姚克，被月刊委派到蘇聯參加戲劇節，因歐戰影響歸程，滯留倫敦，為爭取歐洲各國支持中國抗日，他多次到電台及電視發表演說。翌年，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資助，轉到美國耶魯大學進修戲劇。1940年回到「孤島」上海，任教復旦大學和聖約翰大學，並先後參與多個劇團，策劃話劇演出。1941年7月，他創作的舞台劇《清宮怨》首度公演，講述清末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珍妃與西太后慈禧之間的宮廷鬥爭，由費穆執導，連演三個多月，好評如潮。
電影《清宮秘史》1948年11月在香港公映時的廣告
1948年，浙江商人李祖永在香港創辦永華電影公司，改編《清宮怨》為電影《清宮秘史》，由朱石麟執導，邀請姚克南下合作。那時國共內戰越趨激烈，姚克於是與家人移居香港，自此在這個相對自由的小島，開展人生另一個黃金二十年。
左起:宋淇、姚克、孫晉三,五十年代攝於國際影片公司
1955年,姚克與影星秦羽出席《中國學生周報》成立三周年茶會
姚克來港最初幾年，主要在電影公司擔任編劇，其後專注戲劇活動和在中文大學任教。廿年間，先後創作了《李後主》、《西施》、《秦始皇》、《陋巷》等劇目。1952年，他開辦南風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有自由嗎？》、《史大林評傳》、《胡風事件的前因後果》、東方望的《中共的土地改革》、以及龔楚的《我與紅軍》等批判共產革命的書籍。
姚克來港最初幾年，主要在電影公司擔任編劇，其後專注戲劇活動和在中文大學任教。廿年間，先後創作了《李後主》、《西施》、《秦始皇》、《陋巷》等劇目。1952年，他開辦南風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有自由嗎？》、《史大林評傳》、《胡風事件的前因後果》、東方望的《中共的土地改革》、以及龔楚的《我與紅軍》等批判共產革命的書籍。
姚克的劇作內容都別出心裁，寓意甚深。例如1956年創作的《西施》，重點不是西施和范蠡的愛情故事，不是越王忍辱負重的復國故事，而是對愚忠的批判、對國家與政權的反思。1961年創作的《陋巷》，更是戰後首個以香港本土實況為題材的劇作。
1954年，他與戲劇界友好出版《戲劇藝術》期刊，在第二期發表了題為「揚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文章，指出「在中國新戲劇運動的過程中，教條主義的流弊似乎比形式主義更嚴重。有些戲劇工作者受著政治的教條主義影響，不知不覺地呈露了意識形態硬化現象。假使教條頒定『太陽是我們的咒詛』，他們就齊聲附和著咒詛太陽；假使教條歌頌該撤大帝而貶斥漢武帝，他們就把該撒演成英雄而把漢武帝演成反派（其這兩個統治者是同一類型的征服者）。這樣的盲從，其偏激可笑與贊和『月亮是外國的好』有什麼兩樣？」從姚克的作品及行動都可看到，姚克是一個反對專制統治、追求自由、有高遠視野的文化工作者，他與左右派文化人都有交往，卻從不熱衷政治。
文革爆發後，毛澤東借題發揮，以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為名，打擊政敵劉少奇。1967年1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披露毛澤東早於1954年就批評《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影片，並暗指鼓吹這電影的大人物，是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清宮秘史》的導演朱石麟一直在香港的親共電影公司工作，以愛國者自居，1月5日 在家中看罷香港《文匯報》轉載姚文元這篇文章，便不堪刺激，突然腦溢血去世。
他指出：《清宮秘史》的中心意旨，是反映新舊時代的權力交替出諸你死我活的慘烈鬥爭，是個不曾休止的悲劇，不僅大清帝國，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在重演此悲劇。
接著，姚克在當年的《明報月刊》5月號發表近二萬字的長文，詳述其劇作《清宮怨》被改編成電影《清宮秘史》的經過，及反駁中共對他的指控，同期也刊載《清宮秘史》的劇本節錄及戚本禹那篇文章的全文，以擺事實，說道理的姿態，由讀者閱讀雙方觀點，自行判斷是非曲直。
姚克在《明報月刊》1967年5月號發表的文章
這時香港的左派引發暴亂，形勢險峻，姚克沒有即時離開香港，六七暴動期間，他為友人王敬羲開辦的《純文學》雜誌撰文，再以《清宮怨》的主題來凸顯中共的荒謬，並出版《清宮秘史 : 電影攝製本》和《坐忘集》，後者收錄了十多年來談論戲劇和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力量對抗中共的橫蠻暴政。同年十月，他無懼不安局面，出席公開活動，為中文大學學生劇社的演出擔任顧問，及現身講座教授朗誦技巧。
到了1968年，主要由香港大專學生組成的世界戲劇社籌備話劇演出，邀請已從中文大學退休的姚克執導。姚克十分欣賞的劇作家吳祖光，當時正身陷大陸被中共折磨，他特意選用吳祖光的作品《捉鬼傳》作劇本，略加改編，借「鍾馗捉鬼」的故事，諷刺大陸現狀，並藉此向受到中共迫害的文化人作另類聲援。
1967年的《純文學》雜誌發表姚克的文章
姚克與聯合書院戲劇社的學生合照
此外，他還聯絡電影界的老朋友，計劃修正中共出版的中國電影史。他發現中共在1963年代出版、由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失實之處太多，趁那時還有不少老一輩電影人在香港，應及早搶救史料，寫出更完備、客觀、公正的中國電影史。可惜因他其後找到夏威夷大學的教席，需於1969年1月到任，該計劃沒有人主持便告吹。
上官雲珠與女兒姚姚
姚克往夏威夷之前，首次到訪台灣，逗留近兩個月，他此行只是與文化界朋友接觸，及為一家電影公司的新片《精忠報國》編寫劇本，沒有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在台灣期間，他留在大陸的前妻、四十年代上海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因不堪中共迫害，於1968年11月23日 在上海跳樓身亡，終年48歲。
姚克這幾年間的行動，可說文明理性、不卑不亢。但不知何故，香港《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姚克未收到的一封信〉（收錄在其著作《文苑繽紛》），竟指姚克「對來自北京的罵聲一言不發，也不發表什麼文章，不聲不響的離開了香港，去了美國，甚至避免和外界來往。」羅孚六七暴動期間正在香港積極參與「反英抗暴」，不可能不知道姚克的連串「反共」行為。羅孚為何沒說出真相?耐人尋味!他說姚克避免與外界聯絡也非事實。
左起:李翰祥、姚克、盧燕、朱旭華
姚克留美六年後的1975年，中華民國已退出聯合國，台灣風雨飄搖之際，姚克領著他一批美國學生於一月初到台灣進行文化交流。月底又應香港無線電視台邀請，重臨香港數天，參觀電視劇《清宮殘夢》（改編自《清宮怨》）的攝製情況，及到邵氏片廠，探訪正在拍攝兩部清宮片《傾國傾城》及《瀛台泣血》的李翰祥導演。往後兩年，他每年都到台灣及香港參加文化活動，並為香港麗的電視擔任編劇訓練班導師。台灣的出版社在1978年和1985年，也先後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等多部劇作和中文譯作《推銷員之死》。
中共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12月，北京《光明日報》率先發表署名文章，批評戚本禹文革時對《清宮秘史》的指控是含血噴人。翌年5月，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文章，再批評戚本禹強加罪名給姚克，又讚揚姚克愛祖國，努力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要給他公正評價。香港《大公報》轉載此文時，還大字標題：「姚克在大陸恢復名譽」。1981年9月，魯迅誕辰一百周年，香港《大公報》轉載了姚克留在家鄉的六弟姚志曾的長文，回憶姚克與魯迅的交往。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亦同時出版了姚克的《清宮怨》。
1979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報
姚克八十年代退休後一直定居三藩市，專注研究李賀詩作。那裡資訊發達，而且他交遊廣濶，這種有關他的重要消息。姚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可是，姚克1991年12月在美國去世後，他在蘇州的侄女姚眉（姚克六弟姚志曾的女兒）九十年代在大陸刊物發表的文章，指稱家鄉親人於1980年初得知中央組織部為姚克平反後，便致力尋找失去聯絡多年的姚克，直到1991年初才聯絡上，以致姚克遲了11年才知道他已平反的消息。姚眉又稱，姚克給予蘇州親屬的最後一封信，表示計劃在1992年春天回蘇州小住數月，及預備在大陸出版有關李賀詩作的研究成果。可惜91年底便不幸因病去世，未能一圓回祖國的願望云云。
姚眉這個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她也沒有公開過姚克致家鄉親人的信件原貎。包括姚克在香港的一些朋友，都認為很大可能是他的親屬，為了保護姚克而製造出來的「愛祖國」型像，有利於姚克的生平和作品，能早日重現大陸的公眾視野。事實上，中共八十年代依舊政治打壓不斷，先是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接著又有清除精神文明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終在1989年爆發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血腥鎮壓收場。這些慘痛事件，難道在美國的姚克不知道？
姚克去世半年後的1992年7月，姚克妻子及幼女姚湘應北京邀請，出席紀念斯諾逝世二十周年討論會。翌年，她們又再跟團到京滬探訪姚克的親友。但有關姚克晚年在美國的情況，都是由大陸方面發放，實情如何？耐人尋味！
此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姚錫佩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一代漂泊文人》中，有專章論述姚克，卻避談姚克在香港和台灣的重要經歷，只偏重介紹他與魯迅和斯諾的關係。書中有照片展示斯諾給姚克父女的信,卻沒有姚克晚年給家鄉親人的信。此書將姚克定格為十分渴望回到「祖國」，又未能如願的「漂泊文人」。
研究姚克的香港學者盧偉力並不同意把姚克形容為「漂泊文人」。他指出：「在香港，姚克可以較自由地創作，反省中國文化與政治。」「二十年間，他在香港立德、立功、立言，文化建樹很巨大，姚克及家人常常出現在中英報紙報導，擔任很多公共文化工作，我們不能說他『漂泊』。中心與邊緣，其實是相對，甚至是辯證的。身處中國地理邊陲，心志連結中華文脈，這是姚克的文化意識。」
盧偉力在2017年出版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姚克卷》中 ,在導讀篇特別提出姚克的自主文化意識。他認為：有學者以「漂泊文人」來形容姚克，大概是從自然地理「國內／海外」對位，文化感受「鄉土／異域」對位，又或者身份認同「族群接受／族群拒絕」對位來看。離港定居美國後，他確實曾經有一抺離群的孤獨感，跟當時在日本留學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李進昌通信中有提及。不過，細心想，那時正值文革十年浩劫，政治鬥爭衍化群眾聲討，中國知識份子大規模「被邊緣化」，「被族群拒絕」，人身安危也不保，姚克身在海外，若他心感「漂泊」，也應當表現在一分「倖存」意識上。觀乎他在美國時談及他的寫作計劃，再引證他1967年遭到中共批判後不慌不亂的自白，娓娓叙述，情理兼備，有力迅速，可以說，就心靈歸屬「有信念／無信念」對位看，姚克並非處於不安無著的狀態。無論在香港、抑或美國，他持續不斷地在身處的空間展開力所能及的文化實踐與藝術探索，並不能說他「漂泊」。
《胡蝶回憶錄》1986年台灣聯合報初版,
1987年,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簡體字版
1987年,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簡體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