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6日星期三

首名華裔奧斯卡獎得主的傳奇

尋找黃宗霑的中港影緣

五歲從廣東移民美國，在荷里活奮鬥成名的黃宗霑(James Wong Howe)，一九五六年和六四年兩度奪得奧斯卡最佳攝影獎，是首位獲奧斯卡殊榮的華裔人士。他雖然不諳中文，卻有著深厚的中國情懷，曾兩度回到中國，探望親人及廣交中國電影界朋友，計劃把老舍的名著《駱駝祥子》拍成電影，可惜因中國內戰爆發，竹幕低垂，直至他一九七六年去世，仍未遂其願。過往，有關黃宗霑在中國和香港的足跡，鮮為人知。筆者從多位影人的回憶文章及舊報章，尋回這位攝影大師在中港兩地留下的影蹤。

黃宗霑一八九九年出生於廣東台山的永安村，父親黃豪（當時英文音譯為Wong Howe，美國人誤把其父姓名當作姓）年青時到美國當鐵路工人，後來在加州開了一間雜貨店，便把家鄉的妾侍和黃宗霑等多名子女帶到美國生活。黃宗霑唸了兩年中學，因父親去世而綴學謀生，當了兩年職業少年拳師。

一九一六年，十七歲的黃宗霑經友人介紹，到荷里活的拉斯基影片公司做雜工。那時美國的種族歧視仍很嚴重，可想像身材矮小，但倔強堅毅的黃宗霑克服了幾許困難，努力自學，刻苦拼搏，才在荷活里闖出名堂。一九二二年，廿三歲的黃宗霑成了片廠裡的第一攝影師，首部操機拍攝的電影作品是《命運之鼓》(Drums of Fate)。

黃宗霑(右)在荷里活片場內的工作

一九二九年春，在美國影圈冒起的黃宗霑首次回到中國。先往家鄉台山探望生母，之後應上海明星電影公司的邀請，參觀上海的片場及與電影界交流。他向中國同業介紹了許多美國新出產的攝影器材，促成中國的電影公司後來向美國訂購了一批新器材。在四、五十年代，中國一些電影工作者到美國公幹或學習，例如第一位留美深造的電影攝影師王士珍、影星李麗華、名導演孫瑜、著名電影攝影師羅靜予及其影星妻子黎莉莉等，都得到黃宗霑的幫忙和接待。

十九年後的一九四八年二月底，他再度來到中國。此時他在影圈已赫赫有名，五度獲提名競逐奧斯卡最佳攝影奬。而這十九年間，他也經歷了不少挫折。他與美國白人女作家仙蘿拉相戀，但當時美國法律不容白人跟有色人種通婚，他們無奈於一九三七年跑到法國註冊結婚。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美國才廢除充滿歧視的婚姻法。但社會傳統壓力仍未消退，他們欲在美國重新登記，卻連遭四間教堂婉拒，最後找到一間偏僻的小教堂才完成婚禮。而在二戰期間，美國社會掀起反亞裔風潮，黃不時被誤認為日本人而受辱。或許因這些不愉快經歷，越發激起他的對中國的情感，並希望在中國拍攝一部關於草根人民為生活奮鬥的電影。他向當時在美國教學的老舍買下《駱駝祥子》的版權，及請老舍改寫成電影劇本。到北平（現時的北京）後，便物色主角及作前期取景。

黃宗霑夫婦攝於1973年

黃宗霑第二次中國之行為期個半月，先到香港，然後往廣州祭祖探親，再去上海、北平、南京，最後經香港返美。他此行備受國民政府高層重視，在廣州和南京先後獲時任廣州省主席的宋子文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宴請。親國民黨的香港《工商日報》，亦多次報導他在各地的行蹤。

綜合多方資料，黃宗霑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廿五日到達香港，由曾在美國從事電影工作的關文清介紹，會見了幾位影界前輩，吳楚帆等粵語片影人在中環香港酒店為他舉行了歡迎茶會，有數十人參加，國語片影人也有三數位到會。吳楚帆表示，跟黃交往，增進了不少攝影知識及外國影壇資訊，獲益良多。三月三日，黃北上廣州逗留十多天，與他的母親、家鄉一些親戚,及在廣州大學任教的堂侄黃兆棟教授團聚。在廣州期間,還先後與影藝界名人黎民偉、羅明佑和薛覺先會面。

黃宗霑與黎文偉攝於廣州

三月十八日，他由中國電影製片廠的上海辦事處主任卓世傑陪同，從上海飛抵北平，入住六國飯店，留居半個月期間，到處深入瞭解人力車伕的生活。他對記者表示，此行帶了大量彩色菲林拍攝，並尋找合適的人選演出祥子和虎妞的角色，估計八個月可完成整個攝製過程，先在美國放映，如果反應理想，他會在中國成立一間影片公司，為中國的電影事業作出貢獻。他又指中國有很多出色的演員，但應有自己的風格，無須唯荷里活馬首是瞻。

四月初，他從北平飛返上海參觀片廠，透露已物色到一名大學生飾演祥子，但仍有待研究，暫不宣佈。當時傳聞剛從美國留學回國的影星黎莉莉會飾演虎妞，但沒有得到證實。一周後，黃往南京逗留四天，會見宋美齡及主持新生活運動的黃仁霖將軍。報導指當時宋美齡對十六米厘電影極感興趣，認為是推廣教育的一大工具。

黃在四月九日回到香港，透露八月會再往北京連續拍攝多月。在四月十五日離港返美前三天，吳楚帆在跑馬地光明臺的住所為黃設家宴餞行。但當天湊巧是劇作家馬國亮的新婚日子，他邀約作陪的朋友，有半數去了吃馬家喜酒，白燕又因腹疾不能來，最後赴約就只有黃曼梨、謝益之、盧敦、吳其敏、陳昌、陳燦湘等。黃因臨時有事，改至晚上十時才聚面，在馬家出席完婚宴的導演莫康時也趕來參加。

黃留港期間，還應永華電影公司邀請，參觀電影《國魂》的拍攝，親自操機提供專業意見。該片由其舊友卜萬蒼執導，劉瓊、陶金、袁美雲等眾多紅星主演，是轟動一時的大製作。戰後由大陸移居香港發展的著名電影攝影師何鹿影，可能也在此時跟黃宗霑認識。他九十年代接受訪問時憶述，在港認識黃時，對方是攝影大師，沒有人敢跟他合作。何自動請纓，結果大家成了好朋友。自此，圈中人便把夠膽跟大師合作的何鹿影譽為「天王」。何說，黃教了他很多攝影技巧，例如利用反光改變顏色、雪地中出現隱形人，如何拍一個一個腳印現形等特技。至於二人何時合作哪部電影？何已記不清。

黃宗霑離港前接受英文《士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訪問，提到中國電影業缺乏有才能的導演。《大公報》在他離港當天發出的報導，指黃的說話引起一些香港導演不滿，將在日內發表反駁意見，但其後未見有相關的報導。

據香港出版的刊物《電影論壇》1948年5月號報導,黃宗霑在同行的歡迎會表示, 除了《駱駝祥子》,他還有兩個拍攝計劃,一是以美洲華僑為主題,二是關於黃河。他又透露,1922年間,自己在美國曾發明一種鏡頭,不用移動攝影機就可拍攝推近拉濶的畫面。距離是由40mm大特寫至150米的遠景象。但後來被廠家以低價買了專利權。

黃回美後，便沒有再踏足中國和香港。因中國政局急變，令他拍攝《駱駝祥子》的夢碎。五十年代初，美國的麥卡錫主義高漲，到過中國的黃宗霑也受到調查；幾經波折，終擺脫厄運。在一九五六年，以《寡婦春情》（The Rose Tattoo）奪得入行近四十年的第一座奧斯卡最佳攝影金像獎。一九五八年，他拍攝多年的彩色闊銀幕作品《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面世，獲攝影界頒發表揚其終身成就的伊士曼獎。到了一九六四年，他憑《牧野梟獍》（Hud）再度奪得奧斯卡金像獎。

但黃念念不忘拍攝中國題材的電影，黃的美國好友、著名劇作家黎錦揚的文章透露，約在一九六二年，黃打算到香港開拍黎錦揚一部描寫漁民生活的小說《處女市》。黎先到香港跟電懋公司洽談，起初一切順利，黃準備赴香港簽約和籌備之際，電懋公司老闆陸運濤不幸於六四年六月二十日在台灣遇上空難喪生，拍片計劃無奈告吹。

翁維銓與黃宗霑
香港電影人翁維銓六十年代留學美國時認識黃宗霑，彼此結下深厚情誼。黃去世後並無後嗣，他繼承了黃當年在中國攝下的影片。八十年代初，翁拿著攝錄機重走黃宗霑到過的北京地區，尋訪當年拍下的車伕及其二、三代，連同黃留下的片段，剪輯成一部紀錄片，取名《駱駝祥子》，以慰故人未圓的中國夢。

2014年7月這紀錄片在香港電影資料館重映。翁維銓還把黃多件遺物帶到資料館，讓人緬懷這一代攝影大師。當中一幅題寫「為國爭光」的錦絹，便是當年他在上海認識的電影界朋友所贈，絹上有近百名當時中國著名電影人的簽名，包括黎民偉、歐陽予倩、蔡楚生等。電影攝影師羅靜予於1941年到美國公幹時親自送給他留念。可惜黃宗霑這位生前好友，在文革中因不堪批鬥迫害，於一九七○年一月自殺身亡。

香港資深娛樂新聞記者薛后在二○○○年出版的著作《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第七十六頁提到：「剛踏進五十年代那一年，黃宗霑曾來到香港，那時他剛憑《寡婦春情》獲得奧斯卡金像獎像，衣錦還鄉，回台山老家探親，過港時獲香港影人在香港大酒店歡迎。他對香港『荷里活』的狀況大表驚奇，因為香港電影人憑著簡陋的片廠，古老的機器，竟能一年生產二百部片子！」但筆者認為薛后的資料失實，可能誤用了《吳楚帆回憶錄》內有關一九四八年接待黃宗霑的記述。

首先，黃是在一九五六年憑《寡婦春情》獲獎，並非剛踏進五十年代那一年，而在1950或51年，香港的電影業還未達到年產二百部之多。香港大酒店在一九五二年已拆卸，款待他的事更不可能是六十年代。而且黃身為美國籍導演，前往已經陷共的中國大陸去並非易事，查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報章，未見黃到香港或中國大陸的報導。筆者曾向翁維銓查詢，他亦表示未聞黃在一九四八年後，去過香港或中國大陸。因此薛后應是把黃宗霑生前幾個階段的事都混淆起來。

2014年12月香港首發

2014年5月31日星期六

邵醉翁與蔣伯英的結局

香港影視大亨邵逸夫今年一月七日逝世，享年一百零七歲。他生前能在自己鍾情的影視娛樂事業大展拳腳，又能推動慈善工作，造福社會，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選擇了自由而有活力的地方作為發展基地；但他的長兄，也是邵氏公司的創業者邵醉翁，以及曾是邵氏公司的合作伙伴、在戰後電影界風光一時的大中華影業公司老闆蔣伯英，卻因錯判形勢，重返上海，以為中共治下會有好日子過，結果換來可怕的際遇。

邵醉翁

邵醉翁原名邵仁傑，一八九六年出生浙江寧波，為顏料商人邵玉軒的長子，畢業於上海神州大學法律系。二十年代在上海投身電影事業，一九二四年創辦邵氏兄弟公司的前身天一影片公司，自任總經理兼導演，二弟邵仁棣（號邨人）任會計，三弟仁枚（號山客）任發行宣傳，六弟仁楞（號逸夫）負責總務。創業作是宣揚倫理教化的無聲影片《立地成佛》。

自一九二五年至三七年，天一公司在上海共完成故事片約百部（包括有聲片三十五部）、長短紀錄片二十部。其中最轟動的作品，要算是一九三三年推出的《白金龍》，它是中國電影史上首部有聲粵語電影。此片由當時紅遍省港澳的粵劇名伶薛覺先夫婦主演，改編自他主演的同名粵劇。由於大收旺場，促使邵醉翁於一九三四年在香港的土瓜灣開設「天一港廠」，主力拍攝粵語片之餘，也攝製過兩部珍貴的紀錄片。其中一九三五年攝製的《英皇銀禧大典，香港會景大會》，由邵醉翁、湯曉丹和周詩祿三人分頭拍攝，紀錄香港各界慶祝英皇喬治五世登基廿五周年的盛況，為香港首部大型新聞紀錄片。

但「天一港廠」在一九三六年先後發生兩場大火，第二場火災尤為嚴重，燒毀大批影片及機器，令邵醉翁對香港的電影業務心灰意冷，甚至大病一場，而起火原因，則眾說紛紜。翌年，「天一港廠」便易名為南洋影片公司，由二弟邵人接管，邵醉翁則返回上海休養。日本侵華戰火逼近上海時，邵醉翁曾攜眷重返香港，於年底宣告天一復業。出品過香港第一部局部彩色電影《廣州一婦人續集》（又名《破鏡重圓》）等影片。

四九年大陸陷共後，淡出影圈的邵醉翁已年過半百，他留守自己的發跡地上海，以為可安享晚年。中共起初也籠絡這位叱吒一時的電影大亨，六十年代初讓他當了兩屆上海市政協委員。但文革時逃不過被批鬥。邵的好友鳳昔醉文革後曾在上海街頭與邵相遇，邵對他說表示：與家人原本住在南京西路榮華新邨的花園洋房，慘被掃出家門，無奈和女兒遷到一間花鳥商店的樓上工房居住。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的政策後，統戰部不忙利用邵醉翁的海外關係，表示可安排他住回原來居所，又邀請他出任全國政協委員，但邵醉翁在七九年病逝，無緣接受這個虛銜。

蔣伯英

至於蔣伯英的遭遇就更悲慘，他祖籍浙江紹興，原在上海任戲院經理，戰時去了大後方，在西南經營戲院和娛樂業務發了財。抗戰勝利後到香港創立大中華影業公司，邀請邵邨人、周劍雲、張石川等圈中名人為股東，四六年開始租用南洋片場作拍片之用。大中華攝製的全是國語片，創業作是何非光執導的《蘆花翻白燕子飛》，也是香港光復後首部攝製的影片，同年底公映時在全國掀起熱潮。

之後他又邀請當時得令的上海紅星周璇來香港，演出《長相思》、《莫負青春》、《歌女之歌》、《花外流鶯》等多部電影。雖然大中華許多電影都十分賣座，但由於大陸的惡性通貨膨脹和貨幣紊亂，使它的票房收入迅速萎縮，開業後兩年便面對財政困難。當時國民黨失敗的經濟政策，令蔣伯英對共產黨寄予希望。

一九五零年，蔣伯英轉而經營娛樂場所，與友人接手原以提供健身活動為主的荔枝園，改建成遊樂場，成了香港日後一個重要的消閒娛樂場「荔園」（至一九六一年，由上海來的商人邱德根接管）。一些原本在大中華任職的要員，都被安排到荔園工作。

一九五一年，蔣伯英決定結束香港的電影事業，重返上海發展，但中共翌年便宣佈一切宣教事業收歸國有，大中華與上海其他私營電影公司一起合併成國營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所有老闆都被安排出任高於經理職位的「專員」，實質已被架空奪權。富有創業精神蔣伯英見電影事業難再有作為，便轉而發展保健食品「維他命Ｙ」。他開設了一間化驗室，請了多名化學專家，開始做臨床實驗。此外，他又研製過相機的玻璃鏡頭，因當時的相機鏡頭主要是由德國入口，他希望能建立國產品牌。

但到了一九五四年，他因「歷史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五年。據說因他戰時在大後方經營戲院，與國民黨的政商界關係密切。也有傳聞因大中華一九四七年公映的電影《玉人何處》，因部份劇情引起上海的的士司機不滿，發起抵制，被迫停映。他曾到南京斡旋，希望大事化小，因而與主管京滬社會治安的楊光源少將有所接觸。楊光源四九年後自港返滬向中共投誠，蔣伯英不懂政治風險，在上海對楊熱情接待。楊在「鎮反」時被捕，蔣伯英可能受其牽連。獲刑後，蔣伯英被押到江西勞改，因不堪勞役，又無適當治療，一九五七年便在江西病逝。

蔣伯英在大中華的合作伙伴邵邨人，於一九五零年把南洋影片公司改名邵氏父子公司，繼續在香港製作電影。到一九五八年，原在南洋打併的邵家三弟仁枚和六弟逸夫，到香港改組公司，改名為邵氏兄弟，開創了另一番輝煌成就。而大中華在香港攝製的三十多部電影的拷貝，因蔣伯英在港的家人其後無法負擔昂貴的倉租，大部份都以低價賣予邵氏公司，深宵在電視台播映的舊電影中，不時有機會看到當年的大中華出品，但蔣伯英的名字已鮮為人知。

香港開放雜誌2014年2月號首發

2014年5月29日星期四

陳獨秀照片的真偽

二００九年二月，筆者在《前哨》月刊發表〈死於文革的中國生物學老祖宗胡先驌〉，指出胡適與胡先驌攝於一九二五年的一張合照，一直被訛傳為胡適與陳獨秀的合照。文章刊登後引起頗大回響，台灣的胡適紀念館網頁加以轉載，香港商務印書館及維基百科也作出更正。但有關陳獨秀照片的真偽，沒完沒了。最近，兩張被指為陳獨秀的照片再引發網民熱論，其中陳獨秀與好友彭述之於一九三二年的一張合影，竟緣於一次錯誤說明，導致彭述之不斷被誤作為陳獨秀逾半個世紀。

左邊才是陳獨秀,右邊是彭述之

研究陳獨秀的大陸學者唐寶林指出：他早於一九八二年發現這個錯誤。當年二月，中國學術出版社翻譯出版載有四百多幅珍貴歷史照片的大型精裝著作《斯諾眼中的中國》，在第六十八頁，把陳、彭合影中的右邊半張照片單獨刊出，說其是陳獨秀。時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的唐寶林，正收集有關陳獨秀的資料，一對照，便發現那說明弄錯，這是彭述之，左邊未刊出的才是陳獨秀的照片。

為了慎重起見，唐寶林曾把這張照片攝下，寄給年青曾與陳獨秀相處過的鄭超麟和陳的兒子陳松年辨認，他們都指出「左邊咧嘴笑的是陳獨秀」。後來，唐又先後得到香港和日本版兩種版本的《彭述之選集》，對照上面的彭述之照片，更證實「右為彭述之」。

唐寶林研究發現此照的來歷，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陳獨秀在上海主編《熱潮》雜誌，以筆名發表猛烈抨擊日本侵華及蔣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和傳單。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他與彭述之等人被國民黨政府拘捕，控以「危害民國」等罪名，接著被押解到南京，扣押在江寧地方法院候審室。此事轟動全國，國民黨報紙以「懸紅萬金緝的共黨首領陳獨秀被捕獲」，大肆宣傳。十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的第四版，登出了這張二人合照，說明寫道：「共產黨陳獨秀、彭述之解送江寧地方法院，在候審室攝影。左為陳獨秀，右為彭述之。時陳、彭態度，均頗從容，二人皆著灰色棉布長袍，黃皮鞋，棕色布褲，頭戴青灰色半舊呢帽。陳面容憔悴，兩鬢已斑。彭雙目赤紅，眼疾頗重……」

中年彭述之與太太陳碧蘭

唐寶林補充：其實早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陳獨秀因與蘇聯托派結合等原因，被中共開除了黨籍，一九三一年五月當選為托派（當時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媒體可能還未得悉中共內部的分裂情況，仍稱陳為共黨首領。

此照最初出現時，文字說明並沒有弄錯，錯誤是始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出版的《社會新聞》雜誌，此雜誌由國民黨社會調查科（中統局前身）主辦，不知出於編務疏忽，還是故意醜化陳的形象，截取了右邊彭述之的照片，當為「陳獨秀」刊出，介紹說「囹圄中之共產黨取消派領袖陳獨秀仲甫氏」（《社會新聞》第一卷第十二期）。
　　

那時陳獨秀甚少露面，流傳的照片不多，於是，這張彭述之的照片，便被當成「陳獨秀」的照片不斷被兩岸的學者及出版界訛傳下來。包括一九六五年，由臺灣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編著的巨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一九七七年五月，臺灣《傳記文學》刊登的陳獨秀不同時期照片集。一九九一年，為慶祝中共建黨七十周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央電視臺聯合攝製的大型紀實電視片《中流砥柱》第六集（後來作出更正）、一九九五年年二月，《安徽工人報・展望》的獨家連載〈陳獨秀的監獄生涯之五〉等。

唐寶林指出，他於一九八五年就為了此錯誤投稿給《人民日報》，以正視聽，但不獲刊登，或許該報認為是小事一宗，而當時陳獨秀仍被中共形容為負面人物，媒體大多不敢報導他的事蹟。鄭超麟也曾在一九九一年撰文〈顛倒的照片必須顛倒過來〉，呼籲各界不要再把該照訛傳下去，文章收錄在其九五年內部出版的著作《懷舊集》內，但他把此照的拍攝年份錯寫成一九三三年。由於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共逐漸對陳獨秀有較正面的評價，陳獨秀的照片和報導開始有較多機會曝光，加上網絡發達，以致這錯誤也就更廣泛散播。

還有諷刺的是，幾十年來，那合照中的彭述之被訛傳為「陳獨秀」，而左邊真正的陳獨秀照片也沒有閒著，一九九一年由中國革命博物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型豪華本《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圖集》，就把陳獨秀照片誤為「彭述之」刊登；海外的維基百科網頁也長期犯了同一錯誤，把陳、彭的照片亂套，令唐寶林不禁慨歎「假作真時，真作假」。他說：九十年代以來，已先後在《炎黃春秋》雜誌和他主編的《陳獨秀研究動態》內部刊物上撰文，指出錯處，可惜並未引起廣泛關注。

此外，筆者年前在舊雜誌上發現的一張被指為「青年時代的陳獨秀」的照片，到底相中人是否陳獨秀？至今仍是一個謎！此黑白照刊登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版、由司馬璐主編的香港《展望》雜誌封面上，並作為內文插圖。此照較為罕見，但現時亦有兩三個大陸網站引用，而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在二ＯＯ一年，為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印製了一套八張的陳獨秀明信片，其中一款便是按這照片繪成畫像來印製。

看過此照的學者和網友莫衷一是，唐寶林不能肯定，指以前只見過跟此照片同一模樣的畫像，該期《展望》雜誌是至今發現最早用上這照片的刊物，由於未能證實，他前年出版的專著《陳獨秀全傳》也沒有用作插圖。另一位研究陳獨秀的上海學者王觀泉則認為相中人頗像陳獨秀，他說，七十年代研究陳獨秀的香港學者陳萬雄，在一九七九年由中文大學出版其著作《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 一八七九至一九一五》，就是以此照片作封面。筆者以電郵向陳萬雄查詢此照的來歷，但他回覆說「已記不起」！

筆者認為此照也不似是上世紀初的產品。到底相中人是誰？有待進一步的資料發掘和查證，也期望高人賜教。

2014年6月
後記:2015年,筆者有機會當面問過陳萬雄，他表示不清楚相中人是否陳獨秀,也不知照片來源。因當時他仍在日本,回港時,書已經出版,封面照片是當時出版社編輯找的。那時版權觀念薄弱,書內並無註明照片出處。

2014年5月9日星期五

中共禁立碑悼夾邊溝亡魂

砸墓、擋路，阻右派及死難遺屬清明到場祭奠

在剛過去的四月五日，是中國傳統紀念先人的清明節。一批在中共反右運動中受迫害的幸存右派，及慘死在甘肅省夾邊溝勞教農場的罹難者遺屬，原想在當天重返夾邊溝為死難者豎立紀念碑及舉行祭奠儀式，卻遭中共當局以各種手段橫蠻阻撓，甚至把已建好的遺骨衣冠塚破壞，最終，悼念者連夾邊溝也無法到達。一直跟隨悼念者攝錄這次行動的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痛斥這是衝擊人倫底線的卑劣行為，她站在通往夾邊溝的公路上，高聲朗誦大陸詩人俞心樵的著名詩作〈墓誌銘〉，以表達哀思和憤慨－－

「當你知道我葬身何處／請選擇最美麗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來向我認錯．．．．你要向藍天認錯／向白雲認錯／向青山綠水認錯／最後向我認錯！」

這次集體建碑祭奠行動，源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在去年五月發表否定歷史的文章〈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當中提到：「所謂的史達林在肅反中殺了三千萬，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這『兩個三千萬』，地球人都知道，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資料。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劃了五十五萬右派，無庸諱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但沒有處死一個，卻全部被描述成『血淋淋』的．．．．．．」甘肅省十多名經常聯繫的老右派從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看到此篇文章後，十分激憤。

和鳳鳴(左)和任眾

現居於蘭州的八十二歲老右派和鳳鳴，其丈夫王景超就是餓死在夾邊溝，她沉痛地指出：甘肅省是反右時期的重災區，位於酒泉市沙漠邊緣的夾邊溝勞教農場，從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底，關押了三千多名以知識份子為主的右派。他們大部份在屈辱、勞役和饑寒交迫中死去。到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共西北局蘭州會議才改變極左路線，決定搶救人命，獲救送回原居地的夾邊溝幸存者僅餘約五百人。那三年間的慘況，近十多年不斷揭露出來，有親歷者的回憶錄、有傳媒和作家的文字及影像紀錄，夾邊溝的臭名遠揚海內外；但李慎明竟然至今還發表這樣的荒謬言論，簡直是公然挑戰良知和受害民眾。

為了讓後人不要忘記夾邊溝這段慘痛歷史，及以行動反擊李慎明的言論，這批老右派及死難者遺屬，包括兩名夾邊溝的幸存者劉光基和黃自修，決定實現多年來的心願，自行籌款在夾邊溝豎立紀念碑，及準備在今年清明節集體到現場祭奠。他們當中較年輕及擅用電腦的七十四歲右派張遂卿，自此便多次到夾邊溝考察及負起聯繫工作。此計劃在網絡公開後，得到全國各地不少右派及死難親屬的支持。

張遂卿表示：一九五八年以來，「夾邊溝」三字已成了恐怖的代名詞，曾聽聞中共幹部以它來恐嚇別人說：「不聽黨的話就送你去夾邊溝！」直至去年六月，因籌辦此事，他才首次踏足這地方。那裡的勞教農場撤銷後，原址曾被軍方徵用，自二○○三年起成為酒泉市肅州區林業局管轄的一個生態林場，距離酒泉市約半小時車程。諷刺地，這個惡名昭彰的地方，現時在入口處高懸著一個巨型招牌，寫著「夾邊溝林場歡迎你」。

該處原為勞教犯住宿的生活區，及埋葬死者的公墓區，都是寸草難生的荒漠地帶，在六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用鐵絲網圍著，跟林區分隔起來。經過五十多年的歲月洗刷及人為破壞，公墓區上原有的小墓牌已蕩然無存，但因當地氣候寒冷乾燥，埋在地下的骸骨和死者的衣服遺物，部份仍能頗完好的保存下來。他在這滿載三千右派血淚的茫茫荒漠裡，找到好些人體骸骨，盛滿一袋，準備重新安放。而當年勞教犯要自行開挖，用以棲身，被稱作地窩子的狹小洞穴，也可在生活區看到。

張的調查又發現，在一九六零年九月至十二月間，中共強行把夾邊溝約二千名勞教犯，遷移到二百公里外、環境同樣惡劣的張掖市高台縣明水灘（又稱明水河）農場開掘水溝，結果當中一千八百人在此喪命。六十年代管轄此地的張掖地區（張掖在二○○二年改為地級市），曾在該地的公墓豎起一碑，刻著「張掖地區農墾局明水河農場勞教人員公墓」，但現時此碑不知所終，公墓的情況跟夾邊溝一樣，已被剷平，不少散落的骸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這樣對待屍體，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八條、刑法第三百零二條，已明顯違犯侮辱屍體罪，需追究刑事責任。

瞭解具體情況後，蘭州九名老右派在去年八月便聯署致函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及相關政府部門，要求在夾邊溝及明水河農場的死難者公墓原址，分別設立紀念碑。當中三名年過八十的老右派和鳳鳴、劉光基和杜博智還不顧年邁體弱，親自到省委申訴，先後獲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和省委群眾接待辦事處人員接見。張遂卿表示：他們被告知，領導指明黨中央對歷史問題沒有新的決議前，必須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須低調。夾邊溝所在的酒泉市，領導起初也表示「不支持，也不會阻攔」，而高台縣表現更為積極，縣民政局表示支持重修公墓及在今年清明節再豎立紀念碑，令右派們滿懷希望，並在去年十月初僱用民工開展建碑工程，以為可在今年清明節正式揭幕。

按照右派們的構想，在夾邊溝原來的公墓區入口，將開闢一條小徑，通往直徑為六點八公尺的環型遺骨衣冠塚，塚圍高五十七公分。因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因此這遺骨衣冠塚的高度和濶度分別用上五七、六八這兩組數字，以作紀念。塚門的對聯則刻上「鴻志報國兮魂斷夾邊溝，民富國強兮和諧祭冤群」。塚前將築起檯階及供桌，方便祭奠。塚的一邊會設置一塊黑色的石碑，一面刻著「罹難者遺骨衣冠塚」，另一面則刻上「蘭州五七難友，夾邊溝幸存者暨親友恭立」，並留有電郵地址，方便各方聯繫。塚的另一邊還計劃豎起三條白色碑柱，分別刻上「一九五七」、「夾邊溝」、「紀念碑」三組字。整項工程估計耗資約十萬人民幣。而在高台縣明水河農場公墓原址，將設立一座黑色石碑，一面刻上全文約六百字的〈重修明水灘公墓銘謝記〉，另一面則刻上一百一十五個已知的死難者名字。費用約為一萬人民幣。

到了去年十一月一日，夾邊溝的環型遺骨衣冠塚和黑色石碑已大致建成，張遂卿親自到場拍照驗收。但幾日後，他接獲工人通知，有聲稱是中共肅州區委宣傳部的人員來嚴厲斥責，阻撓施工。張隨即聯繫相關部門，但他們都否認曾派人阻撓工程。於是工程繼續，豈料到了十一月十四日，張突然接獲酒泉的朋友通知，表示夾邊溝內的紀念設施，已被身份不明的人全部砸毀。激憤的張遂卿趕製了一幅寫上「恥辱」二字的抗議橫額，及帶上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奔赴現場瞭解情況。到達後只見原已建好的紀念設置全部消失，四散的碑石碎塊被砂礫覆蓋。

張其後打探得知，一直很支持他設置紀念碑的夾邊溝林場場長鄒大軍，不久前竟被肅州區林業局軟禁批鬥了兩天，之後更把他撤職降級。而酒泉博物館早前也曾在夾邊溝入口附近，設置了一個勞教農場遺址指路牌及一個遺趾保護標誌，卻不知在何時及遭何人拆掉。張明白到酒泉當局已連番暗中施計阻撓他們的建碑行動，再抗議也無補於事，只好懷著失望的心情返回蘭州，寄望高台縣那邊的計劃能順利進行。

但中共豈會如此善待老右派，在清明來臨前半個月，張遂卿接獲高台縣通知，明水河農場的公墓原址，現時已建成新村，當地村民反對在村內豎立紀念碑，立碑的事需在清明節過後重新商討，並建議他取消原定在清明節當天舉行的現場集體祭奠。張遂卿表示，由於已聯絡上的十多名老右派及死難遺屬都很堅持，所以立碑紀念雖無法實現，但先到高台縣，再到夾邊溝的集體祭奠行動會按計劃舉行。

右派們不肯就範，中共便再出招打壓。清明節前夕，本身是蘭州氣象局退休工程師的張遂卿突然接獲局方口頭警告：「省上指示，如繼續參與此事，退休待遇將被取消。」氣上心頭的張遂卿憑著頑強鬥志，無視警告依約前往高台縣等候參與者來臨。最後，多名原本堅持行動的參與者都以身體不適等理由，臨時通知退出。只有兩名北京老右派蔣綏民和任眾，以及三名分別來自北京和天水市的右派後代，依約赴會。此外，一直關注公民社會發展的中山大學退休教授艾曉明及廣州傳媒人吳娟，也專程來攝錄這次行動的情況。

當天下午，他們發現在入住的賓館外，有便衣人員監視。大家共晉晚飯時，推測一些參與者是因受到各方壓力而取消行程。預計此行的阻力會陸續有來。果然，張又接獲蘭州的妻子來電，指氣象局長再次傳達省上級指示，勸他退出今次行動，擔心他的人身安全。張回應，只是到現場作簡單祭奠，絕不會有出格舉動，著妻子安心。

後面白色房車一直跟跟蹤他們

翌日清明節早上，大伙兒租下一輛十座位小巴前往明水河農場的公墓原址，一輛神秘的白色房車沿途跟蹤。約二十分鐘後到達現場，各人下車與一些村民攀談，告知他們此行的目的，但這些近幾年才移居當地的年青村民，對當年餓死人的慘事都不大清楚。張遂卿在荒地上放下兩束菊花及寫上致奠者名字的黃紙，舉行了簡單的鞠躬悼念儀式。之後各人在荒地上走走看看，竟也發現幾塊人體骸骨。如此讓人心酸悲痛的暴骨荒野景象，令老右派任眾不禁感觸落淚，久久難以平復。

回到高台縣後，其中二人有事趕回北京，其餘六人則分成兩批，乘坐長途公車經兩小時車程前往酒泉，準備翌日早上前往夾邊溝。先出發的張遂卿等三人所乘的公車駛入酒泉車站後，即有十多名便衣人員登車，聲稱是宣傳部派來接待，強行送他們往市內一家酒店入住。其後肅州區林業局長及民政局長一起來到酒店，陪同張遂卿午膳，表示為了預防山火及臨時有民兵演習，前往夾邊溝的路道已被封閉，遊說他們留在酒泉市內參觀。

　　遲了兩個多小時才到酒泉跟張遂卿會合的艾曉明、吳娟和任眾，不理酒店內的監視人員勸阻，自行乘坐出租車直奔夾邊溝，但途中遇到一大堆泥土擋路，路旁還停了多部房車，幾名便衣人員聲稱前方有軍事演習，禁止車輛通行。與此同時，出租車司機收到公司電話，指示不許前往夾邊溝，催促他儘快駛回酒泉市。艾曉明等三人無奈折返，臨離開前朝著夾邊溝三度鞠躬，遙向遠方的亡靈致意。

翌日清晨，在酒店大堂的監視人員已撤離，艾曉明等三人和張遂卿決定二度闖關，再乘坐出租車前往夾邊溝。今次比首次向前方多走了約兩公里路，但臨近夾邊溝林場時，遇上六七名身穿迷彩服的人員和路障擋路，又以前方有軍演為由，阻止他們前進。艾曉明跟他們理論不果，憤然站在公路上，以激昂的聲調朗誦大陸詩人俞心樵的詩作〈墓誌銘〉：

在我的祖國

只有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詩

只有你未曾愛過我

當你知道我葬身何處

請選擇最美麗的春天

走最光明的道路

來向我認錯

這一天要下的雨

請改日再下

這一天還未開放的紫雲英

請她們提前開放

在我陽光萬丈的祖國

月亮千里的祖國

燈火家家戶戶的祖國

只有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詩

只有你未曾愛過我

你是我光明祖國唯一的陰影

你要向藍天認錯

向白雲認錯

向青山綠水認錯

最後向我認錯

最後說

要是心焦還活著

該有多好

而兩名老右派任眾和張遂卿則合唱了三十年代上海著名電影《夜半歌聲》的同名主題曲。任眾表示，因為此曲的歌詞很有意思，用來回應中共今次卑鄙無賴的行徑，恰當不過。「我形兒是鬼似的猙獰，心兒是鐵似的堅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爭。」「我願意永做墳墓裏的人，埋掉世上的浮名，我願意學那刑餘的史臣，書寫出人間的不平．．．．．」

從酒泉歷八小時車程回到蘭州後，艾曉明等人馬不停蹄探訪多名老右派，晚上又與一批參與維權的網友會面。各人得悉他們今次的遭遇，都憤憤不平。年過九十，被中共囚禁近三十五年的右派畫家陳星，鼓勵大家不要灰心，他認為中共這種埋沒天良的惡行，勢必引起更多人關注夾邊溝的悲劇。他還即席寫了一首七言古詩，表達內心感受。詩云：「魑魅腐屍何處尋？紫禁城外一塚墳，紅墻改作恥辱柱，認賊作父欺萬民。」

艾曉明表示，她日後還會再去夾邊溝，更會發動更多人到那裡考察調研。她之前沒料到大批長眠在那裡的死難者，至今骸骨竟與垃圾為伴，被棄置在茫茫荒漠中，不獲政府的關心和安放，這對死者和整個國家來說，都是極大的羞辱。她相信夾邊溝上的骸骨和遺物能奇跡地保存到現在，為中國這場人權災難留下證據，是冥冥中的一種力量在警示國人，不要忘記過去，消滅記憶，忘卻歷史，公民社會就無從建構。夾邊溝的事蹟較中共治下其他仍被掩蓋的慘案，更具有利條件來關注和研究，她呼籲年青一代為死難者尋求公義，為推動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繼續努力。

香港前哨雜誌2014年5月首發

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回眸氍毹血淚事

記伶人金素琴、素雯姐妹

「憶昔聽歌歇水濱，蘆溝兵起寇兵陳。同仇敵愾紅顏怒，鳴鼓氍毹第一人」。這是著名劇作家姚克在台灣與故友、京劇名伶金素琴重逢時，為她寫下的詩句。抗日期間，金素琴因在各地落力演出《梁紅玉》激勵軍民士氣，傳誦一時。事隔近四十年，姚克仍難忘金素琴當年的英勇事蹟！

金素琴

金素琴原姓郎，滿族正黃旗人，三、四十年代與妹妹金素雯同是江南著名的京劇坤旦。大陸陷共後，金素琴經香港到了台灣，素雯與丈夫胡治藩則留在大陸，姐妹倆從此走上不一樣的人生路。素雯與丈夫在文革風暴中飽受衝擊，繼而自縊身亡，遺下的獨生子胡思華也被列為反革命分子，直到一九八零年，得到金素琴幫忙移民美國，才改寫命運。幾年前，胡思華出版《大人家》一書，詳述他的家庭變故，讓這對名噪一時的伶人姐妹重現公眾視野，也為近代中國留下一段血淚交織的記憶。

金素琴(右)與金素雯

金素琴的父親當過清廷駐防杭州的武官，辛亥革命後，因逃避革命軍追捕而流亡至嘉興隠居，一九一三年，金素琴就在家道中落的貧困日子中出生。民國政府確立五族共和，父免受刑責後，他們一家返回杭州定居。一九一六年，妹妹素雯出生。為了維持家計，兩姐妹十多歲便投身京劇戲班(那時稱為平劇)謀生。

金素琴(左)與晚她出道的名伶言慧珠(文革中慘死)

金素琴聲色藝俱全，很快便在上海走紅，且得到劇作家歐陽予倩賞識。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租界變成「孤島」，金氏姐妹加入了歐陽予倩和周信芳領導的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平劇組，積極宣傳抗日。後來又一起參加歐陽予倩主持的中華劇團，金素琴先後主演了《梁紅玉》、《新玉堂春》、《漁夫恨》等改良平劇, 其中《梁紅玉》描述南宋著名女將擊退入侵的金國大軍，藉此激勵軍民抗日，而金素雯則擔演了同系列的《人面桃花》。但這些借古喻今的劇目，不為租界政府所容。一九三八年，歐陽予倩被逼離滬，中華劇團解散，金素琴轉拍電影，應藝華影片公司之邀，與王元龍合演《楚霸王》，同樣大受歡迎。

1939年2月15日香港大公報廣告

一九四零年，她出面復辦中華劇團，率團到香港、越南等地演出,及為參與抗日戰爭的飛虎隊空軍，籌款購買了一架戰鬥機。期間，她設法尋找機會轉往陪都重慶，最終於一九四二年以迂迴路線，冒險抵達參加抗戰劇團，令大後方的軍民深受鼓舞。在重慶時，金素琴經常組織義演，並和號稱「重慶梅蘭芳」的楊畹農切磋梅派藝術。抗戰勝利後回滬又拜梅蘭芳為師，因此她的梅派戲造詣頗深。

1940年7月22日香港大公報

回說妹妹素雯，自出道以來一直跟隨姐姐進退，到一九三八年底開始獨挑大樑，加入周信芳主持的移風社，與姐姐分團演出。同年認識了上海商界和文化界名人胡治藩，繼而熱戀。當時較素雯年長十四歲的胡治藩，已有奉父母之命結合的妻子陈允泗，及三名八至十八歲的兒子。金家上下都不看好他和金素雯的戀情，但二人情根深種。胡治藩在一九四一年多次與妻子商談離婚之事，但妻子無法接受，其後服葯自殺身亡。一九四二年春節，胡治藩正式迎娶素雯，一年後誕下兒子胡思華。

胡治藩與金素雯的結婚照

胡治藩的父親胡濟生，是清末洋務運動重臣岑春煊的主要幕僚，提倡興辦銀行走金融興國之路，輾轉成了民國初期上海主要民營銀行----浙江實業銀行的大股東。胡治藩可說是含著金鎖匙出生，十九歲就被父親安排到銀行工作。但他文才出眾，學貫中西，醉心詩文戲曲，二十年代活躍於上海文化界，既是京劇票友，又撰寫劇評、小說和京劇劇本，並創辦過中國首份橫排報章《司的克報》，與報人唐大郎(原名唐雲旌)，和名導演桑弧(原名李培林)在文化圈被稱三劍俠。三十年代後期，胡治藩分管由浙江實業銀行收購的大光明、國泰、美琪等多家電影院。出任經營這幾家一級影院的國光影院公司副董事長。胡思華指出，當時美國的八大電影公司都找胡治藩做中國的總代理，「好萊塢」這個譯名，以至很多經典西片的中文片名，如《魂斷藍橋》、《出水芙蓉》、《戰地鐘聲》等，都是出自這位才子父親的手筆。

胡治藩

日本在一九四三年全面侵佔上海後，胡治藩為免被日軍利用，盡棄產業，在上海低調經營一家點心店渡日。光復後，他東山再起，擔任上海市影院業同業公會的主席。由於他在上海地位顯赫，金氏姐妹又是廣受歡迎的京劇伶人，他們都成了中共積極拉攏統戰的對象，動員多名他們親友中的地下黨員，遊說他們在四九年後繼續留在大陸。

金素雯

在中共剛上台的一九五○年，金氏姐妹被安排加入上海京劇院的前身「華東京劇實驗劇團」，與周信芳一起工作，翌年演出歷史劇《信陵君》。可是此劇上演不到二十天，突然禁演，理由是此劇目被中共評為反歷史主義。跑慣江湖的金素琴看出形勢不妙，而對中共官僚的種種橫蠻手段，早就深感不滿。胡思華透露，中共掌權之初，曾內定三個人作為京劇界的全國人大代表，他們是梅蘭芳、周信芳和金素琴，但金素琴並不稀罕這些虛銜。在一九五一年中，她向劇團請假往香港探望早半年前到了香港的丈夫和女兒，自此便沒有再踏足中國大陸。

右起,台灣女作家孟瑤、劉枋、金素琴、金的女兒

金素琴出發前沒有向任何人，包括其妹透露過想逃離中共政權。到港後，因她在文化圈很多熟朋友此時已被揭露是中共黨員，所以她赴台的申請起初並不順利。但其後不少國民政府軍政要員都出面幫她說項，她終於一九五四年移居台灣，備受各界歡迎，不久就獲選為首屆國劇協會理事長。除了演出，她還積極培育京劇新血，創出事業另一高峰。直至七十年代初退休，移民美國三藩市，二○○三年病逝。

1972年1月金素琴在台北接受記者訪問

而留在上海的金素雯和胡治藩，最初當然受到中共的熱捧，但很快就被投閒置散。身為「叛逃者」之妹的金素雯沒意識到形勢險惡，一九六二年與周信芳合演了《海瑞上疏》，成為她文革時另一大罪。胡治藩雖然先後被冠上多種頭銜，包括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工商聯常委、執行主席等，但產業已全被中共侵吞。六十年代初，他仍懷著書生報國的熱情，撰寫京劇本《興唐鑑》，藉此呼籲中共放棄極左路線，可惜事與願違。

金素雯的古裝扮相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爆發，胡治藩在批鬥會上慘遭拳打腳踢，甚至被人從樓梯欄杆倒掛起來，逼他承認寫《興唐鑒》是為了攻擊領袖和反黨。到了七月三日深夜，胡治藩夫婦决定以死相抗。他們穿上昔日在舞臺上穿過的華麗戲服，合唱了一起演出過的劇目《人面桃花》，之後便用同一條繩在房樑上吊自盡。消息傳到海外後，金素琴在台灣舉行記者會和大型追悼會，控訴中共的暴行，轟動一時。

在那個瘋狂年代，以死抗爭豈止他們二人，胡氏夫婦死後兩個月的同一天,九月三日,在上海的著名翻譯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亦步他們無塵，在家裡自殺喪生。

當年廿三歲的胡思華正到洛陽一家工廠工作，他從上海奔喪回廠後，竟被指為反革命集團的頭目，把他禁閉起來迫供，要他承認是台灣特務。往後頗長一段時期，胡思華東躲西藏，過著飽受歧視的生活。直至一九七八底，其父母獲得平反，他聯繫上遠在美國的姨媽金素琴。八○年申請往美國時，中共開出條件，要他必須向外表明，父母是受四人幫迫害喪生，把一切罪行都推到四人幫身上。

胡思華在美國打滾十多年，在廣告界闖出名堂，九十年代中重返上海，任職美國一家廣告企業的駐中國代表。此時的中國已被經濟大潮席捲，那些年的暴政慘事，很多人都不願提、不敢提。但他堅持不斷搜集資料，撰寫自己的家族歷史，以告慰先人，警示後世，不要忘記血的教訓。